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斯青：文化残骸的投影－从山寨品反观史金淞的艺术逻辑
导语：
史金淞之“松系列”装置始于2005，乃艺术家借原木之躯干，改古典之符号，抒今人之胸臆。遂后，模仿者日众，山寨厂昌盛。于史金淞而言，大规模生产复制使艺术进入生活乃利民之事，亦予艺术以新定义。但团队考察各地发现，厂商各自为营，局面糜乱，遂谋划联合各地复制者。以数十棵山寨松树于白盒子艺术馆布置成展，并邀约十数山寨厂商、设计师、哲学家、法律界、艺术界等各界人士聚于树下，探讨山寨文化之滥觞与蔓延，共商文化生产之良性发展，创造公共艺术之新空间。
我们邀请了多位文化界、艺术界的学者，分别根据各自对于展览主题的观感，录制了一段音频，展览现场同时播放各人的音频，形成一个“对话现场”。我们也将音频分别整理、结集成文。下文是文学批评家姚斯青博士撰写的展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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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复制》这个展览，从理念到呈现方式，都是一种很大胆的尝试，它试图为展览的参与者打开更大的思考空间与行动空间。我认为，它同时为两个不同的语境与交际网络提供契机，其中一个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家、观众与批评者，另一个则属于市场逻辑之下的生产者、制造者和消费者。
艺术家、批评者和生产者、制造者、消费者在《第三种复制》展览现场合影
就策展人的思路而言，他更加强调的是后者。但就我个人而言，更关心的还是前者，因为艺术品本身的价值和它的市场流通、它的价格始终是必须分开讨论的问题。将史金淞的松树与各式各样的山寨松树并置，为对观提供机会，从而重新获得一种思考艺术作品的角度，这确实是一次很有趣的体验。
首先，还是从展览本身提供的视点出发，来观察展品的种种面貌。概括起来，大体上呈现的是对原版不断进行“减法”的结果，对材料预算的削减、对时间成本的削减、把艺术家头衔之下的象征价值也进行了削减，最终呈现的结果，是更加符合“商品”的盈利法则。
但这些仿造品仍然拥有与原作相同的构成法则——拼接，在这点上，证明了它们对史金淞的想法的抄袭。但正是这一点上，山寨松树们却也吊诡地证明了史金淞“艺术是设计”的想法。
应用于各种空间中的山寨树
正如一个概念可以对应无数个具体的事物，艺术家在将创造重点转移到观念生产的同时，也改变了艺术品的性质——以往这种性质必须依存于艺术家将每一件作品的产生视为独一无二的创造，依存于艺术品与艺术家之间相摩相倚、互相成就的亲密联系。而在史金淞的艺术理念里面，他重新树立的秩序其实是艺术家先于艺术品，也就是说，在艺术市场的运转逻辑之下，艺术家身份的获得，成为了最重要的事情，在正品与伪造品之间无非是有无授权的问题。
但是，我们是否可以跳出这个艺术市场的逻辑，回到艺术品本身来进行提问和观察呢？如果我们把山寨松树的现象视为一个社会现象，从仿冒者的道德意识进行批判，可能是一种泛泛而谈的思路。被盗版的是史金淞的松树而不是其他作品，在这个“松树”的特定形象里面，确实有很大的盈利空间，这个盈利空间是仿造泛滥的根本原因。因此，需要进一步提出的问题其实是，这些松树到底与什么样的社会审美意识相遇了？是否能进一步思考这种社会审美意识与我们当下的现实、与我们所处的历史状况之间的关系?
当然，我们首先意识到，史金淞作品的收藏和陈列空间，比如文华酒店，本身可能会带有一种审美趣味的导向性。
但是，我们是否还能通过山寨产品和原作之间的比较，看出其他问题？从“松树”的表象上入手，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观察最粗制滥造的山寨产品，它们有极不自然的造作、大幅度扭曲的树干、不成比例的松针，这些部分是为了符合松树作为一种形象的辨识度而保留下来的，它们迎合的是一种像设计标识一样的松树形象，同时也可以说是迎合了漫不经心、匆匆一瞥的观看习惯，是对惯性的服从，和经验世界中的松树毫无关系。
展览现场的山寨树局部
通过这样的观察，再回到史金淞的作品中，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其实只是无意中放大了原作中本来就蕴含的思考方式，这种思考方式是对松树作为图像的复制，同时也是对松树作为我们生活世界之体验的一种摒弃和排除。
在“松树”的文化史中，被给予注目的那些要素，比如龙鳞般的松树皮和由又细又多隙的松针所造成的松风都被忽略了，而它们与触觉、听觉的关联性正好和生活世界的经验性相符合，不仅仅是视觉的。
史金淞作品局部
史金淞的松树，是一棵由各种树木的局部拼接而成的松树，宣布了作为一个整全生命体的可感的“松树”的死亡。这是工业时代的文化怀乡情绪所要真正表达的审美意识，它根植于进步论以及科学主义式的观察法则。在这种法则之下，整体被肢解为富有特定功能的一个个零件，它只具有在这个特定事物的特定位置上的功能性，而不再具有作为一个生命整体，我们面对它时可以体察到的种种精神内涵。
史金淞作品局部
因此，这种审美意识在另一方面也总是倾向于将传统文化意象的“松树”作更加符号化的表达。但只要考察“松树”的文化史，就会发现无论是孔子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还是陶渊明的“此荫独不衰”的艺术，都来自于体验松树之整体生命时的发现。
它们在今天所面临的失语困境，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它们的灵晕随着农业时代的一去不复返而失效，而是我们的感觉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我们所接受的知识体系所束缚，科学主义式的观察、五阶段论式的进步观念，以及在过去几十年中空洞的真理说教……
所以，《第三种复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确实凸显了我们今天的困境，审美意识的问题不仅仅关乎艺术，也关乎这一时代的精神状况。而对艺术的方向性的反思，对创造性体验的重新激活，或许也能为当下的我们走出困境提供新的可能性。
姚斯青
文学博士，艺术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