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先知，1929年生，山东胶县人。1950年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前后16年。1978年后，到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工作，1980年调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历任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毛泽东著作研究组副组长，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等职。
逄先知，自1950年3月进入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工作开始，迄今从事党史文献与研究工作近70年。
逄先知既是中共党史的研究者，又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党史一些重要事件的亲历者。
在70年的岁月里，逄先知在党的指导思想和党史党建研究工作中形成了鲜明的史观，强调中国共产党的独特优势是成为中国人民领导核心的历史必然。
纵览四卷“逄先知文丛”（以下简称“文丛”），可以发现逄先知的党史研究有两个鲜明的特色，即强调核心的力量，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脉相承。
除此之外，逄先知也回忆和记录下很多他在工作中接触到的人和事，这些个性化的视角无疑在某种意义上也构成了党史的侧影。
写党的历史最重要的不是史料的编排，而是正确的党史观。
在逄先知的党史研究中，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鲜明的史观。贯穿于《伟大旗帜》《光辉道路》《关键在党》三本书中的基本史观就是强调核心的力量，强调党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的一以贯之。《没有核心，共产党就不能取得胜利》一文凝练了逄先知的这一党史观。他说：“在民主形式和政治组织形式上，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无产阶级政党没有核心不行。中国共产党建党快100年了，近百年的历史经验证明：共产党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坚强的领导核心。在毛泽东同志成为党的领导核心之前，我们党的事业屡受挫折，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稳定的领导核心。”
逄先知关于毛泽东的研究，集中体现了他强调核心的力量的党史观。逄先知在进行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中，除了理论上的阐述，最具特色的就是作者结合自己的经历来呈现对于毛泽东思想的理解。这样的结合与理解显得生动有力。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于毛泽东读书生活的理解。作者说：
“我从1950年冬到1966年夏，为毛泽东管理图书报刊，历时近17年，直接和间接地了解到毛泽东读书生活的一些情况。”
作者的经历固然可以印证毛泽东博览群书，对读书有广泛的兴趣，但既然是毛泽东读书，固然有与一般人的阅读不一样的眼光和目的，对其读书背后的思想进行分析就是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了。例如逄先知将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的阅读与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思想结合起来谈，揭示了毛泽东阅读史背后的思想理论层面：
“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出现了一种否定商品生产的极左观点。为了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重大问题，说服持这种观点的人，并教育干部，毛泽东下功夫研究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个小册子，毛泽东读了许多遍，据我看到的，经他批注的就有四个本子。他还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作了长篇评论。”
另一个就是逄先知参与《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毛泽东传》和《毛泽东年谱》的编撰过程。
《毛泽东传》（全六卷）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逄先知、金冲及 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2011年7月
编撰毛泽东的传记和年谱是党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这些工作往往包含着集体的智慧，但是逄先知也有其个人独到的心得体会。
例如，在毛泽东的研究中运用第一手的文献材料颇为重要，作者举了一个例子，通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修改过程来说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说明每一稿是怎么改的，有哪些重要的修改和补充，反映毛泽东这篇重要著作形成的过程。但是，我们不是孤立地介绍修改过程，而是将修改过程同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毛泽东的实践活动紧密地结合起来。”
可以说，这种史论结合的写法是党史研究的最高境界之一，不仅做到了实事求是，而且做到了生动活泼。
逄先知党史研究的另一个特色，就是特别突出从毛泽东思想以来党的理论的一脉相承。
“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逄先知在“文丛”的《总序》中对《光辉道路》的基本思路作了说明，并且延伸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者精练简要的说明，其实是对收入此书中的文章因写作年代限制而造成缺失的某种弥补。
在《光辉道路》一书中，逄先知特别集中阐释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他说：
“强调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就可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又是与时俱进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历史发展过程。”
例如，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的认识，就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之先声，逄先知分析道：
“毛泽东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可能分两个阶段的意见。他把社会主义社会分为不发达的阶段和比较发达的阶段。”
逄先知认为这无疑是毛泽东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挫折后对社会主义产生的新认识。但可惜的是，在毛泽东接下来的思想发展中，这个新的理论认识并没有来得及得到发展。
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一脉相承，当下更要将这个一脉相承放置到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从而讲清楚背后的文明史经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
这无疑对当前的党史国史的研究和写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因为特殊的工作条件，逄先知接触到的许多党史文献研究的人和事本身就是党史研究的对象。
逄先知以个人的角度来回忆他与田家英、胡乔木和胡绳等党史研究者的交往，但又不仅仅是单纯的个人情感抒发，而是突出了他们对于党史和文献工作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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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章收录在《怀人说史》一书中，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逄先知对毛泽东秘书田家英的回忆。在这篇长文中，逄先知主要依据自己亲见亲闻的材料来抒写对田家英的回忆，所以显得尤为珍贵。胡乔木曾经特意为这篇文章写了一篇《校读后记》发表在1990年第3期的《求是》杂志上。胡乔木认为：
“这里的记载对于了解由40年代到60年代的毛泽东的思想变化，进而了解这一期间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历史命运，尽管限于一个侧面，其重要性和珍贵性自不待言。”
逄先知对田家英的回忆有很多方面，但最为突出的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田家英参与《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乙种本）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等重要党史文献的编辑工作。
另一个是田家英参加的几次农村调查，这些农村调查主要有1958年10月28日—11月4日在河南新乡七里营和修武县的调查、1959年初春在四川新繁县的调查、1961年1月23日—5月3日在浙江嘉善县和富阳县的调查和1962年在湖南湘潭、湘乡、宁乡长沙的调查等。
这些调查都是在毛泽东的亲自部署下展开的，这些调查的时间处于一个特殊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所以逄先知不仅仅是写田家英实事求是的人格光辉，而且他的写作与这个时期党的若干重要会议、事件和文件制定特别是毛泽东个人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变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的“怀人”实际上是党史的另一副笔墨。
总之，收录在“逄先知文丛”里的文章，是一位忠诚的党史工作者70年孜孜不倦的研究记录。
“逄先知文丛”不仅是党史研究中的一份珍贵史料，而且读者可以从字里行间中感受到党史文献研究工作者无私奉献的精神。逄先知谦虚地说：
“我没有什么专著，主要是结合编研工作，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
可以说，这部“文丛”体现了党史工作所要求的史德、史识、史才兼备，值得新时代的党史国史研究者一再学习和研读。
内容来源：《光明日报》2019年9月25日16版“70载孜孜不倦研究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