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理解政治,我们就难以真正理解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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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学术与社会(ID:W-Scholar)
1999年9月,某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乘坐姑父的小车,进入了我的大学。差不多同一时间,以两分之差落榜的同桌兄弟搭上了南下深圳的火车,在那里开始了他的打工生涯。
在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那是我人生的一个岔路口。在那一天,我和同桌兄弟一起告别了农村,不同的是,我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而他的户口还留在原地。
一、人生的岔路口
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和同桌兄弟保持着密切联系。我跟他讲述大学里的逸闻趣事,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他跟我诉说工厂劳动的酸甜苦辣,在那里,再没有人欣赏他漂亮的钢笔字,再没有人崇拜他丰富的历史知识,才华在忙碌的流水线上找不到位置。
尤其让他感到挫败的是,高中毕业的他不得不接受一个初中毕业生的管理。我们的生活大相径庭。
大约一年以后,随着他工作地点的频繁变动,随着我们共同话题的日益减少,我们渐渐失去了联系。
直到2009年的春节,我们在老家的街头不期而遇。他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孩子,他的妻子牵着一个背书包的小女孩。他们夫妇现在东莞打工,哺乳期的小儿子跟在身边,上学的女儿交由老家的父母照看。
我们激动地寒暄着,多数时候都是我在发问,而他最关心的问题是我一个月赚多少钱,穷追不舍,让我不知所措。
临别握手的时候,我才发现他的右手失去了两根手指!我猛然想起,在多年前通电话的时候,他曾经告诉我,一个工友不小心轧断了手指,这让他忧心忡忡:有一天我的手指会不会也被机器轧断?
他留给我一个手机号码,几天后我打过去却是空号。
在那一天,我忍不住热泪盈眶,我想起十年前的九月,从那时起,我们便分道扬镳了,一个向左,一个向右,只是当时我们没有意识到而已。
十年以后,我成为一名大学教师、一名政治学者,而他和他的孩子则成为我的研究对象——农民工及其子女。命运让我们看起来如此不同,而我知道,我们曾经多么地相似。
二、命定的博士论文
我的博士论文以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与政治社会化为主题,似乎是命中注定的。
200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一个叫做《心里话》的诗朗诵,在一瞬间击倒了我。
要问我是谁
过去我总羞于回答
因为我怕
我怕城里的孩子笑话
他们的爸爸妈妈
送他们上学
不是开着本田
就是开着捷达
而我
坐的三轮大板车
甚至没有装马达……
三个月后,我终于下定决心,放弃已经执行了一年的博士论文计划,重新选题,写这样一群“城市化的孩子”。
倾听和叙述他们的故事,其实也是在体验我自己的生命。
我的命运曾经与他们如此接近:我出生在一个亦工亦农的家庭,父亲是国企职工,母亲在家务农,而我自幼随外公外婆居住在县城边上;在农村念完小学后,我转入质量较好的城镇中学寄读。
为了让每学期一百元的寄读费有所减免,外婆不得不托教育局的亲戚帮忙,然后拿着领导的条子去敲开校长的办公室,这曾经深深刺痛我的心灵;我这个农村小学的尖子生、班长,在那里成绩一落千丈,上课犹如梦游,直到多年以后我依然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突然间变得懵懂;
但我清楚地知道,作为一个农村孩子,我没有成为农民工的一员,纯属偶然。
念高中那年,母亲携弟弟妹妹进城,一家五口蜗居在父亲厂里的单身宿舍,母亲在厂里做临时工补贴家用,现在想起来,原来自己也是农民工子女!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多年以后,我会选择这样一个博士论文题目。
我不只是在书写他们,我也是在寻找自己。一个从中部农村走进大上海的青年,虽然只是一介穷书生,每月拿着微薄的津贴,不得不四处兼课以求温饱,为什么却会与这些孩子及其父辈有着完全不同的生命体验?这就是阶级政治与身份政治的奥秘。
不管我与底层有多么亲近,我还是逐渐地脱离了这个阶级。
熊易寒,1980年生,湖南衡阳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兴趣为政治社会学和比较政治学。
三、城市化的孩子
我之所以将进城农民工子女称为“城市化的孩子”,是因为:
首先,他们都是在当代中国高歌猛进的城市化浪潮中出生和成长的,如此多的“放牛娃”涌入城市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
其次,他们自身也在经历一个城市化的过程,乡土性逐渐地从他们的心性中剥离,与此同时城市以自己特定的方式塑造他们心智、观念、气质和认同,李强称之为“日常生活的城市化”;
最后,他们所经历的痛苦、彷徨、迷失是由城市化——更准确地说,是经济上吸纳、政治上排斥的“半城市化”——带来的,最终也必须通过城市化来得到解决。
要研究这样一个群体,就必须把他们放到城市化的时间脉络与城市的空间格局当中来思考,而不是把他们悬置在一个空洞的、无差别的、没有质感的时空之中。
有人说他们是 “城市化的私生子”,虽然刻薄,却也道出了部分的真相。
一方面,我们的城市化离不开农民工及其子女,他们不仅为中国制造提供了强大的价格优势,也是城市化率中的光鲜亮丽的数字;
另一方面,他们却存在于一个半合法的灰色空间里,仿佛私生子一般见不得光,他们不是官方承认的移民或市民,常常被视为挤占城市公共资源的“搭便车者”,甚或潜在的犯罪者和不稳定因素,就如同私生子构成家产和家庭团结的威胁一样。
这一群体同时兼具三个特征:第一,跨越城乡边界,城乡二元结构深深嵌入其心智结构和生活历程当中;第二,生活在城市,但缺乏地方性公民身份 / 市民资格;第三,绝大多数生活在城市底层。
在他们身上,地域政治、身份政治与阶级政治交汇在一起。城乡对立、身份政治与阶级政治三者相混合,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这样一个群体对于当代中国政治而言,意味着什么?
而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又在于:其一,农民工子女如何定位其自身(我是谁),即身份认同的问题;其二,农民工子女在与政治系统的互动中,形成了什么样的政治倾向,他们的独特经历将会造就什么样的政治心理和政治人格?也即政治社会化的问题。
我的博士论文试图解决这样一系列问题:
首先,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是通过什么方式形成的?不同的政治社会化媒介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其次,农民工子女的政治态度与行为模式与他们的身份认同是什么关系?
最后,如果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会对他们政治观念与行为产生重大影响,那么,围绕身份差异而形成的政治态度与行为模式的分化究竟有多大?
农民工子女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接受者,抑或形成了一套相对自主的底层文化?如此一来,看似后现代的“认同政治”就与政治学的传统议题——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阶级再生产——紧密地勾连在一起。
这些农民工子女背负着一个沉重的命运。一方面,他们是“回不去的一代”。另一方面,虽然他们在事实上构成了第二代移民,然而在政策上却仍然被界定为流动人口。在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下,农民工子女无法像城市的同龄人那样享有各种权利和福利。
现行的教育制度、高考制度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导致农民工子女在初中毕业时进退失据,处于就学就业的两难境地:如果选择在上海升学,目前只能进入中专、技校或职高。
如果回到家乡念高中,一方面,农民工子女将不得不与父母分离,寄居于亲戚朋友家,不仅需要付出极大的经济成本,而且需要承受因分离而带来情感代价;
另一方面,家乡的教材和教学方式与上海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学生回去之后也存在学业不适应的问题。由于升学困难,大部分农民工子女在初中毕业之后选择直接打工,一部分人甚至成为街头混混。
四、命运的共同体
长久以来,命运一直是文学家、哲学家和艺术家青睐的主题。在主流政治学的分析框架里,我们找不到命运二字。也许是“命运”这个词太抽象,太模糊,太过于情绪化,与社会科学所强调的精确性和价值中立格格不入。
人们以为命运就像手心的掌纹一样专属于自己,其实不然,我们的命运或多或少具有外部性:我们的好运气或许会给别人带来坏运气;反之亦然。正因为如此,政治共同体同时也是命运共同体,我们都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分享 / 分担着彼此的命运。
不理解政治,我们就难以真正理解命运;不关注命运,政治学就缺乏震撼人心的力量。命运不是理所当然的,也不是由一个超验的神秘力量所决定的。
如果说个体的命运带有太多的偶然性和随机性,那么,群体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则是由权力结构设定的。国家、市场、社会与家庭是命运的主要塑造者:
第一,国家通过制度和政策来塑造我们的命运。国家不仅对有形的资源进行再分配,也在对无形的机会进行再分配。
从上山下乡到恢复高考、从“文革”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化改革、从统招统分到教育产业化,国家行为对我们命运的影响何其巨大。国家对机会的再分配不是以个体为单位,而是以群体或社会类属(social category)为单位,譬如阶级敌人、流动人口、高收入群体。国家的再分配必须避免制度性歧视,即对特定社会群体的不公正待遇。
第二,市场包括物质市场和地位市场,前者通过产权、后者通过社会流动渠道为我们的行为提供激励,从而影响我们的命运。唐世平指出,在地位市场中,个人为社会地位而竞争。
和物质市场中的情况相比,地位市场中的竞争是纵向的、零和的,而且地位性商品的供应是内在有限的。简言之,我们通过物质市场获得财富,通过地位市场获得社会地位和外部承认。
第三,社会通过自由结社、社会运动、公共舆论、社会资本、关系网络来影响人们的命运。这对于一个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尤其重要,显而易见,劳工运动、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工人、黑人、女性的地位和命运。
第四,家庭是阶级再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我们每个个体的人生轨迹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家庭出身的影响。
以上四种力量与个人能动性的互动过程共同决定着我们的命运,每一种力量都不是绝对的。家庭是相对保守的力量,而市场、社会和国家都扮演了双重角色,既有保守的一面,也有变革的一面。
在一个健康的社会系统中,这四种力量应当是相对平衡的,在自由与平等、效率与公平、社会流动与阶级再生产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让社会成员各得其所,从而避免社会的过度僵化或无序。
而在农民工身上,我们却看到这四种力量惊人地一致:从国家的角度看,他们是“非市民”,无法在城市获得权利资格和公共服务;
从市场的角度看,他们被限制在次级劳动力市场,同工不同酬;从社会的角度看,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缺乏社会支持网;
从家庭的角度看,他们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都相对匮乏。这四种力量的叠加效应,使农民工面临比常人更大的重力加速度,重重地跌落在城市底层。
五、正义的成本
为什么我要讨论命运的问题,是因为它关乎正义。命运的政治学追问的是一个最基本的正义问题——如果我们的命运具有某种外部性,那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桑德尔在《正义——该如何做是好?》一书中讲述了一个叫欧麦拉的城市。这是一个拥有幸福感和公民荣誉感的城市,没有国王和奴隶,没有广告和股票交易,也没有原子弹。
人们过着幸福的生活,只有一个人例外。“在欧麦拉的一栋漂亮的公共建筑的地下室里,或者是在那些宽敞的私人住宅的地窖里,有一扇房间,它有一个锁着的门,没有窗户。”房间里坐着一个孩子,有些弱智,营养不良,并且被人们所忽视。
他在极度痛苦中勉强维生。所有的欧麦拉人都知道,他就在那里;他们都知道,他得待在那里。他们明白,整座城市的幸福和美好都是因为这个孩子所遭受的痛苦。因此,没有人来拯救他,他们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幸福。
在我看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其一,命运是有外部性的。在一个社会当中,每个人或每个群体并不是孤立的,而是高度相关的,正如欧麦拉市民的幸福生活便是地下室孤儿痛苦的“溢出效应”;
其二,正义是需要成本的。如果不愿意分担正义的成本,那么对于正义的呼吁就是叶公好龙;
其三,我们不能用一个人(或多数人)的快乐去抵消另一个人(或少数人)的痛苦。
在一定程度上,农民工及其家庭的处境类似于欧麦拉的地下室孤儿。我们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没有他们的付出,城市的繁荣便不可想象;没有他们作为廉价劳动力,中国制造的比较优势便无从实现;没有他们,就没有所谓的“中国奇迹”。
“中国奇迹”不是魔法师的作品,毋宁说一场超大型魔术,人们只看到舞台上潇洒自如的魔术师,却看不到后台紧张忙碌的农民工。
改革开放三十年,就这样同时创造着财富与贫穷。我们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深圳速度,却没有看到因赶超进度而缺乏劳动保护的风钻工,他们因此而罹患尘肺病。
2009年,有两条关于农民工的新闻格外引人瞩目。一条是河南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证明自己得了“尘肺病”而非肺结核;另一条是中国农民工当选《时代周刊》年度人物亚军。
表面上看,这两则消息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在第一个故事里,农民工扮演了一个凄惨无助的受害者角色,张海超胸前的绷带是最有力也最无力的控诉;
而在后一个故事里,中国农民工则成了对抗金融危机的平民英雄,6张青春快乐的面孔,成了美国版“劳动光荣”的最佳注脚。
其实,这不过一枚硬币的两面。长期以来,农民工为中国奇迹和世界工厂承担了过多的代价,现在,他们开始为权利和正义而斗争,他们开始主动地提出权利诉求,上访、罢工、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
我们不能像欧麦拉的人们那样,对农民工的苦难和维权行动无动于衷。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呼唤善待农民工,但这不能掩饰我们内心的害怕:
我们害怕开放户籍,会让他们涌入城市,挤占我们的工作岗位,增加我们的财政负担,危及我们的美好生活;我们害怕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会让资本外流到其他城市或者国家,阻碍我们的GDP增长。
所以,我们更愿意让农民工作为弱者接受我们的帮助,而不愿意让他们成为我们的一份子。而事实上,他们不是弱者,他们只是缺少基本的权利。
命运的外部性一方面使我们连为一体,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们的社会陷入分裂,既得利益蒙住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对他者的苦难视而不见。不要将责任完全推给不公正的体制,也要反思我们自身,因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体制的受益者。
衡量一个社会的物质文明,要看它的穷人过得怎么样;衡量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要看它的富人做得怎么样。
如果一个社会的穷人尚且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那么这一定是一个丰裕社会;如果一个社会的富人乐善好施、知书达礼,那么这一定是个礼仪之邦。
相反,不管一个社会的GDP总量如何之大,只要有一部分民众仍然衣食无着、低人一等,这个社会在本质上还是贫困的,只不过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已;
不管一个社会的文化产业多么发达,高等教育如何普及,只要大多数富人过着醉生梦死、为富不仁的生活,那么,这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必然是低下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命运,是摆在我们全社会面前的一道考题,它考验着我们对于正义的看法和道德的底线。
本文转载自《学术与社会》,原题:学术民工心灵史。更多写作指导、热门时文、写作素材、读书方法、学生佳作……尽在《新读写》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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