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产家庭遭遇“两娃高贷”生活
对“俩娃高贷”的中产家庭来说，由于同时承担育儿和高房贷的压力，为了继续原有的生活，维持住“中产”，反而成了一种负担。
我们与一些“俩娃高贷”的中产家庭，聊了聊他们的故事。他们的职业各不相同，有教师、设计师、IT行业人士、金融行业人士等等，并且大都面临着高房价、教育竞争、职场等带来的挤压。他们的相同之处是，年过三十，年收入普遍在30万以上，有的甚至超过百万，并且，均养育了两个以上的孩子。
然而，他们过的却是一种“穷中产”的生活。收入的波动，对未来的不确定，贷款和育儿的负担，使得他们的生活陷入一种脆弱的境地。有人为自己之前的冲动消费后悔；有人选择了薅羊毛，学习省钱攻略；还有人开始记账，并且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就像《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红皇后所说：“你必须全力奔跑，才能留在原地。”
文 | 薛永玮
编辑 | 易方兴
运营 | 栗子
自从辞职成为全职妈妈，中产妈妈孙默就发现，生活变了。
在上海郊区，33岁的她陷入了抑郁。凌晨2点，小宝的腿噔噔两下，吵醒了刚刚入睡的她，这位每晚带着3岁龙凤胎宝宝入睡的母亲，黑眼圈已经在她脸上挂了好几年。
以前她留着海清那样的短发，经常去发廊做个定型，显得飒爽干练，但现在已经一年多没做过美发了。她总结，30%的时间给了孩子，30%给了先生，30%给了父母，只有最后的一点点才能留给自己。
恍惚中，她轻拍小宝的背，确认一切正常后又闭上了眼。刚睡了两三个小时，小宝又开始翻来覆去。她在困倦中起身，单手拉开床头柜的抽屉，熟练地在一排温度计里摸到一把耳温枪，开始给小宝测温——37.3℃。
孩子发烧了。
这会儿还不到6点。孙默迅速穿好衣服，挨个叫醒一家人。经历了年初的“全城静默”，孙默对孩子们发烧格外担心。由于有三个娃，一个娃生病，就容易传染给剩下的两个，所以天还没亮，她就带着孩子去医院。生病的小宝蔫蔫地坐在妈妈怀里，微微皱着眉头。等到了发热门诊，小宝的体温已经升到了38℃以上。
孙默和老公不是上海本地人，一家五口住在上海郊区的一处别墅里。说是别墅，实际上总价在500万左右，每次上班往返要花3个半小时——她也只买得起远郊。这几年，外公身体抱恙，她的父母也没办法帮她带孩子。
到了这个地步，孙默仍不打算请一个保姆——准确来说，是请不起。“如果是一个月四千块的保姆，那我觉得还能请。”她说。但现在，请个保姆一般每个月要六千块钱。两千块对她们家来说，很重要。
“这两年，我们对以后的收入预期不太乐观。”她老公开着一个健身工作室，本来年收60万以上，今年上半年因为疫情，亏损了20来万。邻居也好不到哪儿去。前两天，新邻居来敲孙默的门，她才知道原来之前住在这里的邻居搬走了。“一般来说，搬走之前都会打一声招呼的，比如是去陪孩子读书之类的。这样悄悄搬走，我们猜肯定是资金链断裂了，才不好意思说。不过谁知道下一个会不会是我们呢？”
像她这样的中产家庭，正在变得脆弱。直到现在，她每个月还要接受父母一万块钱的“救济”。支援了她这笔钱后，父母自己也所剩无几。
对于“两娃高贷”家庭来说，诸多的付出中，两个孩子身上花费的时间和费用，是绝对的大头。
“感觉手里的钱就没超过十万。”郑州的中产妈妈林小多，自从在郑州首付了一套约一百平的三室一厅后，总感觉很拮据。买房也是为了小孩上学，每个月要还一万二房贷。最难的是2021年，家里有一笔30万的投资款打了水漂，老公也失业了4个月。那4个月，透支掉了大部分的存款。新房装修的时候，她虽然喜欢真皮沙发，但是不敢想，最后只能买了个千元的普通沙发。
由于有了两个孩子，公公婆婆也住过来帮忙，所以，现在她们一家六口人住在这里。过去，她经常邀请朋友来家里做客，但自从有了娃，家里就有些坐不开了。
空间还是小问题，吃穿也容易解决，更大的问题在于孩子的兴趣班。首先，时间安排就成了大问题，她自己的时间是有限的。比如，周五是上舞蹈班的时候，她正好限号，下午5点一下班，她就骑着小电动带大女儿去上舞蹈班，等到了舞蹈学校，已经是6点，只能随便吃两口面包，再换上舞蹈衣服，6点半正式上课。
伴随着时间支出的，还有金钱。前阵子，她刚陪大女儿参加完舞蹈考级，那天在比赛场馆，十几个孩子呼呼啦啦进去，六七个人一组，表演个半分钟就出来了，“最后每个人都有奖杯拿”。这样一个在她看起来像“骗钱”一样的考级，还要再收她一千多元，让她感到肉疼。“但学都学了，还是让她考完10级吧。”
最坑的是美术班，在当地商场，趁着活动促销，她给女儿一口气充了一万五的美术班学费，报了4年。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美术班的老师说付不起房租，开始和家长们借钱。到了今年，美术班彻底关了，老师也跑路了。这是林小多最后悔的事。现在，小儿子才两岁，等长大了兴趣班肯定又是一项开支。
在南京做IT的两娃妈妈文思莉，是所有聊过的“两娃高贷”家庭里，家庭收入最高的一个。她和老公主要的经济来源，是经营一家小公司，但养两个娃，她说自己也常感觉到压力。
也是因为，两个娃身上的支出太高了——去年，孩子生病感冒就花了小一万，妹妹一年的尿不湿花六千元元，奶粉一万，早教两万，衣服、玩具、绘本加起来一万；姐姐一年私立幼儿园花一万五，英语、游泳、画画、思维各类培训班四万，衣服、桌游、书本一万；两个姐妹每周带出去吃饭，一次三百到五百，一年花两万。最后加上伙食费，一年高达21万。
买别墅这件事，孙默感到很后悔。
上海市区的别墅肯定买不起，只能买到很远的郊外。她曾不止一次向同事哭诉，当初买房确实没有考虑这么多，现在才知道，这么长的通勤时间有多难。
住别墅远没有她想得那么简单。即便是买在远郊，房贷的压力也够她受的。每个月，她要还房贷近两万，她又全职在家，能剩下的钱寥寥无几。由于面积大，还带来另一个问题——装修太费钱。比如别墅的草坪，她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钱去维护。但与此同时，小区里，草坪可是各家的“门面”。直到搬来的新邻居看不过去，说可以顺手帮她打理时，她才有了一个看得过去的“门面”。
选择住在偏远郊区别墅的人，毕竟是少数，还有很多人是像郑州妈妈林小多这样，攒钱付首付，一家人住在市区的商品房里。
林小多和丈夫2013年结婚，一年后生了孩子。当时林小多刚入职国企不久，还是初级科员，一个月工资两三千，她丈夫也刚从国企跳到一个民营设计院，当时薪水也只有两三千。那一年，两个人一个月拿五六千的工资，三分之一的工资拿出来还房贷。
那已经是十年前了。接下来，房子对他们来说始终是刚需，尤其是生了二胎之后，加上丈夫跳槽到了一家月薪约两万的公司，他们开始考虑学区房的事。
2020年，林小多把几年来家里的所有积蓄拿出来，又首付了一套学区房。这也成为压力骤增的开始，房贷一下子猛增到12000元。她现在的工资涨到了6000块钱，每个月工资一到账，就全部还给银行，还要再从老公的工资卡里再拿6000块补贴出去。剩下的部分，还要再扣除两个孩子的支出，几乎剩不下什么钱。“压力很大，感觉每个月都在给银行打工。”
这样的压力难以缓解。为了保住现有收入，丈夫过上了比996还要忙的生活，在公司里搭了一个行军床，经常是直接睡在公司。一家人也开始连一块回趟老家的时间都消失了。
林小多还是经常心怀感恩，她觉得自己现在无非经济压力大了点儿，但也不至于处在一个完全不可控的境地。“和在这个城市的很多人比，我们肯定还是幸运太多了。”林小多反思自己，刚结婚时，只是想住进一个三居，等愿望满足了，后来又想买学区房，“人的欲望就是一步一步变多的，想要的会越来越多”。
另一方面，林小多也无奈，郑州的高考压力这么大，如果不买学区房，她又能怎么办呢？
为了能在中产身份和中产生活质量之间取得平衡，中产们开始想办法开源节流。
孙默热爱健身。她在健身爱好上进行的“开源节流”，是她与生活对抗的缩影。
她一直缺一件运动背心。最近，和老公逛街时，逛到lululemon。老公示意说进去逛逛，孙默连连摇头婉拒。一件背心四五百，她觉得没必要。回家后，她让同小区一起遛弯的妈妈把自己拉到了一个领优惠券的群，群里有高达60块钱的大额优惠券。那天，孙默花8块钱买到了一件运动背心。
“你敢想象吗？敢相信吗？一件背心8块钱哎。”孙默说，语气里包含着欣喜。从那之后，她就像掀开了“省钱魔盒”的盖子。她把衣服看作是节流的关键突破口。以前两三百的T恤，现在只买七八十的。以前和朋友逛商场，看到朋友进店试衣后，拍个照片再网购同款，那会儿她还觉得很不好意思，但现在，她也开始偷偷这么干了。
但节流也有失败的时候。比如，小孩的衣服确实不太好省。大女儿有件粉色的衣服只穿了3次，套在小女儿身上也不合身，孙默舍不得扔，最后只能拿给儿子穿。在陪儿子去上音乐早教课的时候，另一位家长看见这身粉色小衣服，忍不住开玩笑说：“哎呀，这是弟弟穿了姐姐的衣服吧，妈妈好节省呀！”虽然知道这是说笑，孙默心里还是难受了一阵，五味杂陈。
“中产就是这样，它像一个架子，把你架在这儿了。”孙默说。
尤其是上海封控的那段时间，在小区业主群，有时候团购的商品太贵了，她舍不得买。私下里，她加了居委会的微信，表示希望能够团购一些更实惠的菜品和食物。
孙默说，她终于开始了一场和“中产身份”的博弈。她已经变得很坦然，开始薅起羊毛。比如，她加入了不同的群，下载了各种各样的App，清楚地知道哪一个App的青菜比较便宜，哪一个小程序的蛋糕比较便宜。人均上千的米其林餐厅不去了，完全断了这个念头，“开始老老实实在家做饭”。看到超市里一条好几块的抹布，她转头就走，“拼多多上买一条，不到1块”。
在生活面前，她宁愿不当什么所谓的“中产”。家里唯一还保留着的、曾经精致生活的痕迹，可能就是那台用了好几年的咖啡机了。杂志上那些红酒评析，对她来说已经是遥远的记忆。
只要一个人感觉到生活的拮据，就算一个从来不记账的人，现在也会变得开始精打细算。
有的中产家庭选择努力节衣缩食，攒钱留给下一代。比如上海开了设计师工作室的徐娜，她毕业于清华大学，和老公是校友，现在有三个孩子。最近，她专门研究了一下上海的升学率，焦虑感一下子就上去了，因为学习不好的孩子们，在中学阶段就有可能被分流出去。
“孩子们至少要上个大学，不然我们有点难以接受。”徐娜想。她准备给孩子预留一笔出国留学的费用，所以用来自己身上的钱格外的省。比如，她不敢换手机，一部iPhone用了好几年，前阵子屏碎了，也舍不得去官方店修，特地找了一个街边小店修。上次一家人去游乐园玩，一天一百的停车费，“太贵了”，她心疼不已。
而郑州的二胎妈妈林小多，靠变卖家里二手物品，回收了一点钱。比如，最近，她就卖掉了上大学时候买的戴尔电脑和iPhone手机，一共217元。她给自己定下规矩，所有护肤品，必须用成空瓶之后再买新的，是彻底的空瓶，盖子打开，要把里面抠得一点不剩。现在，去超市买东西，也要专门把发票存下来，回来看看到底花了多少。
就连在充话费这种小事上，她也能找到羊毛了，专门用了云闪付，可以省下一块钱，这一块钱的“胜利”成了她那一天要专门记录下的事情。而那一天，她也失去了300块钱。原因是孩子咳嗽，她又犯了鼻炎，一天花了300块钱治病。
像很多人一样，她发出了一个脆弱的感叹：“不生病就是财富。”
中产们究竟在忧虑着什么？
作家芭芭拉·艾伦瑞克在《下跌的恐惧》一书中给出答案：中产阶级的一大主要焦虑，在于害怕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为孩子重建阶层。
孙默对此感触很深，她和先生都来自中产家庭，“我们的父母比我们过得有钱有闲”。她的妈妈从年轻时就爱好文艺，直到现在，跟老姐妹们出去，还是会打扮得漂漂亮亮，又买衣服又买包，一花就是几千块。
相比之下，有一次，她向妈妈炫耀自己买到的8块钱运动衣，妈妈的第一反应是：“女儿，你为什么现在把日子过成了这样？”
孙默害怕这样的下跌也发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一个孩子出生一次，就是下跌一次，我们还有三个孩子。”她说。她所在的社区，很多人是随随便便就有三四套房，她们家是费力贷款下才买下一套——而这已是她毕生的资产。手里的资产不多，平均到三个孩子身上更少。对于“中产梦破灭”的未来，她忧心忡忡。
“中产这个概念，就是永远比上不足。”孙默总结说。
▲ 图 / 视觉中国
除了孩子，另一个关于“跌落”的担忧，来自于工作。
2021年下半年，郑州的林小多，她的丈夫和朋友想一起做一笔生意，投出去了30万。结果后来要不回钱，为这个事两人吵了不少次架。林小多跑去专门咨询公司的法务，想请律师打官司，但一听律师费要十个点，也就是要3万块钱，她又打起了退堂鼓，怕就算胜诉了也执行不了，那打水漂的钱就又多了3万。
家庭现在已经没有额外的积蓄了。她最担心的是丈夫失业，关键丈夫身处的还是房地产行业。有一天，丈夫从集团开完会回来，已经是晚上11点，一脸疲惫。集团又给他们区域下达了任务指标，他觉得这个指标根本不可能完成，但完不成就可能让他走人。
林小多感觉，丈夫一天的工作量，比自己一个星期的工作量都多，薪水又并不比前两年高多少，甚至还不如前两年。而现在，房地产公司招聘的岗位少，家里的经济来源开始被动地进入到一种不稳定的状态。那天晚上，夫妻俩靠在床头，他们已经很久没时间长谈了。
一个核心问题是，这样的焦虑，究竟是客观现实，还是身处同温层之中的主观判断？
孙默已经到了一个无法后退的阶段。她说，仅仅是维持“中产”，就耗光了自己所有的精力。
在曾经的期望里，一个大房子，三个孩子，一条狗，悠闲的午后，约着朋友看展、喝下午茶，这是孙默最理想的中产生活，但没想到，眼下的生活依然是这么手忙脚乱，甚至“拮据”。
这种挣扎，就像幼儿园开学的那天，她6:30就起床给龙凤胎搭配衣服，一定要得让别人看出来是双胞胎，但还不能穿得一模一样，要注意色系搭配。煞费苦心，最后终于搭配好了。而在短暂的光鲜之后，她依然要回到现实中。
▲ 龙凤胎每次出门前，孙默都要给他们精心穿搭。图 / 受访者供图
小宝发烧这一天，孙默从医院回来后，又忙了起来，开始为大女儿填写明年进入私立小学的报名表，学费一年15万。如果大女儿读了私立，那两个小的怎么办？是也要继续读私立？这意味着未来光三个孩子的学费就要每年花掉45万。
“想都不敢想，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唯一让她松口气的是，医生说，这次小宝只是普通的感冒。
（文中所有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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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为每日人物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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