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摩根”陈光甫的金融传奇之路
上海商业银行
1915年，他创立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用十多年的时间将一家资本金不足15万元的“小小银行”经营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银行之一，被称为“中国摩根”。他也是近代中国银行业的领袖人物，参与创建和领导上海银行公会，致力于中国银行业的现代化和国际化。他还参与投资了诸多近代工商企业，开启了现代银行对农村的金融服务，通过各类中外投资发展中国保险业，还创始最早的“中国旅行社”和中国旅游业。今日，上海、汉口等城市保留了他投资建成的精美历史建筑，其创设的银行机构仍然在国内港台地区经营。他就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银行家之一——陈光甫。
“陈光甫本人的出身非常普通，
他的人生起点与千千万万人是一样的。”
陈光甫这三个字是由姓和字组成的，他的姓名是陈辉德或陈辉祖，史料签名上出现较多的是“陈辉德”这个名字。时人一般称他陈光甫，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约定俗成，现在我们也就习惯称他为陈光甫了。他是江苏镇江人，出生于1881年，于1976年去世。他投身的事业非常多，辛亥革命爆发之初，他曾担任江苏银行经理，后来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及近代中国第一家专业意义上的旅行机构。1928年，中央银行在上海正式成立，陈光甫担任该行理事；他还担任了当时历史更为悠久的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以及交通银行董事。
陈光甫
以上任何一个成就都可以成为一个人人生中的高光时刻。但其实，陈光甫本人的出身非常普通，他的人生起点与千千万万人是一样的。他幼年就读私塾，12岁进入汉口报关行。有资料说他的父亲曾经在报关行工作过，他也进了报关行做学徒，一做就是7年。在陈光甫晚年回忆里，有很多文字谈到他这7年学徒生活：“进餐时则侍应盛饭，客至则奉茶敬烟，以及一切琐屑之事，店役所不为的，无不尽委学徒”；“凡添饭斟茶，以及早晚开门上锁之役，无不为之。晚间卧于地板之上，热天则露宿凉台，饭时常不得饱。”这段经历对陈光甫的影响非常大，第一，他知道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有多艰难；第二，表面上报关行看起来是一件光鲜的差事，和海关打交道，做进出口贸易，都是有钱人、大宗货物进出才涉及到的问题，但实际上这件事需要走通多个环节，而陈光甫所处的位置正是最底端。但他没有局限在学徒的岗位上，而是利用这个机会向在报关行遇见的外籍人士学习英语。也正是他的英语能力，让他得以考入汉口海关邮局，并在湖北官办新式工厂担任英文翻译。这一点又对他接下来的人生关键转变起到了非常直接的作用。
1904年，陈光甫因通晓英文和商务，得以随湖北团参加美国圣路易斯国际博览会，嗣后即留美求学，直到1909年年底回国。这五年时间为陈光甫的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他开始结成初步人脉关系，涉及海关、招商局、南洋劝业会，以及多位高官富商二代和留美学生，最重要的是结识了孔祥熙。另外在博览会期间，他还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在回忆录中，陈光甫写道，孙中山下榻在博览会工作人员下榻旅馆附近的另一家小旅馆，一见到他就宣传革命，邀请他加入同盟会，但陈光甫表示他要在商务上发展，如果有困难他会给予帮助，并从为数很少的积蓄里拿出一些资助了孙中山，这也给孙中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服务国际博览会期间，陈光甫赚得近1000美元收入，他结交了不少人，这些人都劝他留在美国争取入学一所好学校。博览会结束后陈光甫留美，并且在朋友的帮助下以非正式在籍学生的身份先后就读过爱荷华的辛普森学院和俄亥俄的卫斯理大学。后又获得国内官费资助，于1906年秋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学院，1909年完成学业获得学士学位。期间他还就读过康奈尔大学、威斯康辛大学的暑期学校。陈光甫好学、善学，抓住一切机会学习，为自己开拓新的机会，这一切都对他后来的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之初，是一个比小银行还小的‘小小银行’，当时的人们未曾想到这样不入流的小银行能在上海、中国乃至国际上有所作为。”
1909年冬天，陈光甫从美国登船，踏上了归国之路。他原先在汉口时就已经结识了南洋劝业会负责人的儿子，因而直接前往南京工作，很快得到了当时江苏抚台程德全的赏识，被安排到江苏财政公署。辛亥前陈光甫就认识到中国的金融机构——无论是民间钱庄还是各地政府的官钱局，在体制机制运作、业务范围、经营理念上仍是传统且落后的，将无法满足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需求。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华外商大多因无力照顾在中国的经济产能而撤资，这一趋势动摇了外商银行对中国金融市场的统治性地位，也对华商金融机构包括一些新生银行提供了缓冲的时机。同时，中国民族工商业也迎来了发展的新机遇，这就要求华商金融机构能够在先前为外商银行掌控的金融市场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之初，是一个比小银行还小的“小小银行”，从外观上看只是一个门面而已，开业时只有7位股东，除了陈光甫本人，其他股东也拥有银行从业经验，如张嘉璈、孔祥熙等。这家银行最初的资本也不多，公开说法是10万，也有的说7万，甚至不到7万。当时上海已经有了一些大银行，像中国银行实收资本1300万元、交通银行750万元、盐业银行350万元、浙江兴业银行250万元、浙江地方实业银行50万元等。当时的人们未曾想到这样“不入流的小银行”能在上海、中国乃至国际上有大的作为。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15年成立时，第一期预算支出不到3万元，预算收入3万余元，收支相抵，仅盈余4500余元。当年第二期盈余9670余元，合计全年盈余14200余元。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股款大部分存进银行，小部分存到钱庄，因为在钱庄银元存款不仅没有利息，甚至还要交手续费，存得多亏得多。由此可见，上海银行起步时规模非常小，操作非常谨慎。
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第一年资产负债表上可以看到，吸收定期存款、办理抵押放款、还有所谓小额储蓄，已经成为银行当时相当重要的业务。再看股东的具体情况，1915年4月开张时股本金额非常少，直到当年有了第二期股金，特别是新股东加入后陆续好转。1916年初，又有一批股本金进入，但即便如此，到1916年2月份，上海商银储蓄银行收到的股本金也就是20万元，规模依旧很小。
此后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发展分两步走：从成立后到1926年为初期发展，开始设立分支营业点，在国内重要商埠设立20余处，包括南京、汉口、长沙、济南、天津、北京等。银行的存款数以及小额存款在初期发展时期的进步非常明显；另外汇水（即代客户办理异地汇兑收取的费用）在几年里也增长了数倍。
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进至长江流域准，中国社会发展在政治局势方面进入国民党政府时期。这之后的10年内，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商、贸易、金融都在飞速发展。1927-1937年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业务体量迅速壮大，在陈光甫的主持之下，资本金从250万元翻倍到500万元，两大主要业务存款和放款都翻了数倍，前者从3244万余元增加到19587万余元，后者从1919万余元增加到14091万余元。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办公环境也有了改变：盖起了新的办公楼，设立了开阔的营业厅、库房金库、并在总行库房与本市各网点之间有专门的现款现金押款车。将它在这十年中的发展与国内其他银行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存款比数从100增加到了539，翻了4倍，而其他25家主要银行仅翻了不到3倍，提升幅度远远高出同行的平均水准，甚至与中央、中国、交通、农民这四大行相比差距也并不大。到了1935年以后，差距便拉开了。彼时政府极力扩大政府银行规模，中国银行的资本金从原来的2500万元增加到了4000万元，交通银行的资本由1000万元增加至2000万元，运营资本也大大增加。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营业厅
库房金库
通过这两个时期的发展，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从开业时期仅仅10万元资本金的小小银行，蜕变成为当时公认的四家政府银行之外发展最快、效率最好的银行，它的成功是毋容置疑的。陈光甫也创造了多个所谓“第一”，后人称他为“中国的摩根”“中国最优秀的银行家”，都是对他的经营成果的认可与致敬。
“银行家的个人事业离不开国家的发展轨迹和社会的环境约束。”
在政治与社会剧烈变化的近代中国，政商关系对于金融事业的发展尤为重要。一方面，金融机构的经营受到政府法律、政策的显性制约，政府信用与治理能力也极大地影响银行家的经营和投资策略。另一方面，金融作为国民经济的血脉，金融的健康发展与风险同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与财政状况系为一体。通过具体的银行家去理解民国时期的政商关系，不仅能使这一问题言之有物、形象生动，还有助于理解关系变化背后近代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变迁。
民国初年的上海黄浦江一线，陆续出现几十家外资银行和中资银行，有“东方华尔街”之称
自辛亥革命至全面抗战的爆发，中国的金融业快速发展，上海逐渐形成了远东金融中心的地位。陈光甫在这一时期与民国政府的互动，能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中国本土金融业政商关系的典型特征。徐昂博士的《陈光甫与民国政府关系研究（1911-1937）》一书以辛亥革命到全面抗战爆发的历史进程为背景，以银行家陈光甫的经历为研究对象，从他具体的思想、事业和社会活动历程，审视了全面抗战以前中国私营金融资本所处的政商关系。该书的写作过程兼顾了各类已刊近代史资料以及上海、台湾地区所藏原始档案文献，参考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所藏陈光甫个人档案。
《陈光甫与民国政府关系研究（1911-1937）》
徐昂 著
定价：78.00 元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2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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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容上，该书首先追溯陈光甫的早年经历，接着通过北京政府时期的金融事件，分析近代新兴工商、金融群体的利益与支持是陈光甫与政府关系的基础。第二、三章讲述了在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陈光甫厌恶国民党的内争与专制，逐渐疏离南京政府；1932年以后又因政府在经济建设、财经治理方面的改善而逐渐恢复支持的立场。第四、五两章则以银行业的金融建设与币制改革为专题，探讨陈光甫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政府政策影响下的活动。在银行经营的个体努力之上，是工商、金融界的共同利益，而民族资本的发展还需顺应政府的权力巩固与统制经济的形成，亦受到中外经济关系乃至大国利益角逐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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