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现宋代政治忧患的鸿篇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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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宋代史907—1279年 上卷》 崔瑞德、史乐民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用“千呼万唤始出来”形容中文译本《剑桥中国宋代史上卷》（以下简称《宋史上》）的出版，最恰当不过了。据本书主编之一的史乐民的介绍，1993年已故的著名华裔宋史专家刘子健生前通读过各个章节，说明宋代卷的大部分稿件在20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已基本完成。国内学者也不断风闻这部书即将出版，可是直到2009年英文版才得以问世，又过了十余年，姗姗来迟的中文译本也终于与国内读者见面了。
有学者说“剑桥中国史”丛书的最大特点是注意到了很多中国写通史忽视的层面，视角往往比较新颖，有多方面把握材料的能力。这种说法若是放在《宋史上》基本完稿的三十年前，大致是可以成立的。在1980年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之前，国内的宋史研究，不论是与中国古代各断代史研究相比，还是与海外日本甚至是中国台湾地区的宋史研究相比，都相对落后一些。本书广泛汲取20世纪日本、中国台湾以及中国大陆宋史研究者的成果，说该书集20世纪宋代政治史研究之大成，代表了20世纪世界范围宋代通史政治史编纂的最高水平，是不为过的。不过，恰恰是在本书启动编纂之时，国内宋史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余年的准备和积累开始进入起飞阶段，至2009年该书英文版出版之际，中国宋史研究已位居国际宋史研究的主流和前列。2011年由已故学者漆侠先生挂名主编、王曾瑜先生总其成、近70位宋史学者参加编写的《辽宋西夏金代通史》（8册），不论深度和广度，还是吸纳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最新研究成果上，已大大超越矣。
《宋史上》很强调国际化，希望反映西方学术背景下的研究特色，虽然说这种研究特色不等同于西方的学术立场，但实际上不可能不打上西方学术立场的烙印。就“剑桥中国史”将10—14世纪中国历史分作《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和《剑桥中国宋代史》就能看到日本“唐宋变革论”和美国“征服王朝论”对中国历史分期的立场。客观地讲，《剑桥中国宋代史上卷》在论述史实时主要显现的还是西方学术背景下的研究特色。下面从五个方面来看西方学术视野下宋代政治史的编写特点。
1.重视五代十国历史的书写
日本学界从二十世纪初奉行“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将唐中叶作为唐宋变革的起始，故编写宋代历史往往从唐后期、五代十国的历史讲起，以明了贵族政治向宋代独裁政治和平民社会的演进。就研究五代十国的历史而言，中国学者近三十年来取得了明显进展，但是在编撰中国通史时不论是划分隋唐五代史还是划分五代十国辽宋西夏金史，往往把五代十国作为唐宋之间从分裂走向统一的过渡阶段，叙述都较为简略。《宋史上》却给以较大篇幅论述，这一方面是由于“剑桥中国史”丛书没有把五代十国划入隋唐史卷，另一方面正如本书导论所言，“最初的两章所写的那样，混乱和政局动荡的景象在很长一段时间主导着我们对唐朝到宋朝这一过渡时期的认知。如今，这种认识必须由这样一种观点代替，就是北部的五代和南部的九国是一个拥有强有力的国家政权的时代，并为宋朝建立统一的政权奠定了基础”。用两章的篇幅叙述五代十国的历史，为唐宋的传承和演变做了很好的铺垫，也为太祖由军事独裁向权威帝王的转型做了铺垫，更为南方逐渐占据宋朝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区域做了铺垫。笔者以为这种铺垫实属必要，而且有些论述颇有见地。
2.将辽西夏金蒙元与宋朝的互动作为主线
国内研究宋代政治或编撰中国通史中的宋代政治通常把宋辽、宋夏、宋金、宋蒙元关系看作是和战问题，而《宋史上》最大的不同点，是将草原游牧、渔猎民族政权辽西夏金蒙元与宋朝的互动和影响作为宋代王朝政治主线索之一来论述，也就是说在挑战与应战模式下，把宋代政治史看作是处理周边民族政权关系，并由此引起宋朝内部政治集团势力消长、政治议程变动、政治机构和制度变化的过程。用本书主编史乐民在导言中的话概括说，就是“中原与草原民族的关系与王朝事务的形成。”这条主线的基点是建立在以下两个认识上：
其一，北方民族政权体制与汉族政权管理模式相结合产生的“双重管理帝国”，使得辽夏金元经济、军事实力大增，“10-13世纪亚洲内陆国家治国才能的快速发展允许其在北部边境的国家供养强大的军队，这在数量上和财富上抵消了农耕中国宋国家的优势，在东亚削弱了中原王朝宋的实力。”从而阻止了宋朝夺取在以中国统治为中心世界秩序中的强大位置，把宋朝地位降低到东亚各国体系中一个平等参与者的位置。并用战争或战争威胁让朝贡变成宋朝“保障和平”的一种方法。
其二，在内部，一直有国内威胁挑战着边境的稳定，对和解的共识是实用的而不是有原则的。宋朝的“文官主义”使一些从战争而不是和平中获益更多的个人和团体边缘化，亦即军功集团退出历史舞台。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都是解决民族矛盾而兴起的政治改革运动，甚至把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变法的决策称作宋神宗父子的民族统一主义和国家行动主义。
对此，有两点论述值得注意，一是对澶渊之盟条款的解释比国内的相关研究和论述细致多了，因而对“澶渊之盟”性质和意义的判断也就大不相同。国内的叙述一般多是从宋朝国内政治或宋辽民族平等原则进行否定或肯定，而本书概括为“总之，虽然辽朝能够使用合（和）约从宋朝额外获益，但宋朝视辽朝为一个主权帝国和外交对手的外交关系所呈现的务实取向，使得‘澶渊之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事件’”，二是国内讲南宋初期历史除了宋金之间的战争外，多叙述宋朝军民的抗金斗争，本书则侧重叙述高宗、秦桧统治下的“战争与外交”“和平进程”。同时指出，南宋边疆政策，一个半世纪统治的肆意妄为，渐渐破坏了朝廷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普遍适用、深思熟虑决定的能力，也使南宋面临巨大威胁时决策机制陷入瘫痪。
3.侧重历史过程的叙说
中国传统史学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为代表的著作本源和主体是以人为本的历史叙事，人是连接历史学时间、空间、事情三个要素的关键。而近代以来国内的历史研究和通史编写受西方史学理论和社科方法影响，大都“以事为本位”“以问题为本位”。本书却难能可贵地从宋廷的角度，侧重历史过程的叙说，用较多的笔墨描述每一朝的君臣关系、君与臣的角色、人事与权力等，反而更具有接近宋代王朝史的特色。如将南宋后期的政治停滞和衰落与光宗、宁宗、理宗、度宗的荒淫、懦弱和疾病，以及权相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的专权与无能联系起来考察，是很有说服力的。由于对皇帝、臣僚个人活动有较多描述，篇幅也相应大增，可以说《剑桥中国宋代史上卷》是笔者迄今所见叙述宋代政治史部头最大的著作。
4.王安石变法是论述重点
北宋中后期政治占本书篇幅最多，王安石、宋神宗在熙丰时期的变法又是重中之重。对于国内争议很大的王安石变法的论述，有几点值得称道：1.充分吸收包括漆侠、刘子健、东一夫在内研究王安石变法高水平的论著以及众多日本宋代财政研究成果，使得论述站在较高的起点。2.以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市易法为例，充分展现王安石新法的合理性和创造性，理解王安石要做什么。3.阐释新法执行过程遇到的问题、解决办法，以及对初衷的背离及其原因，即“从经济再分配到榨取税收。”4.对反变法派反对意见的合理内核及其危言耸听的不实之词进行客观分析。5.既不采信南宋以来道德角度的评判，也不卷入近代以来的赞誉和诋毁的争议，没有轻易简单地肯定或否定。6.元丰时期神宗的独断，神宗对王安石的尊敬和对蔡确、王珪的轻蔑，对守旧派大臣的眷顾都写得很精彩。
5.对徽宗时期人物做出新评价
从重新审读传统文献历史书写的立场，对徽宗、高宗朝的政治和人物做了新的评价。编者以为对徽宗时期的评价一般倾向于高度笼统的叙述，因为他统治时期的文献记录是历史编纂中充满问题的雷区。这些问题之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传统史学上的道德褒贬偏见，必须用怀疑的眼光来阅读徽宗朝的这些所谓原始资料，注意它们涵盖和忽略的内容。从较为正面的角度重新诠释徽宗一朝的政治活动。蔡京被打入《宋史》奸臣传，对蔡京的评价和记述也同样是在政治史的道德诠释中，蔡京被描绘成为一位绝对的恶人，是北宋灭亡的替罪羊，本书通过对徽宗朝文献资料进行更仔细的阅读，指出“虽然蔡氏远远不是无可指责的，但也不至于犯下其传记作者所称的那种程度的罪行”“蔡京政府也没有那么自私自利”，从正面角度评价蔡京的教育政策及改革、社会福利制度的扩张。对于另外一个受传统史学严厉批判并列入《宋史》奸臣传的秦桧，也在认真解读资料的基础上，做了“不带有感情色彩”的平实叙述，剖析和梳理秦桧统治十四年里，主张和平、杀害岳飞、专权、篡改国史、抨击道学等事实的经过。并认为“秦桧是金国间谍的说法不可信，这很可能是毫无根据地抹黑秦桧的名誉。尽管秦桧被许多史学家控告是卖国贼，但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曾经主动与金国勾结。”
此外，有一些论述颇为新颖，如“旧史家和史学研究把（元祐时期）反变法派同盟分成朔、洛、蜀三个分立的党派，这种方法固然有助于理解，但它抹杀了北宋后期政治生活中的混乱无序和错综复杂，”对此编者进行了四点有力反证，深化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又如“绍圣集团作为当时最具纪律性的政治组织，在财政和边事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达到而且超过了神宗君臣的功绩。”这个评论国内未之有也。对于元军攻陷临安和厓山之败后，军民和士大夫有不同表现，前者是“满朝朱紫尽降臣”，后者却有成千上万的殉国者，这种差异，编者以为是元军攻破临安时，南宋尚有大片领土，宋朝人仍有复国希望，而以城投降将避免百万平民遭屠戮；“厓山之败一个无法忽略的因素是绝望，”故宋朝人选择自尽而非降敌。这个解释很有道理。
以上对《宋史上》的称道主要是从学术多元的视角出发，对其中的一些观点笔者并不一定赞成。本书最大的不足之处是常识性错误太多，仅中译本所加译者按语就可纠正错误达167处，此外笔者阅读过程中随手拈来的错误还有二三十条之多，比较多的错讹是职官和人名张冠李戴，注释人物生卒年、事件发生年代、古今地名不实，还有纪事内容、统计数据不确等。错讹几乎都出现在非华人学者的论述部分。
其次，由于每个章节大都出自不同作者，上下文衔接多有重复。第三，英文写作者对古汉文资料的理解可能已经有了语言隔阂，再从英语译为中文与实际的语境距离会更大。一些明显的史事错误，可能是翻译把原文误读的史实又误译造成的。
（作者：李华瑞，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朱张讲座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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