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工地上，日薪200元的建筑工正在老去

近年来，上海、天津、深圳等多个城市先后出台建筑业超龄农民工清退令。清退界限划在60岁或55岁。
“超龄”之后，离开工地该往何处谋生？这些50多岁的建筑工人呈现出同样的迷惘，“走一步看一步”，是他们应付未来的无奈之选。四川人陈金明话里透着凄凉，“能不能活到60岁还是个未知数”。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50岁以上农民工近8000万人，占了总数的27.3%，这一比重自2008年（总规模有统计数据以来）连年上升。

“儿子今年6岁，我都算过了，我要干到70岁，他才能出来找工作。”

傍晚时分，52岁的何太平坐在龙华某个城中村的巷口，他个头不高、略显枯瘦，刚从附近工地上下来，脚上那双浅口胶鞋已被冲洗干净，脚背、小腿黝黑粗糙。

何太平一儿一女，女儿读大学一年级，一年学费、生活费加起来超过3万，妻子带着儿子在老家，每月生活费2000多元。他做一天工能赚到200多块钱。

5月中旬，何太平从广西老家来到深圳，这是他今年找到的第一份工。因为疫情，春节后何太平滞留在家几个月，去年赚到的钱花得所剩无几。

“怎么存钱？你叫我怎么存钱？“

何太平所在的工地，只招收55岁以下的建筑工。有同样要求的工地不在少数，比何太平大几岁的老工友，超龄后已经回到老家，“能做什么？种田，找点零散工，找不到就闲着呗”。

55岁之后如何养家糊口，何太平想不出什么好法子，“心里有什么底，不知道明天早上还能不能醒过来。”

工地上的大半辈子

四川宜宾人陈金明54岁，也在深圳龙华的某个工地上做工，那里的年龄限制宽一点——男性60岁以下，女性55岁以下。谈到60岁之后的出路，陈金明一样地悲观，“现在是走一步算一步，能不能活到60岁还是个未知数。 ”

陈金明住在民治沙元埔村某栋农民房一楼，整个屋子里住了十几个工友，同屋的罗钢和何玉枝是夫妻，年纪与陈金明相差不多，三人没买新农保，未来的养老金得靠自己攒。

同屋的十几个人，今年3月份才来到深圳这个工地。刚来没多久赶上疫情，村里被封了14天，刚解封不久，领导要到工地检查，又停工了五六天，3月份总共也没赚到几个钱。

做一天工赚一天钱，没人敢给自己放假，“基本上每月都会干满，为了钱嘛”。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屋里，大家也习惯了，“出门在外，头顶不下雨就行了”。

“你去工地上那边看看，可怜人多了去了”，何玉枝在门外的水池边洗衣服，揉搓、涮洗、拧水一气呵成，其他工友还排在后面，等着用水龙头。 

何玉枝念叨起工地上谋生的艰辛：女人和男人一样，酷暑、刮风、下雨，一样要往脚手架上搬运重物，夏天中暑是常事；同屋的老丁，是陈金明的搭档，40多岁，有恐高症，“没办法，有老有小要养，再高也得上”；为了赚加班费，家庭负担重的人，会一直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

也因为辛苦，愿意来工地谋生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年轻人吃不了这个苦，除非是实在读不进去书的，不然都进厂、进公司了”，在何玉枝的集体宿舍里，年纪最小的男孩还不到20岁，这属于工地上的极少数，“还是四五十岁的工人最常见”。

陈金明做管道安装，工钱200多元一天，不管一个月实际赚多少，老板都只发3000块的生活费，剩下的年底结算。

“年底能不能拿到手还不一定”，何玉枝讲起前几年在佛山做工的遭遇，早上四五点上工，晚上7、8点下工，到了年底，四五万的工钱却要不到手，一直拖到现在。

3000块的生活费，陈金明要给老家寄2000多元，女儿、儿子、儿媳妇、小孙子都在老家生活，孙子身体不好，每月要去看医生。寄回家的钱，1200元是女儿的生活费，她还在读高中。剩下的1000多元，用于家里的电费、水费，燃气费和人情来往。儿子在老家打工，工作换了一份又一份，“赚的钱养活自己都不够”。 

陈金明在工地上干了大半辈子，长期绑着安全绳吊在空中，背几百斤的重物也是常事，经年累月腰椎出了毛病。 来这个工地之前，他在老家待了6、7年，照顾小女儿，做做农活，打点零工。为了养家，妻子去了大城市打工，几年前跟陈金明断了联系。

妻子离开后，他独自操持一家生计，儿子的婚事是他一手操办，彩礼十多万，是从亲戚那里东拼西凑来的。背的债全靠陈金明来还，孙子2岁了，债还没还清。

“这都是命啊”，陈金明在凝重的暮色里慨叹。

土里刨食，养家糊口都难

30多年来，何太平一直在工地上打转。他16岁进工地，当时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一天的工钱只有2、3元。

前20多年，他做泥瓦工，这活儿重，经常要搬运成百斤的水泥、沙子，他老了，干不动这个，前几年转做起水电工。水电工赚到的钱少一些，但活要轻松不少。

疫情之后，何太平一年能做个7、8月的工，“自己一天都不想休息，可没办法”。去年他在福建三明一个体育馆项目上做工，结余的工钱，大年初一当天总算打到了他银行卡上，“这样的老板，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是吧？”

在广西老家，一亩地一年的收入大约300元。何太平掰着手指算起来账——水稻一斤能卖一块二或一块三，一亩地产800斤，能卖1000块钱左右，扣除种子、肥料，请农用机械翻地，收割机收割的费用，最后能剩下二三百算不错了，农业补贴发到自己手上，也就100块出头。

种荔枝也是个生计，不过价格一年高一年低，去年荔枝一斤才8毛钱，请人摘荔枝每人一天200块，摘100斤出来，刨掉成本也剩不下几个钱。也有人在家搞养殖场，这个投入成本大，何太平没有这个本钱，况且这行风险也高，“行情、天灾，传染病，都能让你亏死”。

广西老家也有小工厂、养殖场，工人每月工资一两千，“在家一个月能挣3000块，我就不出来了”，何太平的同乡老区说。

罗钢、何玉枝夫妻俩是重庆人，做建筑工之前，他们在本地砖厂打工，每月工资也是一两千块。四川、重庆多山地，在罗钢、陈金明的老家，每个人只有几分地，一年下来的收入更低，种菜的话，菜价也贱，“四季豆一斤几毛钱，哪像深圳，一斤能卖好几块”。

夫妻俩有两女一男三个孩子，最小的儿子还在读书，学费、生活费一年也得两万多，罗钢父母80多岁了，几个儿女都在外打工，老父亲去年生了一场病，到现在还不能下地走路，全靠老母亲照应。

老家人情往来多，孩子周岁、老人做寿、红白喜事都要出礼金。春节回到家里，走走亲戚，给老人一笔养老钱，再给孩子交了学费，夫妻俩辛苦一年，剩下的两三万被掏得干干净净，“只能继续出来打工”。

在陈金明老家，土地被成片地承包了出去，一亩地一年能收到的承包款只有两三百块。去年在村里，有个承包土地的老板，雇了村民帮忙收割水稻和油菜， 陈金明也去了，干完了老板不发工钱，陈金明跟其他人一块去讨债，村长明里暗里帮着老板说话，到现在大家的工钱也没拿到手。

“国家用了很多资源扶持农民，但是在老家，很多事情就是把你当做叫花子一样”。

“没钱的人，哪里讨得到老婆”

坐在出租屋的小板凳上，何太平打开手机查看自己的微信步数，“今天走了16583步”，最多的一天他走过3万多步。建筑工在前面建，水电工跟在后面装水电，早上7点半出工，下午5点钟收工，一天楼上楼下地跑，爬梯子，装线路，一样是出苦力的活。

正对出租屋大门的简易餐桌，以及何太平坐的小板凳，是几个工友用薄三合板自制的。城中村的这间两房一厅，住了何太平和其他5名工友，6人也是房东规定的人数极限。

房子里空空荡荡，除了床、自制餐桌、板凳，再无其他家具，也看不到一个行李箱，双层床的上铺悉数被拆了下来，平铺在地板上，床板上只铺张凉席，除了随身衣物，这群人再无行李。

“在外面漂来漂去，什么时候都是临时的”。

这些年，何太平跑遍了南方的工地，一个工程做完了，下一个活还得去找。有时候坐着火车过去了，工地已经不需要人手了，他在城市里停留三五天，找不到新的工地，只能拎着行李卷再回老家，“最短的一次，就是当天来回”。

屋子里6个人都来自广西檀圩镇，镇子距离中越边境线不到200公里。三个男人姓何，与最年轻的小彭来自同一个村子，另外两个人姓区，是同宗叔侄，来自隔壁村。

老区今年50岁，到现在还没结过婚。这间出租屋里，娶妻的只有何太平与一位40多岁的工友。 何太平和妻子没有结婚证，20多年前，他去越南花了3000元，找了现在的妻子，妻子跟他生下一儿一女，到现在还没办下户口。

“肯定想结婚啊，我现在这么老了，怎么找，也找不到嘛。”提起找老婆，老区很是无奈。

小区30多岁了，也还没有对象。以前找老婆不容易，现在更不容易，几个男人聊起这个，话稠密起来，八九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当地很多女婴没能活下来，“有些家里生了女孩，直接丢在路边”，到了现在，成年男女比例出现失衡。老家的女性变少了，她们也更希望嫁到发达地区，“我们这些没钱的人，哪里娶得到老婆”。

出租屋里，年纪最小的小彭，也有30岁了，他在后厨干过好多年，觉得厨师没前途，“找不到女朋友，有什么前途，现在没有妹子做服务员，都去夜场、KTV了。”

到工地做水电工，小彭还是找不到恋爱的机会，工地也有单身女性，但那是“在项目部坐办公室的”，他自认与她们不属于一个世界。做体力活的女建筑工，无论年纪多大，身边都有丈夫或男友。

对于孤身在外的建筑工人来说，性也是一个问题。

老陆是龙华某个工地上的建筑工人，他接近60岁，湖南口音浓重，听普通话也相当吃力。

夜晚，我和老陆坐在城中村的水泥板上，聊起他的打工经历。整个对话过程老陆显得心猿意马，他招呼着经过的每一条宠物狗，没狗的时候，则心不在焉地打量着城中村的楼房、人群和天空。中间老陆问过我一个问题，“附近有可以玩儿的地方吗”，我给他推荐了最近的公园和海滩。

尽管刚认识时我出示了工作证，也讲明了与他聊天的意图。在我们分别之际，老陆还是问出了一个令我吃惊的问题，“你有小姐吗？”

携家带口的建筑工们，则在漂泊中，尽力拼凑着家庭生活的模样。

何玉枝同住的十几个工友当中，有三对夫妻，考虑到男女混住，所有床铺边都挂上了布帘。说不清是由于空间拥挤，还是小家庭的存在，屋子里多了些市井的琐碎与暖意。

对何玉枝来说，这样的居住条件算不了什么。还有些工人，把一两岁的孩子带了出来，一家三口也只能挤在一张床铺上。

晚上8点，何玉枝做好了三菜一汤，餐桌是床铺边的一张小折叠桌。在夫妻俩的邀请下，我和陈金明蹭上了这顿晚饭。

房间内侧，晚归的工友在电磁炉上炒菜，空气里飘荡着炝锅的香味儿，家常而轻松的气息弥漫在整间屋子里。

罗钢从床下的盒子里拿出一瓶白酒，倒满了一次性水杯，他手臂酸痛，喝口酒能舒服一些。就着手里的饭菜和小酒，罗钢、何玉枝、陈金明用四川话聊着闲天。

再过两个小时，他们会关灯睡觉，第二天早上7点大家要赶到工地。在他们辛劳、繁重、飘摇的大半生里，这是难得的休憩时刻。

备注：何太平、陈金明、罗钢、何玉枝为化名。

文丨黄小邪

本文由深圳微时光原创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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