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记》的文化密码
清代绘画中关于陶渊明题材的作品依然很多，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明末清初遗民画家的作品。张风《渊明嗅菊图》是一幅陶渊明的肖像画，纸本墨笔，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陶渊明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和他并列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这样一些作家：前有屈原，后有李白、杜甫、苏东坡，再往后有汤显祖和曹雪芹，这些作家都属于世界级的作家，是可以与莎翁、托翁并列的。
文学史就是精神史。当我们回溯中国作家建构的国人精神史的时候，我们发现陶渊明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
在场的每位朋友都会吟诵几首陶诗，为什么？因为有关陶渊明的文学教育已经渗透到我们的骨髓中，中小学语文课本选录陶渊明作品数量最多。我的孩子从小用的语文课本我都完整保留，做过认真的统计。
我们回想一下，比如《杂诗》“及时当勉励”一首，《归园田居》五首，《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和《归去来兮辞》，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品，如果我们对这些作品不能熟读成诵的话，就没有机会进入大学，尤其是不能进入中文系读书，因为这些都是最基本的文学经典。另外像《饮酒》其五“采菊东篱下”，这些作品通过国人的语文教育得以普及，是经典中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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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诗，主要分为田园诗、咏怀诗、咏史诗、行役诗和赠答诗。他的诗主要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情、景、事、理的浑融，第二个特点是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绮丽。而他的散文创作成就也非常高。
这里，我主要想谈谈陶渊明与晋宋时代社会政治的关系问题。在这方面，比较经典的一篇作品就是《桃花源记》。
《桃花源记》在陶渊明的文学创作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篇，创造了一个东方的理想国，由于这篇作品的出现，中国文学史的一个空白被填写了，可以和柏拉图的《理想国》并列。当然，这是一篇短文，而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一部大书，但是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东方文学的特殊魅力。
《桃花源记》的突出特点是描写了一个“三无社会”：第一没有政府，第二没有警察，第三没有军队。看到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说它是“无政府主义的文学”，但作品是陶渊明虚构的，这种虚构本身既有现实社会的影子，也有他个人生活的影像。这是我要强调的一点。
《桃花源记》各位朋友都很熟悉，不熟悉的是这篇作品的另一部分，就是《桃花源诗》。这个诗的内容和《桃花源记》基本是一样的。
诗的开篇说：“赢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这个赢氏是秦王赢政，就是赵正，秦始皇姓赵，出生在赵国。“乱天纪”是指秦始皇兼并六国的战争。注意，现在提到秦始皇的时候说秦始皇统一六国，这种描述不符合历史情况。为什么说不是统一，而是兼并？因为这六国本来不属于秦国，战国七雄。如果周人统一是有政治话语权的，因为先有西周，后有东周，东周分裂解体出现了战国七雄，所以说秦始皇兼并六国比较合适。
秦人的发展历史大概610年，出现了20多位君王，秦人首先崛起于西戎地区，就是现在的甘肃南部天水、礼县一代，由此向中原地区不断拓展。这个过程杀人无数，其中长平之战一次坑杀赵卒20万，全国人口当时也没有多少，如此大规模的杀戮，令人发指，秦始皇执政以后焚书坑儒，毁灭文化，这都是秦人的极恶。秦始皇想做千秋万岁始皇帝，他说我大秦皇帝用数字表现就行了，一、二、三，直到万世。但是，600多年的历史，最后不到30年就亡国了。
当秦始皇兼并六国的时候，“贤者避其世”，有很多贤德之士隐居起来。“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黄绮就是夏黄公和绮里季，是“商山四皓”中的高士，他们在秦汉之际隐居在商山当中。“伊人”是指桃花源当中的人。在秦汉之际，桃源人的祖先隐居在桃花源中，如同“商山四皓”避世一样。这就是《桃花源记》所说的“自云先世避秦时乱”。
这篇作品是有一些“文学密码”的。
清王翚《桃花渔艇图》，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王翚（1632—1717），字石谷，号耕烟散人、乌目山中人，清初四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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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讲第《桃花源记》中的“渔人”是谁。
开篇写“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这个“晋太元中”提供了重要信息，说明陶渊明写这篇作品的时候已经不是晋了从这种口吻可以看出作品写于刘宋时期，也就是写于公元420年—公元427年之间（陶渊明在这一年去世）。
“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这里说渔人发现自然景色的变化，他对于自然美很敏感，这个渔人是具有审美能力的人，尤其是能够把自然美纳入到自己的审美范畴，这个不简单。我们试想：一个在山水当中靠打鱼为生的渔民，他会有这样的审美眼光吗？他有能力和兴趣对自然进行审美观察吗？
唐代著名诗人王维在很年轻的时候，写过一首长诗《桃源行》，开篇四句是：“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古津。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青溪忽值人。”
这首诗用七言歌行体的形式，重新改写了《桃花源记》。王维还有一首诗叫做《蓝田山石门精舍》，完全演绎了桃源“渔人”的“摩诘版”，王维字摩诘。这首诗通篇以渔人自命：“落日山水好，漾舟信归风。玩奇不觉远，因以缘源穷。”最后说：“再寻畏迷误，明发更登历。笑谢桃源人，花红复来觌。”都是从《桃花源记》脱化而来的诗句。
李清照写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他说误入藕花深处，也是以桃源渔人自命。王维和李清照都是知识分子，但是，他们却以《桃花源记》中的渔人自比。
但是，谢灵运当年说：“樵隐俱在山，由来事不同。赏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他的意思是，无论打柴的人还是隐居的人都在山里面，但是砍柴的人和隐居的人不同，为什么？因为隐居的人有赏心，是知识分子，而砍柴的人没有文化修养，没有审美眼光，所谓“靠山吃山”的人，而隐士则是靠山并不吃山的人，他和一般的樵夫以及在山水之间打鱼的人不同，他不是体力劳动者，而是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具有赏心，由此会产生文化创造。谢灵运说得很深刻。那么，《桃花源记》所写渔人的审美追求似乎就很可疑了。
《桃花源记》说：“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可知陶渊明写的渔人，除了具有审美能力和审美情怀以外，还可以随便第到当地最高行政长官的办公室去走访一下，汇报一点奇闻异事。这就不是普通百姓所能够做到的。在晋宋时代，一般百姓能够接触到吏，有事可疑向吏汇报，吏可疑上达于官，逐层上报，直到皇帝。我们读《史记》，可知汉武帝时代已经是如此了。很显然，这个渔人是一位知识分子，就是所谓渔隐名士。谜底至此揭破了。
《宋书》记载文化名人王弘之平时喜欢钓鱼，有一次一个人从那里经过，问他：你的鱼卖不卖？他说我现在还没有钓到鱼，钓到也不卖。为什么不卖？因为他不是靠打鱼为生的。就像我们说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最后周文王来了，姜太公靠钓鱼为生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渔翁能钓到鱼吗？
渔人是中国古代文学自古以来就有的一种文学形象，陶渊明延续了中国古人渔人叙事的传统。《庄子·渔父篇》写渔父和孔子之间的对话，屈原的《渔父篇》写屈原和渔父之间的对话，这两个渔父的形象都不是普通渔民，而是知识分子。关于这一点，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有正确的认识。
所以说，《桃花源记》中的渔人既负载我国古典文学的渔人描写传统，也有特定的历史人物原型。
作品最后说的刘麟之就是其人物原型，“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就是持这种观点，按照陈先生的解说，陶渊明是有意的制造了一场灯下黑，他故做不知渔人是谁，实际上就是他写的南阳刘子骥。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恐怕和这篇作品的特殊寓意有关。
明代画家仇英青山绿水画卷《桃花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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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说“陶渊明《桃花源记》记寓意之文，亦纪实之文也。”一方面它有寓意性，另一方面它有纪实性，纪实性就是陶渊明个人的生活。
清代学者方堃认为陶渊明采用了一种藏名于文的表达技巧。所谓藏名于文，举个例子，就像《红楼梦》金陵十二钗的判词说的：“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说的就是林黛玉和薛宝钗，这就叫藏名于文。桃花的“桃”与陶渊明的“陶”是同音字，方堃说考《博异记》以桃花神为陶氏，则篇中夹岸桃花，盖隐言“陶”，沿溪水源，盖隐言“渊”，小口有光，盖隐言“明”。我们再看三组词：桃源、陶渊、陶园。在陶渊明时代，中古时期它的发音确实是相近的，是同音字。
我们再看陶渊明的五个儿子。陶渊明《责子》诗前有一个小序，介绍了五个孩子的大名、小名，其中说舒俨、宣俟、雍份、端佚、通佟，舒、宣、雍、端、通都是小名。这当然是陶渊明自己说的，他不说别人怎么知道。我发现这样一个情况，他的五个孩子的名字，在《桃花源记》中都一一落实。
比如《桃花源记》中说“屋舍俨然”，他的长子就叫陶俨。我查了一下，古代文学作品用俨然形容建筑物的，好象只有陶渊明一人，这是他亲手制造的文句。这个“俨然”一般形容人，他用来形容建筑物，说“屋舍俨然”，很令人诧异。
舒俨→屋舍俨然（同音同字）；
宣俟→高尚士也（“俟”和“士”，同音异字）；
雍份→落英缤纷（“份”和“纷”，同音异字）；
端佚→便得一山，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佚”和“一”，同音异字）；
最后一个是小儿子通佟，才通人，这是同音同字，跟“屋舍俨然”的“俨”情形一样。
这是偶然的巧合吗？可以视为偶然的巧合，没关系，但是下面的情况可就不是巧合了。陶渊明的五个儿子的小名，左边都有一个立人旁，都从“人”。“人”字在《桃花源记》出现12次，具体情况是：
（1）武陵人捕鱼为业；（2）渔人甚异之；（3）才通人；（4）悉如外人；（5）见渔人乃大惊；（6）村中闻有此人；（7）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8）遂与外人间隔；（9）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10）余人各复延至其家；（11）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桃花源记》全文仅有321字，在如此短小的篇幅内出现上述情况，显然不是音韵、语词以及字义、偏旁的偶然巧合，而是出于诗人的精心设计。我不知道各位朋友学这篇作品的时候，你们的老师是怎么讲的，他说没说出这篇作品有12个“人”字？难道大家不觉得，这么短的作品如此高的重复一个字，它不奇怪吗？这就是王安石《桃源行》所说的“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臣”。王先生说的太准了。所以《桃花源记》里面有陶渊明个人的生活影子，他是从个人的生活出发的。
作品不仅有陶氏五子的踪迹，由作品“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以及“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的描述，我们隐然看到了陶氏夫妇躬耕陇亩的身影。陶渊明先后有两任太太，第一任太太在他30岁的时候病逝了，一般认为他的长子陶俨是前妻所生。后来四个儿子是他的后妻翟氏所生。翟氏是当时浔阳地区的一个名族，以隐士闻名，五代都是隐士。
他的第二任妻子出身于隐士家族，由此可知陶渊明与她兴趣相投。中唐时代，白居易曾经在浔阳做江州刺史，“浔阳江头夜送客”，他写的《琵琶行》就与浔阳有关。他去拜访过陶渊明的故里，见到很多陶姓的人，他说“每逢陶姓人，使我心怡然”，因为都是陶渊明的后裔。
陶诗当中关于桃源的描写也非常多，根据他的诗，以“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为核心，还有南园、北园，西园、东园。诗人的爱园情结来自他那被园环绕、与园合一的富有诗意的住宅环境：宅东是东园，东园里生长着很多树木，尤以一株劲拔的青松最为美丽。
《陶渊明集》卷三《饮酒》二十首其八：“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奇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陶渊明集》卷一《停云》诗：“东园之树，枝条再荣。竞用新好，以招余情。”东园的地势比较高，所以《归去来兮辞》说：“登东皋以舒啸。”
宅西是西园，《陶渊明集》卷二《和胡西曹示顾贼曹》诗：“流目视西园，晔晔荣紫葵。于今甚可爱，奈何当复衰。”
宅南是南圃，宅北是北园，《陶渊明集》卷四《咏贫士》七首其二：“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而在南圃和住宅之间是清澈的湖水。
《陶渊明集》卷三《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归去来兮辞》：“临清流而赋诗。”而《陶渊明集》卷二《归园田居》五首其一集中表现了诗人的田园情结：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园，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桃花源记》描写的是一个纯净、纯洁、纯美的境界，这种境界首先在整体上与《归园田居》五首其一是相对应的：“少无”“误落”二句表现了诗人对这种境界的向往和追求；《桃花源记》所写的是山中的远人村落，故诗中“性本爱丘山”“暧暧远人村”可以得到落实。
其次，在内部风景、风物和风俗的描写上，这一诗一记也基本对应：由“羁鸟”句，我们可以想到《桃花源记》“忽逢桃花林……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的叙述，而由“池鱼”句，我们也可以想到记中“武陵人捕鱼为业”以及“美池”的说法；“开荒”句与记中“土地平旷，其中往来种作”相对应，“守拙”句与记中“良田”相对应；“方宅”二句与记中“屋舍俨然”相对应；记中的“桑竹”和诗中的“榆柳”是对应的，诗中的“墟里烟”是炊烟，自然与记中所说的“作食”有关；“桃李”句与“忽逢桃花林……中无杂树”相对应，“狗吠”二句与“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相对应。
所以，《桃花源记》写的就是诗人自己的家庭生活，是诗人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加以美化的结果。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陈洪绶的《玩菊图》（局部），图中一人持杖，坐于木瘤凳上，面对菊花一瓶，花瓶置于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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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事情节方面，《桃花源记》最主要的特点：是对于晋宋之际流行于江南地区的民间故事文本的改造。
唐代学者许坚《初学记》引用的《荆州记》：“宋元嘉初，武溪蛮人射鹿，逐入石穴，才容人。蛮人入穴，见其傍有梯，因上梯，豁然开朗，桑果蔚然，行人翱翔，亦不以怪。此蛮于路斫树为记，其后茫茫，无复髣髴。”
《桃花源记》写武陵人捕鱼为业，完全是对这篇作品的改写和拓展。这种文际关系，西方后结构主义学派称为互文性建构，这个就像我们看元稹的《莺莺传》和后来的董西厢、王西厢，以及各种电视剧、各种戏曲一样，它们之间的这种文际关系，我们称之为互文性关系，这是对同一题材秩序的文学重写行为，这种文学的重写也是创造经典的必由途径。也就是说，陶渊明写《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是有文学蓝本的。
桃花源的境界代表着诗人的生活理想和社会理想，具有深厚的哲学背景。我们试对读以下两段文字：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为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
小国寡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道德经》第八十章）
“设酒杀鸡作食”与“甘其食”相应，“男女衣着，悉如外人”与“美其服”相应，“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与“乐其俗”相应，“土地平旷”二句与“安其居”相应，“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与“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相应，“其中往来种作”，“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与“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相应。
显然，《道德经》的这段话也局部地构成了《桃花源记》的“底文”。就这两篇文本的“互文性”关系而言，陶渊明是用近于晋人口语的书面语言对《道德经》进行改写，这种改写将老子的思想田园化现实化自我化——也就是彻底诗化了。
这样，桃花源的和谐世界，或者说诗人的田园生活，也就被注入了老子哲学的情思，文质彬彬，情味津津，流光溢彩。但是，老子所强调的是“小国寡民”式的社会的自足性，其着眼点在于不同国家、国民之间的关系，而陶渊明的出发点在于其自我的诗意田园，通过对这种近于理想化的生活的描绘，展现一个和谐社会内部的生活形态、生产方式以及社会关系。因此，从个性到共性，从特殊到普遍，从自我到大众，陶渊明实现了从生活真实向艺术真实的飞跃，由此创写了一种契合人类生活理想的“自然”国度。
另外，《桃花源记》和西晋石崇的《金谷诗序》也有关系， 从桃花源我们确实可以看到金谷园的影子：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桃花源记》）
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石崇《金谷诗序》）
这种表述方式乃至语言句式的相似并非偶然的巧合。
南宋无名氏《陶渊明归去来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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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特别说的一点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寓意问题。
我们只要将汉、魏、晋三朝去掉，嬴秦就处于“可持续”状态，这样就和刘宋连上了。陶渊明暗示我们，作为读者是应该对他的历史叙述做减法的。对于桃花源当中的人来说，汉魏晋三朝不存在，因为他们在桃花源中已经隐居了五百年，“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
这里的寓意是什么？那就是以秦寓宋，用秦始皇这位暴君来比拟宋武帝刘裕这位暴君，这是一种深藏的政治寓意。也就是说在桃花源人的眼光当中，外面的世界、山外的世界还是暴秦的世界，秦始皇当年的暴政被当今的暴政所持续。这是深隐在其中的政治内涵。
诗人以桃源中人自比，桃源中人的话语代表着诗人的声音。陶渊明给我们留下暗示的线索，他说“男女衣著，悉如外人”。桃花源当中的人穿的衣服和山外的人穿的衣服没有什么两样，这是一条线索。下面又说，“遂与外人间隔，不足为外人道也。”三个“外人”是一个意思。《桃花源诗》说却说“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按照这样的描写，桃源中人世代相承，隐居了五百年，他们穿的衣服还是秦人的样式。
秦朝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暴虐的王朝之一，秦人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超级大帝国。秦朝是极其有力量的一个国家，足以和古罗马相抗衡。但遗憾的是，这个强大的国家和人民的幸福没有一点关系，就中国传统的政治而言，秦始皇奉行的是极端的专制主义，所以这种国家的强大不仅不是人民的福祉，而恰好是人民的灾难。
譬如，让人民饥肠辘辘的口粮定量制和限制行动自由的户籍制就是秦朝的首创，而所谓“书同文”更是消灭了文化的多元。陶渊明就是反对这种以军事强权和专制注意构建的所谓强国，它确实强大，但是人民的生活极其糟糕，过的日子猪狗不如。当然，这也注定了秦朝昙花一现的历史命运，很难想象，一个与人民为敌的国家能够国运恒昌。
所以，一旦陈涉、吴广揭竿而起，秦朝就跨了。因此，《桃花源记》虽然强调避秦，与《咏荆轲》诗讴歌的荆轲刺秦颇有不同，但精神本质却是相通的。我们读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其二十：“洙泗辍微响，漂流逮狂秦。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也可以发现陶渊明具有强烈的反对嬴秦暴政的倾向。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的文化立场，他憧憬的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就是以道德、真理、理性、善良等等为核心而构建的社会，这是理想的社会。我们看桃花源的社会就有这个特点，人人平等，扶老携幼，没有矛盾，没有纷争，这是人类理想的社会景象。
钱选（1239—1301）所绘设色《归去来图》，今藏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通过对《桃花源记》文学密码的破解，我们窥见了诗人美丽而自由的身影，体察了诗人的高洁而脱俗的文化品格，也领略了诗人关心人类的既往历史和前途命运的宏伟意旨。作品所描绘的如诗如画的桃源胜境，乃是一个至真、至美、至善、至爱、至公、至理的和谐社会，它与那至伪、至丑、至恶、至恨、至私、至谬的黑暗王国是根本对立的。
《桃花源记》是关于人类理想生活的极富有理性的沉思录，透彻、澄明、深奥、犀利，引人入胜。在诗人的描绘中，桃花源内流溢着的无限圣洁与桃花源外飘荡的无穷罪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由于作品运用了不易为人察觉的修辞策略，诗人在轻松、优美的叙事中不仅深刻地揭露了过去的历史罪恶，而且有力地抨击了当下赓续着过去历史罪恶的黑暗现实，同时又巧妙地游离在一切确定的阐释之外。
《桃花源记》作为一篇文学杰作，它在艺术建构方面所取得成功经验对于当代世界的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它所表现的普世价值观对于构建当代中国的和谐社会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陶渊明虽然已经在历史的秋风中消逝了，但是陶渊明的精神还是鲜活的，尤其是他创造的桃花源以及众多经典作品。我们今天回顾陶渊明、品味陶渊明，确实有特殊的意义。陶渊明的作品不是心灵的鸡汤。
陶渊明是对人类生活充满忧患感的诗人，这种忧患感通过他的诗文向我们隐隐的传达出来。他对于历史秉持着高度负责的态度。五次为官的人生经历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政治资源，这种政治资源恰好是他诗歌创作的核心性动力之一。也就是说，陶渊明的文学成就与他的政治阅历也是密不可分的，因为一个不懂清明政治的人永远不会超越黑暗的政治，一个没有清明的政治情怀的人也永远不会有回归田园的梦想，陶渊明能够成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能够创写伟大的田园诗乃至《桃花源记》这样的文学经典，也是由其政治阅历和政治素养所决定的。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归隐后的陶渊明已经与自然合一了。于是，在欣欣向荣的春天泥垄间，在归鸟趋林的夏日暮色里，在芳菊开林的重阳佳节时，在倾耳无声的大雪纷飞中，他给后人留下了一篇篇浸染着田园风味和哲理色彩文学经典，而后世无数的骚人墨客前赴后继地甘愿充当他的文学侍从。
本文作者范子烨先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中国古典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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