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福布斯》全球十佳西服店的主人讲故事
“不需要有人教你西服怎么穿，也没有哪国人不适合穿西服，只要找到好的裁缝，那股‘气’自然就来。”——这话是熊可嘉说的，他是《福布斯》全球十佳西服店的主人，被美国媒体称为“瑰宝级”的西服工匠，与针线卷尺打了五十年交道的老裁缝。他的故事不仅教你如何理解西服，也讲完了“西服”与“新中国”的半世纪纠葛。
熊可嘉：Tailor Makes The Man
撰文：曹雨佳
“西服是怎么来到中国的？”熊可嘉搬出一只地球仪，手指从欧洲版图划过直布罗陀海峡，穿过地中海、开罗、苏伊士运河、印度洋、马六甲，停在了中国沿海：“殖民大潮一开始，军舰上的Tailor Shop就跟着来到殖民属地，先从海军营区落地，之后在洋人最多的银行边上、南京路上遍地开花。我们这一脉系，就是这么来的。”
“Tailor Makes The Man.”这句《哈姆雷特》的台词被写在了他的店门口，俨然成为了他的某种宣誓：“不需要有人教你西服怎么穿，也没有哪国人不适合穿西服这么一说，只要找到好的Tailor，那股‘气’自然会出来。《论语》的那句话怎么说来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964年台北，十四岁的熊可嘉被收作学徒，拜了师傅，算是正式“入行”，开始日复一日伺候那台他“痛恨了几十年”的缝纫机。“学徒是很苦的，像《悲惨世界》里的小男孩一样，”老先生说起来倒是很云淡风轻：“学徒都是出气包，每天战战兢兢怕被打，怕被骂，怕被扫地出门。像烧陶瓷的，家里没有一只完整的碗；做木工的，家里没有一把不晃的椅子，我们做裁缝的，家里没有一件好的衣服。每穿一件新衣服，就意味着我们做坏了一件客人的衣服要赔钱，本来盘算着过年的时候饭桌上加个菜，给家人买点东西的钱就没有了，变成身上的一套新衣服，你说会愉快吗？”
学徒生涯结束后，17岁的熊可嘉被师父赶出门，开始自谋生路，他知道这个时候工作并不难找，这是一个行业的好时代。
“当时在打越战，台北有很多西服店，我也是越战起家的。”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使得台北成为越南美军度假地之一，在阵地里的50多万美军一到休假日便被送往西贡机场，再被分到台北、香港、马尼拉、冲绳。而战争为什么会给西服店送去生意？答案很简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会允许自己的士兵穿着军服去花天酒地。
大兵们一住进酒店，西服店就派伙计拎上行头，赶在酒吧老板前面去敲门，酒吧老板若是先将女孩们送进去，西服店伙计就敲不开门了。师傅们在店里等自家大捷的消息，半夜里伙计带回厚厚一摞订单，师傅就开始通宵赶夜工，赶在第二天早上八点钟送到美军的酒店里。这段疯狂的日子很长，一直延续了十几年，战争一天没有结束，这些穿着西服喝得烂醉的大兵们就会源源不断地上门，而对于西服师傅们，一天一美金的收入已经足够保证温饱，维持家用。
1975年越战结束，所有军舰、美军不得与台湾接触。西服店几乎立刻没了生意。“民国64年，我自己的店刚开业两年，就关门倒闭了。”
美军虽然走了，美国为了防止台湾“赤化”还是在经济政策上给予支持，台湾来了大量的美国商人，西服店的生意又开始热闹起来。但好景不长，由于美国外贸出现双赤字的爆发性增加，反倾销“301条款”修正案出笼，台湾的物价、土地、人工都开始翻倍涨价，美国商人们纷纷离开台湾，跑到对岸的上海、广州各寻出路。
“我们彻底没了生意，只能一天一天从破晓捱到黄昏。”熊可嘉继续说；“直到1996年，有个英国人对我说：Dave，到对岸去。”
80年代的中国已经陆续跟多国建立外交，越来越多的外交官来到这片遥远的东方土地，他们享受这里的几乎一切，除了一件事：这里没有一家西服店，但凡他们需要置装、更换、修补，只有一个办法，乘飞机回国。这种不便让他们非常恼怒，于是向驻华使节团投诉道：“Such a big country has no tailor shop!”
外交部门接收投诉后立即决定成立一家西服店以满足使节们的需求。1995年，一个英国面料商提着装满面料样本的手提箱来到这家店推销布料，店主一看一摸，面孔犯难，说道：“我们很愿意买英国布料，但我们做不好，如果你能介绍一位懂行的人跟我们合作，我愿意进口你的布料。”
“这个英国人继而转遍了整个北京，一寸布也没有卖出去。后来他辗转找到我，对我说：Dave，到对面去。我问他，为什么要去？他不响，打开一个本子，我看到6000多个驻华使节的名字，立即答应了他，毫不犹豫。”
1996年，熊可嘉来到北京，目的非常明确：为驻华使节、外商、外宾定制西服。但由于政治原因，一年后他离开北京，来到氛围相对宽松、外国商人也更多的上海。“来上海的头半年，我踢了半年马路。每一天都在寻找同行的踪迹，寻找有没有西服的存在，寻找存活下来的机会。但是毫无收获。就在我决定要不要离开上海的时候，一个朋友告诉我说：1950年以前，上海有700家西服店，你有机会，再等等。”
“先做两套西服，再去闯江湖”
这个时候，友人给熊可嘉介绍了一部书，开篇讲述一个故事：一战时期一个英国小伙子到上海找工作，但答应帮他介绍工作的朋友却拒绝带他去见老板，理由是：你穿得不体面，是对别人不尊重。于是他找到北四川路的西服店，定制了两套西服去面试，终于被录用，尽管他谋得的只是一个在海关大楼门口的码头捞尸体的工作。
“我看完这个故事，好似醍醐灌顶，我想我们的顾客应该是这个英国小伙子这样的青年、冒险者、无业者，你至少要有两套像样的衣服，才能去闯江湖。”
2000年，波特曼邀请熊可嘉入驻这个当时聚集了最多上海滩外国冒险者的酒店，客人蜂拥而至，“多到不可思议，我都想不到上海怎么会有这么多外国人。”
“两块钱就可以做套西服”
在明确客群定位后，熊可嘉的西服店打出了这样一个广告语：你只要花两块钱就可以做一套西服。“两块钱不是2 dollars，也不是2元人民币，是两块银圆。”这是一个规矩，民国元年的时候，在上海两块“袁大头”可以做一套西服，然后去洋行上班。而近百年来，任何一个国家做一套西服的起步价都是两块银圆的价格。在十五年前的上海，两个“袁大头”大概是人民币两千块钱，一个闯荡上海滩的外国青年一个月的工资。
“不用去香港，来Dave’s这里”
2001年，9·11事件让人们对飞机产生恐惧，当时习惯于飞去香港定制西服的人暂时断了念想，熊可嘉干脆打出“No Need to Fly to HongKong, Take It to Dave’s”的广告语。一时间顾客纷至沓来，这是他的店在大陆的第二个春天。
“我等中国人，等了十二年”
后来，熊可嘉的西服店搬进了弄堂里厢的老洋房，进进出出的基本都是外国面孔，这家店一开始并没打算赚中国人的钱。十几年前中国人的穿衣理念还停留在冬天要穿两条毛裤，衣服需宽大好多塞几件毛衣，裤子腰过脚跟，袖子要长，这样才体面。他们喜欢名牌，不讲究合身，相比一间普通的西服店，到大商场买一件阿玛尼、杰尼亚的成衣是一个更有面子的选择。但有时他们会上门光临，店员们不能下逐客令，于是想出一个办法：当亚洲面孔的客人走进店里时，伙计先用上海方言问候一句：“侬好”，若是对方以英文、日文回应，便把他迎下来，捧出布料开始推销。若是也碰到一句“侬好”，便客客气气地让他在店里转转，看看，不多攀谈一句话，直到他们离开。
“2012年的时候，我觉得时机到了。”熊可嘉一面跟走进店里的年轻顾客打着招呼，一面继续说：“2012年开始，国内互联网越来越积极，大家争相通过网络去追逐西方的服装文化，这个点评那个报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更多中国的年轻人开始了解这个东西，我说，就现在吧，不等了。”
2012年，Dave’s Custom Tailoring在北京嘉里商场开业，熊可嘉等来了他的第一批中国顾客。“非常惊讶，很出乎意料，很顺利很舒服。这些来做西服的客人都很有礼貌，有教养，要求合身，要求Good Looking，Nice Fit，身材锻炼得很棒。腰身不肥，有肌肉，看得出从没有饿过头，晚上也不喝啤酒。”老先生示意我看店内的客人们：“整个时代都在改变，我等了十二年，终于等到了。”
“回到1938”
事实上，现在的整个西服行业“好”得像泡沫：线上的，线下的，英式的，意式的，誓要用现代技术革新这个古老行业的，用设计噱头来糊弄人的……看到了机会和利润的商人们扎堆式的投入到这个产业中来，鼓吹自己的进口面料、精细工艺、可选择可更换细节的大有人在，但这些商家不断强调的、试图借此来占据更多市场份额的东西，在熊可嘉看来完全是失去了Tailoring的意义，“西服只有一个追求：Good looking，Nice fit，Comfortable。这是你去找Tailor给你做西服的意义，不是你要在袖口绣谁的名字，不是领尖角度是大是小，也不是驳头有多少厘米。那是皮，不是骨。”
“但他们通过设计、通过营销去开拓市场，这不是什么坏事，这些都是时代的产物。”他接着说：“我们不去碰是因为这不是我们的本分，我们只想‘Back to 1938’，规规矩矩地做一个Tailor Shop。”
1938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年，似乎一夜之间，贵族、制度、繁文缛节通通被打碎瓦解，工业化代替了传统的手工，现代化的高效设备让成百上千的手工店宣告关门大吉，服装行业开始了在流水线上生产标准套码的时代。同时，刚刚拥抱和平的人们厌倦战争的气氛，也腻烦了英国铠甲式西装的一板一眼，颜色黯淡，款式肃穆，一副随时准备战斗、演说、鼓舞人心的样子。于是更轻松更悠闲的意大利式西服开始疯狂走俏，它们面料轻薄飘逸，颜色纹理花哨，口袋里插一朵玫瑰便是一副托斯卡纳阳光下最适宜的花花公子扮相。
20世纪50年代的意大利式西服
“但我们的西服不是玫瑰花，它是冲锋号，我们穿西服是为了等待吹响号角的一刻。一个男人需要明白穿西服的用途在哪里：工作、谈判、演讲、上法庭。如果你要泡妞，去找个设计师，不要来我的店。我们不会被这些漂亮的东西混淆。我们要坚守1938年，”老先生坦率地说：“我也烦恼过，我们为什么不能做意大利式那样赶上时代潮流的东西呢？我们尝试过，但不像样、不成功，我们必须退回来，本分地做一个‘Poor Tailor’，像《屋上的提琴手》主人公那样又穷又可怜的Tailor。”
对于“Poor”这个形容，老先生没有一点自嘲和叹息的意味，在他看来，这是Tailor的精神，“Tailor一定是Poor的。Tailor，中文叫裁缝，裁缝是什么？‘下九流’，以前行业分为三教九流，下九流里面最底层的是裁缝、厨师、理发师。一个Tailor不能妄图把自己想得高大上，有一门手艺能维持生活就是幸运的，要守穷，才能长久。”
面对时代的改变，熊可嘉对竞争没有什么担心的表现，他更担心和惋惜的是手艺的传承。
“我不担心竞争，大家都需要历练。很多客人走进来还很犹豫，我只告诉他，你去多看看，我就在这里等着你，一年两年，十年八年，我都在这里等你。终于有一天，你历练了一遍，大概知道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你会回来找我。”行业的规矩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这行现在有一个困难，一个死结。当一个Tailor年龄越大，阅历越多，你就越懂行，越会看，但不幸的事也随之而来，那就是你老了。而传承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有形的东西可以延续，比如尺码比例和缝制工艺，但无形的东西没法继承，比如时代、经验和‘看’的本事，怎么看出衣服的毛病症结，怎么判断出美还是不美，而这才是一个Tailor Shop最核心的东西，没法教。”老先生把眼光转向他的店：他亲手带出来的徒弟在折叠一匹布料，另一个徒弟引着一个客人走进试衣间，剪裁室的台面上摊着一块半成品，墙上挂着他获得的《福布斯》全球十佳西服店的奖牌。然后他说：“Your business are getting better, you are getting old. Once you die, your shop die.”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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