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后十年看教育】教育之殇与震后跨越式发展
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恩格斯
本文原刊于《留学》2018年第10期 总第104期
103.4°E，31°S，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0秒，
33km，
8.0级，
11度。
当将这一连串的数字联系在一起时，人们的思维会瞬间聚焦。
在2008年的5月12日，以汶川为震中向外辐射出去的地震波，已被确认共环绕了地球6圈。地震波及大半个中国及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伤害之大，影响之甚远，在十年后的今天，依然“余波不断”。
发生在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是中国的一场“劫难”。
十年之后，再谈汶川大地震，除了缅怀和感慨灾难本身，我们更应该关注当下，关注历经灾难之后灾区的重建工作，包括其中的教育重建。
对人的处境，
进行“最有价值的洞察”
几经周折，《留学》杂志联系到了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教授傅林。在地震发生之后，作为一名高校教育工作者和教育研究者，傅林希望可以通过反思灾难对学校教育的影响，用行动去帮助学校重建、改变灾区教育。“我申请了当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多难兴邦，教育的使命：汶川地震灾后学校教育的反思与重建”（BGA080011），由此启动了这项研究。”傅林如是告诉《留学》记者。
研究的最大成果，便是《教育的使命：汶川地震灾后学校教育的反思与重建》一书的出版。“成书过程历时三年，我们成立了课题组，课题组成员分赴重灾区都江堰市，绵阳市安县、北川县，阿坝州理县、茂县、汶川县映秀镇，江油市、广元市等地实地调研、采访，形成了若干调研报告，并在此基础上最终成书。”傅林说。
地震之后，四川省的教育，开始从灾难中汲取经验教训。教育专家张诗亚，曾经撰文《回归位育——汶川地震周年祭之教育反思》，其中有一句话引人深思：“倘不能从汶川地震这种特大的灾难发生后，对于人的处境进行‘最有价值的洞察’，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就白遭了那么大的灾难。”
据傅林介绍，汶川地震后的十年，四川灾区的教育重建是分阶段进行的，经历了从教育基础设施的重建、师生心理重建，到教育理念、学校文化、师资力量、课程教学、学生成长环境等的全面重建过程，而在每个阶段，教育重建的重点也是不一样的，“最初的三年，重点是教育基础设施的重建、师生心理重建，以后重建的重点，逐渐转移到教育理念、课程教学和学生成长环境的重建。”
震后优质教育资源涌入灾区，
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
重大灾害发生后，除了物资、金钱的支持，更多的，是来自各国政府的教育援助计划。
提及地震后四川省的教育重建，傅林引用了恩格斯的一句话：“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这样的补偿，体现在汶川大地震之中，便是灾后教育重建中四川省教育跨越式发展的实现。“汶川地震的灾区，很多都地处偏远地带，震前的教育基础设施和师资力量比较落后，地震后，灾区学校得到了全国各地的支援，这些援助不仅是物质方面，更多的是带来了先进的教育理念、教育教学方法和课程资源。”
短期内，灾区学校的教育质量迅速超过了震前水平，地震的不利因素，摇身一变，转化为了推动教育改革和教育质量提升的良好契机。
据四川省教育国际交流服务中心来华事务部部长高媛介绍，2008年汶川地震以后，出现了一批地震援助项目，“受外国邀请，地震后，大批灾区师生陆续赴俄罗斯、日本、蒙古、菲律宾等国进行疗养，人数分别为俄罗斯1000人（分两批次）、日本100人、菲律宾110人、蒙古62人。”
2008年5月，中俄两国元首达成共识，选派地震灾区学生于暑假其间，前往俄罗斯进行疗养。在多部门的配合下，来自四川的1000多名灾区儿童分两批次于2008年和2009年暑假远赴俄罗斯，期间，大多孩子居住在“全俄海洋儿童中心”。
“在‘全俄海洋儿童中心’中心，孩子们受到俄罗斯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款待，得到‘海洋中心’师生的精心照顾，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和当地的华人工商联合会对孩子们也是关怀备至，全力服务，随队老师、医生等工作人员尽职尽责、无怨付出。短短3周的时间，孩子们快乐学习、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和游戏，开阔了眼界、收获了友谊、感受了快乐，身心健康得到恢复。” 在四川省教育厅主编的《爱的海洋我的家》一书的引言中，如是总结着学生的状态和收获。
在疗养之外，教育援助的事例也不胜枚举。地震之后，纽约州政府和纽约州立大学决定开展一项教育援助计划，资助一百五十名品学兼优的灾区大学生进入纽约州立大学进行一个学年的学习。这项计划在短时间内进展得异常顺利，一路绿灯，2008年8月15日，这批学生便启程飞赴纽约州立大学开始两学期的学习，分布在了该大学的22个校区。
（2018年3月25日，四川绵阳，一名来自上海的学生，
在北川中学新区茅坝中学遗址前，久久伫立。图片来源于视觉中国）
“天地之大德曰生”，
生存能力教育不可或缺
教育重建，首先是教育观念的重塑。汶川地震后教育反思的首站，正是中国教育体制下生存教育的缺失。经过调研，傅林等人将教育观念重塑的逻辑原点，定位在了“生”（出自《周传》语，“天地之大德曰生”）上。
对于导致生存教育长期缺位的原因，《教育的使命：汶川地震灾后学校教育的反思与重建》给出了四个方面，即：教育理念中过度关注教育的功利性、片面的成功导向导致对教育精神追求的忽略、教育传统中对个体生存意义的认识不足、流行文化中暴力符合影响青少年对人的生存的尊重。
而面对震后学校生存教育的重建，经过调研，傅林等人提出了几点思路，总起起来，便是：开展社会环境适应教育、提升学生生存能力、以灾为师实施生存教育。
汶川地震后，各方对灾难教育的关注有所提高。教育部曾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学校组织学生和家长收看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9月1日播出的《开学第一课》“知识守护生命”节目，并倡议全国的中小学学生每年每学期进行应急避险教育。作为我国首部面向中小学生的灾难教育读本，《学会生存在中国》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学校应急教育补位，
“桑枣奇迹”不应成为孤例
应急教育有多重要？
地震发生，不少学校在瞬间被夷为平地，遇难学生不计其数，但同样有学校以全员从教学楼中安全撤离的真实事例。
安县桑枣中学的事例，或许足以说明应急教育的作用。
桑枣中学全校2200余名学生、100余名老师在地震袭来后的的1分36秒内全部安全撤离到操场，学校八栋教学楼部分坍塌，未坍塌的全部成为危房。
无一人伤亡的背后，是校长叶志平不断加固楼房，每学期组织一次全校师生紧急疏散演练的努力。每个班级的疏散路线已事先规定好，每个班级前四排学生走前面、后四排学生走后面的规定，也已早早明确。
“绵阳市安县的中小学校是我们在调研走访中见到的学校应急教育开展得比较好的学校，像桑枣中学这样的学校，在绵阳市安县还有很多，如安县西苑中学、安县永安镇小学等，这些学校平时十分重视安全教育，每个学校都有应急预案，利用班会、集会等形式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外聘法制副校长，请交通大队的交警为学生讲解交通安全知识，定期举行应急演练，”傅林回忆，在去西苑中学调研时，还能看到期教学楼外墙上安全教育的板报，得知就在地震发生前不久，该学校还进行过一次安全撤离演练。“安县学校形成了一套学校安全教育模式，这使得师生在危机来临的时刻能从容应对，从而将伤亡率降到了最低，这些做法都值得借鉴和推广。”
然而可惜的是，在汶川地震中，桑枣中学全部师生在1分36秒内成功避震的事例，终究还是孤例。
这意味着，在我们的学校教育中，学校安全教育和防灾减灾工作的缺位，还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现有教育中，生存教育并未在学校的常规教育之中，渗透在日常教育工作中的生存教育，也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实质性意义。
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学校应急教育
避险知识缺乏的影响如影随形
中国学校避险教育与训练的缺乏，让走出国门的中国学生同样缺乏自然灾害自救常识， 中国留学生多来自经济发达的中东部地区，而中东部为平原地带，自古以来自然灾害较少，因此学生的自然灾害学习无异于纸上谈兵。
中国大学生的防灾减灾知识贫乏，缺少实际的操作及现实的演习，中国学生缺少必要的避灾、自救和互救的技能，甚至存在不少错误的自救方式，降低了生存几率。如果在灾难发生时，还需要几秒钟时间考虑自己应该怎么做，而不是熟练到出于本能，那一定不是成功的避灾。
所幸的是，在地震过后，至少四川省内的学校安全教育和防灾减灾工作得到了加强。“教育行政部门与各级各类学校每年都要签订防灾减灾工作责任书，明确职责分工。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开设省级地方课程《生命•生态•安全》。除此之外，还会定期开展安全大排查专项活动，督促学校制定应急预案和落实防灾减灾措施。”傅林如是说。
关注青少年灾后心理重建，
“心理干预”勿要成“心理干扰”
童年所遭遇到的危机，将会影响他们未来的生活。
精神分析学领域的鼻祖——弗洛伊德，持有一项理论：成人世界的很多心理问题，都可以追溯到童年期甚至更远。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成年人心理问题的发生，正是因为在童年期所遭遇的“危机”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而自此潜伏在内心深处，在受到相似条件的刺激之时，便会再次发作。
在这个意义上讲，遭遇地震冲击的、自我调节能力较差的学生，会在心理留下关于地震的阴影，并在其未来的生活中，出现不同程度的发作。在张宏伟《唐山震后幸存者心理调查：健康人数仅占14.67%》一文中，在对2000名唐山大地震幸存者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了调查之后，显示心里健康的群体，仅占被调研对象的14.76%，严重者更是有着自杀倾向。因此，汶川地震后，学生的心理重建，意义重大。
据傅林回忆，汶川地震之后，四川省教育厅对于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关照不遗余力，“及时启动心理健康教育专题研究，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灾后中小学生心理辅导与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川教〔2008〕238号）和《开展地震灾区中小学心理辅导与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培训实施意见》，组织部署灾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骨干教师国家级培训、省级培训和10个极重灾区教师的“送培到县”活动，为灾区学校培训了1300多名心理健康教育骨干教师，提高了他们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辅导的能力。”
而针对灾后学生所受到的心理创伤，灾区学校在各自的实践中，也探索出了三种行之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模式。“一是专家主导模式，专家组成的专业心理辅导团队长期驻扎灾区，对受灾严重的学校进行定点帮扶；二是学校主导的心理自救模式，将心理重建融入科技活动、校园文化建设、班团队活动中，开展心理自救；三是利用网络平台进行心理交流和开展心理辅导，专业心理咨询网站成为灾区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阵地。”
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四川省探索和完善了学校、社会、家庭、相关行政部门和研究机构联动参与的心理健康教育新模式。
尽管如此，地震过后，对于中小学生的心理援助过程，依然存在着很多不足。
地震之后，大量的心理工作者涌入灾区学校，进行灾后心理援助，带来支持和鼓励的同时，缺乏基本灾后心理干预和救灾培训、完善的工作预案准备不足、援助工作延续性的缺失，都使得混乱无序的心里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变为了“心里干扰”。
现在的四川，在废墟之上完成重建之后，设立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全国青少年防灾减灾教育基地，举办论坛，反而大有成为中国地震防护新高地之势。
“2012年，四川大学与香港理工大学联合成立的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建成，这是汶川地震后成立的全球第一所专门从事灾后重建相关领域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高端国际化平台。在汶川地震灾后十周年之际，全国青少年防灾减灾教育基地在四川大学揭牌。同时，“中国西部及‘一带一路’青少年防灾减灾救灾教育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也在成都举行。”傅林告诉《留学》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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