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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岁的院士潘际銮，每天骑着电瓶车去办公室，干得一点也不比年轻人少；96岁的院士郑哲敏每天还上半天班，帮后辈们解决爆炸方面的技术难题；99岁的杨振宁，前不久给清华捐出了一间资料室；
100岁的许渊冲，翻完了莎士比亚，正在翻王尔德；103岁的吴大昌，还在研究《华为工作法》；102岁的杨苡，依然践行着“Make the most of everyday”的准则；106岁的马识途，去年还出了新书，仍想要“为社会做一点好事情”
……
这些将近100岁的老人，依然奋战在第一线。
就在最近，在一天时间内，我们一下痛失两位院士，“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享年99岁；“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享年91岁。 上周五，毕业于西南联大的翻译家何兆武院士也离开了我们，享年100岁。 5月30日，一部纪录电影全国公映了，讲述的同样也是神一般“90后”的故事，它拥有史上最重量级的“演职表”。 102岁的《呼啸山庄》译者杨苡；
100岁的《莎士比亚全集》译者许渊冲；
99岁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季；
99岁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
…… 这部纪录电影叫《九零后》，是纪录片《西南联大》的姊妹篇。
2018年，在没有任何预热的情况下，《西南联大》一经播出，就引起了轰动，豆瓣评分9.4分，
有热评说：
“心神往之的一段历史，务实而又浪漫，
艰苦而又活泼，大师星布，浩篇充栋”。
西南联大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传奇，存在了短短八年零八个月，却诞生了172位院士，8位“两弹一星”元勋，2位诺贝尔奖得主。
相比《西南联大》的宏大叙事，演徐蓓在新片《九零后》中，更聚焦每一个联大学子的个体故事。 抗日战争如何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和学业，
他们各自如何到了联大，
他们如何在战火中学习、恋爱和生活，
从西南联大毕业后，他们如何参与建设。 即使平均年龄已超96岁，但他们依然想每天为社会做一点好事情……2018年，5集纪录片《西南联大》推出后，我松了口气。我以为我终于可以放下这个选题了。但没想到在随后的2年里，我陆续听到有些老人住院、甚至离开人世的消息。2019年，罗振诜先生的儿子发来一条微信，他感谢我寄去的《西南联大》的光碟和一本书，他说：“昨天晚上我把书放在父亲的枕边，他今天早上安然地离世了。” 我突然意识到，我记录的这些影像或许是他们最后的影像了。他们需要、也值得拥有一个仪式——用最好的音响，在最好的环境里，放他们的故事。没人发弹幕，所有人都静悄悄地看着。除了此前17位联大校友的采访，我们新增了4个采访。有参加过湘黔滇步行团的吴大昌，有国家物价局原副局长胡邦定，有叶企孙的侄子叶铭汉，还有《让子弹飞》的原著作者马识途。也费了很大的劲，找到了李政道和杨振宁得诺贝尔奖时的影像资料，这段资料是第一次在国内披露。
电影《九零后》算是一个升级版，之前碍于篇幅没有对外的故事，都在这里了。“平均年龄超96岁，
在他们身上，我依然能看到‘青春’” 我到现在还记得，2016年《西南联大》开拍时，我是很忐忑的，很担心他们不配合。但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的秘书长胡老师特别淡定，她挨个给他们打电话，挨个通知：“哪天，你来接受采访。”所有的老人家都很听话。巫宁坤先生知道我们要来，早上2点钟就起来了，换好衣服在那等我们。他夫人说这段时间，他经常在梦里大声地说一个地名：“大西门外”，就是西南联大新校址。 刘缘子先生提前好几天就和女儿商量，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当我们说要开始采访了，她就给女儿使了个眼色，她女儿非常会意地拿来一支口红。很可惜，在《九零后》的制作过程中，巫宁坤先生和刘缘子先生都过世了。多数人的身体已不允许二次拍摄了，唯杨苡和许渊冲两位先生，我们拍了第二次。时隔两年，我再次见到许渊冲先生。那天早上，我一进他家门，看到他正在吃一块奶油蛋糕，围着一个围脖。他苍老了很多，但同时又像一个婴儿。他的妻子过世了，生活发生了大变故，但不变的是他对翻译的专注，莎士比亚翻完了，现在开始翻王尔德的作品。他的声音还是那么洪亮，在他讲起自己爱上的4位联大姑娘时，还会羞涩且得意地笑。杨苡先生今年102岁了，但每天还会看书写字，要“Make the most of everyday（把每一天过到最好）”。在采访的间隙，她一个人躺在床上戴着耳机，我问她在听什么，她很天真地笑了一下：“这是我的小快乐。”她正在听《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当我们年轻时）》。虽然采访时，这些老人的平均年龄已经到了96岁，但电影讲的是他们青春的故事。巫宁坤老先生的讲述是尤其动人的。当时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你在哪？他开始讲家乡扬州，讲七七事变后中学的校长宣布学校解散，“教师同学各自回家，大家都哭啊。我们有个，唱女高音的女同学上台去，唱当时最流行的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他唱起来。那一刻我们整个房间的人都震撼了，他开始呜咽，长时间的，十几分钟一直陷在回忆里，我们不得不中断了采访。杨苡先生，她的父亲是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的行长，从小长在租界里。她有一个极为优秀的哥哥叫杨宪益，翻译界、文学界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大才子。杨苡保送了南开大学，但南开又被炸了。虽然住在租界，日本人也暂时不会来碰你，但她不愿意当亡国奴，和很多南开的学生一样，随学校迁往内地。马识途先生是重庆人，父亲是一个县长，他也算个官二代。战前是学化工的，但他觉得靠学的东西来抗战太慢了，日本人都打到家门口了，就跑到大茅山去革命。后来他的妻子牺牲，自己也面临被捕的危险，组织让他潜伏起来，于是决定考西南联大。马老说了一句很凡尔赛的话：“我一考就考上了。”当他到西南联大的时候，他比同年级的人要大9岁，属于老大哥。 邓稼先先生，他的父亲是北大哲学系主任邓以蛰。当时邓以蛰因为患肺病，和全家滞留在了北平。日本人常常逼着中国人开庆祝会，一起庆祝日本又攻陷了一个城池。会上，还在念高二的邓稼先把日本国旗扯碎，扔在地上。他的中学校长连夜到他们家，让邓稼先逃走。随后邓稼先辗转来到昆明，1941年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西南联大，真是不可复制的，因为这帮学生他是不一样的。杨振宁说：“国破家亡，有亡国的危险。”没有抗战，就没有西南联大，就没有他们在云南求学的生活。这在他们心中埋下的种子是什么？怎么样才能不当亡国奴？只有自己强大。当年，三所学校南迁的时候，先是迁到长沙，组成长沙联合大学。但在1937年12月，长沙也沦陷了，于是进一步从长沙西迁到更加偏僻的云南。师生们分三路赶赴昆明。 一批坐汽车。从南边绕路，取道广西，经友谊关进入越南，走滇越铁路。一批走水路。杨苡走的就是这条路，“我们必须要先到上海，经过香港，从香港到海防，从海防坐火车。到了中国边界，我们就站起来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唱《松花江上》，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那时候是热泪盈眶，总算回到中国的土地。”第三批最令人印象深刻，取名“湘黔滇旅行团”，1938年2月开拔，从长沙徒步去昆明。路程总共3500里，一共284个学生，11个老师带队，长途跋涉68天。 吴大昌先生，是湘黔滇步行团极少数还健在的人，他现在讲起这段经历还是很兴奋：“外语系的查良铮，很重视学英文，以念字典出名。一路走一路念英文，念完这一张字典了，就撕掉，再念一张。有些人收民歌，有些人调查风俗，有人照相。我们学机械的人，就看到那个水车很感兴趣，那个大轮子的水车，怎么灌溉。” 有很多学生从来没有出过北平城、天津城。这样一次跨越三个省，让他们真正了解了中国，甚至确定了他们一生的事业方向。李锷鼎在途中第一次看到中国内地老百姓为了照明，只能点煤油灯，最后就去学了水利发电技术专业。在成为翻译家、物理学家、科学家之前，他们年轻的时候什么样？这是我关注的重点。其实他们和我们年轻时一样，一样淘气和混不吝。比如他们会“嫌弃”自己的老师。即便西南联大的师资力量堪称豪华，全部是振聋发聩的名字：朱自清、沈从文、闻一多、陈寅恪、钱穆、钱钟书、金岳霖、冯友兰、华罗庚、费孝通……但巫宁坤却说：“那时候我对这些老师，没有什么很大的敬意，在课堂上学不到什么东西的。我们主要是在课下跟这些老师的接触，同学的接触。同学都可以说是精英吧。”联大的国文课是出名的。闻一多讲《诗经》，陈梦家讲《论语》，许骏斋讲《左传》，刘文典讲《文选》，唐兰讲《史通》，罗庸讲唐诗，浦江清讲宋词，魏建功讲《狂人日记》。但杨振宁却一板一眼地挑剔：“这个办法我想不是最好，因为有点乱。为什么呢，它不是一个人教，因为太不系统化。”张道一说：“我原来的想象，大学应该是比我的中学好得多。但是我到了西南联大注册以后，我大吃一惊。”潘际銮说：“教室是铁板房、干打垒的墙、木格的方窗子，上头没有玻璃的，是糊的竹纸。”王希季说：“哎呀，这个臭虫啊，最初期咬得我简直睡不着觉，浑身都痒。然后咬你之后，你把它捏死的话，全是血。慢慢地就，反正你咬你的，我睡我的，处于'和平共处'状态。”马识途最绝，因为嫌弃学校的食堂，索性自己办食堂，去菜市场找来便宜的菜叶子，煮成菜汤，让大家先喝汤，产生饱腹感，再上米饭。校长梅贻琦在日记中提到，几乎每天都会响起空袭警报。在一次空袭中，费孝通先生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被震垮了，整个院子完全被毁灭。金岳霖先生70万字的手稿，因为日军的空袭而不幸丢失，他不得不重新写过。但在熟悉日本飞机的规律以后，大家就变得从容了。飞机一来，就去安全的地方躲着，有的背英文单词，有的复习上课的笔记。也有人干脆不跑警报，甚至警报一来就去洗澡，因为人少，热水管够。还有人一有警报，就去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烂了。许渊冲先生特别可爱，他主动地讲，他在联大喜欢了4个女孩，还把日记给我看了，字里行间有很多“她”。他还拿出照片，一个个指给我看是哪4个姑娘。我说：“许老，你喜欢的女孩子都长得很漂亮。”他就非常憨厚地在那儿笑了，主要是很得意。 我几乎问了每个人，但谈恋爱在当时还是比较小众的。潘际銮先生就说没有女朋友，“工学院太苦了，一不留神就不及格，谁有时间谈恋爱。”所以也就是许渊冲、杨苡这样学外文的才有时间谈恋爱。物理系真的太牛了，出了两位两弹一星的元勋：邓稼先、朱光亚；其中三位的老师是吴大猷——中国现代物理教学的奠基人。它是一个梦幻组合。我很幸运地找到一本书，里面有好几个物理系的同学回忆了邓稼先，同学的回忆是最真实的。邓稼先长着一张娃娃脸，年龄比一般的同学都要小一些。他有一个奇怪的习惯，就是喜欢缠着同学讲故事，没完没了地讲。当然他也反过来给别人讲故事。大家对他的评价就是特别纯粹，还给他起外号叫“pure”。杨振宁跟邓稼先是一对好朋友。杨振宁当时在联大非常有名气，经常骑车来找邓稼先，然后在一棵古树下面背诵诗句。李政道是一个胖胖的小孩。每天课后他都去找吴大猷，要更多的读物和习题。有时，吴大猷风湿病发作，他就替老师捶背，还帮做些家务琐事。后来联大解散后，李政道才念到大学二年级，但叶企孙和吴大猷老师，破格推荐他去美国做博士生，这个机遇几乎改变了他的一生。我感觉那时候大家都格外爱才，也敢爱才。1942年初，日军入侵缅甸，云南成为前线，大批西南联大学子投笔从军。许渊冲被分配到飞虎队的机要秘书室，他的同学黄维本主动要求去缅甸参战，结果连人带马被激流卷走。诗人穆旦经历了震惊中外的“野人山战役”，差点丧命。在侥幸逃出森林后，他去印度休养了三个月，几次都差点因为饥饿后遗症导致的过饱而死去。尤其让我心疼的是缪弘，他牺牲时距离日本投降只差11天。我觉得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上战场的，因为他的父亲是汉奸。他一直想要洗掉这个耻辱，那就只有上前线。罗振诜亲历了缪弘的牺牲。他跟缪弘一起上的前线，当时在丹竹机场有一场混战，日本人的反抗特别激烈。“进攻时，和他同组的美国兵怕死，退下去了。作为翻译官他也可以跟着撤退，但是他没有临阵脱逃，和战士们一起冲锋，被敌人的狙击手击中要害。”战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立了一个纪念碑，上面刻有834位在抗日战争中参军的联大学生的名字。冯友兰撰写碑文：“联大先后毕业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1946年5月4号，西南联大解散，三所大学回归原址，各自办学。西南联大的学子也各奔东西。朱光亚在美国用很短的时间读完了博士，随后他写了一封信——《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他说：“我们都是在中国长大的，我们受了二十多年的教育，自己不曾种过一粒米，不曾挖过一块煤。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现在，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该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吗？”从1949年8月到1956年10月，共有2290位海外留学生从世界各地回归祖国。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邓稼先和杨振宁这对朋友，选择了2条路来完成自己的科学事业。1950年，邓稼先选择回国。杨振宁跟李政道在1957年得了诺贝尔奖。邓稼先去世后，杨振宁写了一本回忆录，他真的很懂邓稼先在研制原子弹时的处境。他这样写道：“粗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筹划昼夜不断地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又要有稳健的判断。可是理论是否够准确，永远是一个问题。不知稼先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我们通过杨振宁的介绍，联系到了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电话里是一个非常娟秀的女声，一听就知道她非常有教养。可惜她已经不能下床，无法接受我的访问，但她帮我找了很多资料。她最后强调：“原子弹、氢弹研究的成功不是邓稼先一个人的成果。”如果说这部纪录片对谁的作用最大，那一定是我。这4年里，我感觉我变得更加坚韧，更加细致了。如果我不敬畏地对待这个选题，我自己都过不了这一关的。最让我觉得敬佩的是，这些将近100岁的老人，依然奋战在第一线。93岁的院士潘际銮，每天骑着电瓶车去办公室，干得一点也不比年轻人少；96岁的院士郑哲敏每天还上半天班，帮后辈们解决爆炸方面的技术难题；102岁的杨苡，依然践行着“Make the most of everyday”的准则；106岁的马识途，去年还出了新书，仍想要“为社会做一点好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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