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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另一位北大校长的道歉信,同样也是因为一个字

新读写 20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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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北大,人们至今仍会想起老校长蔡元培先生。蔡元培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也是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为推动近代中国教育所作出的贡献不可磨灭,奠定了近代中国教育的基础。


一百多年前,蔡元培先生同样也曾经为了一个错字而道歉。


从一篇文章发现一位人才


1912年是民国元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2月12日,清朝最后一任皇帝——宣统皇帝溥仪发布退位诏书。至此,2132年的帝制历史告终结。


同年3月,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部长。因为国家刚从专制政体,转向共和政体,作为民国教育事业的执掌者,蔡元培急需人才充实民国的教育力量。


此时,一位正在京师大学堂教书的教师胡玉缙写了《孔学商榷》一文。蔡元培读了很感兴趣,他通过这篇文章看到了胡玉缙的才华,决定邀请其到教育部任职。


胡玉缙(1859~1940),近现代文学家、学者,字绥之。民国后曾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著有《甲辰东游日记》六卷、《说文旧音补注》《许庼学林》《许庼经籍题跋》等。


一个字引出一封“抗议信”


蔡元培指示下属官员起草一封信,内容是请胡玉缙来教育部任典礼官。


教育部胡玉缙的信全文为:


“奉总长谕:‘派胡玉缙、王丕谟接收典礼院事务,此谕。’承政厅谨传,等因。”


胡玉缙当时在学术界还是无名小卒,有蔡元培这样的大人物举荐他,本应感激不尽。可出乎意料的是,胡玉缙接到邀请信后,竟然给蔡元培写了一封抗议信。


以下是胡玉缙写给蔡元培先生的抗议信全文:


昨晚接大部来函,内开:“奉总长谕:‘派胡玉缙、王丕谟接收典礼院事务,此谕。’承政厅谨传,等因。”展阅之下,无任惶悚。


窃念国民下级官当服从上机官,此不易之理。惟“谕”字似承亡清陋习,现虽一切程式尚未规定,而专制性质之字样,必屏而弗用。民国前途,方有冀幸。况玉缙为前学部人,与今教育部初无继续之关系,未知从何谕起!


在玉缙略具知识,甚愿为民国服务。如相契以道德,固所乐从;若以为犹是希望先生之谕而不可得者,则民国之大,此辈车载斗量,亦何必以玉缙滥厕期间。先生富于共和思想,玉缙亦珍重民国前途,用敢直陈,惟恕其狂愚,幸甚!肃此布肊。敬颂

台安


胡玉缙敬启  五月卅一号


从这封“抗议信”中可以看出,胡玉缙对蔡元培下属官员写给他的请任信中的一个字颇感不满,这个字就是其中的“谕”字。


胡玉缙不满的原因有两点:


第一,“谕”字是“亡清陋习”,是专制王朝用的词汇;当时已是都民国,虽然文化生活中的许多程式尚未规定,但此类带有专制性色彩的字样若再次出现,有背时之嫌,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应该摒弃不用。


第二,“谕”字是上级对下级发号施令的文体,胡玉缙认为,自己虽是前清的官员,但跟民国的教育部没有隶属关系,教育总长蔡元培就不能对起发号施令,因而“未知从何谕起”。


从这封抗议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前清知识分子的胡玉缙,在经历了历史的变迁、时代的更迭后,依然保持着知识分子固有的操守——严谨治学的精神。即使是面对一封私人信件,胡玉缙依然用教书人特有的犀利眼光来看待它,不放过任何差错。


也许正是因为一直保持着这种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胡玉缙才得以在学问的领域中取得很高的成就,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会因为一篇文章而被蔡元培“发掘”出来的原因。


另一方面,这封抗议信也体现出胡玉缙面对权贵不卑不亢的人格。教育总长命人写信给他请他出山,如果换了有些人,可能欣喜若狂,答应奉承还来不及,哪里还会静下心来发现信中的问题?


又或者,即使发现了问题,出于对上级权威的“维护”与“讨好”,又怎么会刻不容缓地指出其用词不当的地方?这种不轻信盲从、敢于挑战权威的精神,亦是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应具备精神品质。


蔡元培,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民国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民主进步人士,中华民国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民国初年主持制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个法令——《大学令》。


一位大师的道歉信


收到胡玉缙的“抗议信”,蔡元培在百忙之中回复了一封道歉信。


以下是蔡元培写给胡玉缙的道歉信全文:


复胡玉缙函

(一九一二年六月初)


绥之先生大鉴:


于报端得读大著《孔学商榷》篇,无任钦佩。深愿得一朝夕奉教之机缘。


适有接受典礼院一事,似与先生所精研之孔学不无关系,故以奉烦。无论专制共和,一涉官吏,便不能免俗,曰谕,曰派,皆弟所蹙然不安者。以冗故未遑议,致承政厅遂袭用之。


奉惠书后,即传示厅员,彼等有所答辩,附奉一览。字句小疵,想通人必不芥蒂。民国初立,教育界除旧布新之事,所欲请教者甚多,尚祈惠然肯来,相与尽力于未来之事业,敬为全国同胞故以请。并维

起居安善为祝


蔡元培敬启


蔡元培的道歉信篇幅不长,却诚恳有礼,字里行间皆透露出对待批评意见严禁谦恭的态度。


信的写法也很规范:大意是先解释了一下邀请的缘由,之前读了先生《孔学商榷》文章,很是钦佩。正好现在典礼院需要用人,所以邀请先生来(这是因为此前的“谕”中,并未交代邀请缘由,这里算是补上了)。


然后,解释了一下,说因为公务繁忙没有细看,导致承政厅沿用了前清的“谕”。“字句小疵,想通人必不芥蒂”,即“字句上的小毛病,希望您大人有大量”之意。


最后,回归正题,再次邀请胡玉缙,“民国初立,教育界除旧布新之事,所欲请教者甚多,尚祈惠然肯来,相与尽力于未来之事业,敬为全国同胞固以请”。


通过这封道歉信,我们不难看出一代大师蔡元培先生的开阔的胸襟与气度,他并没有因为别人指出了其下属的错误而耿耿于怀,而是在第一时间反思自身,并毫无保留地承认了自己因为没来得及细看而导致的用词不当。客观审视自己的错误是一种修养,更是一种格局。


严格来说,关于“谕”字的错误是蔡先生的下属犯下的,与他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为下属的错误承担责任的行为,是其不计个人得失、对待工作尽职尽责的完美体现。


蔡元培先生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教育名家,开北大“自由”与“学术”之风,有赖于其认真开放的治学态度与爱才精神。他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为了一个字亲自给被人回信、道歉,既体现了其对学问的一丝不苟,也体现出其对人才的爱惜与尊重。


其延揽人才的急切心情跃然纸上,看到这样的回信,谁不会动容?


这封道歉信丝毫没有影响蔡元培先生的声望与威信,反而使他在得到了更多的尊重。后来,胡玉缙欣然答应到教育部任职,负责筹备国立历史博物馆,担任筹备处主任;再后来,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胡玉缙亦赴北京大学任教。



一个错字带来的启示


“谕”字事件也让我们认识到书面语中用词规范的重要性。


凡是政府公文,无论中外古今,都有一套文体规范。这既是公文权威性的体现,也是信息高效传递的需要。


当前中国政府公文,按照信息传递方向,可以大致分为上行文、下行文、平行文。这个道理,就跟我们在家跟长辈、晚辈、平辈说话需要有不同的语气语调类似。


跟长辈说话(上行文),需要客气点,常用的文体有请示、报告,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请示需要上级回复,报告则不需要。


举个例子,如果孩子期末考试第一名,心里高兴,赶紧告诉给爸妈,让他们知道这个好消息,这就属于报告,他们并不需要回复啥;但如果想买一身衣服,编了一通理由,然后请示爸妈,我买还不是买了;买的话,给多少钱……这就属于请示,爸妈需要有个回复。


跟晚辈说话(下行文),不用那么客气;但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语气下,还是有差别的。


“命令”往往宣布重大强制性行政措施,规格最高;


“决定”是针对重要事项或者行动的安排,往往是方针政策性的,比如《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


“通知”是最常用的文体,上级有要求了,那就直接转发通知,当个“二传手”,不参杂任何自己的意见;


“意见”以指导为主,不是强制性地具体地布置安排工作,而是参考性地提出工作的目标任务、原则和措施方法。


跟平辈说话(平行文),主要是函。比如财政部有事儿找某省政府,只能发个函,因为都是省部级单位。


就“谕”字事件,蔡元培给胡玉缙的复信选择的文体是函,十分得体,体现出其平易近人、不摆架子的特点。比如,你单位要邀请某大学教授进行讲座,自然是发个邀请函好点,而不是发个通知。 

编辑:艾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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