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 国际知名汉学家，带你深入了解经典作品背后的深刻意涵

文/余珺君

电视剧《三国》剧照

“《三国》中，诸葛亮目睹敌人因自己的妙计而惨遭屠戮，不免潸然泪下，读到这里，我们体验到的，仅仅是情节带来的乐趣吗？抑或是在这预示着真正的高贵行将堕落的一刻，感觉到了其中的悲壮？”在阅读中国叙事作品之时，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带给我们的阅读乐趣固然是不言自明的，但批评家们对作品的批注绎读，往往会带我们穿过表面的美感享受，深入了解经典作品背后的深刻意涵。

《中国叙事：批评与理论》

浦安迪  主编  吴文权 译

定价：78.00元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2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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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叙事：批评与理论》这本书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和比较文学系教授，著名汉学家浦安迪主编，携手12位知名汉学家共同书写完成。该书作为学术性著作，对于中国叙事作品的分析切入点视角独特，例如“《三国演义》与《水浒传》这类性质各异的长篇小说是如何组织起来形成统一连贯的整体的？”“如何用“寓言”这一批评概念分析《西游记》与《红楼梦》？”等，论证鞭辟入里却并不艰涩，在叙述时援引小说原文，以及探寻作品与作品之间的隐含关联性等写作方式更为本书增添了许多趣味性，令读者在深入思考之余，也常有酣畅淋漓之感。相信只要对中国经典文学作品略有了解的读者，皆能从该书中享受到阅读乐趣并受到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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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的内容方面，该书主要对从先秦以来的部分中国经典叙事作品进行了深入剖析，包括编年体史书《左传》、中国四大名著《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水浒传》，以及家喻户晓的《金瓶梅》《隋唐演义》等作品，12位学者用新颖的观点、严谨的分析向我们展示了解读中国叙事作品的新的可能性，其中包含了许多深刻有趣的研究观点。例如“《西游记》与《红楼梦》这两部作品伟大的背后，蕴含着对‘阴阳五行’宇宙论的倚重。玄奘与徒弟最终‘得道’、宝玉最终脱离红尘之幻象，二者也许均可读作对‘空’的最终肯定，与贯穿全书的‘色’相对立”“《隋唐演义》是针对特殊读者群体，即17世纪的苏州的有闲精英阶层而设计的，其创作颇似文人游戏，其目的在于为文人朋友创作一部文学谜语，用关于隋唐人物的小说与杂类作品，来考察他们的知识”等。

电视剧《西游记》与 电视剧《红楼梦》 剧照

而在每位学者从各自的研究视角带我们探寻了经典叙事作品背后的奥秘之后，主编浦安迪教授高屋建瓯，从理论建构的角度对中国不同的叙事作品背后共通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尝试性的初探。他关注的领域包括以下六个方面：中国文化语境下叙事范畴的定义、中国叙事传统的泛型与非泛型亚分类、叙事修辞立场的各个变体、叙事结构的诸种模式、人物性格的表现、文本模式与叙事作品意义之间的关系，以期为未来研究浩若烟海的中国叙事作品提供理论支撑。他提出的许多观点也具有借鉴意义，如“中国小说普遍乐于呈现人物群体（composite characters），即一群人或一组人物，而非着力刻画单个英雄（主人公）。《三国》桃园结义之三兄弟身上集合的英雄气质，《金瓶梅》中的六位妻妾、《西游记》中五位取经人物以及《红楼梦》中数位女主人公均是此种手法运用之典型”“中国叙事作品的意义产生于整体格局中，例如在《左传》这类“剪切-拼贴”式历史中，很难指望读者感受到任何事件或细节的意义，然而将所有材料放在一起，便体现出某种可以理解的结构：虽然这世界手足相残、血亲相奸、背信弃义屡见不鲜，但整体的道德秩序感便由此混乱中诞生……”种种观点，为读者阅读中国叙事作品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式，同时也为构建中国叙事理论提供了有益参考。

一直以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叙事学是我国学界的愿景。但三十多年来，中国叙事学形象依旧“可远观不可亵玩焉”。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国叙事：批评与理论》这本书，是汉学家对于传统中国叙事作品的研究，也是汉学家发现中国叙事文本与西方叙事理论和实践的异质性的一种尝试，这对于构建中国叙事学研究是极具有借鉴意义的。正如有学者指出，“中国叙事学的构建离不开对中国传统叙事思想研究，对中国现代以来的叙事理论和实践探寻，对叙事学学科领域的新发现，以及对西方叙事思想的审视考察和对话”，该书中基于汉学家的独特背景对中国传统叙事作品的研究与考察，以及浦安迪教授对中国叙事理论构建的探索，对于构建中国叙事学具有理论与实践上的参考意义。而从读者阅读的角度而言，汉学家来自于另一文化背景赋予他们身份的独特性，以及他们新颖的研究视角与观点亦能让我们对中国传统叙事作品产生新的认知和感悟，让读者从中国经典叙事作品的阅读中获得更大的快感。此外，笔者建议，未来该书收录关于中国叙事作品的研究时，选择可以更加广阔和多元，例如司马迁的《史记》亦是我国叙事作品的重要代表，在该书的前言中也略有提及“《史记》为伟大的史学家创造的传记艺术，为后世之故事作者及史学家提供了卓越的范本”，但正文中却并未就此展开深入讨论，实乃一大遗憾。

最后以该书之结语作为本文之结尾，“中国叙事传统之伟大作品的结尾处，无可避免地弥漫着强烈的曲终人散之感，但总有一种伴随而来的美学冲动，将之消弭，让故事之轮继续转动。在经验的反复循环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末世般的终结，而是对经验整合阶段的腐败及死亡模型的模仿……被叙述的经验有着某种积极的存在，描述的人物与之相比，不过是过眼云烟而已。”

中国叙事作品中对于总体“意义”的追寻，排除了个人悲剧上升为普遍悲剧的可能性，具体人物之死亡导致的悲恸，最终落回到欢喜与悲伤、兴奋与绝望无休止交替的模式中，从而形成了对经验世界基本肯定的看法。此番解读，与中国道家思想中的“循环”观念亦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未来在研究中国叙事作品之时，也需放置到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思想的文化语境中去考察与勾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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