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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人口造成上海话式微?那说明你根本不了解上海话是如何兴起的!

钱乃荣 新读写 2020-09-10

独具人气的语文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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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没想到,上海小学生二年级语文课文《打碗碗花》把“外婆”改成了“姥姥”,会成为南北方网友共同参与的热点,进而引发了该不该保护上海话的话题。


      关于课文究竟为啥要改这个问题,昨晚,教材出版方上海教育出版社给出了正式回应:“外婆”在,“姥姥”也在。



说明中这样解释:


在沪教版小学阶段的语文教材中,既有“外婆”的称谓,也有“姥姥”的称谓,“外婆”的称谓出现了8处,“姥姥”出现了4处。沪教版小学二年级第二学期语文教材把“外婆”改成“姥姥”是为了落实该学段识字教学任务的需要。“外”“婆”“姥”三个字都是小学二年级识字教学的基本任务,“外”字安排在二年级第一学期第4课中,“婆”字安排在二年级第二学期第18课中,“姥”字安排在二年级第二学期第24课中,即在认读“姥”字前,学生已经认读了“外”“婆”两字。


      事实上,由课文引发的地域文化和语言习惯之争,由来已久。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前后100年间,上海话一跃成为我国三大方言(北京话、广州话、上海话)之一。


      那么,上海话是怎么来的?吴语地区方言众多,为何上海话能够在100年间一跃成为我国三大方言之一?今天要推广普通话,为什么还要传承和发展上海话?


      趁着“外婆”和“姥姥”的热度,让我们来看看上海大学教授钱乃荣如何解说上海方言的前世今生。



      要熟悉上海这座城市,一定要了解上海话。因为上海的语言跟上海的文化尤其是海派文化是密切相关的。


      上海话中包含着上海人凝聚的价值观、素质、精致、灵动、创意等可运用的文脉财富,而这些恰恰是上海健康发展的基因和根基。今天,我就跟大家谈谈“上海方言的前世今生”。


上海话与松江话是一回事吗?


      先讲讲上海怎么形成的。


      古代在长江出海处的三角洲上,有一条自西向东、水势浩大的松江(后称吴淞江,在今吴淞江即苏州河的北面),在其下游近入海处,有上海浦、下海浦两条支流,上海浦后来变成了从龙华到外白渡桥的一段黄浦江。


      古代的上海方言是自从有了上海浦、有了上海人的聚居才开始形成的。


      以“上海”相称的聚落,最早见于北宋熙宁十年(1077)《宋会要》,该书称在华亭县(后称松江县)的东北方,有一个名叫“上海务”的管理酒类买卖和征酒税的集市,其地大约在今黄浦区人民路和中华路环线内的东北侧,东边就是上海浦。该书的记载距今已有940年。


      到了南宋时期,主要的经济发展都是在南方。吴淞江开始淤塞,原来在吴淞江上华亭县的大港口青龙镇为“上海务”所替代,政府在上海设立了主管商船税收的市舶务。


      宋元之交,上海已发展为华亭县东北的大镇。至元二十八年(1291),析华亭东北五乡置上海县时,这时上海已成为滨海大港,藩商云集,县治仍在北宋的“上海务”处。


      有人说上海过去是一个渔村,这是没有根据的。当时,上海浦即黄浦江中段东西两岸已形成了一个巷陌纵横的人口聚居中心,户数达6.4万户,人口数十万,一种有别于松江方言的上海话就这样生成了。


      松江和上海后来一直是松江府的两大重镇,上海话是松江方言在黄浦江两岸的一个分支。


老上海方言最有权威和有代表性的地方在哪里?


      语言区域的划分要以语言特征为标准,与行政区划是两回事,当然古代长期稳定的州府区划对语言的聚合也有相当大的作用。


      在现今上海市的行政版图里,可以用语言的不同分布划分成几个方言区,上海方言区在今上海市版图的东部黄浦江两岸,大致就在明清松江府原上海县的地域内。


      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曾经对老的上海方言区做过一个研究,把说上海话的地域范围划出来了。包括:


如今的嘉定区今吴淞江北岸的江桥、封浜(地名都包括镇乡),


普陀区的长征、桃浦、真如,


闵行区的纪王、诸翟、华漕、新泾、梅陇、虹桥、曹行、陈行、杜行、鲁汇,


徐汇区的龙华、漕河泾,


长宁区的北新泾、程家桥,


宝山区蕰藻浜以南的淞南、大场、庙行和葑塘(即祁连)东部,


虹口区的江湾,


杨浦区的五角场,上海市城区,浦东新区,和奉贤区的四团、平安、泰日北部和头桥北部。

 

      老上海方言最有权威和有代表性的地方一直是原县治所在地即今黄浦区人民路和中华路环线之内的地域。


      在今属上海市管辖范围的长江三角洲部分地区上,语言主要可以分两大块(此外还有崇明方言区和练塘方言区)


      古松江把这块三角洲分为南北两块:淞南和淞北。


      淞北地域的语言统称嘉定方言区,与旧苏州府的太仓、昆山语言相接近;淞南一直到杭州湾,长期属松江府管辖。


      在松江府内形成了西部的一个松江方言区和东部的一个上海方言区。长期以来,府城松江方言一直是上海人心目中的权威方言。这种状态一直保持到近代上海开埠。


凡是交通工具,一般都是上海话先产生,然后到普通话


      上海县县城在上海开埠前人口已有12万人,在中国城市中排名第12。


      1843年11月上海对外开埠,在租界和原县城、南市、闸北等地,很快形成了繁华城区,上海成为国际性的移民城市,人口急剧增加,经济文化飞速发展,交际频繁快速,中西融合,城区上海话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这里单从语汇的增长来看。


      占上海人口80%以上的全国移民陆续来到上海,带来了各地方言尤其是江浙吴语,撞击着以松江话为基础的上海话中的生活基础用语。上海话不拘一格地大量吸收各地有用的词语,同义词很丰富。


如常用词“一共”,集中了“一共、一总、一共拢总、总共、一道辣海、一齐拉起、一塌刮子、亨八冷打、搁落三姆”等许多同义近义词,这使讲上海话有了多样化的选择。


“一点点”,不同于“一微微”、“一屑屑”、“一滴滴”、“一沰沰”,同中有异,表现生活更细腻。

 

      上海话从来到上海的移民中吸取了很多有特色的词语,如苏州话的“标致、淴浴、吃家生、啥叫啥、跌跟跺、一只顶”,宁波话的“阿拉、高头、窗门、碗盏”,杭州话的“木老老(很多)、扒儿手”,苏北话的“小把戏、乖乖弄底冬”等。


      语言也会有杂交优势,最终各地方言的公约数词语会在上海话中取胜。


      如上海话的“东半爿(’dongbebhe)、东面”、苏州话的“东首、东面”、宁波话的“东半边、东面”,最终以“东面”取胜。


      又如普通话“洗”,原上海话中的同义词有“净、汏”,后来因为“汏”在苏州也用、宁波也用,其他地方也用,后来“汏”就取胜。


      这样的演变方式使上海话最早摆脱了窄地域性的土语,也使上海话在吴语方言中成为更有代表性的方言。以后,上海周边城市也渐渐跟随上海话发生类似的变化。



      上海是国际性大都市,从英语中也吸收了大量词语。大量的外来音译词从上海话中诞生。


    如:沙发(sofa)、白脱(butter)、派力司(palace)、马达(motor)、阀(valve)、台头(title)、泡立水(polish)、水门汀(cement)等。


      从晚清开始,上海人衣食住行发生了大变化,从西方迅速传来了大量的新事物、新观念,现代性洗礼了上海话。


      上海话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变化,主要是老上海人和移民一起以宽阔的胸怀,见一样新鲜事物,就造一个新词。


      比如从“黄包车”开始一直到“电车、无轨电车、汽车、卡车、火车、棚车、睏车、吉普卡、自备车”等,车子上的名称,几乎都是上海人从上海话中造出来的。


      在上海都市化进程中,像“马路、洋房、自来水、自来火、电灯泡、书局、报馆、影戏院、公司、商会、同乡会、孤儿院、橡皮筋、粉笔、笔记簿、口琴、操场、雪花膏、花露水、水果糖”等新名词,首先在上海话里澎湃涌出。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人极具创新意识,不是简单复制照搬,而是进行了创造性转化。比如老太太额头上的一条条皱纹,叫“电车路”(造得很生动);11路电车就是“两只脚”,这都体现了上海话的智慧。


      凡是交通工具,一般都是上海话先产生,然后到普通话。比如,轮船。


船是没有轮子的,为什么叫“轮船”呢?


原来,过去的船在上海叫做“火轮船”。因为最初黄浦江里面开的都是帆船,帆船它的特点就是有一个帆。后来有了轮船,当时的轮船有两个齿轮在转,下面是火力推动,所以叫做“火轮船”。后来减掉一个“火”,就叫轮船。


而“火车”则是省了一个“轮”字,原来称“火轮车”。 


上海话中体现了哪些商业特质?

 

      上海不是农业社会,也不是手工业社会,而是非常发达的商业城市,什么东西都跟商业发生关系,这也体现在上海话中。


比如说“饭碗头”指职业,有职业才能有吃的。


还有“吃饭家生”,就是指工作的用具。


 “吃进”就是把货品收进,过去“吃进”就是指吃饭的。


“吃萝卜干饭”,是指做学徒、学生意。


“吃老米饭”,就是无工作,生活靠积蓄。


“卷铺盖”就是指被辞退。


“劈硬柴”就是AA制。


“垫台脚”就是找靠山。


“撬边”就是从旁怂恿人家购物买东西。

 

      不仅如此,很多商业词汇变成了生活用语。


      比如说“卖相”,本来是指茶叶、邮票等卖出的“品相”要好,后来变成人的外表要好,再后来人的脸就是卖相。


      “卖样”,这个东西卖的样子,后来变成把好的东西显摆给人家看。


      “吃价”,现在是表示这个人很有能耐,很了不起。


      “翻老账”,把原来的账翻出来,后来引申到把过去的事情统统抖落出来。


      “推扳”开始指差劲的货,现在指很差劲的人。


      “打包票”指包在我身上,本来包票就是发票、单据。


      “讲斤头”本来是讨价还价,现在变成两个老板各不相让地谈条件。


      “耳朵打八折”就是责怪对方没有听清自己的话,或者不听自己的话。


      这些都是把商业词汇用到生活中来,这是上海话中很大的特点。


钱乃荣,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曾任上海大学中文系主任,上海大学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著名语言学家,吴语研究专家,长期致力于上海方言保护传承,曾研发“上海话输入法”。出版《上海方言》《上海语言发展史》《上海话大词典》《海派文化的十大经典流变》《上海老唱片(1903-1949)》《西方传教士上海方言著作研究》等50部著作。


      上海人在开放社会和自由生活中活跃的思维和海派的奇思遐想,使上海话中产生了大量有海派风味的熟语,对于表现生活具有极大的概括力。


 如牵头皮(提起或数落过去的错误或把柄)、

收骨头(严加管束)、

出风头(显耀自己;有光彩,很神气)、

戳壁脚(人后挑拨,说别人坏话)、

淘浆糊(做事敷衍圆滑;打圆场,和稀泥)、

轧苗头(看情况灵活办事,见机行事)、

搭讪头(为和生人接近而找话说;与人随便拉话;为敷衍尴尬场面而说几句)、

避风头(躲过一个危险的风口浪尖)、

隑牌头(依仗靠山)、

炒冷饭(旧事重做,旧话重讲)、

校路子(纠正、开导、调教他人为人处世的思路、言行)、

百有份(件件事都要插足)、

软脚蟹(软弱无能的人)、

勒杀吊死(吝啬)、

一天世界(到处都是,凌乱不堪)、

一刮两响(言谈或办事干脆利落)、

吃空心汤团(得到不能兑现的允诺)、

开年礼拜九(无指望的日期,遥遥无期)、

悬空八只脚(离得很远;离题万里)。


      目前上海话中已收集的仅四字组口语成语就有900多个。


      有一次在香港城市大学开会,大家发现,南方都有四字组的成语,而且都不是像“刻舟求剑”“狐假虎威”这样的书面语。上海话都是口语,如“死蟹一只”“一天世界”。各个地方比下来,这样的四字成语上海最多。这说明上海话的造词功能非常强大。


      上海话的高速发展,使古代形式、近代形式、最现代的形式,农业手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商业社会的各种词语,同时浓缩和积累在几代人的口语中,这使上海话的日常用语成为一种时代层次十分丰富的语言。


      在前后100年间,上海话一跃成为我国三大方言(北京话、广州话、上海话)之一。


上海话中的城市精神


      上海方言的乡音语汇及其文化积累中,蕴含着上海这个城市发展成长的历史,浸润着江南水土孕育出的上海市俗民风,闪烁着上海人五方杂处中西融合中形成的宽阔胸怀和睿智,深藏着多元博采的海派文化的基因和密码。


      上海方言的全部发展历程,充分传达出上海人民创造生活的辉煌,也证明了开放创新、海纳百川对优化语言的重要作用。上海城市精神就是上海文化精神。


      上海人的文化素质、文明习性、精神面貌都深刻地浸淫概括在上海话的词语中。以下仅举几例:


1、“实打实”、“明打明”。 上海是移民城市,多数人是“脚碰脚”开始来闯世界的,在平等的机会中积极谋生,练就了做事扎实顶真的硬碰硬和光明正大的作风。

 

2、“门槛精”、“活络”。 自由竞争的商业社会中磨砺了上海人精明、“懂经”和讲究技巧,养成了“头子活、路道粗、花露水浓、兜得转”的能力。

 

3、“桥归桥、路归路”,立“单据”的契约精神。 上海人奉行“各人头上一爿天”的原则,各人管好自己的事,也不占人便宜,反对“轧一脚”;崇尚“产权分明”,合办事要签张单据,关门落闩,十分讨厌“放空炮”“开大兴”“放白鸽”。

 

4、“勿领盆”,“拼死吃河豚” 。有了契约规则,创新就频出。十分崇尚进取开拓,喜欢“碰碰额角头”“出风头”,“一篷风”勇往直行,不怕“老虎头上拍苍蝇”,因此成了“冒险家的乐园”。

 

      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城区的上海话无论在语音和语汇上都取得长足的发展,它与城郊外四周的老上海话拉开了相当大的差距。


      由于上海的地位,后来人们就公认上海城区内的新上海话称为正宗的上海话,而把四周乡镇上仍然缓慢变化的老上海话按地名称之“江湾话”、“梅陇话”、“三林塘话”等,或统称为“上海本地老闲话”。


      都市化后的上海话发生了巨变,词语新陈代谢比其他城市快速得多,变得五光十色,多姿多彩,变化之处,俯拾皆是。


      在160年中,上海话的韵母从1853年的63个合并成现今的32个,上海话的声调从8个合并成5个,减少将近一半。这是我国近代方言史上的绝无仅有的奇迹。

今天如何传承上海话


      但毋庸讳言,上海话近年来也出现了衰落。有人说,那是因为改革开放后来了大量的外来人口,街上说的都不是上海话。也有人说,现在社会交际中说普通话的场合和空间多了,这造成了上海话的式微。这两种说法都存在一定的问题。


      就第一种说法而言,存在相反的例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外地、外国人来得最多的时候,恰恰是上海话发展得最强盛最活跃的时候。


      语言和人类社会一样,会产生杂交优势和集散效应。更何况现今有至少1000多万人在说母语上海话,上海话有其雄厚的基础。因此,不能说外地人的比例增加,使用普通话的场合多了,方言必然削弱。


      而第二种说法则太绝对了。使用频率对上海话的传承影响不是很大。一个人在11岁前会说上海话后,只要他有交际上海话的地方,他的上海话就不会有多少衰弱。


      如现在大学里都在说普通话,但我们在弄堂里、家里上海话照样说得很好。美国旧金山主要是说英语的大环境,但是在那里文化多元,说粤语、说上海话的人还是可以说得很好。


      很多上世纪40年代去那里的上海人,隔了60年回到上海,还可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


      在我看来关键还是要让人们从小起就有说上海话的空间环境。当务之急,是要使中小幼学生下课讲起上海话来


      “70后”和“80后前期”的青年,他们在幼儿园、中小学下课后都是自由说方言的,因此到现在他们说普通话和上海话都很好。


      但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以后,在吴语地区下课也必须说普通话,即校园语言必须是普通话,自那以后,大多数的中小学生从进幼儿园起就把母语丢了。这是造成上海话在90年代后衰弱的根本原因。


      现在早已没有规定下课时间不能说方言这回事了,但是长期形成的惯性转不过来。所以要使上海话在年轻人口中传承下去,就要养成学生在下课时间说方言的环境和习惯


      


      各地事实已证明,单靠家庭里两代长辈在家里与孩子说方言,孩子与同辈同龄人互相交际时不说,绝大多数人是不能习得方言的。幼童时期是天生的学习语言良机,过了11岁后,再要去学上海话,他们就不愿学了,学说上海话就成了个别人的行为。


      语言毕竟是个交际工具,每天互相说,就会自动增加、扩充、传承词语,自动纠正错误,只有在课间自由说起来形成自然交际环境,才能学会上海话。


      大量在进幼儿园前已跟着长辈会说上海话的孩子应把上海话带进幼儿园互相说起来。


      现在在非常环境下,教一教上海话是必要的,小学里可以开设上海话课。但是单用教学而同伴之间不一起说,教而不说,是学不会上海话的


      现在有的学校里有些学生有了传承上海方言和海派文化的意识,在课间开始带头一起说起上海话来了,老师要鼓励他们,不怕说错,许多孩子都是听得懂上海话的,跟上去说不会太难。


      人类文化的载体主要有实物、文献和口语三种,口语承载的是更原始更重要更丰富更有草根价值的文化。在共同语得以推广的情形下,方言的多样可进一步显现中华民族语言资源的丰富性,并使共同语永远有着活水的源头。


      从这个意义上说,传承和发展上海话是每个上海人的责任。



本文为钱乃荣教授在“东方讲坛·思想点亮未来”(第三季)的演讲,来源:上观新闻, 王珍整理。更多写作指导、热门时文、写作素材、读书方法、学生佳作……尽在《新读写》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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