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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第一“怂人”，离开我们55年了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十点人物志 Author 杜梨
今年是老舍诞辰122周年，是老舍逝世55周年。谨以此篇纪念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
中国现代史上著名文学家、小说家、人民艺术家和语言大师老舍先生的墓碑上，只有这简短的一句话。
也许老舍先生从未想过，1938年他在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时的入会誓词，在日后会成为他不朽的墓志铭，充满了自谦和可爱。
时至今年，老舍已经辞世五十五年。
他投水的太平湖被改建成了北京地铁的机务段，太平湖的陈年水墨终究成了中小学课本上的传说、各大剧场长演不衰的《四世同堂》《茶馆》和《骆驼祥子》。
如今我们回过头看老舍，会说他是诙谐幽默的语言大师，是勤勤恳恳的文学家和人民艺术家，却不知道在这些身份背后，老舍先生更是一位十分接地气的“北京怂人”。
他待人温和，不愿生事，将北京人温和圆滑的处世之道挥发得淋漓尽致。
今年恰逢老舍诞辰122周年，让我们一起温和地走进这位“北京怂人”。
“老舍在怂人中算是出类拔萃”
第一个把老舍称为“北京怂人”的正是香港导演、武侠电影宗师、同是北京长大的胡金铨，他非常喜欢老舍，看过老舍的400多部作品，还为此写了一本书叫做《老舍和他的作品》。
他在这本书里是这样定义“北京怂人”的：
北京小市民的特点是本分，窝囊，有正义感……做事任劳任怨，但无进取心。历来的造反、革命，都没北京人的份儿，更不用说是叱咤风云了。往好里说是 ‘有修养’，其实就是没出息。老舍在 ‘怂人’ 中算是出类拔萃的了。
在胡金铨看来，老舍之所以是“北京怂人”，是因为他就是在北京小市民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老舍的童年生活，真堪称是内忧外患的悲惨世界。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失败，西太后慈禧囚光绪，继续垂帘听政。那是大清朝日薄西山的年月，戊戌六君子英勇就义，康有为和梁启超在逃，清廷命令严加追捕。
老舍就在这年的腊月二十三，立春的前一天，出生在北京城的一户普通的正红旗人家里。
正值小年儿，大家觉得这小孩就是灶王爷身边下凡的小童，他老太爷一高兴，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做舒庆春，意为庆祝春天的到来。
老舍的父亲是北京城的一个护军，每月三两饷银，勉强维持一家六口的生活，身为北京城的下旗人，虽然不比贝勒的生活，但家里至少“还有点老米吃”。
然而谁也没想到，转眼的1900年8月，八国联军进了北京。
北京沦陷，慈禧和光绪仓皇逃出北京，而老舍的父亲作为守地安门的皇城护军，在北长街的一家粮店里以抬枪抵抗，联军的子弹打中了他身边的火药，导致他活活被烧死，亲人仅拿回一双袜子做遗物。
而一岁多的老舍睡在家里炕上的两口破皮箱旁，家里的黄狗刚被前一批八国联军给刺死，又来了一批联军，他们翻了翻箱子，全都是破东西，找不到宝贝，就把老舍扣在箱子底下，走了。
后来老舍心有余悸地说，自己一定睡得很熟，要不然联军找不到好东西，又听见孩子哭，肯定得给他一刺刀。
“一个中国人的性命，在那时节，算得了什么呢！况且，我又是那么瘦小、不体面的一个孩子呢！” 一语道尽国破家亡的心酸。
皇帝都跑了，没有了父亲的饷银，更没有补偿和抚恤，老舍的母亲和姐姐只好在白天替别人浆洗大堆大堆的衣服，才不至于让孩子们饿死。
老舍后来在小说《月牙儿》和一系列散文中都提到过洗衣服的母亲，和母亲那双因为洗衣服而微红肿胀的手，可见母亲的辛劳和家境的困窘给他留下了多么难以磨灭的印象。
可是，就算老舍的母亲如此操劳，也只能挣几个铜板的辛苦钱，一家几口的日常食物，不是盐拌小葱，就是腌白菜帮子，甚至用一个铜板买很多酸豆汁儿回来，就着野菜吃，因此自小老舍就常常蜷着，是个瘦弱的孩子。
后来，这口豆汁儿的味道，却伴老舍走遍了天涯海角，胡金铨曾经说，喝不了豆汁儿，就没法研究老舍。
一直到老舍8岁，他才得到一位黄旗贵族刘寿锦的资助上了私塾，开始认字读书。
还是个孩子的老舍喜欢逛茶馆，听相声，吃零食，可是他家贫没有零花钱，都是他的小朋友罗常培代付的。
这样动荡的时代背景和贫寒的家庭环境，少年老舍对自己的处境始终是悲观的，他曾这样描述自己：“在精神状态上，我始终是个抑郁寡欢的孩子，因为我刚懂得了一点事便知道了愁吃愁喝。”
甚至走在街上，他看见一条赖狗，也会把自己的心情带入进去，觉得在狗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感觉迷茫、恐怖和无可形容的忧郁。
这样“自怜”的老舍，是不是很少在我们的公共话语中出现？
那个年月，京城不太平，常年忍饥挨饿，内忧外患的环境确实给老舍带来了极度的不安全感，他那时还处在马斯洛需求的底端：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怎么再去考虑些其他的呢？
这或许，就是老舍“怂”的来源，他本分勤恳，走一步看一步，也不会做过分激烈的事情。
“缺乏英雄气概，只想安心生活”
虽然老舍说，他不爱读《三字经》和《百家姓》，但他身上却始终带着那股中国传统书生的气息，做到君子温润如玉的同时，也做到了慎独慎言。
在清末动荡的年代，老舍一家和北京的普通小老百姓一样，很少琢磨什么革命和运动。老百姓们只想怎样踏实把眼前的日子过下去，能填饱肚子和读书已经是顶好的了。
像鲁迅笔下阿Q那样，还不明白革命是怎么回事，就加入革命队伍，最后稀里糊涂地被杀了头的事儿，老舍笔下的祥子肯定不会干，他们体面、要强、利己、任劳任怨。
都是一样无望的人生，日子一天天往下挨，心口里塞着块粗石头，走一步，磨出一口血，把这一身的血都磨光了，磨冷了，脊背往下出溜，也就算还完了债，走到了头。
这才是骆驼祥子，也是清末民初的众生相，哪怕被磨光了血肉，也不会想着反。
然而，来到了民国以后，国民革命运动开启了一呼百应的时期，人民逐渐开始觉醒，走上了反帝反封建的漫长道路。
那么，这时候的老舍呢？他是不是也开始了激烈的反抗？
答案是，并没有。
1916年，17岁的老舍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读完书，当了小学校长，也开始养家糊口。
在学校的时候，老舍也会业余打辩论、发表演讲，但他对国内的政治却很少发表激烈的意见。
但重点来了，1919年，老舍正好被派到江浙沪考察教育一年，而就在这一年，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了。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在街头演讲，游行示威，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队伍游行到曹宅附近，痛打了章宗祥。
老舍同校的学弟，数理部的匡互生第一个冲进曹宅，并带头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
按理说，都是同一所学校的进步青年，老舍也应该参与进去才是，可老舍却做了壁上观，他曾如此表达自己的心情：
“五四”把我与“学生”隔开，我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到底对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看戏的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明白演戏的……
当时老舍在江浙当上了考察教育事业的“舒专员”，每个月正俸禄有近两百大洋。一块大洋兑换120个铜子，15个铜子就能下馆子吃顿酒肉大菜，可想而知，他当年的生活算比较优渥了。
等他考察回来以后，五四运动已经逮捕了很多学生，而他成为了北京北郊的“舒劝学员”，官升一品，有钱有闲。寒门士子做到这个地步，实属不易，老舍又怎能贸然加入五四运动，振臂一呼呢？
更何况，老舍又想在教育事业上真正做出点名堂来，还有老母要养。受制于稻梁，这些都让老舍拒绝了时代的激荡，没有真正加入五四运动的风潮中去。
“给我们的皇上润色稿子！”
北京 “怂” 人生活原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谨慎。
老舍先生可谓深得其精髓，他谨慎到什么程度呢？
据知名文史学者杨早考证，由于满清给近代中国带来的屈辱、落后和痛苦，在大清亡国以后，整个民国期间，老舍在学籍和婚书上，均未登记其民族。朋友如费孝通，也从来不知道老舍是满族人。
直到1949年建国以后，老舍才公开了自己的满族身份。1961年，中央领导人亲自同老舍评说了满族的是非功过以后，老舍才明确地以满族作家身份，到内蒙等地满族家庭访问，开始写《正红旗下》这部关于清朝末年满人悲惨生活的史诗。
也就是说，在长达40多年里，除了他最亲密的家人和朋友，没有人知道他是满族人。
比起一般作家，对于政权的更迭和帝国兴衰如此庞大的事情，老舍本人都是以诙谐幽默的讽刺一笔带过，他不会对上层建筑做过多严肃的讨论，只关心劳苦大众的生活。
若干年后，他只在《老舍四十自传》写过这么一句话，“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
还有一次，著名作家楼适夷来老舍的家中探望老舍，他进门后问老舍最近在干什么，老舍笑了笑，“我正在当奴才，给我们的皇上润色稿子呢！”
楼适夷听后不解，老舍告知了他自己最近正在给溥仪的新书《我的前半生》做一些修改工作，两人相视大笑。
其实，这正是北京小市民的一贯脾性，可以在茶馆里咂摸帝王将相，在出租车里叱咤国际风云，但仅仅是做茶余饭后的谈资，如果你真要让一个北京人去触龙鳞，可能性太小了。
这点在上海人看来是 “不合算”，而北京人会觉得 “不至于”。
“冷风吹硬了我的骨头！”
这么多故事看过来，老舍似乎两耳不闻窗外事，不管时代的变革和新的需求，只管自己的小天地的富足温饱。
其实不然，那几年，见到了中国广大百姓的动荡命运，自小出身贫寒的老舍渐渐觉醒，明白不可能永远“作壁上观”。很快他以自己的方式进步，力所能及地去布施济人。
当了三年官儿，酒肉应酬让老舍的身体吃不消了，头发掉光了，戴了大半年帽子，他立即辞了官，抛弃了钱多活少的好日子，去了南开中学当国文老师，继续教书。
后来，他回到北京，在北京教育会做文书，同时兼职京师一中的教员，两项工作加一起，每月薪金才40元。
除了母子二人的生活，他还要去燕京大学自费学习英语，以求进步。为了维持生计，他们只好经常典当东西来维持生活。
在那年冬天，老舍甚至卖掉了自己的皮袍给自己的母亲添置寒衣。这事儿被他的发小罗常培知道后，又是一顿埋怨和心疼，“你为什么不早说？我还拿得出这几个钱来。何必在三九天自己受冻？”
然而老舍却说，“冷风更可吹硬了我的骨头！希望实在支持不下去的时候，你再帮助我！”
老舍的骨气在这时体现了出来，他宁可自己挨饿受冻，也不愿意去找好朋友去接济，知识分子的体面和尊严，还是被老舍牢牢地守在了寒风里。
不仅如此，老舍还领洗加入了基督教，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天津，都有老舍在教会忙碌的身影，他还做过几个基督教会的总干事和负责人。
教会里的事情多，讲道、歌咏、诵诗，开办女工工厂、赈济灾民、卫生演讲、印制宣传品，老舍为这些义务劳动忙得团团转，众所周知，做慈善哪儿能赚到钱呢？
他只是本着《圣经》中的舍己精神，郑重地启用了自己的别名——“舒舍予”，这也是后来老舍笔名的由来。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老舍的谨慎，他在后半生很少提到这段基督徒的经历。
“爸爸上哪去？”
没有什么英雄的气概，但至少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在老舍一生里，他都尽力做到了他认为应该去做且必须去做的事情，为此不惜骨肉分离，天各一方。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1月15日济南沦陷的前夕，当时在济南齐鲁大学任教的老舍告别妻子儿女离开了济南，挤上南下的最后一趟火车，只身前往武汉参加抗战。
这是怕日本人来了，文人们被逼成为汉奸和亡国奴。老舍无法举家齐行，胡絜青只好劝老舍自己出走，投入到抗日战线的大后方去，主持全国文协的工作。
当时，老舍的妻子胡絜青生下三女儿不足100天，最大的女儿舒济才六岁，舒乙才两岁。没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妻子带着三个孩子怎么过呢？
可就算这样，国难当前，胡絜青也坚持送老舍离开。
临走前，老舍几次把收拾好的东西装好又拿了出来，把箱子关上又开开，孩子扯着裤子问：“爸爸上哪去？什么时候回来？”
胡絜青代老舍回答孩子：“明天就回来。”
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老舍这一走就是六年。一直等到1943年，胡絜青带着三个孩子历尽千辛万苦，走了五十多天到达重庆时，一家人才得以团聚。
老舍的儿子舒乙在《父子情》中回忆道：“在我两岁零三个月的时候，父亲离开济南南下武汉，加入到抗战洪流中。再见到父亲时，我已经八岁。”
对此，老舍曾经这样评价那段抗战岁月，“夫不属于妻，妻不属于夫，他与她都属于国家。”
一段沉默的感情
然而，以现代人的道德标准看，在私生活方面，老舍并不是个完人，甚至还有些懦弱，拿得起，却放不下。
就在胡絜青带着三个孩子，在济南艰难度日的时候，老舍在抗战的后方认识了赵清阁，这个让他牵挂一生的才女，两人颇为投契，很快就产生了情愫。
胡絜青带着三个孩子来了重庆以后，两人才分开，赵清阁毅然去了上海。
之后，赵清阁写了一篇短篇的自传体小说《落叶无限愁》，在小说里，才女灿爱上了一个有家有世的中年教授邵环。
但邵环却无法离婚，“她不肯，她拿赡养费要挟我，而我没有钱。”
邵环想的还是逃，他想和灿一起离开上海，“让我们想法子逃到遥远遥远的地方去，找一个清静的住处，我们的爱情永生。”
灿却拒绝了，她说，“因为我们是活在现实里的，现实会不断地折磨我们！除非我们一起去跳江，才能逃避现实，才能克服矛盾。”
在个人情感面，一向温和的老舍缺乏决断力，只想着一味地逃避现实，这对于两方都是一种伤害，在那个年代里，留下了太多的无可奈何。
1948年，老舍从美国给赵清阁写了一封信：“我在马尼拉买好房子，为了重逢，我们到那儿定居吧。” 不知何故，赵清阁还是拒绝了。 但到了1949年，正是因为赵清阁的一封信，才让老舍毅然从美国回到了中国，投身建国后的文艺事业建设。 老舍研究专家、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在《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中说道：
曹禺先生曾说，他也是奉命写信盛邀老舍回国的人之一。不知能否可以这样推测，在促成老舍回国的诸多因素中，清阁先生的信是十分 “给力”。
因为种种原因，老舍和赵清阁的后半生也是分隔两地，只靠书信往来，再不相见。老舍没有离开他的家人，也让赵清阁从此孑然一身，孤独终老。
最后，她把老舍给她写的大部分书信都付之一炬。
在人生的后期，老舍对于这段感情也是小心翼翼地周旋，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据赵清阁的侄女韩秀在《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中回忆道：
1959年，上海的电影制片厂让清阁姨写一部剧本，不写就要停工资。停工资，清阁姨只能饿死。
这封来自上海的信，是我送到舒家，在与舒公公一块儿浇花的时候悄悄递给他的。
舒先生告诉他太太，我外婆病了，他必须去探病，然后进屋加了一件衣裳就拉着我的手出门了。我们在八面槽储蓄所停了一下，他关闭了一个活期存款，取出了八百元人民币。
他说是一笔稿费，他自己悄悄存起来的。回到家，他见了我外婆，马上掏出钱，请外婆寄到上海去。
外婆那天直呼他的名字，并且说，你骗了清阁，让她以为她能够有一个归宿，要不然她早就走了，也不会吃这些苦头。
舒先生无语，面容哀戚。那是我所看到的舒先生最无助的一个画面。
而其实，人终究是有自己的无奈和彷徨的一面，而正是这种人性的不完美和缺点，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有血有肉的老舍，不是吗？
“人民是理解我的”
直到人生的最后，老舍恐怕都是个老好人。在投湖前的批斗里，他对当年北京八中的一个女学生说：“昨天刚出院，能不能不跪？”
女学生当时很同情老舍，就让他站了起来。
他人生最后的反抗，不过在头被打出血以后，愤怒地把自己胸前的牌子摘下来，扔到了地上，砸到了一个女学生的脚，那个女学生大叫，“啊！老舍打人！老舍打人！”
而后，老舍又挨到了一顿疯狂的拳打脚踢。
在那些动荡的年月里，他把无限委屈和痛苦都通通吞进肚中，绝口不提，对于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始终投入一腔热情，却没想到会受此大辱。
那天晚上他对妻子说：“人民是理解我的，党和毛主席是理解我的，总理是最了解我的。”
第二天早晨，老舍将一封给周总理的信和血衣交与了妻子，他拉着心爱孙女的小手，对她说：“跟爷爷说再见。”
三岁的小孙女不懂，为什么爷爷要这样奇怪地，一字一字地跟她说话。
经历了大半个世纪风雨的老舍，不再忍耐，他决心以血荐轩辕，为了文人的气节，投水以身谏。在太平湖坐了一天后，他终于决绝投湖自尽。
其实，说老舍是“怂”人，也是说他身上那样温和天真的秉性和平易近人的态度，他吃过劳苦大众的血泪痛苦，也有着中国传统文人的书生气。
但更重要的，是他在人生各个路口的抉择，他守节殉难，不移不屈。
他和他以身殉国的父亲，做出了一样的选择。
从这点上看，老舍从来都不怂。
部分参考资料：1.老舍《月牙儿》2.胡金铨《老舍和他的作品》3.傅光明《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4.杨早《老舍的四张面孔》5.舒乙《再谈老舍之死》6.舒乙《父亲最后的两天》7.傅光明《老舍之死口述实录》8.南方人物周刊 《老舍为何会在那么多“同情”和“保护”下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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