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推荐|王卫新编译《19世纪英国诗歌选读》（英汉对照版）

Original 交大外语交大外语 2021-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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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英国诗歌选读》（英汉对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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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英国诗歌选读》（英汉对照版）

《19世纪英国诗歌选读》

An Antholog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ritish Poetry

ISBN 978-7-313-17607-3

编译王卫新

本书在英国诗歌的长河中截取了19世纪这一段。经过几个世纪的探索，19世纪英国已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而且，在语言实验尚未蔚然成风的时刻，19世纪英国诗歌的文学性和可读性都是令人满意的。

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本书采用了英汉对照的方式，并对所选诗人作了简单的介绍。同时，为了减轻读者的负担，免除不必要的翻检之劳，本书用注释的方式对每首诗歌撰写了简略的导读，并对属于中级以上的词汇进行了注音和注解。本书适合高校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师生以及文学爱好者阅读使用。

前言

读英国文学的人或许都知道18世纪文豪约翰逊博士(Samuel Johnson, 1709–1784)和他的忠实信徒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1740–1795)[《约翰逊传》(The Life of Samuel Johnson, 1791)的作者]之间的对话——当鲍斯威尔问约翰逊博士什么是诗歌时，约翰逊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先生，回答什么不是诗或许更容易些。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光，但想说清楚光到底是什么却没那么容易。” (Sir, it’s much easier to say what is not. We all know what light is; but it is not easy to tell what it is.)用今天的眼光看，约翰逊博士的回答是颇有远见的。在18世纪诗歌(verse)和散文(prose)的界限比较明晰的时候，人们对约翰逊的回答或许可以一笑置之。但是，到了21世纪，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约翰逊博士那看似不负责任、实则饱含深意的回答了。当诗歌不要工整、不要韵律、不求美感、不求雅致进而可以任性书写、随意涂鸦的时候，或许人们只能用“一行一行地书写的是诗歌，一段一段地书写的是散文”来把诗歌和散文区分开来。

我们绝无贬抑或者嘲讽19世纪之后的英国诗歌之意。20世纪以来的英国诗歌不乏精品，其哲学深度和艺术创新远非19世纪及之前的英国诗歌所能企及。但是，20世纪以来的诗歌，尤其是那些刻意追求形式创新的诗歌，离普通读者的距离越来越远，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这恰恰是我们编写《19世纪英国诗歌选读》而不是20世纪或者21世纪诗歌选读的原因所在。虽然20世纪和21世纪离我们更近，但20世纪以来的诗歌，尤其是一味求新的诗歌却离我们很遥远，普通读者很难从读诗中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18世纪及之前的诗歌虽然雅致工整，有滋有味，但由于它们所使用的英文和今天的英文有很大的差异，对于英文非母语的读者来说有太多的阅读障碍。所以，几经权衡之后，我在英国诗歌的长河中截取了19世纪这一段。经过几个世纪的探索，19世纪英国诗歌已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而且，在语言实验尚未蔚然成风的时刻，19世纪英国诗歌的文学性和可读性都是令人满意的。

19世纪英国诗歌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浪漫主义时期，第二个阶段是维多利亚时代。浪漫主义时期的上限是1798年，标志是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和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合写的《抒情歌谣》(The Lyrical Ballads)的出版。浪漫主义的下限是1832年，标志是诗人兼小说家司各特(Walter Scott, 1771–1832)逝世以及英国改革法案颁布。英国浪漫主义时期，虽然散文和戏剧的成就不可小觑，小说创作也如火如荼，但平心而论，还是诗歌更胜一筹。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是“六巨头”(Big Six)：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布莱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和济慈(John Keats, 1795–1821)。鉴于布莱克和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在国内出版的文学史著作中被置于18世纪末“前浪漫主义”(Pre–Romanticism)框架之下，按照约定俗成的原则，本书未将布莱克纳入19世纪诗歌的范畴，而将他所空出的位置留给了之前被忽略的英国桂冠诗人骚塞(Robert Southey, 1774–1843)。虽然骚塞诗歌的浪漫主义韵味不浓，但用今天的眼光看，骚塞诗歌的社会意义不容小觑，确实需要重新评价。骚塞和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并称湖畔派诗人(Lake Poets)。湖畔派诗人一度相交甚密，他们曾居住在英国湖区(Lake District)，早年同情法国革命，而晚年则趋向保守。由于他们晚年的态度趋向保守，所以骚塞、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所代表的浪漫主义有时也被称为消极浪漫主义，而拜伦、雪莱等政治较为激进的年轻诗人所代表的浪漫主义被称为积极浪漫主义。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的说法虽然今天已经不太常用，但这种说法还是有一定道理。

虽然给浪漫主义诗人贴标签是一种有简单化嫌疑的做法，但这种做法也有它的好处，那就是可以让读者对除骚塞之外的五个浪漫主义诗歌巨头的成就一目了然：

华兹华斯 —— 自然

柯勒律治 —— 想象

拜伦 —— 个人主义

雪莱 —— 抒情性

济慈 —— 美感

这些标签能够高度概括五位浪漫主义诗人的主要诗歌取向。华兹华斯诗歌钟情于自然，虽然他也写人物诗和哲理诗，但最能代表他思想的是自然诗，他的人物诗和哲理诗也是以自然为依托的。柯勒律治诗歌最诱人之处是诗人丰富的想象。离开了想象，柯勒律治也就不再是柯勒律治。虽然有人会说柯勒律治的想象与他吸食鸦片有关，但鸦片绝非他诗歌想象的唯一来源。拜伦诗歌最诱人的是其中所洋溢的个人主义精神，拜伦式英雄(Byronic hero)的核心就是个人主义。雪莱诗歌的亮点是抒情性，他的诗歌饱含激情，催人奋进。雪莱受过良好的贵族教育，他的诗歌语言、格律都十分考究，所以，读雪莱的英文诗歌并非易事。济慈诗歌的亮点是美，他的那句“美就是真，真就是美”已经成为千古佳句。我们用美来概括济慈诗歌，其一是因为他的诗歌很有美感，其二是因为济慈的最可贵之处是他即使一生为贫穷和疾病所困，但他诗歌中所呈现的却是真善美。他把痛苦留给了自己，把幸福和快乐留给了读者。

英国浪漫主义时期是一个众生喧哗的时代，除了上面已经论述过的五位诗人，桂冠诗人骚塞的成就也不能忽视。虽然英美学界更加推崇他写的那些富有东方特色或者异域风情的诗歌，但我却对他之前鲜为人知的控诉奴隶制度的诗歌更感兴趣。由于英国本土奴隶制度一直未能合法化，所以奴隶制度承载着英国和美国意识形态的一个巨大差异。正是因为如此，骚塞的控诉奴隶制度的诗歌就显得弥足珍贵。除了骚塞，两位来自苏格兰地区的男性诗人也不应被人忘却。一位是大名鼎鼎的司各特爵士(Walter Scott, 1771–1832)。在转向小说之前，司各特在诗歌方面也曾经独领风骚，据说是司各特不愿意接受桂冠诗人的头衔，骚塞才能如此幸运。另一位是霍格(James Hogg, 1770–1835)，他以“埃特里克牧羊人”(Ettrick Shepherd)而闻名，是一位自学成才的诗人兼小说家。霍格在当今的英美学界可谓是炙手可热，我最初也选录了他的几首诗歌，之所以在定稿中放弃，是因为霍格所使用的苏格兰方言实在是难以卒读。除了男诗人，浪漫主义时期女诗人也是著述颇丰。我优中选优，收录了多萝西·华兹华斯(Dorothy Wordsworth, 1771–1832)、拉提西亚·伊丽莎白·兰顿(Leticia Elizabeth Landon, 1802–1838)、玛丽·罗宾逊(Mary Robinson, 1758–1800)和简·泰勒(Jane Taylor, 1702–1824)的作品。多萝西是威廉·华兹华斯的妹妹，兰顿和罗宾逊是近年来英美学界极力推崇的浪漫主义女诗人。就名声而言，简·泰勒确实是有些微不足道，但她的那首《星》却是妇孺皆知的童谣，恐怕很少有人连“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都没有听过吧？

19世纪英国诗歌的第二个阶段是维多利亚时代，也就是1837年至1901年。如果我们非要找出一位最能代表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那这个人非丁尼生(Alfred Tennyson, 1809–1892)莫属。虽然丁尼生的诗歌屡遭后世诗人的诟病，但他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桂冠诗人，写过歌颂女王的诗歌。他所写的《悼念哈拉姆》(In Memoriam, 1850)堪称英国挽歌中的极品。根据詹姆斯·阿里·亚当斯《维多利亚文学史》一书的记述，丁尼生还不满15岁的时候，就在石头上写下“拜伦死了”的字样，表达他对大诗人拜伦的崇拜。拜伦走了，但英国诗歌的雄风尚在，而承拜伦之衣钵者就是丁尼生。和丁尼生一样能够代表维多利亚文学传统的另一位大诗人应该是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他既是批评家又是诗人，他的那首《多佛海滩》(Dover Beach)流传甚广，英美学者对其推崇备至。一位名叫安东尼·海西特(Antony Hecht)的人写了一首名为《多佛杂种》(Dover Bitch)的诗来戏仿此诗，这从反面证明了阿诺德诗歌的巨大影响力。和丁尼生、阿诺德不同，维多利亚时代的另一位大诗人勃朗宁(Robert Browning，1812–1889)就显得有些前卫，他的诗歌大量运用戏剧独白(dramatic monologue)，读起来很有现代主义诗歌的味道。和勃朗宁一脉相承的大诗人是哈代(Thomas Hardy, 1840–1928)，他既是小说家又是诗人，他的小说总体上来讲属于现实主义，当然也带有一定的自然主义倾向。他的诗歌颇具创新意识，为英国现代主义诗歌做了很好的铺垫。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文学的重头戏是小说，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们不能因此低估这一时期的诗歌成就。维多利亚时代的诗歌丰富多彩，用正统和非正统两条线难以厘清。维多利亚时代早期有创作政治性极强的诗歌的诗人，如宪章派诗人(Chartist poets)以及以《谷物法歌谣》(Corn Law Rhymes, 1831)而闻名的艾本奈泽·埃利奥特(Ebenezer Elliott, 1781–1849)。宪章派诗人着力书写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之下工人阶级的苦难，而埃利奥特的诗歌则把矛头指向代表英国贸易保护主义的《谷物法》(Corn Laws)。《谷物法》保护了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却使得国外价格低廉的粮食无法入境，普通民众苦不堪言。宪章派诗人在中国学者编写的文学史和文学选读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但在英美国家编写的文学史和选集中所占比例却不高。但近年来，英美国家学者也开始关注文学中的工人阶级表征，剑桥大学出版社所推出的“19世纪文学与文化系列”中也开始将宪章派文学研究成果纳入其中。考虑到读者阅读取向等诸多因素，我没有大量选入宪章派诗人的作品，只收录了托马斯·胡德(Thomas Hood, 1799–1845)的《衬衫之歌》(The Song of the Shirt)，希望这首诗能重新唤起中国学者对宪章派文学作品的关注。除了宪章派诗人和埃利奥特，维多利亚时代还有一位政治性极强的诗人，他就是曾经笃信社会主义并为之讴歌的诗人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 1834–1896)。但是，莫里斯的诗歌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非政治性的抒情诗。为了展现莫里斯诗歌的另一面，本书收录了他脍炙人口的爱情诗篇。同样，为了展现维多利亚时代诗歌的多样性，本书还收录了李尔(Edward Lear，1812–1888)的打油诗，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 1850–1894)的儿童诗，克里斯蒂娜·罗塞蒂(Christina Rossetti,1830–1894)的充满奇幻色彩的《精灵市场》(Goblin Market)，斯温伯恩(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 1837–1909)的爱情诗，豪斯曼(Alfred Edward Houseman，1859–1936)的古色古香的抒情诗，以及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 1844–1889)的一些虽然宗教意味浓烈但依然具有可读性的诗歌。为了展现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诗人的成就，我收录了三位最具代表性的女诗人的作品。除了前面提到的英国前拉斐尔派代表人物但丁·加百利·罗塞蒂 (Dante Gabriel Rossetti 1828–1882)的妹妹、维多利亚时代最杰出的女诗人之一克里斯蒂娜·罗塞蒂，本书还收录了勃朗宁夫人(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1806–1861)和艾米丽·勃朗特(Emily Brontë,1818–1848)的诗歌。

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我采用了英汉对照的方式，并对所选诗人作了简单的介绍。同时，为了减轻读者的负担，免除不必要的翻检之劳，我用注释的方式为每首诗歌撰写了简略的导读，并对我认为属于中级以上的词汇进行了注音和注解。对于英文炉火纯青的高手们而言，词汇注音和注解或许是画蛇添足，但对于一般读者而言，这应该是一种便利，它可以有效地帮助读者戒除猜发音、猜词义的不良习惯，借助导读和汉语译文读懂英语诗歌原文，进而欣赏英语诗歌的音韵美。诗歌译文是我在阅读前人译作的基础上自译而成的，我译诗的唯一目的是帮助读者欣赏诗歌，别无他求。我多年前就痴迷于诗歌，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校园诗人。但由于对诗歌的敬畏，我最终决定以研究英国小说为业，然而我心中一直保留着对诗歌的梦想，保持着写汉语格律诗的习惯，不求发表，只求自娱自乐。我一直认为，写诗和译诗之间有一种默契，不会写诗的人，所译出的诗歌多少会缺少一点诗歌应有的韵味。此处以丁尼生的名作《拍，拍，拍》第一节为例，做一些简要的陈述：

Break, break, break,

On thy cold grey stones, O Sea!

And I would that my tongue could utter,

The thoughts that arise in me.

海浪无情地拍，拍，拍，

拍到冰冷灰暗的礁石来。

纵然这世上有千言万语，

又怎能表达我忧伤的情怀。

——选自丁尼生《拍，拍，拍》

首先，我认为，英文很美的诗歌，汉语译文也要美，在能用押韵的情况下最好用韵，而且最好是用中国诗歌的韵律，所以译文采用了aaba的押韵模式。此外，由于这首诗是挽歌，切不可将“啊大海”译出。第三行和第四行使用了虚拟语气，一定要把虚拟语气的韵味传递出来，所以，再三思忖之后，我才想出“纵然这世上有千言万语/又怎能表达我忧伤的情怀”的译文。诗歌翻译最重要的是再现原文的意境，一个词一个词地去纠缠只会适得其反，这是我翻译诗歌的切身体会。

编译者

王卫新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教授，英国苏格兰文学研究会国际委员会委员，英国爱丁堡大学高级人文研究院访问学者，主要从事苏格兰文学研究、文学与经济跨学科研究。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主持完成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项，省精品课程建设项目1项。曾荣获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并入选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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