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民国时期的“艺术留学生”

 汨罗连塞纳

水墨融丹青

——记一代艺术大师徐悲鸿的留法岁月

本文原载于《留学》杂志2019年第14期（总第131期）

记者_ 汝元昕   编辑_希声狸  设计_李阳

1919年3月的一天，上海黄浦江码头细雨霏霏。锚链撞击声中，一艘开往欧洲的轮船缓缓启航。乘客们站在甲板上，向码头上送别的亲友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

轮船出港，意味着船上人将暂别沐浴在凄风苦雨中、笼罩在变幻风云里的中华大地，经历将近两个月漂流在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浪涛上的日子，驶向遥隔万里的西方世界。

“一战”的硝烟刚刚从欧洲的土地上散去，而文艺复兴以来大肆吐蕊的文明之花却在乱世相对自由的文化氛围中野蛮生长，继续吸引着全世界的向往与关注。挣扎在东方苦海中的人民，正迫切地需要在西方的土壤上汲取文明的养料，挽华夏狂澜之即倒，扶九州大厦之将倾。

这艘从上海启航开往欧洲的轮船上，一位青年画家正怀揣着晶莹剔透的艺术梦想与炽烈滚烫的报国之心。他拥有扎实的中国画根基，痛心于国画的日渐衰颓，渴望赴欧求取艺术“真经”，寻觅中国艺术的发展前途。这位画家正是后来成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奠基人的徐悲鸿。那一年，他24岁。当时初出茅庐的徐悲鸿，凭借卓尔不凡的画作受到了当时北洋政府教育部部长傅增湘的赏识，得到了公派留学的机会，赴法国钻研艺术。

壹

“我代表我的国家”

留洋深造的机会，对寒门出身的徐悲鸿来说是弥足珍贵的。

1895年，徐悲鸿出生在江苏宜兴屺亭桥镇一个平民家庭。他的父亲是私塾先生，能诗文，善书法，自习绘画，常应乡人之邀作画，谋取薄利以补家用。徐悲鸿自幼随父学画，少年时代辗转于乡村镇里，卖画为生，接济家用。后来，由于父亲病重，家人生活日益捉襟见肘，他不得不漂泊流浪，忍饥挨饿，靠卖画艰难度日。青葱年华被黑暗时代烙上了萧瑟愁苦的印痕。

20岁那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徐悲鸿看到了震旦大学的招生广告，鼓起勇气报名应考，出乎意料地被录取了。在友人的扶助下，他在震旦大学法文系入读，这为他日后赴法留学打下了基础。在这期间，他受到了一批优秀画家的指点，创作水平大有长进。之后，徐悲鸿得到资助赴日本东京研究美术，归国后受聘为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在京期间，他结识了蔡元培、梅兰芳、鲁迅等各界名人，深受新文化思潮的影响，树立了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同时，他在艺术方面也日渐崭露锋芒，凭借过人的创作才能获取了公派赴法留学的名额，远渡重洋，追寻梦想。更为广阔的艺术世界向他敞开了大门。

1919年5月中旬，徐悲鸿到达了法国巴黎，这才听闻国内爆发了五四运动。心系祖国的徐悲鸿立志潜心钻研西方文化，发扬中国绘画艺术，振兴中华文化。

一到巴黎，徐悲鸿立刻沉浸在了艺术的海洋中，如痴如醉，如鱼得水。在卢浮宫，他观赏了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与大卫的《荷拉斯兄弟之誓》等世界名作；在各大沙龙，他还见到了莫奈、罗朗史、达仰、弗拉孟、倍难尔、莱尔弥特、高尔蒙等前辈画家的作品。大师之作震撼了徐悲鸿的心灵，让他深深感到自己的不足。他意识到自己在国内只不过是以画谋生，并非真正在创作艺术作品。于是，他开始临摹大师作品，潜心钻研西方绘画中描写物象的技巧。两个月后，徐悲鸿考入了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以校长弗拉孟为师，开始接受正规的西方绘画教育。弗拉孟是著名的历史画家，作品流利自然，尤其精于肖像画。他很器重这个刻苦努力的中国学生，耐心地指导他进行创作。

刚刚入学的时候，有一位外国同学瞧不起中国，徐悲鸿义正辞严地对那个学生说：“既然你瞧不起我的国家，那么好，从现在开始，我代表我的国家，你代表你的国家，我们来等到毕业的时候再看。”

此后，他发愤图强，钻研绘画，每日孜孜不倦地进行西洋画的基本功训练。那时，巴黎高等美术学校下午都没有课，他便去一所私立的美术研究所画模特儿。这个研究所只要买门票就可以进去，每次的门票是一个法郎。回家时，他习惯于绕道塞纳河畔，在那里的书摊上浏览画册。课余时间，他常常去博物馆观看名家画作，仔细研究不同画派的风格和特色，以及各个画家的不同造诣。

巴黎的马场尤其是徐悲鸿的钟爱之地。他常常在马场画速写，并精研马的解剖，创作的画稿超过一千幅。这为他日后创作各种姿态的马，包括立马、饮马、奔马、群马，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贰

“吾之为此，乃痛不可支也”

1921年的春天，巴黎举办规模盛大的全国美术展览，陈列法国当代许多名家作品。开幕那天，徐悲鸿一整天流连在会场，仔细观摩、比较，从早晨到黄昏，竟然未进饮食，完全忘记了饥饿。暮色降临时，他走出会场，发现外面纷纷扬扬的大雪。凛冽的寒风袭来，由于没有大衣，他浑身哆嗦起来。这时，他才突然感到饥饿难忍，只好迎着风雪，急步回家。途中，他突然腹痛如绞，慌忙靠在路边的墙上，勉强支撑着才没有摔倒在雪地里。原来，由于寒冷和饥饿的袭击，他的肠子痉挛起来，产生了剧烈的痛楚。

从此，徐悲鸿患了终身不愈的肠痉挛症。病发时，痛苦常常使他难以忍受，但他仍然强迫着自己坚持作画。他在后来创作的一幅素描上写道，“人览吾画，焉知吾之为此，乃痛不可支也。”（此画现存于徐悲鸿纪念馆）

在勤勉学习的同时，徐悲鸿也结识了一批很有志向的留学生，包括杨仲子、谢寿康、沈宜甲、盛成、曾觉之等人，他们后来都成长为自己专业领域中的杰出人物。其中，杨仲子成为了优秀的书法篆刻家。徐悲鸿所用的很多印章，都出于杨仲子之手。那时，他们这群有志青年常聚在一起，讨论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前途，发表着议论与感慨。与此同时，徐悲鸿在巴黎还结识了赴法勤工俭学的周恩来与何长工。那时，年轻的周恩来已经显示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锋芒。

1921年夏天，由于国内时局动荡，北洋政府中断了留学生的学费。贫病交加之下，徐悲鸿只好转移到了柏林。由于战后德国通货膨胀，马克贬值，同样数目的法郎，在德国可增值数倍。

来到德国，徐悲鸿见到了门采尔、绥干第尼的绘画和脱鲁倍斯柯依的雕塑。这使他大开眼界，感到在法国见到的作品虽多，但仍有局限之处。

他在柏林将近两年，不论寒暑，每天作画都达十小时以上。当时，他最爱伦勃朗的画，便去博物馆临摹。每天自晨至暮，临摹十个小时，既不吃饭，也不喝水。

徐悲鸿自幼喜爱描绘动物。柏林的动物园中，猛兽的栅栏都是半圆形，最适合画家进行速写。因此，每当天气晴朗，又无模特时，他就去动物园写生。他最喜欢画的就是狮子了。就像在法国马场画马一样，他精细地观察狮子站、卧、走、跃的各种姿态，仔细地研究狮子的结构。为了观察狮子一天的生活规律，他到了吃饭的时间也舍不得离开。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就如同画马一样，他凭记忆就能将狮子的各种动态默画出来，创作了不少以狮子为题材的作品。

1923年初春，中断已久的留学经费又从国内寄来了。徐悲鸿立刻回到巴黎继续学业。在巴黎高等美术学校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美术史、美术理论、透视、解剖等课程的结业考试后，他仍毫不松懈地进行学习与创作。平日里，他有时在学校作画，有时在蒙班奈各画院自由作画，有时在卢浮宫临摹油画。他与当地的不少艺术家结为挚友，每逢周末，常与他们相聚，一起评论作品，或漫谈历史掌故。

叁

艰苦岁月中的柔情蜜意

春去秋来，流年似水，岁月将大师的技艺打磨得愈发成熟。几年间，徐悲鸿画了许多卓有功力的人体习作，其中有素描，也有油画，为他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此期间，他创作的油画《箫声》《蜜月》《远闻》《怅望》《抚猫人像》等成为他早年作品中颇具代表性的佳作。其中，《箫声》尤其为人所津津乐道。

《箫声》是一幅创作于1926年的人物油画。此画是中国意境之美与西方油画形式的一次成功和完美的结合，其构图、色彩、笔法乃至思想、情感和笔墨情趣上都具有浓郁的东方绘画精神。画中一位中国女子侧身而坐吹箫，娴静优雅，神情似若有所思，背景为幽静田园景象，老树身影与飞翔的白鹤隐约可见。从画面上，似乎可以听到那传达人物情思的清幽悦耳的箫声。

画中女子的原型不是别人，正是徐悲鸿当时的妻子蒋碧微。

蒋碧微与徐悲鸿之间的爱情故事，浪漫哀愁，一波三折。

二人相识于1917年，那时，徐悲鸿22岁，蒋碧微18岁。当时徐悲鸿只是一个从宜兴来到上海滩一面靠为一些杂志社插画谋生，一面刻苦求学的青年。他吃苦好学的精神得到了宜兴同乡前辈蒋梅笙的赏识。为此徐悲鸿常去蒋府，一来二去便认识了蒋梅笙的千金蒋棠珍。这个早已许配无锡大户查家公子的蒋小姐，竟对徐悲鸿生出好感，并于1916年改名为蒋碧微，随徐悲鸿私奔，1919年与他同赴法国巴黎。

在巴黎漫长的求学生活中，蒋碧微一直陪伴在徐悲鸿身边，直到1927年回国。那些年，徐悲鸿醉心于绘画，蒋碧微则专攻音乐，学习小提琴。尽管时有争吵，感情仍相当融洽。

后来，也许是命运捉弄，也许是人心难测，生活的磨盘无情地碾碎了初恋的柔情蜜意。多年之后，二人分道扬镳，破镜难圆。徐悲鸿的画中人成了其他女子，蒋碧微也另觅佳缘。但是，在巴黎共度的八年留学生活，是两个人生命中都无法抹去的回忆。

肆

水墨丹青里凝着中国魂

1927年春天，徐悲鸿踏上了归国之路。异国求学的八年时光，使他从一个青涩的学生成长为成熟的艺术家。那些贫穷、饥饿、疾病的日子，给他留下的刻骨铭心的回忆，使他的命运与绘画艺术结下了难解难分的一生之缘。

后来，徐悲鸿成为一代美术大师，以《奔马》等作品驰名于世。他笔下那些昂首奋蹄、鬃毛飞扬、精神抖擞的奔马中，蕴藏的正是百折不挠、一往无前、在苦难环境中愈挫愈勇的民族精神。而画家本人，正是这种精神的发扬者。他是推动中国画继承、发展和传播的美术教育家，更是将个人理想与民族荣辱紧密联合的文化斗士。抗战期间，他创作国画《愚公移山》，表达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顽强决心。新中国成立后，他为劳模、民工画像，搜集一点一滴反映新中国建设的素材。而在美术教育事业中，他更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开辟了一条中西融合的改良之路，培养了诸多对社会发展有重大意义的美术人才。

徐悲鸿晚年身体状况不佳，仍抱病指导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学工作，为结业班的学生讲课，为教员油画和素描进修小组上课，为抗美援朝的志愿军画《奔马》。1953年9月，徐悲鸿病症加剧，逝世于北京医院。周恩来前往吊唁。

也许那一刻，周恩来会想起当年在法国巴黎勤工俭学时结识的那个流连于塞纳河畔读书看画的少年，那个因肠痉挛而于博物馆外雪地中扶墙苦撑的少年，那个在动物园中临摹动物一整天不进饮食的少年，那个对外国同学说出“我代表我的国家”的少年⋯⋯

那个少年在巴黎的传奇故事，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仍未褪色，还在打动着更多人的 心。

诗人余光中曾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作为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画家，徐悲鸿的画笔自然也饱浸了汨罗江的清波。而塞纳河畔的八年陶染，则又让这支画笔汲取了西方艺术的精髓。西方理念与技巧的注入，让中国绘画艺术洗去陈年的青苔，迸发出新的旺盛生命力。徐悲鸿不愧为用画作彰显民族精神、让中国绘画艺术走向世界的一代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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