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今天我们提倡中国文化，莫如先学做一理想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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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1895—1990），字宾四，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乃至中国民族与中国历史，就在做人的精神上建立而维持。我们只深信得这一层，可以救自己、可以救别人、可以救国家与民族。中国的文化传统可以长辉永耀在天地间。”

中国文化与中国人

钱穆

西方文化是外倾的，中国文化是内倾的

      外倾文化，只是中国《易经》上所谓“开物成务”的文化。在我们东方人看来，这种文化，偏重在物质功利，不脱自然性。

      中国文化之内倾，主要在从理想上创造人、完成人，要使人生符于理想，有意义、有价值、有道。这样的人则必然要具有一“人格”。中国人谓之“德性”。中国传统文化最着重这些有理想与德性的人。

      从字面讲，“文化”两字曾见在中国《易经》里，有曰“人文化成”。现在我们以“人文”与“自然”对称，今且问“人文”二字怎讲？

      从中国文字之原义说之，“文”是一些花样，像红的绿的拼起来就成了花样，这叫“文”。又如男的女的结为夫妇，这也是一番花样，就叫做“人文”。又如老人、小孩，前代、后代，结合在一起，成为父母子女，这也叫做“人文”。在这些人文里面，就会“化”出许多其他花样来，像化学上两元素溶合便化出另外一些东西般。

      在中国人则认为从人文里面化出来的应是“道”。故有夫妇之道，父子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道都由“人文化成”，此即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所看重的文化。

      中国《小戴礼》中又见有“文明”二字，说“情深文明”。上面说过，文只是一些色彩或一些花样。花样色彩配合得鲜明，使人看着易生刺激，这就是其“文明”。如夫妇情深，在他们生活中所配合出的花样叫别人看了觉得很鲜明。父子情深，在他们生活中所配合出的花样也叫人看了觉得很鲜明。若使父子、夫妇相互间无真挚情感，无深切关系，那就花样模糊，色彩黯澹，情不深就文不明。

      这是中国古书里讲到的“文化”“文明”这两项字眼的原义。此刻用来翻译近代西方人所讲的“文化”“文明”，也一样可以看出中国人所讲偏重其内在，而西方人则偏重于外在，双方显然有不同。

舜的画像

      人与人间的花样，本极复杂，有种种不同。如大舜，他父母都这样地坏，他一弟又是这样坏，可说是一个最不理想的家庭。然在这最不理想的环境与条件之下，却化出舜的一番大孝之道来。

      夫妇也一样，中国古诗有“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一首，那故夫自是不够理想，但那位上山采蘼芜的女子，却化成为永远值得人同情欣赏与怀念的人。

      可见社会尽复杂，人与人配合的花样尽多，尽无准，但由此化合而成的“人文”，在理想中，却可永远有一“道”。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理想，必以每一个人之内心“情感”作核心。有此核心，始有“人文化成”与“情深文明”之可能。

      然而这亦并非如西方人所谓的个人主义。在个人与个人间相平等，各有各的自由与权利，此乃西方人想法。

      中国社会里的个人，乃与其家庭、社会、国家、天下重重结合相配而始成为此一人。人必在群中始有“道”，必与人相配成伦始见“理”。离开对方与大群，亦就不见有此人。因此“个人”必配合进“对方”与“大群”，而一切道与理，则表显在个人各自的身分上。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理想中之每一人，可不问其外在环境，与其一切所遭遇之社会条件，而可以无往而不自得。

      换言之，只要他跑进人群，则必有一个道，而这道则就在他自身。己立而后立人，己达而后达人，尽己之性而后可以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自己先求“合道”，始可望人人各合于道。这一理想，照理应该是人人都能达，但实际则能达此境界理想者终不多，此即中国所谓之“圣人”。但照理论，又还是人皆可以为尧舜，人人皆可为圣人的。

      中国传统文化理想，既以个人为核心，又以圣人为核心之核心。孟子说“圣人名世”，这是说这一时代出了一个圣人，这圣人就代表了这时代。等如我们讲埃及文化，就拿金字塔作代表。讲中国古代文化，并不见有金字塔，却有许多传说中的圣人像尧舜。中国之有尧舜，也如埃及之有金字塔，各可为其时文化之象征与代表。

《孟子》是儒家学派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学说，被后人尊封为“亚圣”，与孔子合称“孔孟”。所著《孟子》七篇十四卷，为《四书》之一，内容丰富，涉及政治、哲学、伦理、经济、教育、文艺等多个方面，对后世影响深远。

      在《孟子》书中，又曾举出三个圣人来，说：“伊尹圣之任者也，伯夷圣之清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

      人处社会，总不外此三态度。一是积极向前，负责，领导奋斗，这就如伊尹。一是甚么事都不管，躲在一旁，与人不相闻问，只求一身干净，这就如伯夷。还有一种态度，在人群中，既不像伯夷般避在一旁，也不像伊尹般积极尽向前，只是一味随和，但在随和中也不失却他自己，这就如柳下惠。

      以上所举“任”“清”““和”三项，乃是每一人处世处群所离不开的三态度。在此三种态度中，能达到一理想境界的，则都得称圣人。只有孔子，他一人可以兼做伯夷、伊尹、柳下惠三种人格，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因孔子能合此三德，随时随宜而活用，故孔子独被尊为“大圣”，为“百世师”。

      现在再说伊尹。他所处时代并不理想，那时正是夏、商交替的时代，传说伊尹曾五就桀，五就汤，他一心要尧舜其君，使天下人民共享治平之乐，而他也终于成功了。伯夷当周武王得了天下，天下正庆重得太平之际，但他却不赞成周武王之所为，饿死首阳山，一尘不染，独成其清。柳下惠则在鲁国当一小官，还曾三度受黜，但他满不在乎。他虽随和处群，但也完成了他独特的人格。

      在《论语》里，孔子也曾举了三个人。孔子说：“殷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孟子云：“仁者，人也。”此所谓“三仁”，也即是处群得其道之人，也可说其是“三完人”，即三个人格完整的人。当商、周之际，商纣亡国了，但在朝却有三个完人，也可说他们都是理想的人，也可说他们都是圣人。

      此三人性格不同，遭遇也不同。我以为比干较近伊尹，大约他是一个负责向前的，不管怎样也要谏，乃至谏而死。微子则有些像伯夷，看来没办法，自己脱身跑了。后来周武王得天下，封他在宋国，他也就在宋国安住了。箕子则有些像柳下惠，他还是留在那里，忍受屈辱，近于像当一奴隶。

      此刻我们以《论语》《孟子》合阐，可说人之处世，大体有此三条路。此三条路则都是大道，而走此三条路的也各可为圣人，为仁者。

      我刚才提到的三位大文学家，屈原就有些近伊尹，忠君爱国，肯担责任，结果沉湘而死，却与比干相似。陶渊明就如伯夷，又如微子去之。“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他就洁身而去了。

      杜甫就如箕子，也如柳下惠。给他一小官，他也做，逢什么人可靠，他都靠。流离奔亡，什么环境都处。他不像陶渊明那般清高，也不像屈原那般忠愤积极，然而他同样也是一完人。数唐代人物，决不会不数到杜甫。

 杜甫画像

      但如上所举，这些人，尤其是“清”的“和”的，往往可以说他们多不是一个历史舞台上人物，他们在历史舞台上似乎并不曾表现出什么来。只有“任”的人，必求有表现，但亦有成功、有失败。失败的有些也不成为历史人物了。但无论如何，这些人，都是中国理想文化传统中的大人物，他们承先启后，从文化大传统来讲，各有他们不可磨灭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历史命脉依靠“人”来维系

      我往年在美国耶鲁大学讲历史，主张历史必以“人”作中心。有一位史学教授特来和我讨论，他说我的说法固不错，历史诚然应拿人作中心，但人也得有事业表现，才够资格上历史。倘使没有事业表现，则仍不是历史上的人。他这番话，其实仍是主张历史中心在事不在人。我和他意见不同，却也表示出双方文化观念之不同。

      在西方人看来，一个哲学家，必因其在哲学上有表现；一位宗教家，必因其在宗教上有表现；一位艺术家，则必在艺术上有表现；一位科学家，则必在科学上有表现。在事业表现上有他一份，才在历史记载上也有他一份。若生前无事业表现，这人如何能参加进历史？

      然而在中国人观念中，往往有并无事业表现而其人实是十分重要的。即如孔子门下，冉有、子路的军事、财政；宰我、子贡的言语、外交；子游、子夏的文学著作，都在外面有表现，但孔门弟子中更高的是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称为“德行”，列孔门四科之首，而实际却反像无表现。

      今且问无表现的人物其意义在哪里？价值又在哪里呢？此一问题深值探讨。儒家思想正侧重在这一边。

      试读中国历史，无表现的人物所占篇幅也极多。即如司马迁《史记》七十列传第一篇便是伯夷叔齐，此两人并无事业表现。太史公独挑此两人为传之第一篇，正因他认为这类人在历史上有大意义、大价值与大贡献。

      又如读陈寿《三国志》，曹操、诸葛亮、孙权、周瑜、司马懿人物甚多，后人却说三国人物必以管宁为首。管宁独无事业表现，他从中国远避去辽东，曹操特地请他回来，他回来了，也没干什么事，何以独被认为三国时代的第一人物呢？

      中国历史上所载人物，像伯夷、管宁般无所表现的历代都有，而且都极为后人所重视，正因认为他们在历史上各有他们莫大的意义与价值之贡献。

管宁割席断交。管宁（158年－241年），字幼安。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著名隐士。管宁与华歆、邴原并称为“一龙”。汉末天下大乱时，与邴原及王烈等人至辽东避乱。在当地只谈经典而不问世事，并引来大量同是逃避战乱的人，管宁就开始做讲解《诗经》、《书经》，谈祭礼、整治威仪、陈明礼让等教化工作，人们都很乐于接受他的教导。直到魏文帝黄初四年（223年）才返回中原，辽东太守公孙恭亲自送别。此后曹魏几代帝王数次征召管宁，他都没有应命。

      我不是说人不应有表现，人是应该有所表现，但人的意义和价值却不尽在其外面的表现上。倘使他没有表现，也会仍不失其意义与价值之所在。那些无表现的人，若必说他们有表现，则也只表现于他们内在的心情与德性上。中国古人说三不朽，立德为上，立功、立言次之，功与言必表现在外，立德则尽可无表现，尽可只表现于其内在之心情与德性上。

      历史事变，如水流之波浪，此起彼伏，但仅浮现在水流之上层。而文化大传统则自有一定趋向，这是大流之本身。

      文化大流之本身就是我们“人”，人是大流本身，而沉在下层。

      人事如波浪，浮在上面。风一吹，波浪作了；风一停，波浪息了。而大流本身则依然。正因中国文化传统看重此本身，所以到今天，中国历史传统仍还没有断。商亡有周；周亡有秦汉；秦汉亡了有唐宋；有元明清以至现在。

      历史命脉显然只靠“人”。

      政治可以腐败，财富可以困竭，军队武力可以崩溃不可挽救，最后靠什么来维持国家与民族？就因为有人。从中国历史上看，不论治、乱、兴、亡，不断地有一批批人永远在维持着这“道”，这便是中国历史精神。

      西方人只看重人在外面的表现，没有注重到它内在的意义与价值。如看埃及、看巴比仑、看希腊、看罗马，乃至看近代欧洲，他们所表现在外的尽辉煌，尽壮阔，但似乎都未免看重了外面而忽略了人本身的内在意义与价值，因此不免太偏重讲物质、讲事业。但物质备人运用，事业由人干济，而人则自有人的内容和意义。

      即就语言文字论，西方人在此方面亦重外面分别，而没有把握其在内之共同点。因此他们有少数人（man）、多数人（men），有男人（men）、有女人（women），却没有一共同的“人”字。

      又把人分成国别，如中国人（Chinese）、日本人（Japanese）、英国人（English）、美国人（American），如此脱口而出，却忽略了他们同样是个“人”。

      用中国语言文字说来，如男人、女人、大人、小人、黄人、白人、黑人、红人、中国人、日本人、英国人、美国人、亚洲人，总之一视同仁，都是“人”。这是中国文化中最伟大的第一点，可惜是被人忽略了。

      话虽如此，中国人却又在人里面分类、分等级。由西方人讲来，人在法律之下是平等的，但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之下，虽同样是人，却尽有其不平等。因此有好人、有坏人；有善人、有恶人；有大人、有小人；有贤人、有圣人。

      中国人骂人不是人，说“你这样算不得是人”。今且试问，人又怎样不算人？从生物学上讲，五官四肢齐全便是人；从西方法律上讲，人同等有权利和地位，谁也取消不了谁。从西方宗教上讲，人又都是上帝的儿子。但中国人对这个“人”字却另有一套特别定义。人家尽加分别，中国人不加以分别；人家尽不加以分别，中国人独加以分别。此处实寓有甚深意义，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

钱穆

提倡中国文化，莫如各自努力先学做人

      现在我将讲到中国文化中一最伟大所在，仍从历史讲起。如上面讲到商朝末年，以及三国时代，或者像我们今天，这都算是十分衰乱之世，但无论如何，人则总可以成一人。

      不问任何环境、任何条件，人则都可各自完成为一人，即完成其为一个有意义、有价值、合理想、合标准的人。

      换言之，人各可为一“君子”，不论在任何环境条件下，都可以为一君子。有人砍了我头，我死了，但我可仍不失为一君子。或有人囚我为奴，但我也得仍为一君子。我或见机而作，脱身远扬，逃避到外国去，也仍得成为一君子。

      今天的中国人，一心都想去美国，若我们能抱有中国文化传统，像箕子去韩国，管宁去辽东，朱舜水去日本，多有几个中国人去美国岂不好？所惜的只是目前的中国人一到美国，便不想再做中国人。或者他没有去美国，也早已存心不想做中国人。好像做一中国人，无价值意义可言。这种想法，也无非从外面环境条件作衡量。我并不提倡狭义的国家民族观念，说生在中国土，死为中国鬼，我定该做一中国人。

      上面讲过，中国人讲“人”字，本来另有意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下，任何人在任何环境、任何条件下，都可堂堂地做个人，本无中国、美国之分别。而且做人，可以每天有进步。

      若一个人能生活得每天有进步，岂不是一个最快乐的人生吗？而且纵说每天有进步，进步无止境，又是当下即是，即此刻便可是一完人。

     只在当下，可以完成我最高的理想，最完美的人格，而不必等待到以后，自然也不必等待死后升到上帝的天国，才算是究竟。

      就在这世间、这家庭、这社会里，我当下便可成一完人，而又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日新其德，作新民，在其内心自觉上，有日进无已之快乐。一步步地向前，同时即是一步步地完成。这样的人生，岂不是最标准、最理想、最有意义、最有价值吗？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作者的专题演讲合集，分别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种种政治制度作了提要勾玄的概观与比照，叙述因革演变，指陈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精要大义，又点明了近现代国人对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种种误解。

      孔子说：“贤哉回也，吾见其进，未见其止。”颜渊正是一天天在那里往前进，没见他停下来。颜子同门冉有，他是那时一位大财政家，多艺多能，很了不起。然他内在人格方面却没有能像颜渊般一步步地向前。若仅就表现在外的看，似乎颜渊不如冉有。但从蕴藏在内处的看，则冉有远逊于颜子。这一意见，在中国一向早成定论，更无可疑的。

      因此今天我们要来提倡中国文化，莫如各自努力先学做人，做一理想的中国人。若真要如此，必然得研究中国历史，看历史上的中国古人是如何样生活。这一番研究，仍该把我们各人自己的当前“做人”作中心。

      旋乾转坤，也只在我内心当下这一念。君子无入而不自得，可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有进无止。而且匹夫匹妇之愚，也同样可以如此修行而获得其完成。中国这一套人生哲学，可以不需任何宗教信仰而当下有其无上的鼓励和满足。只可惜我在这里只能揭示此大纲，不及深阐其义蕴。但这是中国文化传统精义所在，其实是人人易知，不烦详说的。

      今试问，如此一套的哲学，若我们真要履行实践，在我们今天这社会上，和我们所要努力的事业上，有什么妨碍呢？我想这显然没有丝毫的妨碍。不论我们要做的是大事或小事，乃至处任何社会，在任何环境与条件之下，上面一套哲学，总之不会给与我们以妨碍，而只给与我们以成功。我们纵使信仰了任何宗教，亦不会与此有冲突。它是一个最真实最积极的人生哲理，而又简单明白，人人可以了解，可以践行。

      我们今天总喜欢讲西洋观念，像说“进步”，试问如我上述中国儒家那一套“日新其德”的理论，不也是进步吗？又如说“创造”，那么在我们传统文化里，也曾创造出如我上举伊尹、伯夷、柳下惠、屈原、陶潜、杜甫等数不清的人物了。在今天我也可以日新其德，自求进步，终于创造出一个理想的“我”来。

      说“自由”，这是最自由的，试问作任何事，有比我自己要做一个“理想我”这一事那样的自由吗？

      说“平等”，这又是最平等的，人人在此一套理论下，谁也可以自由各自做一个人，而做到最理想的境地。

      说“博爱”，这道理又可说是最博爱的。人人有分，不好吗？此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作新民”，从各自的“修身”作起点，而终极境界则达于“天下平”，使人人各得其所，还不算是博爱之至吗？

新亚书院社员大会合照(1957年）。

      可惜我们这一套哲学，向来西洋人不讲，所以我们也不自信、不肯讲。西方人的贡献，究竟在向外方面多了些。开物成务是向外的，他们的宗教、法律、文艺、哲学等等成就，主要精神都向外。正因其向外，一旦在外面遭逢阻碍挫折，便会感到无法。而中国传统文化则重向内，中国社会可以不要宗教、法律而维持其和平与安定。

      中国人生哲理可以不论治、乱、兴、衰而仍然各有以自全。在历史上，不断有走上衰运的时期，像是天下黑暗，光明不见了，但还是一样有人，一样有完人。凭这一点，中国文化能维持到今天，中国民族及其国家亦能维持到今天。我们在今天要来认识中国文化，提倡中国文化，则莫如各人都从这方面下工夫。困难吗？实在是丝毫也不困难。

      诸位当知，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乃至中国民族与中国历史，就在做人的精神上建立而维持。我们只深信得这一层，可以救自己、可以救别人、可以救国家与民族。中国的文化传统可以长辉永耀在天地间。这是我今天讲这题目主要的大义。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一日“国防研究院”演讲，刊载于“国防研究院”《中西文化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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