《纽约时报》补发林徽因、梁思成讣告：夫妻携手，用一生探索中国建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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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推出了“被遗漏的逝者”（Overlooked）栏目，开始补发历史上该报遗漏的重要人物讣告。
美国当地时间4月11日，《纽约时报》在该栏目刊登了一篇文章介绍林徽因和梁思成的故事 —— 《林徽因与梁思成，中国古建筑的编年史家》。
有一种爱情，叫建筑界的唯美爱情，讲的就是林徽因与梁思成。
但其实，用八卦的方式谈论梁思成和林徽因，是我们最大的无知。也许看完这篇文章，你会理解为何这样说。
中国现代的城市发展与建筑发展始于20世纪初，在这一时期，第一代建筑学家崭露头角，群星璀璨，为中国建筑的现代化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林徽因与梁思成就是其中的两位。
20世纪30年代，这对伴侣开始对被忽视的中国古建筑进行考察记录，力图展开对这些建筑的保护工作。
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在开始考察记录之前，许多古代瑰宝已逐渐坍塌。
林徽因和梁思成都是保护古建筑的旗帜性人物。
但近年来，很多人喜欢用消费女性的歧视论调来评论，将林徽因包装成一位周旋于一群男人中间的文艺女青年，情史被八卦了一遍又一遍。
而深入基层考察古迹建筑一路泥泞这段，却因没有噱头，很少被那些人提及。
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访问北京，与梁思成（左一）、林徽因（右二）合影。
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建筑历史学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想挽救的建筑已有好几百年的历史，这些建筑通常年久失修，而且散布在遥远的地方。
许多时候，他们必须途径环境恶劣的农村，才能到达这些建筑的所在地。
他们的研究探索并没有“浪漫”的标签，反倒是有骡子、虱子、肺结核......
1934年，梁氏夫妇与费正清夫妇同往山西考察古建筑。
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远离市镇的地区考察意味着，要靠骡子、人力车或徒步在很糟糕的泥泞路上旅行。
对于梁思成和林徽因两人来说，这并非易事：梁思成年轻时的一场摩托车事故让他后来走路一瘸一拐，而林徽因长期患有肺结核。
林徽因在五台山测绘唐代经幢。
他们住的客栈通常很脏，到处是虱子。
从1930年到1945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二人共同走过中国的15个省，190多个县，考察测绘了2738处古建筑物，很多古建筑就是通过他们的考察得到了世界、全国的认识，从此加以保护，比如山西的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
也正是由于在山西的数次古建筑考察，梁思成破译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完成了对《营造法式》这部“天书”的解读。
他们最大的收获来自1937年的一次考察，他们在山西省五台县发现了佛光寺，考证了它的年代，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测绘编录。这座令人惊叹的木制寺庙建于公元857年，是当时中国已知的最古老的建筑。（现在，佛光寺是已知第四古老的中国建筑。）
为了完成研究，他们爬进了寺庙的角落，与蝙蝠、臭虫为伴。
为了确定佛光寺的年代，梁思成和林徽因爬进了寺里最令人生畏、被人遗忘的地方，包括钻到寺的屋檐底下，那里住着成千上万只蝙蝠和数百万只臭虫，到处都是尘土，充斥着死蝙蝠。
林徽因 1936测绘山东滋阳兴隆寺塔
史景迁在《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一书的前言中说：
在这个纷杂、繁忙而又充满热情的时期，梁思成夫妇，间或在费正清夫妇的陪伴下，迈出了对中国尚存最早的古建筑所进行的无数次实地探查的第一步。他们最辉煌的成功是确认、测绘并拍摄了山西五台山里一座建于公元857年的木结构寺庙——佛光寺，但这仅仅是汇集在他的杰作《图像中国建筑史》中众多惊人发现之一。
梁思成的手绘图。
梁思成在《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Liang and Lin: Partners in Exploring China’s Architectural Past）一书中记述了那段经历，该书是与他们通信的好友费慰梅（Wilma Fairbank）用英文写的他们的人生故事。
“我们戴着厚厚的口罩掩盖口鼻，在完全的黑暗和难耐的秽气中好几个小时地测量、画图和用闪光灯照相，”梁思成写到。
“当我们终于从屋檐下钻出来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发现在背包里爬满了千百只臭虫。我们自己也被咬得很厉害，可是我们发现的重要性和意外收获，使得这些日子成为我多年来寻找古建筑中最快乐的时光。”
梁启超和林长民，两位都是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染的士子。
1905年梁思成与父亲梁启超、姐梁思顺、弟梁思永合影。
梁思成与林徽因，一个是清末变法维新首领梁启超的儿子；一个是著名政治、外交家林长民的女儿。
林徽因和她的父亲林长民，1920年摄。
他们共同开创了运用西方建筑理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先河，在中国建筑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他们两家是世交，两人于1924年一起前往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
林徽因对读建筑学很感兴趣，但宾大的建筑学院没有接收她，因为当时人们认为，在无人监护的情况下，让年轻的女士与年轻的男子一起工作到深夜不合适。
所以，他们1927年毕业时，林徽因拿到的是美术学士学位，她也上过建筑学的课；梁思成则成为正式的建筑师，他先是获得了建筑学士学位，后来又获得了建筑硕士学位。但他们总是一起工作。
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艺术教授夏南希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分不清他们的绘图或文章中哪部分是谁做的；他们是一个团队。”“我认为，他们把彼此视为伙伴，不是商业伙伴，而是人生伴侣。”
日本军队1937年入侵中国后，他们的考察停了下来。
1940年，他们把家搬到了中国南方城市昆明附近的一个村子——李庄。那时他们已有一儿一女，住在村里自己建的一个小屋里。
不久，林徽因肺病爆发，卧床不起。战争仿佛永无尽头，他们在这里度过了贫病交加的五年。
后人很难想像，焦土遍地的战乱时期，恰是一批中国知识分子智慧喷发的岁月。
在照顾病中的妻子和一对幼小儿女的同时，梁思成和营造学社其他社员一道在李庄开始撰写酝酿多年的《中国建筑史》。
在战争期间，他们靠大量的笔记、照片和绘图，继续从事建筑方面的写作。
1946年7月底，结束九年流亡生涯，梁家终于回到北平。
此时的林徽因已无力站着和朋友合影。在梁思成的建议下，战后的清华大学开办了建筑系。
上图为1950年，林徽因和建筑系第一班毕业生合影。
战争结束后，梁思成前往耶鲁大学担任客座教授。
这是梁思成最向往的生活：黑板，讲台，田野考察。梁思成将他的全部心血和情感投入到了建筑学——他为之献身的事业，那已经被战争蹂躏太久的学术。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包括梁思成在内的六十多位新当选的中研院院士选择留在大陆，拥抱一个崭新的中国。 梁思成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梁思成为北京构想的立体环城公园图，截图来自央视纪录片《梁思成 林徽因》。
手术摘去一个肾脏后的林徽因在卧病数年后虚弱地站起来，迫不及待地投身到了火热的新中国建设中去。
《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从《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一书中摘录了很多林徽因与梁思成的观点。
但书中所写的这段话，《纽约时报》只字未提：“我们以前就知道，美国和多伦多一些著名的博物馆展出的一些来自山西庙宇的壁画，是从日本文物贩子山中手里买来的。 ”
编辑：小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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