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开放：走向大国相争的主战场

今天的金融开放，正是大国成长的必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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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刘欢

2020年4月1日起，证券公司的外资占股比限制将会被取消。

从此，国际大型投资银行可以在国内全面参与市场竞争，而不用与国内合作伙伴以合资方式开展业务。

这一消息，比原计划提前了8个月。

对于中国金融业来讲，这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中国证券业对外开放再提速，彰显了以金融服务业为代表的更高层次水平的改革开放已箭在弦上。

金融开放是更高水平的开放

从贸易战、科技战再到金融战，中美作为全球两大经济轴心：隔空博弈、落地“缠斗”。

贸易摩擦的过程里，中国展示了超规模经济体的韧性和活力。

科技争夺战的前沿，中国又掀起了国产替代浪潮，硬科技崛起突围求生。

贸易摩擦背后，我们看到大量发达国家越发严重的产业空心化。强大的制造业作为一个国家财富创造的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服务业的过度发达与基础制造业持续萎缩，使美国经济不得不面对各种挑战。

对外贸易摩擦和对内减税两大杀手锏，是吸引资本回流美国和重振“美国制造”的重要策略。“头号强国”的地位需要通过这样的策略来巩固。

然而，一个客观的现实是，在全球经贸一体化、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和美国科技创新深度融合的大环境下，美国想要维持现有社会体系的高效运行，少不了全球（尤其是中国）的供给。

一旦形成经济对峙，将不会是一场实力悬殊的闪电战，而是“伤敌八百，自损一千”——谁都难以“独善其身”。美国的繁荣与发展，离不开全球经济，亦离不开中国经济。

于中国来讲，1979年中美建交，中国开始拥抱全球化经济体下。2001年加入WTO，再次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中国一直在以实际行动走向开放。

中国入“世”，最直观的改变就是先后在农产品领域、专业服务领域（法律、会计、医疗等）、影音产品、汽车业、旅游业、外贸业等领域取得飞跃式发展。外资的涌入，对于上述领域的正向演变起到了催化作用。

在入世保护期间，中国的金融服务业也以渐进式节奏逐渐开放。2017年，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国家高层就曾强调“要积极稳妥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合理安排开放顺序。”

由此可见，金融作为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金融体系发展而言，顶层设计深知“稳健而非极速是首要前提”。

在当下的时间点，以证券业为代表的中国金融业如果要进一步开放，需要一个前提条件：中国的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已经能够应对金融全面开放所带来的冲击。

金融服务业作为先进服务业中相对独特和独立的行业，本身就代表了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开放的实践。但相比我国零售、餐饮、外贸、旅游等诸多行业，此前金融业的开放程度相对较低。

以证券业（投资银行）为例，虽然证券业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占比没有银行高。但其联系面广、渗透力深。证券公司作为融资中介、投资中介，联通千行百业，对接企业与投资者，对稳经济、稳金融发挥着关键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证券业在促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顽疾”问题上发挥着枢纽功能。

必须翻过金融这道坎

在中美贸易摩擦期间，第十三轮高级别经贸磋商所达成的协议中，有一条尤为重要——中国同意扩大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服务机构对外开放，并在外汇市场透明度和市场自由度方面达成协定。

由此可见，不管是外围贸易战的压力，还是内在产业转型升级、动能转化的倒逼，中国要往前迈一步，就必须翻过金融开放这道坎。

我们知道：在贸易摩擦中，中国尚有多手牌可以打。在科技战中，我们除了5G底牌外，还在加紧突围更多高精尖“卡脖子”技术。而在金融市场中，当下中国依然有诸多难题待解。

银保监会原副主席王兆星曾对我国当前金融业面临的问题做了精准“把脉”。

目前我国金融业主要面临结构性失衡的矛盾与挑战，这包括：

1、银行间接融资与社会直接融资的失衡；

2、债权融资与股权融资的失衡；

3、长期融资与短期融资的失衡；

4、房地产融资与其他产业融资的失衡；

5、大型企业以及大型基建项目融资与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融资的失衡；

6、传统银行信贷与各种影子银行的失衡；

7、实业投资的回报与金融产品投资的回报出现失衡。

8、金融供给结构与金融有效需求结构的失衡。

解决金融业结构性失衡的难题，唯有推动金融开放，深化金融改革。否则中国金融业将无法取得进一步的进展，对于经济的推动作用也会大打折扣。

中国金融业对外全面开放，势必吸引优秀的外资机构跑步入场。亿欧智库院长由天宇表示，“这是中国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改革开放从来都是双赢之举。中国需要高水平的机构进来参与建设和竞争，世界上的其他机构需要更充分地进入中国市场来获得利益与发展。”

总体来看，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仍然存在，但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机构因为供需之间的不平衡，赚取了超额利润。要破解这些问题，一个多元化、开放化、更加市场化的金融体系是必须的。

融入世界的必选项

此次取消证券公司外资股比限制，就是在拓宽直接融资渠道上下功夫，“从病根开药方”。

并不是说外资的经营效率就一定高，更重要的是，在一个充分市场化竞争的金融体系中，市场本身会优胜劣汰，选择最高效率的金融服务方式。

因此，中国要想融入世界金融体系，金融对外开放是必选项。

反过来看，世界也需要中国，美国更需要中国，因为无论什么时候，中国都是全球经济的“大市场”。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不久前透露，2019年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预计将超过16%。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30%左右。

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来自联合国统计司的数据显示，当时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仅有2.25%，而同期美国这一数据是24.72%。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需求”就是拉动世界经济发展最强劲的引擎之一，“金融需求”对于全球金融产业的发展来说同样重要。

尤其是对美国等资本市场成熟的国家来说，以高盛、摩根士丹利为典型代表的国际金融服务机构，不论从规模还是成熟度上来看，都对中国市场表现出浓厚兴趣，纷纷抢跑、跃跃欲试。

金融服务业的全面对外开放，重点在于“市场开放”和“准入开放”。

或许在银行端，这种变化并不显性。但是在证券业和保险行业，用户会有比较清晰的感知。尤其是证券业，外资在资产管理、投资咨询、承销保荐、大型并购、量化交易、风险管理上，都在深刻的影响着中国市场。

中国的金融业开放，证券业也是走在队伍前列的排头兵。

有人认为国外券商机构是“狼群”，也有将其比作“鲶鱼”。不论它究竟是什么，但毋庸置疑的是，他们在中国市场中的存在，都将对中国证券业产生明显的直接作用——中国证券业洗牌重组在所难免。

对于此次证券业的全面开放，多位专家向亿欧表示，外资券商入华，最值得期待的，仍然是他们将如何俘获大量创新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的“芳心”。在此之前，这些不能被金融服务充分覆盖的中小企业，或许是外资入华业务的突破口。

此外，对于中国居民而言，当前的金融业正面临一个突出矛盾——储蓄有余，但投资需求相对不足；社会财富规模庞大，但财富所能投向的投资品相对不足。

如何管理和分配如此巨大规模的社会储蓄和社会财富？这或许是外资金融机构的另一大机会：事关每个人的钱袋子，更关乎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是否能够站稳脚跟。

写在最后

回望过去，四十年前改革开放出发点，是为了解决新中国亿万百姓的温饱问题，打开国门追赶现代化的历史车轮。

放眼未来，四十年后的改革开放，中国站在历史更高的起点上，是为了解决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为了主动走出去实现富起来、强起来的愿望。这一切，都需要更好的金融行业来助力与推动。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

今天的金融开放，正是大国成长的必然路径。

参考资料：

1.《“应对国际疫情影响，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发布会实录》2020/3/22 中国人民银行

2.《安青松：中国证券业发展新机遇 | 封面专题》2020/1/27 清华金融评论

3.《银保监会原副主席王兆星：中国金融业存在八方面结构性失衡》2019/12/1  亿欧

4.《新一轮扩大开放有何不同》2018/4/24 光明日报

5.《习近平：深化金融改革 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2017/7/15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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