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歌轻飏心理咨询师养成计划第9课--“人格障碍--不压抑地付诸行动”

渔歌轻飏心理咨询师养成计划第9课

“人格障碍—不压抑地付诸行动”

在还没有学习心理学之前，我看过美版电影《致命的诱惑》。电影中的女主角正是边缘性人格障碍，她表现出的占有欲，以及摧毁自己和毁灭他人的边缘，都让人震惊于她极具破坏力的攻击性。那种震惊于我而言很深刻，于是对这一章的内容还很期盼。

在学习人格障碍这一章时，我们首先了解到的是弗洛伊德的观点。他认为，人格在一个人成长的最初五年就已经定型，而其后的发展变化都是不重要的。这句话，结合之前课程中学习心理冲突时，大家讨论孩子应该选择怎样的学校入学时的回答，我觉得有异曲同工之感。按照精神分析的说法，人的心理冲突一早形成，之后在挫折中得到的内部体验，只是不断在重复。所以，人格也是持久的、连续性的整体，在个人与社会环境的交互中，表现出一致性。18岁以前，一个人的人格可变性还算大，但成年之后，可变性就很小了，精神分析治疗的方法，是对来访者的人格进行松动与整合（听上去很像是牙医），并且让来访者对此有较大的觉察，了解自己的人格定型于怎样的状态，并能够接纳。

周老师说，和人格障碍的来访者一起工作，因为可达到的咨询目标与可变动的空间相对较小，所以，咨询师要承担的焦虑也会更多。在这里，我们重温了一下咨询中三种关系之间穿行：现实关系、早年关系与咨访关系。按照精神分析的理论，从早年关系的角度来看，人格障碍患者，其创伤发生于核心人格的形成阶段，相对于神经症患者的创伤更为早期，人格障碍患者更有可能是母爱出了问题，而神经症患者则更有可能是父爱的缺失导致性冲动无处投射。人格障碍患者，更多是因母爱在功能上的匮乏，而导致内心的发展无法得到滋养。从咨访关系的角度来看，我们怎么看待与人格障碍患者的工作呢？咨询关系的功能，是来访者在这个房间，这个关系中重新被养育一次。所以，人格障碍患者在咨询关系中，会更多地重演早年关系中的创伤以及之后产生的行为模式，咨询师不仅要补足来访者早年的匮乏，带给他全新的体验，还要在这样的关系中保护好自己，这种工作关系带来的焦虑程度，可想而知。

为什么说咨询师在和人格障碍患者一起工作时，要保护好自己呢？我想就要从神经症与人格障碍之间的比较上谈起了。如果把所有关系都看作移情的关系，在个体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中，神经症患者由于创伤发生的时期相对于人格障碍患者更晚，会表现出更多的压抑和妥协，能进行自我观察和分析，并为了更社会化，而倾向于将挫折中的失败责任归因于自己，所以伤害与不舒服，更多地指向自己。而人格则因为创伤发生的更早，更倾向于在关系中让对方不舒服。有一个不知道准不准确的想法：神经症似乎更加“超我”，而人格障碍似乎更加本我，在心理冲突剧烈搅动内心后的结果，不是困于更指向内在的情绪，而是会通过将冲动付诸行动，令自己舒服，但不管对方舒不舒服。看上去，人格障碍的痛苦程度远小于神经症。

在案例讨论部分，我们重点去了解的人格障碍是“自恋性人格障碍”。这些人格障碍类型，要结合一个人的核心人格形成过程中的早期经验去看，看他哪里是匮乏的，哪里是没有得到好的滋养的。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个体在生命早期，都是将母亲当作自己的一部分来爱的，这是每一个孩子都会有的“原始的自恋”，随着心理的发展，这部分爱可以投向其他的客体，但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孩子投向客体的爱是受挫的，就会发展出病理性的自恋。与此相比，我更喜欢科胡特的说法，他说，“养育者要允许孩子在早期和他们互动的时候，将养育者理想化地去爱着。”同时，他给出一句很生动的描述：“环境必须提供给人必须的经验，让一个孩子成长不光是作为一个人，而且要感觉到是个人。”这种真实地感觉自己是一个人的体验，就来源于养育者允许孩子将他理想化的过程。虽然我们都知道，没有父母可以做到孩子的完全理想化的父母，但尽管做不到，却可以允许他有这样的理想化需要，这个接受，就是共情式地接纳。在这个过程中，孩子才具备区分理想和现实的能力。如果无法做到，那么这一部分的缺失，势必让他将来会不断以代偿式行为去重演与他人互动的模式。发展出病态的理想化自我，变得“自认为无所不能”、“过分将他人理想化”、“没有共情能力”、“无法检验现实”，包括只能在乎社会和他人的评价，却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以科胡特的描述来说，自恋性人格障碍就是“由于既不能感受自己、也不能感受他人，而成为真正精神上的孤独者。”

最后我们学习了各类人格障碍的咨询要点。感觉上，各类人格障碍像是在咨访关系中，呈出的是不同的“礼物”——有可能让咨询师很“头疼”，但这些“礼物”似乎都是镜子，除了映射他们的主人可以创造出什么、摧毁掉什么——比如扰乱设置、激发咨询师的自恋，也在映射着咨询师需要变成怎样的客体，才能接住这些礼物。感觉咨询师在和他们工作时，找准位置很关键，要坚守一些东西也很重要。

经过这次课，似乎对心理结构的均衡有了新的理解。如此看来，如果一个人能够令自己的本我、超我、自我在谈判桌上势均力敌，合作式地探讨出聪明（甚至可以说智慧）的行动、运作方式，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人的心理是健康的状态。从与环境的关系上试想一下，这个人既拥有一定的内化的道德感及权威：道德感可以让他在社会及文明背景下适应、应对，权威又可以给他的内心一定的秩序保持整洁有序；又可以在不绝对化的社会规则上，通过被允许的升华的方式，充分地释放冲动，满足欲望，那么这个人应该活得自由、强壮、适应——虽然这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