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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英:我们一批一批知识的苦力,我们也是一步一长跪地在险路上走着。恁是怎样的遭遇,我们甘心情愿

新读写 2021-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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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个一个,一群一群、一批一批知识的苦力,智慧的信徒,科学与文化的“朝佛者”啊,我们也是一步一长跪地在险路上走着。恁是怎样的遭遇,我们甘心情愿,情愿甘心。


——黄宗英《小木屋》


         我国著名表演艺术家、作家黄宗英先生,于2020年12月14日凌晨3点28分逝世,享年96岁。


      提起黄宗英,留在几代人心底的,是她在银幕中青春靓丽的一抹优雅笑容;不过,她更愿意人们记住的,是真正伴随她整个人生,那一支书写时代的笔。


      1941年,只有16岁的黄宗英应哥哥黄宗江之邀,加入黄佐临主持的上海职业剧团,因一次临阵救场,登上了话剧舞台。两年后,她便凭借在话剧《甜姐儿》中入木三分的表演风靡上海。自此,“甜姐儿”也成了黄宗英的代名词。



      1946年,黄宗英凭借首部电影《追》步入影坛。次年,她又将自己求学演戏的所思所感,冠之以《寒窗走笔》的标题,于《文汇报》连载。20岁出头的黄宗英,开启了舞台、电影、文学的跨界生涯。


黄宗英(左)在电影《家》中的剧照


      银幕上,她在《幸福狂想曲》《丽人行》《鸡鸣早看天》《街头巷尾》《乌鸦与麻雀》《家》《聂耳》《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等影片中出演重要角色;埋头伏案,她完成了电影剧本《平凡的事业》《六十年代第一春》。


电影《丽人行》剧照(1948年)


电影《乌鸦与麻雀》(1949年)


      上世纪60年代中期起,黄宗英专门从事文学创作,在报告文学上尤有建树,创作了《大雁情》《美丽的眼睛》《桔》《小木屋》等作品。前三者更令她连续获得三次中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而这背后,是其告别银幕前的光鲜亮丽,翻山越岭、风餐露宿的艰辛。为展现科学工作者在高原生态研究站的工作生活经历,她近古稀之年三次入藏。


      此外,她还与徐迟、肖复兴联合创作报告文学集《为了你,我的祖国》,与丁玲联合创作报告文学集《一代天骄》,并出版散文集《半山半水半书窗》《萧军》。


      在散文随笔方面,她与黄宗江、黄宗洛共同创作散文集《卖艺黄家》和《卖艺人家》,还创作了随笔集《故我依然》《上了年纪的禅思》。2016年,她以91岁的高龄,出版《黄宗英文集》。



      今天分享的,是发表在《文汇月刊》1983年第5期的报告文学《小木屋》。《小木屋》的结束语亦如朝圣者的誓词,令人震慑:


      “我们——一个一个、一群一群、一批一批知识的苦力,智慧的信徒,科学与文化的‘朝佛者’啊,我们也是一步一长跪地在险路上走着。恁是怎样的遭遇,我们甘心情愿,情愿甘心。”

      

小木屋(选摘)


黄宗英


      1982年秋,我随着中国作家协会参观访问团去了西藏。结束全部行程,即将离开拉萨时,我提出退机票。


      “荒唐!为什么?”


      “想到大森林里住住小帐篷。咱们走这一个月也没看见什么树……”


      他们火啦,我也火啦!拧劲上来了,挂长途,找上级:“我是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我有去留的自由,你说句话!我死不了!大狗熊不吃我!”


      我执意留下来,是因为在招待所巧遇了几位搞林的科学家,这让我想起3年前和女生态学家徐凤翔的一个允诺,萌生了追随去她去西藏原始森林考察、采访的念头。


      1979年,我去成都列席旁听一个学术会议。会议重点:是对我国“生态平衡”问题进行交流、讨论。


      “开始了很久了吗?”会议日程进入大会发言,我进入会场时,又晚了。我悄悄溜边进去找座位,一位女同志挪了挪身子,我坐到了她旁边。


      她没答理我,还盯着发言人,继续记她的笔记。直到发言者在掌声中下台,她才从活页本上小心地取下前几页,递给我,也顺便地瞄了我一眼。好锐利的目光,是谴责我不守时刻吧,职业的敏感使我猜测她是个老师,并常用这样的目光对待学生。幸而她旋又微微一笑,随即转过头去。


      我瞄着她手中纸上娟秀的字体和简明的摘记;并同时以我的广角视线,从头到脚打量着她:短短的头发、纤弱甚至娇小的身躯,一身学生式的打扮,倒也和她的中年的年纪相配,尤其那双眼睛,无论从正面,还是从侧面看:怎么形容呢?美丽?不恰当。刚毅?不适合。明锐?不确切。总之,这是一双值得拍摄大特写的眼睛。我们的银幕上,需要这样的眼睛——蕴蓄着知识者的专注的内在的坚定。


      “现在请南京林学院援藏教师、西藏农牧学院徐凤翔同志发言。”


      她站了起来。我忙侧腿让路。


      徐凤翔像所有惯常上课的老师一样,从容走上台去,条理与口齿都很清楚地讲开了。


徐凤翔在西藏定日(海拔4,300米),背景是珠峰


      她先是概述森林与人类发展之关系,又讲到全世界应该在哪几处建立高山生态定位站,当徐凤翔不再像个老师、学者,而是像个小姑娘似他讲到西藏有多美多美的森林,大会主席眯起眼微笑地按时揿铃了。


      每一发言只允许15分钟!此刻是预报铃。徐凤翔急遽加快节奏,把1/4拍换成1/16拍,但未截枝剪叶。


      她建议在藏东南建一座“定位站”,定点观测、分析生态环境和森林,以及林区农、牧业之间协调的关系,为林区生产综合布局和技术措施提供理论依据。她说哪里哪里的森林,是祖国的珍宝,在国内外资料上迄今还未查到有如此高的森林蓄积量……


      铃声再度响了!


      徐凤翔涨红了脸执拗地说下去:“我要求有关领导、有关方面郑重考虑建站。可以因陋就简,先盖一座小木屋。我愿长期参加这一工作,把自己的一切,献给西藏的森林!”


      铃声大作!


      在礼貌和同情的寥落的掌声中,在赞许和睥睨的翳翳的目光中,在透了口气而不一定含恶意的笑声中,她抿了抿嘴唇,矜持庄重地走下台来。是的,听烦了“豪言壮语”的学者对所有的宏图大志都持审慎态度。科学重在实践,不过,幻想是科学的先行。


      我特意站了起来给她让座,向她索取发言提纲。可是,她把头埋了下去。我懂,这节骨眼上,别碰她,别碰她……


      当大会闭幕,代表们分别回返时,我不意在嘉陵江畔又遇上她。她戴着小白帆布圆帽,那是植物学者在野外活动必备的。猛一看,我还以为是少先队辅导员哩!


      我们并肩漫步。我兴致勃勃地说:“这一画面很有特色。彩角胶片偏黄些,就更显得深沉。”


      她锐利地盯了我一眼:“还不够黄?江水多混浊!含沙量增加了,水位大大下降;下游的森林砍伐得太苦了,都‘剃光头’了。生态失调的苦果……”三话不离本行,彼此彼此。


      “回西藏吗?”我问。


      “回西藏。”她用力抿了抿嘴唇。


      “……没有什么反响吗?”


      “……”她明白我指的是她的发言。她看了看我,那双眼睛比话复杂。


      我久久望着混浊的江水,心里打着旋涡。


      “我希望……有一天到西藏去看望你。看望你的多美多美的林园。”我不能轻率允诺,许愿总要还愿。作为作家,我心里揣着个“踏中华”的小小念头。


      可是西藏从地理、风俗、语言、气候,从那使我们血管性头痛患者畏惧的海拔高度——按照我国规定:以黄海平均水面作为全国高程的基准面来测算,上海除西部残丘外,其余多为海拔五至十米左右。而拉萨是三千七百米,还是拉萨河下游谷地……我,我始终还没敢把它列入自己的行程。


      她瞄了瞄我,笑了笑。我明白:她不相信我会去。她也不在意我去还是不去。


      “我想,咱们会在西藏的森林里再见。”我伸出右手。


      …… ……


      中国作协的领导经不住我的软磨硬泡,同意了我的请求。几天之后,我已跟随徐凤翔的团队,一头扎进西藏东南,波密县的林子里。


黄宗英1982年在西藏


蘑菇的玩笑


      我把测高仪、风向风速仪、干湿球温度计等仪器和油锯都玩遍了,就抢着站在大树前,为林学家们当摄影时的比例标杆。我身高一米六十九,像耶稣一样站成十字,手指够不着大树的边边,仰头看不见大树的尖尖,我高呼:“啊,天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人间的梦能实现。阿门!”


      太阳今天不肯和我玩,森林里阴冷。徐凤翔又在埋头数年轮,鼻子都快碰到树盘了。我可不高兴干。我插着插着针,脑子会不知跑到哪儿去。插错一根,两百多根都得从头来过。不干不干!


      燃起一小堆篝火,打好了酥油茶,烤好了饼,还有藏族民工阿福从家里带来的奶渣、酸奶子、糌粑粉……围着火堆,我们香香地吃了中饭。他们扭头就又各司其事去了,没人陪我耍。


      我背起七彩的布包,去采蘑菇。我欢欢喜喜地采啊,采啊……徐凤翔大声喊:“黄老师!别跑远了,有熊!”我回答:“嗥——嗥——”他们过一会儿,叫我几声。我答:“啊呜——啊呜——”


      藏族小伙子白玛跑过来,拎过我的七彩包:“给你武器,咱们该回营地做饭了。”我的武器,是白玛为我削的一根竹棍,全队九人,只我一个人柱棍。他们舒舒坦坦行半小时的路,我得紧赶慢赶花上一个半小时,还一路脱外衣、羽绒背心、毛衣,系在腰里。


      回到营地。打开半导体,是印度乐曲。这里离印度很近,合着音乐的节拍,我们忙乎起来。


      白玛赶紧点火,添柴;我赶紧擀花椒,切葱花。


      白玛赶紧和面;我赶紧烙饼。


      白玛赶紧淘米,煮饭;我赶紧切白菜、泡粉条。


      白玛赶紧开罐头;我赶紧洗蘑菇。


      白玛已经来来回回下沟底取来一桶一桶清凉洁净的山泉水;我赶紧装火锅。火锅是在波密县城买的(西藏铜多、银多、金多、硼砂更多)。山高气候冷,野外吃饭,几口就凉了,火锅最妙,好歹淘点热汤。


      天麻麻黑了。同志们像修布达拉宫的山羊似的,背着树盘、树段,还有一路拣的柴火,回来啦。当他们一个个倚着帐篷前的巨石,放下负担,就仿佛再也站不起来了。


      “好香!在河对面就闻到了!”


      “今儿吃什么好东西?”


      “蘑菇汤!胖朱老师,你检查吗?”我问。


      我们队里有一位姓朱,一位姓邹。藏族兄弟分不清,我们就管从贵州来西藏农牧学院教植保的老师叫胖朱,管南京林学院教植物分类的叫小邹。每次,我捡来蘑菇;胖朱老师都一一过目,还扒了吹,吹了看。我不懂蘑菇和他说啥。


      “你今天捡的是什么蘑菇?”“都是熟脸蛋儿,这些天常吃的,纪念邮票上还有呢,那些鲜艳的嫌疑分子们,我一个没理,我想甭检查了吧。”


      “这只大黑蘑菇……”


      “黑蘑菇好吃,上次徐老师说它是冠军。什么都看不见了,我们下锅啦。”


      “热水估计65度,比较标准。至少先洗前足,天黑下来,别吃到嗅觉器官里去。”林学家们老用学术词儿,白玛也传染了:“黄老师,你看颗颗大蒜雪雪白。”据说,大蒜不变色,表示蘑菇没毒。


      “没问题!克拉萨!克——拉——萨!”我朗声高叫。全体藏族和汉族队员公认我这句藏语“吃饭啦”,说得最准确、最悦耳。


      喝完最后一口蘑菇汤,天黑得分不清路和沟,月亮姗姗来迟,我借灶里余火的光,给自己倒了碗开水,吞下一粒“速可眠”药片,累了。再说,晚上好像没我坐的地方,我索性睡大觉吧!


      回到帐篷里,林学家们照例地点亮好几支蜡烛,架好小天平,准备夜间作业。我准备在各种数据的声报和应答的催眠曲中入梦。


      徐老师啊!总是一口气也不让人家喘,有朝一日建了站,哪个跟她?


徐老师


      说也奇怪,此番过林芝县,去农牧学院投宿,她的学生(如今已是老师)还抢着跟她!胖朱老师也退掉援藏期满返内地的机票,跟我们进了密林。


      学生们告诉我,徐老师可严格,一班总共三十名学生,她给十五名学生“不及格”,校长说情也不行。她说:“我得对学生负责任。”女学生直哭,也不饶。可今晚……她……她两眼定住一动不动,脸绯红,紧紧抱住冲满开水的盐水瓶。


      “胃又疼啦!”我问。她痛苦地翻了翻汪着水的大眼睛,没回答。


      “很不舒服吗?”我又问。她猛地站起,刚跑到帐篷外头,就呕吐了,小邹把她搀了进来。


      我马上跑到一号帐篷(我们一共支起三顶帐篷。男同志把我们女篷夹在当中)。我还没开口,白玛捂着肚子坐在木墩上,也向我讨胃药。我说:“会不会蘑菇中毒了?”白玛说:“可能性极大。”


      “是有点出洋相。”徐老师也为此仿佛特担心。


      “是我的责任,我写个说明就是了。”我说。


      大家都撑不住了。是上山来第一次,徐凤翔发慈悲,宣布:“今儿不打夜班了,早点休息吧。大家警惕些,彼此照顾。”


      我才迷糊过去,小邹穿着卫生衫裤跑进二号帐篷:“快!快!黄教师,你的心脏病的急救药,小李子的脉搏摸不到了!”小邹那由于漆树过敏而变形的脸,搞不清楚是什么表情。


      “啊?”我和徐都从睡袋里坐起来,慌乱中好不容易找到药。小邹刚跑出二号帐篷,我又大叫:“小邹,我这是老年人冠心病用的,小李子……不一定对症,是不是灌点糖水……


      徐又吐了……


      白玛在一号帐篷喊:“徐老师,咱们鸣枪吧!”曲珠在一号帐篷喊:“我这里有‘珍珠70号’,能起死回生!”


      “……摸到脉了!小李子!小李子?”


      “不要紧,……”小李子呻吟着。这呻吟太让人高兴了。


      “好像不要紧了,你们都别动,别起来了,这儿有我!”小邹忘了自己也在折腾难过……


      闹不清过了多久,我才又很不舒服地醒过来。只看见帐篷外人影绰绰,寒光零乱,你进我出……


      徐呢?点着一只白蜡,烛泪阑珊,正聚精会神地在看我随身带的那本《唐诗绝句选》!她像吃奶渣般细细地咀嚼着诗句,可真绝!我一动,她马上警觉地回头。


      我……一下子吐了。是我第一次,也是全队最末一个轮上。“好啰,好啰。”徐好像恭喜地,“我真怕你什么反应也没有,好啰。感觉怎么样?”


      我检讨:“我下辈子也不采蘑菇了。要吃野蘑菇,一定先问旁边有没有医院。”


      一、二、三号帐篷里都有了笑声。


      徐叫:“胖朱老师!”


      “活着!”


      “小李子!”


      “活着!阎王嫌我太瘦小。” 


      “曲珠!”徐老师继续点名。


      “我可以。”


      我又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早晨醒过来,凤翔站在我床边。


      “都……活着?”我有气无力地问。


      “都好好地睡着呢?”她顽皮样地笑了笑。仿佛咱们这帮孩子做错了事,又躲过了惩罚。


      蘑菇中毒后,每人脸庞都小了一号,走路晃晃悠悠的,肠胃也很不正常,而我的黄连素药片已全部被消灭。大家什么也吃不下。


      我提议煮稀饭。停工一天,徐老师像掉了魂似的,也在小木棚边转。小木棚,是因为才进山时老下雨,无法举火,就捡来伐木场转移后丢下的旧木板搭的;大家动手,只我没动。


      搭好后,我占据木棚中心,很是自我欣赏,觉得颇像演卓文君,如果挂块牌子……我简直想把定位站的牌子挂在这儿。因为徐凤翔做梦也想建一座“高山森林生态定位研究站”,向上级申请的报告已打过多次了。


徐凤翔(后排左二)和考察队其他成员与本文作者


纸上我自作主


      同志们已转内业,帐篷里没我摆摊的地方了,什么也不能碰,满地都排列着分门别类的根、须、叶、籽、土……


      我比“大部队”早六天下山。因为我犯了“不治之症”——我想开写;但不是写文艺作品,我想帮徐凤翔呼吁和申请这么一座小木屋。


      啊,如果能有一座小木屋该多好啊!


      玉树琼花丛中,一座覆雪的小屋,小小的玻璃窗。玻璃窗下结着雪花形状的美丽图案,屋里点燃着柴火。


      当然,能利用山泉的落差发电,小木屋的取暖照明就都有了,还可以灌溉人工苗圃,建起杂木加工厂…兔妈妈带着孩子们来串门……


      唉,我想:这些知识苦力啊!说是脑力劳动者,可又要付出惊人的体力。活儿是那么繁重、又那么精细,那么规整、又那么琐碎,在普通人看来,又是那么枯燥。周而复始,每天每天,从晨光熹微干到月移中天,没吃过一顿夜点。


      烛火烧焦了额发,漆树过敏搞得满身是泡,脸都肿得没鼻子了,还不肯吃我带的扑尔敏药片,怕打瞌睡。他们究竟图什么呢?


      徐凤翔的职称是其中最高的,一个月工资八十七元。


      朱老师硬是退了机票,不然此刻到家守着老婆孩子了。小邹老师瘦瘦的,一天上肩几千斤。被我们“拐”来的小李子,本来可以坐在办公室里……


      我翻阅报纸,想了解社会生态。我查找了近一个月的报纸,焦急地想知道中央目前发展科学的大政方针。


      我忘了问徐凤翔,“高山森林生态定位研究”是应用科学,还是基础科学?“定位站”究竟该不该上马?可能不可能得到切实的支持?一共十来个人编制,当然要花一笔基建费,小木屋里得有仪器设备,也得有常年经费。


      国家不富,但如果要做,也不过似在大森林里移棵小树苗。哪个大科研项目省了零头也就够了。但是,她已经申请了三年!常有这样的情况:天大的事,一句话定了;不丁点儿的事儿,却得讨论研究个没完没了……我庄严地拿起了笔,不是写稿,是写请求书,请求建立这座科学的小庙——勇敢、意志、智慧的圣殿。


      抬头我空着。因为我不知该写到哪里、写给准。生态定位站的建立,标志着一个国家的科学与文明的水平。而我国的生态定位站还寥寥可数。西藏自治区负责农、林、牧口的领导同志,热诚地表示支持建站,但是,定位站编制虽小,却不能直接挂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里啊!怎么办?……我细细历数与此有关的机构和领导干部花名册,拿不定主意……


      我写了撕,撕了写,写……


      要命!我只上过短期文学讲习班,没上过“请求书”讲习班。可怎么求呢?


      我不再写申请。这仿佛是串了行,不对路。


      唉。具体的设想和规划,还是让“咕叽教授”自己再去咕叽吧。为了来年的经费,她也得再去咕叽,何况她站着、醒着、睡着、活着(哪怕死着)都在做小木屋的梦呢!


      有一次,我问她:“你是怎么决定学林的?”答:“高中毕业后,我跟同学们到南京大学去玩,南大森林系是在一座小木屋里,美极了……”噫!就此许了终身。


      我呢?我的好朋友曾送我一副对联:“天下岂能由我,纸上我自作主。”思前想后:老者老矣,虽说徐凤翔也只能再干半个云杉龄级——十年吧。果真有十年,也……满足了。


      让每个科学研究工作者能获得专心致志于专业的十年,我们的国家将焕然一新!于是,我决定先在绿格稿纸上,为她搭一座小木屋,以祈福法灾。我把花灯笼挂在我的书桌前,点亮了心之光……


徐凤翔在西藏大玛拉山(海拔4,800米)  黄宗英 摄影


不醒的梦


      才结棱的山道,最容易出事故。


      当地驻军的领导同志们,心肠菩萨般的慈祥,几番劝阻、几番“恫吓”,软话“硬”话像连发的炮弹;徐凤翔全然不听,固执地非走川藏路不可,还非要走远而险的老公路线。


      部队领导说:“你们从波密往拉萨,只六百多公里。我们派专车送你们。到了拉萨,民航买不到机票,用军用机送你们。”


      飞机上是难以详测树木的。所以徐凤翔固执地要行一千八百三十八公里到成都。 


      在拉萨第一招待所,听徐凤翔讲树而中魔的司机冯随科,向运输站求援,经不起徐凤翔左咕叽,右咕叽,运输站领导答应放一辆车,并一叮咛、二嘱咐、三命令冯师傅——安全第一,绝对保证不出事故。天底下哪有绝对的事呢?


      我呢?说实在的,我真想在波密孵到明春雪化时节;路况实在是险。我在哪儿写作都一样。可今番……我……豁出去了。有权的帮权场,有人的帮人场。为了小木屋的梦,奉陪了。


      徐凤翔和我终于坐在“解放”牌卡车的驾驶室里,带着部队炊事员起大早为我们蒸的馒头,炸的油饼上路了。


      这部卡车呀,可真是老啦:刹车不灵、离合器不灵、底盘的螺丝四个掉了仨、防滑链挂不上去。


      冯随科——也是命定要随着科学吧,在冰峰、雪岭、浓雾、月夜,他载着我们,险中有稳,稳中显险地驰过、蹭过、转过、溜过了大玛拉山、雀儿山、二郎山等一重又一重天险。


      险情就不说了,徐凤翔什么山道没走过?尤其这条道,她是熟路。可她一路手心常出汗,说:“我不该让你和我一起走,出了事,我可怎么承担得起?”


      我说:“我出事,你也出事了,谁也用不着承担。”


      冯师傅说:“唉,我驮着总共120岁的两位知识分子,这回是超载了。”一路说说笑笑。


      徐凤翔兴致勃勃,一会儿叫停车,下去采标本;一会儿下去拍照;一会儿到河滩上取水样……冯师傅也不辞艰险地随着科学工作者攀岩、下谷、上树、涉水……


黄宗英徐凤翔在雅鲁藏布大峡谷,左一为随行拍摄纪录片的北京电视台记者张亮


      悬崖深壑之夜,是这般静、这般静。连会车也极少。车灯的光射出去,我们往往会发现;远远的,一个、两个、三五成群的小黑点。迎面一步一长跪、五体投地、叩着头走来。


      车近了,黑影站住。车过了,从反光镜中看到黑影又跪下了。


      有时有一群黑影,缩在岩边睡着。


      那是虔诚的朝佛者。他们就这样地向拉萨——神住的地方走去。走两个月、三个月、半年。如果有人因冻饿、疾病死在路上,会被欣慰地认为是被神接去。初进藏时,我第一次见到此情景,曾震慑地呆住了,并悄悄地落过眼泪……


      “我不如他们虔诚……”徐喃喃地说,她的眼睛凝视前方,眸子里蕴蓄着内在的坚定。


      我懂,我承认:“……远远不如……”


      我们——一个一个,一群一群、一批一批知识的苦力,智慧的信徒,科学与文化的“朝佛者”啊,我们也是一步一长跪地在险路上走着。恁是怎样的遭遇,我们甘心情愿,情愿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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