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过深圳看病的香港人，在病愈之时，总会轻轻感叹一句今时不同往日。深圳的医院多、挂号方便、价格便宜。方方面面，都助他们暂时解脱于香港不堪重负的公立医疗系统。香港的公立医院基本免费，因为港府奉行的原则是：不容有市民因经济困难而得不到适当的医疗服务。但由于在公立医院就诊，需要三级转诊，排队时间长到超乎想象。香港人李哥患上疝气，在公立医院排队做手术，排到了6年后。私立医院收费昂贵，单是挂号费至少500元，没有购买商业保险的香港人，那是万万不敢走近一步。港人北上就医，带来的深港融合，是双向的。为了在深圳就医省事省钱，香港人甚至买起了深圳社保，调侃一顿饭钱买上一份保险，性价比超高。口口相传中，越来越多的香港人也用上了医保。在这其中，深圳陪诊师也乘风而起，他们协助香港人办理社保卡、帮忙挂专家号、引导就医，有些已轻松实现月入过万。01在港手术需排队6年来深当天做手术不病不知道，一病吓一跳。李哥第一次在香港感受到无助，是因为患了疝气。由于公立医院门诊需排队，他先去了香港私立医院看门诊，确诊了疝气。私立医院告知，疝气修复手术费均价为6万-8万港币。当时他还没有购买香港的商业保险，想带病投保，被保险公司拒绝。如果去私立医院，高昂的手术费无法报销，他只能在免费的公立医院排队，等待手术。“2022年6月私家门诊看病，带着推荐信艰难预约到2023年5月公立的外科门诊。终于等到看医生，被告知手术要排到2029年！”疝气一直在折磨他，公立医院也没办法，一切按照规定行事，每个病人都得耐心排队。当时碰巧“粤港澳病人先导计划”刚实施，持有香港永居身份证和香港医院预约纸的香港人，可以在港大深圳医院看病，医疗记录会自动从香港同步到深圳。每次自费100元，其余开支香港政府报销，报销额度每年2000元。虽然2000元也远远不够在深圳自费做一次疝气手术，但他还是决定去了解看看。就是这一次，深圳医院的诊治速度远远超乎了他的想象。去门诊看医生的当天晚上，他被安排住院，晚上进手术室，术后2天出院，总共收费16000元，医保报销了14000元，自费2000元。李哥的北上就医不是个例。公立医院排队时间长，私立医院收费价格高，一直是香港人看病的心结。由于医疗资源紧张，有的时候，有些香港人就算发着高烧，也不敢去公立医院看急诊，生怕被说是浪费医疗资源。只有买了商业保险的香港人，在生病的时候才会显得更加从容一些。阿敏选择在香港私立医院看病，主要因为保险足够覆盖手术和医药费，而且这份商业保险是公司购买的，她不用白不用。当时她膝盖不舒服，在私家医院确诊了半月板拉伤之后，一边在公立医院排队，被告知手术安排在30个月，也就是两年半之后，她果断选择私立医院做手术。“如果没有商业保险，我肯定会到深圳做手术，不然负担不起。”在深圳尝过就医甜头的香港人，开始拓宽问诊的范围，把胃肠镜检查、牙科、中医、体检之类的项目，问成了大热门。因为，这些项目，就算在深圳的公立医院自费检查，价格也远远低于香港的私立医院。同样的体检项目，深圳的收费只有香港的十分之一，有香港朋友后知后觉地吐槽：疫情期间在香港做了一个核磁共振，花了10000元，后来在深圳做了一次，只需要800元，听别的朋友说，还有更便宜的，500元也能做。价格便宜是一回事，检查过程快狠准，结果也无需等太久，可以在手机上联网查看，更是让香港人着迷。有一位十年前来过深圳就诊的香港人感慨，十年前来过深圳的公立医院，当时感觉流程不清晰，病也没治好。“十年后再回深圳看病，感觉变化太大了。现场有条不紊，收费也透明，医生医术也很不错，临床经验很丰富，感觉真的比十年前好。”02深圳社保香港人的温柔乡之前，在香港和深圳之间，关于就医保障的讨论，总免不了一些信息差。内地人羡慕香港医疗免费，香港人觉得内地看病快、便宜。现在，信息差急速缩小，香港人不仅能享受当地的免费医疗，还能到内地买社保，便快正地看病。第一个办深圳社保的香港人，是怎么发现深圳社保的好处的呢？这无从考究，只知道后来经过口口相传，“一顿饭钱，一月社保，生病无忧”渐渐在香港圈中传播开来。在深圳的热门牙科里，香港人珠珠仅仅自费了14块钱，便拔掉了智齿。她在香港咨询过价格，拔掉一颗智齿至少需要花费1500港币。这多亏了深圳社保，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承包了大部分的费用。她交了一年的深圳社保，可以说是物尽其用。当初，她想要看病时医保能够覆盖住大部分的费用，所以买了一档社保。了解到一档医保绑定社康后，报销比例会更高，她找了一间离口岸近的大型社康，将医保绑定在那里。现在，她不仅将医保用在医院看病，还绑定了按摩推拿、中医馆。到专业的医院，按摩也能报销，找专业的医生舒筋活络，只需要几十块钱。办深圳社保，也需要一些门槛。首先要求香港人需要有一张港澳台居住证，原则上要求在内地居住至少半年以上。根据深圳公安的申请居住证要求，申请资料需要以下任一证明：有效期内租期半年及以上的房屋租赁合同、有效的房屋产权证明文件、有效的购房合同、当前租住且满半年的住宿证明等等。有了居住证之后，便可以去社保局办理灵活就业社保，选择最低档缴纳，或者选择只缴纳医保。香港人阿程认为，缴纳社保会比只缴纳医保划算，原因是只需要交满15年，他退休后能够拿到一定的退休金，可以在香港和内地实现双重养老。然而，有些香港人则认为全额缴纳性价比不高，因为近年来社保最低缴纳金额一直在上涨。现在，他们只缴纳一档医保，用于看病报销，灵活就业社保中的其他项目均不缴费。他们不指望退休后能拿到1500元的退休金，只想在有限的生命里，享受内地的医疗保障。03月入过万的陪诊师看到了香港人的改观纵使深圳医院的流程已然简化，检查程序也联网，看病不再是一件难事。但由于香港人的涌入，陪诊师的需求仍在扩大。坤哥是一名兼职陪诊师，在他兼职的这三年里，就接待过100多位香港的病人，当起他们陌生的朋友，协助挂号、陪伴就诊。备受香港人青睐的陪诊师，一般需精通粤语、会基本的英语交流，在他们无法向医生阐述具体病情的时候，加以沟通和协调。坤哥的主业是一名执业医师，在深圳医院上班，闲暇时接几单陪诊，也能做到月入过万。根据他的陪诊经验，香港人来深圳看病，更倾向于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港大深圳医院这些知名的三甲医院。这些医院，有些医生是出了名的难挂号，一放号即秒空，病人想排队都没机会。但坤哥有专业背景，他能相对轻易地帮客户解决挂号难的问题。“医师愿意给陪诊师加号，因为有专业医护背景的陪诊师，阐述病情一句话，2分钟开好单了，加个号不太耽误医师工作时间，别人也愿意。”陪诊师不仅帮忙挂号，有时还协助客户办理深圳医保、甚至代语音问诊、鉴别药品、拿药邮寄过海关等等。大部分时候，他还起到一个解释深港医疗环境差异的作用。“深圳三甲医院，医生看诊量较多，平均下来5分钟一个病人，小问题的患者很快就解决。香港医院医师查得比较系统，问诊时间很长，一个病人30分钟，详细了解发病的起因、经过、结果。”不适应深圳速度的香港人，会觉得深圳的就医体验感一般，给出差评。坤哥就会耐心地向他们解释：“国内医疗环境人满为患，决定了每个医生看诊时间只能无限压低，看诊时间越短说明疾病不严重，医师很有经验，有成熟的诊疗方案，更加不用担心。病人大部分能理解，也有一些不理解，可以挂特需号，贵一些罢了。”香港人觉得，在深圳的医院，感受到了更多的人情味。医患关系空前融洽，也是他们没有想到的。坤哥记得很清楚，有一次一个香港患者带女儿来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治疗白癜风。当时他们没赶上预约的时间，医生已经下班了。坤哥带着他们向医生求情，医生最后让他们等一会，他去打个饭就回来加班帮她们看诊。“她们感动坏了，连忙感谢医生。后来还和我说，香港那边从来就是到点下班，没有说加班的，还是我们内地的尽职尽责。”还有一次，一个香港父亲带了疑似患上强直性脊柱炎的小孩来深圳看病，当时医院已经没有了床位。坤哥带着他们向医院协调，看在小孩那么小的份上，医院最后协调了加床在其他科的走廊上，由医护进行照顾。“深圳医疗环境还是有人情味的，香港客户那边都说了，在香港医管局，有多少张床只能收那么多人，加床超出制度外那是不可能的。”虽说如此，坤哥建议香港人在深圳找陪诊师的时候，仍然要擦亮眼睛。“太多滥竽充数的人进入这个行业，啥都不会，没有专业医护背景就入行。门槛很低，有些乱象发生。另外，内地的医疗体系和香港的医疗体系不同，希望能相互理解。内地还是人满为患的，排队等候的时候能多些耐心。”备注：文中人物为化名。文丨白粥部分图片来源ShenzhenWeekly本文由深圳微时光原创发布转载需授权，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深圳的城中村里，总有一些透着神秘色彩的店铺。这些店装饰浮夸，一条似有若无的帘子垂荡在门口，写着“成人用品”的招牌闪烁，弥漫在灯红酒绿的夜里。店铺看似招摇，敢在白天大摇大摆走进去的人，屈指可数。在逐渐开放但依然谈性色变的今天，成人用品店的尺度或许仍然超乎了人们的行为准则。尤其是女孩子，更加不会轻易走进这样的场所。就连不经意路过，那种无所适从的尴尬，也仿佛刻在了她们的四肢。但往往会有不拘一格的女生，比如梦瑶。尽管她是一位00后，却已经瞄准了成人用品店这条赛道，成功赚下了第一桶金。01白天是文员，晚上是成人店老板单看梦瑶的外表和谈吐，没有人知道她在悄悄地做一份与性相关的副业。她性格文静，平时穿衣打扮循规蹈矩。她的正职工作是一名文员，上班时话不多，每天兢兢业业，到点就下班。而下了班，仿佛是另一个她的重生。她化身为一家成人用品店的老板，甚至是那个城中村片区最热销的成人店之一，拥有很多回头客和忠实粉丝。每个星期，她都会抽两天去店里看看情况，补补货，打扫卫生，放点绿植、玫瑰，换产品海报，喷一喷香水，把店铺布置得精致有序。对她来说，无人成人用品店是一项比较轻松但又高利润的副业。她开店2年，投入成本近4万，现在每个月能获得4至5千的额外收入。旺季的时候，她的收入甚至比主业还要高。提起开店的初衷，她直言只是想多赚点钱，为自己多努力奋斗一点，不想浪费大好的青春。刚开始开店时，因为卖不出去货，她很焦虑。后来，她慢慢地掌握了规律：夏天是旺季，冬天是淡季。夏天高利润的大玩具会卖得多，就算是中午也会有人购买，但总体而言，晚上十点之后开单的几率会更大。一般来说，情人节、七夕节之类的节假日销量会好得多，收入也更高。线下的话，套套卖得最多，其他大件的高利润产品，线上卖得多一点。不同性别之间的下单率也不同。男生进店，成交率会高一些，买了就走。“很少会有女生进店，有也只是好奇地看一下，但不买。”自从开店后，她再也没有给这一行戴上有色眼镜，只当成一家普通的无人售货店来运营。一连几天没有生意的时候，她就会观察监控，了解店铺存在的问题。看到有顾客总是在柜子前犹豫不决，她就懂了，第二天就在热门的产品前贴上了爆炸贴。“爆炸贴上的简单介绍，可以帮助客人筛选，节省他们的时间，下单率都提高了不少。”她还注重运营自己的私域流量，在店里贴上了微信二维码，积累了一批线上的客户。工作不忙的时候，她就和咨询产品的客户聊天，科普性知识。现在，她积累了很多经验，不仅不焦虑了，有的时候还意外获得别人的知识付费。她教别人店铺选址、市场行情、选品、产品营销、店铺活动、线上美团店等等，把自己的经验倾囊相授。在她看来，那都是很简单的问题，毕竟她也是从行业小白，一步步成为了一个有稳定收入的老板娘。“不得不说，刚开始看着这些，真的有点脸红，不过后来这些在我眼里就是利润大小的东西了。有的时候，卖出一个大玩具，都够我一天的工资了。”02开店，打开新世界的大门开一家成人用品店，对于梦瑶来说，宛如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刚开店那会，她只知道避孕套，其他什么都不懂。然而现在，她已对各种让人脸红耳热、羞于启齿的成人用品信手拈来，“完全忘记了害羞的感觉。”她作为一个母胎单身，现在懂得的性知识理论，已然全面升华。“自从开了这个店后，我学了不少两性知识，比如男女之间的爱好等等。不然有人找我买东西，我都没有他们懂就尴尬了。”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自从她入了这行，她笑称也是见识到了“物种多样性”，让她年轻纯洁的心灵变得饱经风霜。有些人的法盲简直超乎了她的想象，比如找她买药和买片的人。“我真的被气笑了，这种东西都问我要，而且还不止一个人。甚至有人给我出主意，让我卖用品的时候送片，或者在店里放电影，这种违法的事情我才不做。”开店之后，她也渐渐了解了更多两性之间的相处轶事，让她对爱情和婚姻有了新的看法。她的客户群体广泛，上至60岁的老人，下至00后的年轻人。而她线上渠道的主力军，主要是女性顾客。有一次，女性顾客向她哭诉，买了延时喷剂给老公，但是老公压根不愿意用，坚称自己没问题。她就在想：这就是所谓的男人的自尊心吗？事实上，店里来买类似产品的男人有很多，毕竟年龄和压力都摆在那里，这也是一种正常现象，为什么会这么双标呢？不仅如此，她对女性和长者的性需求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她记得有一位姐姐加了她的联系方式，并咨询她是否有一些女性向的成人玩具。聊到熟络时，姐姐和她说，其实她有丈夫，但是两个人在不同的城市工作，只有放假时才会见面。她猜到丈夫在那个城市可能已经有了外遇，她经历了几年的自我怀疑和否定，终于走出了丈夫出轨的阴影，现在只想对自己好点。梦瑶很开心，不仅是因为姐姐的帮衬，更因为她感受到了女性不再依附于男人的那种决心，让她感觉开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偶尔，店里也会有一些60岁左右的老人来光顾，他们甚至旁若无人地在白天进店，挑选、观察、付款，动作缓慢。没开店之前，梦瑶以为人们只会在夜黑风高的夜晚进入她的店，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速战速决，最后快马加鞭地离开。“连老年人都在正视自己的性需求，我还有什么感到害羞的？”03女生怎么就不能开成人店？作为一个女生，店里偶尔也会出现一些情况，是她无法直接解决的。比如有一天夜里，有流浪汉到店里休息，还吐痰。她在监控里朝着流浪汉喊：快离开，不然报警了！但是流浪汉假装没听到。“我开门做生意，尤其还是成人用品店，晚上才是生意好的时候。他在里面睡着，怎么有人愿意来买，难道顾客跟他大眼瞪小眼吗？顾客看他睡觉，他看顾客买成人用品？”当时她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夜已深透，她还跑去店里把流浪汉叫走，还在附近便利店买了个面包给他，让他别来了。等到她回到家打开监控，流浪汉又进店了，吃完的面包袋还乱扔在店里，气得她一夜都没睡好。做和性相关的生意，有的时候，也避免不了被性骚扰。她早已习惯，“很多聊骚男、猥琐男铺天盖地地来，但既然我选择了这个行业，这些人都可能是我的潜在客户，我想赚钱。”但也有忍不了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大叔在店里加了她的联系方式，说要给自己的媳妇买情趣内衣，让她推荐一下。“我当时还挺开心的，有买卖做，有钱赚，而且还觉得他挺懂浪漫的，很有情调。”但当她把图片发给那个大叔时，他一个都不满意，还说：图片看不出来，不知道真人穿什么效果，要不你上身，穿给我看看呗。她被这种厚颜无耻的人气到抓心挠肝，反手就是一个举报。“我就卖一个羞羞用品的，一个月就赚那几千块钱，还要把你当大爷供着啊？”也正因为大部分人的不理解，她开店这件事，一直瞒着家人和大部分的朋友，偷偷摸摸在进行。“开店两年来，我始终不敢把开店的事和家里人说，怕他们觉得我在外面干了不正经的事。”虽然开店赚到了不少钱，她也很想和家人分享创业赚钱的经历，但以她对家人的了解，肯定会让她把店关掉。“他们不指望我赚很多钱，够花就行。所以跟他们说的话，他们肯定会说我：黄花闺女，干这个工作成何体统？”不仅家人带着偏见，她遇见不少人，也对她选择这一行创业持有偏见。“你一个女孩子真不容易，真拉下脸卖情趣用品，自己也懂很多吧。”她很不喜欢被这样评价，每次都生气地反击：“我开的是店，和其他生意都一样，是正经、合法合规的，都什么年代了还搞这种行业歧视？”还有人说她开店涉黄，是缺德事。她气不打一处来：这一行，对人类可有太多好处了，不懂就不要乱说！“一来，情趣用品可以促进夫妻感情，这样是不是可以促进生育，现在生育率那么低，我这是做好事！二来，我卖的套套有助于防止疾病传播，减少意外导致的堕胎流产，这怎么说也算是功德一件吧！”陌生人的抹黑，并没有让她退步半分。但她朋友的难为情，有时却让她哭笑不得。有的时候，她会叫上很要好的朋友一起去补货，因为朋友有车。但是，每次朋友都会戴上帽子和口罩，把自己遮盖得严严实实，生怕遇到熟人。对于朋友来说，或许这仍然是一件羞耻，拿不上台面的事情。但对她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能赚钱。她虽是00后，但自称至今单身、无房、无车，也没有一技之长，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多，她与世俗反抗的能力就越大。有人质疑她，“现在网购那么发达，还会有人去店里买吗？像我就不好意思进去买，你这个店能把房租赚回来就不错了。”她一般都懒得去证明自己，“毕竟每个月四五千进的是我自己的口袋，对于这些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人，管他们呢！”后来，因为家庭原因，梦瑶从深圳回了老家陕西。在深圳的这段经历，给了她在陕西东山再起宝贵的经验。离开深圳，她依然再次默默选择当成人店的老板，安安静静地赚着钱。*文中人物名均为化名文/白粥本文由深圳微时光原创发布部分图片来源ShenzhenWeekly转载需授权，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要说2023年内地最火的男艺人，陈楚生应该榜上有名。就在最近，他刚刚斩获了披荆斩棘的双料冠军，让大家重新记起了，我们还有这么一位会唱歌的歌手。提起陈楚生，大家会记起《有没有人告诉你》这些代表作，也会记得他是07年快乐男生的总冠军，但很多人其实不记得：陈楚生，是从深圳城中村走出来的冠军歌手。在华强北做餐厅服务员，在福田南山酒吧驻唱跑场，与爱人挤在白石洲城中村里，在布吉买下了他人生第一套房......深漂7年，陈楚生的深圳轨迹跟我们有太多的相似、交错与共鸣。如今，他每年依然会如同“候鸟”一样回到深圳，居住、探亲、创作。▲图：@陈楚生

从深圳知名IT培训机构毕业十年后，程序员吴霸哥感觉自己当时真的赶上了好时代。“七八年前，360行，行行转IT。培训机构一个月开很多个班，一期上千名学生。”当时，培训班的盛况可以用“极度火爆”来形容。学生的就业前景也很辽阔，“那个时候公司多，要求也低几乎，没有找不到工作的，随便忽悠都能找到工作。”但是现在，IT培训的巅峰期已经过去。行业不断洗牌，市场渐渐饱和，一个培训班上千学员的盛景再也难见，100%就业率的保证更是难以兑现。就连是本科学历的科班学生，投入数万元和半年的时间参加了培训班，毕业后仍需面临着就业困境。01培训机构缩水，科班生涌入“现在IT培训班的情况简直惨不忍睹。”初来深圳开Python培训班的A在社交媒体上评价道。在开培训班前，他和同事去了全国几个比较知名的IT机构在深圳的分校考察。根据他的同事回忆，半年多前来这里考察时，有十几个班在并行开课，每个班七八十人，在校生达到上千人。但是他们这次一看，只剩下五六个班，“现在基本上是毕业一个班就退租一个班的场地，每个班不到40个人。”他们找现场的学生问了一下情况，那学生跟他们说：心里很慌，但是因为交了学费，只能硬着头皮学。“前面毕业的师兄，有不少找不到工作，虽然对外宣传是100%就业率，但是真实的可能还不到一半。”这个学生学的是Java，是在B站看培训班的视频后，才报的班。A说，很多学生都是这样，在网上看了培训班的入门视频，觉得讲得好，就报班了。“但到了线下，像网友奔现，因为他们一个学期可能会分三至四个老师授课，运气好就能碰上好老师，运气差的话就不一定。”这是一些深圳老牌IT培训机构的现状，他们仍然坚挺着，占据着大部分的生源，其中还有不少科班毕业生。往常来说，培训班更多的是中途转行的学生，但现在，根据有些培训机构的招生情况，科班学生甚至能占据“半壁江山”。据一个培训机构老师介绍，他的班上三分之一的学生为科班毕业生，学历为本科和硕士，有些是为了提升自己，有些是为了换一份更好的工作。02保就业，有门槛，也有坑站在学生的角度看，参加培训班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就业。深圳的IT培训机构显然都深谙这个道理，机构不管大小，都表示自己保就业。我以一个本科科班学生的身份，了解了一番他们的保就业说法。一家培训大数据的机构负责人胡斐说，他们不仅保就业，还会有就业后的技术支持，学生找到工作后，培训机构才收学费。他说，现在很多培训机构都宣传保就业，但其实他们不一定能做到。“如果学生先交钱，后面没找到工作，那机构多半不会退钱给学生，就算退，也会以各种理由扣一堆学费。”所以他们在招生的时候，都向学生保证，先找到工作再付学费。为了兼顾到每个学员，他们一期只招20个人。另一家培训机构的培训师陈洋表示，他们机构的就业率能达到100%，因为他们会给学生签署就业协议薪资保底和不就业退费保障。“最后找不到工作而退费的学生，就不算在总的就业率里面，所以能保证100%。”但这几个月来，他们在深圳的分部关停，合并到其他城市去了，说是因为“南山的地价成本太高，加上给学生补贴住房贴了费用，总体的成本太高了。”这些机构比较一致的是，都有保就业的门槛。他们要求学生至少是本科学历、毕业三年，而且最好提前了解过相关课程，并且听得懂、学得进去。部分机构在招生前还会有一个测试，学生通过后才能报班。胡斐的培训机构不收专科生、没有基础的文科生以及毕业三年内的本科生。“这种学生的简历不好包装，很难给他们找到工作。”他明确表示，要保证专科生就业，难度很大。“很多公司已经明确不要大专了，一堆培训机构还在推大数据培训，坑学生钱。”在深圳宝安，聚集着几家比较知名的IT培训机构，门口显眼的位置挂着学生的就业信息。我走进前台咨询，他们把我带进小房间里，询问我的学历和专业。房间里挂着就业率100%的宣传海报，我问：就业率真的有100%吗？前台人员支吾了起来：那是以前的，还没来得及撤掉。我追问：那现在的就业率是多少呢？前台答：90%左右吧。90%和100%好像相差也不大，我问了路过的培训班学生，他们不置可否地摇了摇头。“他说就业率，又没说是毕业后多久的就业率，你毕业10年后找到工作的也能算进就业率啊。”这些学生大多在20-30岁之间，男生占大部分。他们严格按照高中的作息时间，下课的时候出来上洗手间，有的会抽一根烟，然后再匆匆赶回教室继续上课。这里的氛围又和高中不一样，高中充满朝气，感觉未来的一切充满希望。但这里有些沉重，学生好像很明白就业现状，但又相信自己能成为那就业率中的“90%”。03科班生“深造”后，也在当炮灰诚然，对于那些毕业后不着急进入社会、找不到好工作或者仍想提升自己的科班学生来说，培训班无异于是一个延缓时间的社会过渡器。但一切都不是定数，现在本科学历的科班学生，也有一些栽倒在培训班的门前。从培训班毕业的科班学生玉玲说，一个女人，如果相信“我爱你”这种话，那她这辈子离婚3次。同样的，一个培训班科班生，如果相信保就业这种话，那他将会人财两空。她是本科计算机专业班毕业生，毕业后找不到专业工作，被一堆招转培的骗去面试。培训班和她保证，先交钱，100%就业，于是她花了两万三的学费和半年的时间报了Java。但是她进去之后才知道，真实就业率不足40%。“那些保证90%就业率的都是假的，而且在培训班学得都很浅，如果直接用学到的知识去工作，可能有点费力。”课程结束后，她又报了一个就业班。她给自己包装了简历，掺水了一些项目，就业老师帮忙指导，就开始找工作了。她自述，当时实在找不到工作了，就去了外包。但是她的工作内容却和在培训班学的开发没多大关系，而且，不到一年，她就被优化了，现在处于失业的状态。“在外包出去后不知道找什么工作，要是没来外包我还能坚持找开发的，现在真的不知道要干嘛了。”她的培训班同学也一样，最后无奈转行或者干回老本行。“都是奔着高薪去培训的，最后找不到工作的也挺多的。”她当初报班，是脱产学习的状态，投入了很多的金钱和时间成本。现在失业了，培训班也没有再管过她。常空也是一名本科的科班毕业生，毕业后去了培训班，出来后找不到工作，现在在家考公。他接受了7个月的培训，毕业后找了10个月的工作，北上广深都跑过了，还是没有找到。“我那个班48个人毕业，找到工作的只有五六个人，而且是科班研究生，过来深造的。”他觉得，本科生都在当炮灰，现在已经不是随便学学就能就业的年代了。和他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他的文科女朋友，当时两个人同时报班，他学Java，女朋友学亚马逊运营。结果女朋友3个月就毕业了，工资一两万。他脱产学习大半年，学费加上吃饭住房花了四五万。“她高薪就业，我赋闲在家，现在都要把我抛弃了。”有人评价，现在还在开IT培训机构，就是在割学生的韭菜。IT培训机构的培训师陈洋却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现在培训班的学生仍然有着广阔的前景。“都在说裁员，但其实被裁下来的都是水平和薪资比较高的人，这些人是不会跟培训班刚毕业的学生竞争初中级岗位的。”对培训班学生来说，他们的目标不仅是大厂，还有各种大小型公司的IT岗位。“很多大中小型的公司招聘也一直有的，这些就是我们学生的机会，当然实力好条件好的学生，也能够拿到不错的大公司的岗位。”A虽然也觉得互联网行业处于寒潮期，“很多公司裁员，市面上不需要那么多的程序员，很多人学了IT也找不到工作，这是真实的没错。”但他对这行仍有信心，“互联网接下来几年确实没有什么大机会了，但是转IT可以往其他的方向走，比如国产化、产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数字化升级等等。”或许，这就是那剩下的40%的希望。备注：文中人物均为化名。文丨白粥部分图片来源Shenzhenweekly本文由深圳微时光原创发布转载需授权，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没想到，今年才过去302天，第一批回家过年的人，已经在老家吃上砂糖橘了。这群人也真是的，回了就回了，还要到处说，让还在上班的人不仅心痒痒，也恨得牙痒痒，但最终也只能酸溜溜地说上一句：让你提钱回家，不是让你提前回家！雪上加霜的是，前两天，国务院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2024年放假安排：除夕不放假。疲惫的打工人一看，内心的火药桶憋得快要爆炸。这边还在打工，那边已经早早在老家等着吃年夜饭、看春晚、放烟花了。一边是卷生卷死，一边是悠哉清闲，试问谁不羡慕？但回到老家的他们，真的过上了想要的养老生活吗？可能也未必。01有钱没钱，提前回家过年都说“来了就是深圳人”，但至少在秋楠这，是不存在的，她自称只是深圳的浮萍。作为一个深漂，当在深圳感觉孤苦无依的时候，她只能回到根在的地方——汕头澄海老家。她是村里第一批返乡的年轻人，“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也是秋天第一批失业的人。”回村的契机，是失业。坚定她回家想法的，是打工的疲惫，以及由此衍生的远超负荷的负面情绪。她原本在一个单位当外包，一个月前，单位的领导和外包的领导约她单独吃饭，这是从没有过的事情，她隐隐觉得不安。果然，两位领导在饭桌上，以轻松的语气和她说，项目结束了，她可以重新开始找工作。她尴尬地喝了一口水，结束了这种喘不过气的生活。“结束了也好，我在那个单位近一年了，和单位的领导一点都不熟，他要求我一个人要做出一个团队的成绩，周末和下班后也经常打电话给我，但提的都是天马行空的想法，实现不了就加班。”秋楠工作压力很大，独自一人在深圳也很孤单。她住在南山的一个老小区里，房子是个单间，墙壁已经斑驳，下雨时外面走廊还会积水，蚊子一波接一波，怎么都赶不走。房子采光也不好，心情不好的时候，她只能靠着窗口，感受外面的光和空气，呆呆地看着窗外人来人往。就这样省吃俭用，她每个月能从8000元的工资里攒下来4000。除去各种开销，和被离职一个月的赔偿金，准备回老家时，她手上有3万左右的存款。“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回家就不用花钱了，在这继续找工作还要交房租吃饭”，于是她把房子退租，将仅有的一些衣服用品打包寄回了家，买了张高铁票就回家了。老家仿佛总是深漂们最后的退路，但对于独生女于丽来说，却是不得不回去的路。中秋节前，她的父亲突发脑梗，瘫倒在家门口，还好邻居及时发现，开车送到医院抢救。她当天就赶回了湖南老家，和母亲轮流在病榻前照顾。“放在以往，只有国庆和过年的时候，能待在一起久一点。”当初她毕业时，父母劝她留在湖南工作，离家近，他们也能照顾她。但她985硕士毕业，哪里甘心留在小城市，于是一头扎进互联网大厂，成了一名UI设计师。5年过去，她已经30岁了，仍是单身，职业发展也到了瓶颈，加上如今整个互联网行业寒意逼人，她经常担心自己会被裁。“每当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便安慰自己，裁了就裁了，到时候回家开个打印店养老算了。”回到家后，她仍需要线上工作，经常加班到半夜。但父亲这边也需要人悉心照料，只能母亲顶上。看到母亲困到眼睛睁不开了，还不敢睡觉，她突然觉得自己真不孝顺，“要是还有下次这种突发情况，我有后悔药吃吗？”离职这个念头一旦出现，就很容易在冲动的时候付诸实践。在一个夜里，她在医院提交了离职申请，然后放下电脑，和工作暂时做了决裂。“这是我工作以来第一个史上最长的、没有工作焦虑的春节，我要好好珍惜！”02回老家，但没躺平回老家后就是躺平了吗？其实也未必。秋楠回去躺了一个星期后，开始觉得无聊。她还没从深圳那种苦日子中缓冲过来，每天不用工作的生活，让她感觉不现实。所以她给自己找了个活干，给自己哥哥的淘宝店当客服。澄海那边到处都是售卖贴身衣物的电商，秋楠的哥哥也从事这一行。哥哥高中毕业后，在别人的淘宝店当学徒，试过做客服、仓库打包员、运营，就这样熬了4年，终于也自己承包了一个小仓库，开了店。图释：秋楠哥哥的仓库一角之前秋楠读大学的时候，是哥哥一直给她提供生活费。现在，哥哥事业起步不久，所以她无偿帮助哥哥。她不愿意拿工资，也因为一个初中学历的男孩的缘故。那男孩考不上高中，现在和她是同事，工资3000。“不收工资，我就是来帮忙的，收了工资，我就和他一样了，那肯定有人会说我，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我过不了自己那关。”令她不想承认的是，她还挺喜欢客服这份工作，不用动脑子，也没人PUA，她还能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能多卖出几件衣服的时候，她就很满足。图释：秋楠老家的晚霞于丽同样没在躺平，她日常照顾父亲，闲下来时便去爷爷奶奶的村子里，帮忙干农活。“我小时候经常来帮忙，上了大学后到现在，就很少过来帮忙了。”爷爷奶奶很开心，她们一起去田里松土，种萝卜、种青菜、观察水稻，每天拿剩饭拌一些稻谷，去喂母鸡，然后检查鸡窝里有没有新鸡蛋。于丽还得“伺候”看守鸡棚的狗吃饭喝水，还要带他出来遛。爷爷养了一些蜜蜂，平时会查找蜂王还在不在箱子里。有一次，眼花的爷爷找不到蜂王，于丽去帮忙，被蜜蜂赏赐了一个大包子，肿了好几天。图释：于丽爷爷养蜜蜂在那种播种、呵护就有收获的氛围里，于丽不止一次想到自己更改了N稿，熬到头秃的设计方案，最后定下来的却是初稿的那种失败感，但那种感觉很快就被村里的秋风打散。村子里，每天晚上都有一群老太太在跳广场舞，有的时候奶奶会拉着她一起跳，她跟着乱挥着手脚，大笑。到晚上9点，家家户户都熄灯准备睡觉，村子里安静得只剩下狗叫，那是她步入社会以来，第一次感受到心情的宁静。但事实上，陪护老人也是一个精细的体力活，有的时候她累到腰酸背痛，奇怪的是，她的内心竟然感觉无比充实。“我以前怎么会不向往这种生活呢，这真的就是若无闲事在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图释：于丽在老家和朋友烧窑03过完年，还是得回深圳对于平常回家过年的人来说，回老家是幸福的，因为假期短暂，所以珍惜；因为大家都开心，所以一切显得很和睦。但对于提前了大半年回家过年的秋楠来说，老家的风言风语一直似有若无，让她焦虑。“高情商叫做回家过年，低情商叫做没工作了”，那些讲话发酸的人在背后这样说她。有些焦虑，则是她自己给自己的，在人和人的比较中不断怀疑自我。她的小学同学，虽然是大专毕业，但是考上了编，在老家已经买了车子，存款也稳定。她的邻居，初中学历，每天晚上直播吃生腌，一边带货，月入五六万。“她吃一个月就是我打了一年工的存款，说出来我自己都觉得有点羞愧。”她感觉自己赚钱很死板，就算在深圳，也只会打工、省吃俭用来省钱，自己的高学历好像并没有为赚钱带来任何帮助。“毕竟在老家，高学历总是能和赚更多的钱划上等号。”有人嘲笑她上过大学也不过如此，她很难去解释大学这段经历带给自己的眼界和快乐，因为她毕业后没赚到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社会对成人的评判标准好像就是这样，没赚到钱就是没本事，在大城市混不下去了回到老家啃老，就是妥协认输、失败者，人们只看结果。”在村子，她曾经是高学历的天之骄子，考试经常拿第一，985大学毕业生。但是在深圳，遍地都是骄子，不缺发光的金子。“我算哪根葱？我明明起点更高，为什么现在会落后别人这么多？”那种自卑和羞愧感让她不爱出门，就算回了老家，也常常宅在家里，也让她不愿意长久待在家里。“在家里虽然舒服，过完年还是想回深圳。”图释：秋楠老家的风景于丽其实也没好过到哪里去，30岁单身女性，在老家的标签是大龄、未婚、高学历、高工资，处于鄙视链的第一环，是媒婆要来介绍相亲都会先皱一下眉的程度。为了让家里老人放心，也让自己松懈下来，她接受了亲戚安排的相亲。结果家里的相亲市场，还是让她十分失望。亲戚安排的媒婆介绍的相亲对象，不是二婚，就是各方面都比不上她的。亲戚劝她：年龄都在那里了，别挑了，越挑下去年纪越大，越不好找。她不置可否，“在深圳，30岁才是大好年华呢！怎么到老家就成了黄花菜了？况且，不结婚犯天条啦？”图释：于丽爷爷在菜园子有的时候，她在爷爷的菜园里开心地摘着菜，邻居路过的时候，还会问她是不是还没结婚？需不需要帮她介绍？两句话就毁了她体验田园之乐的兴致。为了自由，她还是决定过完年就回深圳。她觉得深圳虽然没有家人，但是很自由。“湖南也很近，我可以经常回家看望家人，但我不能长时间生活在这里，我会疯掉。”备注：文中人物均为化名。文丨白粥部分图片来源Shenzhenweekly本文由深圳微时光原创发布转载需授权，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讲了18年童年故事的求水山游乐场，今天迎来了营业的最后一天。站在五号线白鸽笼站D出口，距离求水山公园还有两公里。不久之后，去这里不再需要辗转，它会以“地铁17号线求水山站”的名字出现，但是走出直达的地铁口，却无法再看见游乐园。入口出的签名墙已经被写满入口的签名墙，让我理所当然地怀着某种悲凉的告别仪式感，踏入这座游乐场。但是它太让我失望了。因为进来之后，我说的最多的话不是：“太可惜了！”，而是“太好玩了！”原来，哪怕是营业的最后一天，一个游乐场的使命，依旧是给里面的人带来欢笑。01全场五折：开心说再见告别的形式其显然不止一种，而用全场五折来说告别，可能是来游乐场的大家最喜欢的一种。有“深圳小欢乐谷”之称的求水山公园游乐场，连同着公园的的仿古长城，都是不需要购买门票就可以进入的景点。公园里每个项目单独收费，也可以在售票处统一购买门票。今天，小到打气球，大到七彩滑道，每个项目都是五折。虽然许多项目已经因为年限到期等原因停止使用，但今天的乐园，每个项目前面都是人头攒动。这种告别，显然是在告诉你：享受当下，不要感伤。与其纠结明天，不如马上排队玩起来吧！

”袁兴易，一个典型的深圳中产说。备注：文中人物袁兴易、卢宇为化名。文丨黄小邪本文由深圳微时光原创发布转载需授权，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桂园路电影大厦地下车库，通往负二层的弯道上，三台车叠成一摞。据深圳市气象台消息，受台风“海葵”减弱后环流和季风影响，深圳9月7日晚至8日早晨普降极端特大暴雨，打破了深圳195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7项历史极值，位于罗湖区的深圳水库超过汛限水位，于8日凌晨紧急泄洪，洪水借深圳河排至深圳湾入海口。老街地铁站附近的桂园路，距离深圳河1公里，紧邻深圳河支流布吉河，成为本次暴雨中影响较严重的片区。桂园路两侧，有不少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老旧住宅区，商铺密集，居民众多。被水泡过的一层住着维修工、保洁阿姨、服务员我是11日下午到的桂园路，的士在罗湖解放路上堵了十几分钟，准备往南拐进桂园路时司机发现，桂园路由南往北的单行道已经被封了。我从桂园路口下了车，空气中飘着难以描述的味道，霉味、沤馊味、污泥味，夹杂了消毒水味。暴雨已过去四天，桂园路两侧，还像是一个刚从泥水里捞出来的生活空间——马路上有些积水未干，救援拖车、叉车，电力公司的维修车辆将路面塞得水泄不通，淤泥附着在刚被拖出来的私家车上。商铺门口，被丢弃的浸水货品在路面上堆成小山。老庐的烟酒杂货店开在位于桂园路南侧的桂木园小区内，店门前丢弃的货品堆成一排小丘。店里的冰箱、冰柜全泡坏了，角落里的两台冷藏柜，玻璃门碎了，水淹过来的时候，冰柜随着水流不断撞击冷藏柜，门被撞碎了。店铺门前，老庐的母亲弓着腰，拿着水管冲刷着洗衣粉包装上的污泥，母亲听说深圳暴雨后，匆匆从潮州老家赶了过来。老庐的商铺(上)和出租屋（下）。老庐的店铺、租的住处都位于小区12栋一层。他的出租屋也被水泡过一遍，不能用的家具和日用品都被丢了出去，屋子里空空荡荡，湿漉漉的泥渍附在地面上。他指着钟表下面的一条水渍线，“就淹到这儿”，那条线距离地面有2米左右。7日晚，老庐大概10点多离开小区，家里有孩子，夫妻俩不敢拖延时间，走的时候匆匆忙忙，什么都来不及带走。“我的损失大概有二十几万”，老庐一副欲哭无泪的表情，他的存货大多数都被水泡过了，光烟就丢了几大箱。老庐是潮州人，和妻子在此做生意有4年多，弟弟也在店里帮忙。夫妻俩6个孩子，一家人靠这个生意糊口，“亏掉的钱，好几年都赚不回来”。老庐母亲清理包装袋上的污泥。桂木园小区建于80年代，小区一楼的门大都开着，地面湿答答的，被水泡花的墙皮摇摇欲坠。屋外泥渍满地，被丢掉的床垫、杂物在楼栋口堆得一片狼藉。垃圾车、救援拖车的倒车提示声不绝于耳，三三两两的清洁工围着成山的垃圾忙碌。一个上了年纪的清洁工告诉我，他们是被临时借调到桂木园小区的，这几天从早上5点忙到晚上9点，“一天要干15个小时”，他一脸疲惫，话语里透着不耐烦。小区里其他一楼住户，跟老庐家一样，在附近的红桂中学（临时避难点）住了三晚。从10日起，这些住户们就得自己找住处，老庐一大家子，是在湿地板上铺了床垫，凑合了一晚。老庐的邻居，住在13栋一楼的老李和妻子刘大姐，嫌屋里潮气太重，前一晚在门外搭了张遮雨布，几张凳子拼在一起睡了一晚。刘大姐夫妻俩是河南驻马店人，跟侄子合租一间房。屋里的金属双层床看起来还结实，木头床板被水泡散架，已经丢掉了。他们的家当不多，但都是自己置办的，冰箱被泡坏了，洗衣机还能用，空调不知道还能不能用，被丢弃在角落里的电磁炉、电饭锅还沾着泥，“吃饭的家伙，能用也不想用了。”老李大哥和妻子刘大姐在遮雨布下过了一夜。（上）刘大姐一家，是7日夜里11点离开的小区。水淹到门槛的时候，夫妻俩还在拿盆从屋里往外舀水，“谁知道越舀越深，淹到了膝盖”，两口子慌了神，侄子早出门一步，在小区门口，碰到了组织撤离的社区工作人员，打电话通知两人，“等我们出门的时候，水已经到腰这里了”。“工资就那么一点点，什么都泡没了”。刘大姐在饭店当服务员，侄子做装修工。桂木园老区一层的套房，多数被隔成几间，门直接开在楼栋外侧，分租给不同的住户，租客大都是干体力活的人，他们没有进入楼栋的门禁权限。住在12栋一楼的韩女士，一家三口7日晚上10点钟就上床睡觉了，“等反应过来已经晚了，出不去了”，她丈夫游到小区外求救。救援人员赶到时，水已经漫过了脖子，当时没有救生艇，救援人员叫醒了楼上的邻居，一个住三楼的小伙子，穿着裤衩趟着水，到楼下帮他们打开了门禁。楼上有套房子是公司宿舍，员工把多出的一张床位，借给三口人对付一晚。10日夜里，一家人在邻居家客厅里，铺上纸皮睡了一晚。谢大姐家里的墙壁正在重新粉刷。谢大姐一家七口，在桂木园10栋一层的三居室里住了二十多年，家里大部分家具、家电都泡坏了，客厅的墙壁正在重新粉刷。谢大姐丈夫喜欢收藏洋酒和普洱茶，茶叶几乎都被泡坏了，“好多十几年前买的普洱，都扔了，当时买都要2000块一片”。住在13栋一层的空调修理工李福蹲在地上，正拿吹风筒吹他的修理机器，“这个还能用吗？”我问他，“死马当活马医喽”，李福说，这台机器售价1000多元。桂木园一楼家家户户都在忙着丢杂物、丢垃圾，洗衣服，成排成排的衣物晾在屋檐下，远远望去甚是壮观。连续几天洗涮，韩女士的脚被泡烂了，谢大姐黑白分明的脚面，被水泡得皱皱巴巴。逃离的时候来不及带东西，洗过的衣服一时半会儿又晾不干。干爽的鞋子，替换衣物成为紧俏物品，一个7、8岁的小男孩穿着成人短袖，衣摆晃晃荡荡到了小腿，“里面还光着屁股呢”。保洁阿姨林月凤住在13栋一楼，身上的衣服是在上班的地方烘干的，她跟住在附近的弟媳，借了一个包，一包替换衣服，里面有条裤子腰太肥了，“我还得想办法把腰扎紧了”，她举着裤子笑哈哈地说。“户口本，小孩出生证，结婚证都泡没了，冰箱冲走了”，韩女士冲我伸伸脚，脚上的拖鞋，也是别人借给她的，家里的电动车被水泡坏了，他丈夫刚刚拿去卖废品，“100块钱卖了”。欲哭无泪的商户开在桂木园门口的森森记便利店内，老板娘叶姐这几天一直忙着清理店铺，“昨晚忙到3点才睡，光丢掉的货物（价值）有四五万了，四台冷藏柜都坏了，我哭都没地方哭，我们还欠着银行十几万。”桂木园斜对面的电动车行门前，挤满了送修的电动车，留在车座上的车主，看过去都是愁容满面。车行老板老欧忙进忙出，找配件，测试电箱零件……无暇与我搭话。车行另外一个工作人员告诉我，加上仓库库存，这家店大概有几百辆新电动车被水泡了。车行对面的宠物店店员告诉我，店里价值几百万的治疗、检测仪器都被水泡坏了，唯一庆幸的是，水漫进来的时候，寄养的宠物都放在了二楼。诚肯五金商行距离电动车行20米左右，老板娘胡姐坐在店门前，清洗着还能二次出售的货品，店门到人行道三四十平方米的路面上，铺满了被水泡过的货物，以及要丢弃的废品。“已经拉走好多车（垃圾）了，腻子粉、填充剂那些装修材料都丢了，剩下的这些，铁的、带电线的肯定还要丢，不锈钢的还能卖，也只能贱卖。现在我都算不清损失，能捞回一点是一点吧。”7日夜里11点多，胡姐赶到店里，她拿着墩布、油漆桶堵在门口，“一点用都没有，搞了半个多小时，水已经淹到胸口了”，眼睁睁地看着门口堆积的杂货被水冲走，她赶紧跟着丈夫往家的方向走，“走到我们小区的时候，水已经淌到我脸上了，要不是我老公托着，我都回不去”。五金店南侧的一家连锁茶叶店内，货架上空空荡荡，几个店员呆呆地坐在门口。五金店北侧的药店内，货架上半数药品已经清空，“保险公司的人来取走了”。这是在这条街上，唯一透露给店铺生意购买保险的商户。附近一家杂货店的老板娘感慨，“我给家里买了好多保险，怎么就没想到给店铺买保险，唉……”躺在泥渍里的水泡车谢大姐家里的车是前年花16万买的。水淹进小区时，丈夫把车开到了大路上，没走多远前面已开始堵车，后面的水越来越深，他没法把车开到更高的位置。他们虽然买了全保，但水最后只淹到了车表盘的位置，按保险公司的规则，只能按修理标准赔偿，“被水泡过的车，你说谁还敢再开呢”。桂园路上的一台救援拖车内，司机朱师傅正躺在驾驶室里打盹，他8号从湖南拖一辆车到深圳，到深圳已是夜里11点，当时罗湖水深的地方，水位高于拖车车门底侧。当晚他开始接单拖车，到11日下午总共拖了30多台车，“现在救援车都堵在这条路上，你拉到（需要拖的）车，开出去也很难”。桂园路北高南低，电影大厦位于这条路的最南端，比桂木园的地势更低。电影大厦是一组高层建筑，由商务公寓和住宅区组成。地面停车位寥寥无几，更多的车辆停在大厦负一层、负二层的地下停车场里。叉车司机老石在电影大厦停车场忙了三天，上周六，他和另外两个同事从广州赶了过来，“三个人，两台车，已经干坏了一台。早上9点到晚上12点，忙得开的酒店都没去住。”老石和搭档负责电影大厦，及附近另外一个小区的叉车工作，主要负责把被水泡过的私家车，从停车场拖到救援拖车旁。他粗略计算了一下，这三天他们拖出来三十多台车。地下车库环境复杂，通道狭窄，老石和同事11日下午，把一台私家车从车库拖到地面，就花了两三个小时。停车场没有恢复供电，地面上的淤泥混着杂物、玻璃碎片，被水冲散的车辆横七竖八，大厦去往负二层的弯道上，三台车摞起来高达数米。我穿着在对面杂货店买的胶鞋，还未走到负二层，一片碎玻璃扎穿鞋底，抵在左脚掌上。在叉车忙着进进出出时，零零散散的小区住户，打着手机手电，摸黑进了地下车库，要确认自家车的位置。一个穿着布鞋的中年男人，跟着我和老石走到负二层，趟着高过脚面的泥水，找到了自己的车，“在这儿，在这儿”，他指着那台蒙了一层淤泥的车，冲着老石喊。据深圳晚报13日报道，截至9月11日晚，罗湖区157个需抽排积水小区已基本完成抽排，剩余个别小区仍在紧张清淤。罗湖共有132个公变居民小区、31个专变居民小区受强降雨影响停电。通过抢修、发电车应急供电等手段，截至9月11凌晨2点，132个公变居民小区（所在地线路、变压器、到每户电表全部由供电局安装、维护、管理的小区）、31个专变居民小区（使用专用变压器小区）已实现复电。备注：文中人物李福、林月凤为化名。文丨黄小邪本文由深圳微时光原创发布转载需授权，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顶着大厂的光环，却没有大厂赚大钱的命”，簇拥在深圳早高峰人群里，周琳偶尔有种无力感。这里是深圳高科技企业集聚的园区，是深圳经济最为活跃的地方之一。行走其间的大多数人虽然衣着简朴，但周琳觉得这里的每一个人，如同生物体中最活跃的细胞，跳动出的是这个时代经济脉络的强音。两年前，周琳初来园区入职，还会为这种与时代的连结感而兴奋，但现在激情褪去，作为园区某大公司外包岗职工，她却有了更为复杂的情绪——一方面，在过去的两年里，周琳深刻体验着大厂“外包人“的不同，历经了每个”外包人“诸如在权限受限、自身成长空间有限，以及晋升方向迷茫等方面的烦恼和困境。另一方面，在过去的两年里，大公司“瘦身”优化，风暴上下席卷，“外包人”亦是避免。日前，周琳参加了部门的通知会，得知自己所在的部门将在不久后整体裁撤，部门里包括正职在内的所有人，是否会随之裁员优化，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消息。“未来何去何从“，成了悬在她心头的一块巨石。01抓住进入大公司的最后好机会风暴还未波及自身之前，周琳对大厂裁员优化已经见怪不怪。2021年中，周琳入职后不久，“阿里裁员”、“字节裁员”等类似的的词条就开始时不时上热搜，之后是掀起大范围的热议。时至今日，在公开的财报数据上，可以清楚看到，在最近的一年里，阿里、腾讯、字节等大厂，正式员工的人数削减了至少上万人。外界对大厂正式员工优化的感知是明面上的，热闹的，但对于像周琳这样的外包岗人员的“消失”消息，更多是在职场类的社交平台上低调流转。和周琳就职于同个大厂外包岗的小吴观察，“外包人员很难感知到公司内部的业务调整和人员优化情况”。“一个部门里，外包人员的占比通常不会太多，受制于内部论坛的登录权限，外包人员无法从论坛中了解到其他部门或者业务群中的人员变动，部门的正职人员也不会和外包人员交流裁员优化的话题，也就只有几个外包同事之间私下议论。''去年年底，周琳才第一次听到部门里要优化外包人员的传言，心里顿时一慌，连忙跟平日里几个好友讨论对策。“当时心里惴惴不安，但大家讨论下来的共识是，外包人员肯定不会都裁了，不然没有几个人干活了”。在大厂里，外包人员是成本更低、更具有性价比优势的用工方式，在分类上有人力外包和项目外包，两者日常里做的工作都不会涉及决策层面，却是业务落地执行不可或缺的一环，“所以只要业务还在，就需要人干活”。之后，部门里调整优化的动作果然逐步进行。“今年年初，部门里的项目外包人员开始退场居家办公，因为居家没有登陆公司内网的权限，代表着有着更少的工作量和更大的自由度，不久后，平时表现不好的几个外包人员也被裁员优化了。”平稳了几个月后，周琳庆幸优化这把刀没有落在自己的头上，以为部门已经调整完了，却没有想到，到最后原来是整个部门要裁撤。“回想起来，我2021年从老家来到深圳，是抓住了进入大厂的最后好机会——当时面试问题简单，流程快速，只要技能契合，学历和工作年限都相对放宽，进入大厂后，甚至还可以享受班车、早晚餐等福利，但仅仅半年多之后，外包人员的这些福利就取消了。”小吴对于周琳所在部门的裁撤消息，并不惊讶，“行业寒冬里，公司收紧开支，调整经营策略，非核心业务裁撤，盈利不佳的部门被优化，也情有可原”。02外包裁员风暴比想象的更大王刚也曾作为项目外包人员进入大厂工作过，不幸的是，6个月后，他的岗位就在业务优化中被裁撤了。他被临时调岗到了新的部门，但一直适应不了新的工作内容，最终提出了离职，却没想到，之后一年半的时间里再也没有找到工作。“我的境况可以说是急转直下，一切都很突然，我印象很深刻，当时我跟导师提出请假，打算把住的地方搬到离公司近点的地方，却被告知，岗位没了，要调岗。”“适应了一个月，新工作实在不是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而且项目外包跟人力外包的待遇还不一样，连最基本的固定工位都没有，电脑也是外包公司给的，一想到平日里王刚种种的不方便和低人一等的待遇，我索性就离职了。”外包人员提出离职后，一般会被退回所签的外包公司资源池，拿着最低的工资，开始投简历应聘不同的公司，如若一段时间还找不到下一个岗位，外包公司的“温情”也维持不了多久，会采用诸如”不给办公电脑，不让玩手机”等方式“逼退”人员。王刚说，自己没有经历这种软硬兼施的手段，提了离职一个月，没有找到合适的岗位，早早就撤了。之后歇了3个月，开始辗转北京、上海边找工作边旅居。没有工作，时间大大空缺出来，王刚就开始混迹各种跟招聘相关的社交平台，才发现，大厂外包岗的人员优化情况远比自己知道的还更严峻。“2022年3月，在我离职的这个月里，拉勾网招聘发布的互联网人才报告就显示，去年第一季度，该平台上处于离职状态的用户数量不断增加，截至3月份，离职人数超276万，同比增长了2.1%。一些在招聘论坛上的网友分享，在武汉、西安、南京这些有着“外包之都“的城市，外包人员是几十、几百地优化。”从社交平台上实名认证或者非实名认证的网友分享来看，王刚说，大公司外包的裁撤从2022年初开始，到7、8月份涉及的人数越来越多，而今年又是一波。裁撤外包的公司，除了互联网大厂以外，社团团购，地产、银行、汽车和家电制造，都是屡屡被提到的外包优化领域。“严格来说，外包人员的裁员，不叫裁员，从大公司里撤出，叫‘清场’，从外包公司里离职叫‘被释放’，所以没有裁员一说，离开的外包人员就不好说能不能拿到赔偿，有时会有劳务纠纷和仲裁的案例，当然好一点情况，一般是能拿到一个月工资的赔偿金。”至于被优化的原因，就五花八门了。比如，有网友就说，自己所在的银行公司，通过提高业绩考核来“劝退”外包；也有在大厂里做了好几年的专科外包人员，不断地被降薪，到最后发现，自己的薪资跟刚毕业时相差无几。王刚说着，又在自己社交平台上转发了刚看到的一个最新消息，“某汽车企业近2千外包人员被优化，赔偿方案高达N

年年都说“史上最难就业季””，以往说来多少带点调侃，但今年大家却是都真真切切地深有同感。多少找工作的年轻人睁眼第一件事，拿起手机，各个招聘APP轮着打开一遍，查看是否有消息回复。可结果往往令人失望，投出去的简历不是石沉大海，就是HR已读不回。现在年轻人找工作，都调侃自己是“住在了招聘软件里”。然而，在互联网并不发达的年代，深圳人都是怎么找工作的呢？老深圳肯定都听说过这么一句话：不管英雄还是草莽，肯定都去过深圳的人才大市场。是的，如果说客运站是当年深漂的来深第一站，城中村是落脚第一站，那么人才市场，绝对是立足第一站。这么多年过去，深圳那些曾经喧闹嘈杂、人山人海的人才市场，如今怎么样了呢？深圳最早的人才市场深圳有许多耳熟能详的人才市场，龙华三和、罗湖人才以及沙井辉煌等等，但是其中最被人们熟知的，是位于笋岗宝安北路的深圳人才大市场。前不久，我们故地重游了这座深圳最早成立的招聘机构——深圳人才大市场，如今在这里已经看不到它的旧貌。大楼的外立面覆盖着玻璃幕墙，看上去与写字楼别无二致，但仔细观察，却发现它还是那栋老式工业楼。这里依旧以人才大市场为名，原先在宝安北路的人行天桥早已消失，马路对面盖成繁华的商超。现场来往人群寥寥无几，最常出现的就是外卖骑手。偶然遇到几个来现场找工作的人，门口的保安大哥对他们解释到：“现在这里不举办的线下招聘，如果想要找工作，倒是可以扫扫桌上的二维码。”别看当下的人才大市场有些冷清，哪怕是放在十年前，这里人山人海的现场招聘，一度是许多深圳人找工作过程中印象最深的体验。摄影：丁庆林在深圳档案馆的数据中，1998年的深圳人才大市场有20432家单位，其中提供岗位达166577个，而进场求职人数达1474759人次，相当于那一年深圳人口的四分之一，足以证明当时招聘的热度。当时每天常常有1万多人来这里求职，招聘大厅内是人挤人，楼下的大广场也是人挤人，热闹景象从1997年一直延续到2010年左右。从为数不多的老照片中，也可见一窥当时的热闹场景。摄影：丁庆林人才大市场的前身是市人事局在1991年创办的深圳市人才智力市场，随后几经搬迁，在1996年才筹建了深圳人才大市场。刚开业时有5000多平方米，只是场地很快就满足不了需求，不断完善后达到20000平方米，相当于三个足球场。当时在深圳也有不少小规模的民营机构，鱼龙混杂，对企业不筛选，乱收费与虚假招聘的事并不少。相比之下，人才大市场反而没有那么多故弄玄虚。作为当时国内首家常设型人才市场、深圳首家人才招聘的专门机构，企业进场招聘要通过调查和审核，口碑较差的公司自然是来不了这里。每天招聘信息少则几百个，多则有几千个岗位的需求，除了现场招聘，还在特区报上印有两大版的招牌专栏。深圳火车站在罗湖，罗湖无疑是千万来深求职者的起点。人才大市场所处的笋岗，是以物流园和仓储区为主的片区，与繁华的罗湖中心区相比，难免有些偏僻荒凉。不过即使是处于公共交通不发达的年代，当时只要给出租车司机一讲人才大市场，大家也都知道那地方。不管英雄还是草莽都曾去过人才大市场宝安北路的人行天桥、人才大市场的红色招牌以及喧闹嘈杂的面试场景，对于曾经在这里找过工作的人来说，是最熟悉不过的画面。每天清晨人才大市场开门前，门口就站着刚毕业的大学生、想换工作的老油条以及外地来的劳务工。大家通常会先买份1块钱的特区报，在招牌专栏上看到合适的岗位就用笔圈起来。再花5或者10块钱的入场费，带着填写好的简历和资料，等到大门一开就乌泱泱地往里面冲，直奔小隔间。2000年9月，沐沐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一张卧铺火车票把她从云南带到深圳。从人山人海的罗湖火车站倒了2次公交后，她与许多年岁相仿的同龄人一同踏入了弱肉强食的求职大战。那天早上9点的人才大市场，是她第一次见识到数不尽的招聘摊位和海量求职者的场景。在无数个方格间的招聘摊，沐沐遇见合适的岗位就排队，投递简历，现场面试，一问一答。招聘的岗位大多都是技术工人和产业工人为主，富士康的摊位当时最热闹；普通的行政类以女性为主，倒是销售的岗位不少，但不提供食宿也没有底薪...或许是时至运来，那天上午临走前，沐沐顺利找到了一份国企的工作，待了二十多年，如今已在深圳安家。“当时在里面找了一上午，出来的时候附近也没东西吃，随便找了顿盒饭，两荤两素10块，是记忆中最好吃的盒饭了吧！”不同的人生有不同的收场，有的人一帆风顺，也有人历经波折。18年前，李勇的背包里装着472块钱，他在深圳人才大市场交了入场费后，义无反顾得投入到找工作的人潮中。当时的求职成本除了入场费，复印资料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空白简历表5元5张，复印一份1元，每次最好准备10份，这样才有机会。”每天投出几份资料后，再加上喝水吃饭，不少人都会感到囊中羞涩。李勇为了节省资金，选择租住在人才大市场附近的农民房。那里的房东们会把房间隔开成许多隔间，10元一个床位住一晚。应运而生的“10元店”，也成为许多来深求职者的第一落脚点。只是他与沐沐不同，求职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连续3天面试碰壁，加上不断减少的资金，那一刻他曾绝望过...2017年，李勇故地重游，这次是他他从市领导手里接过了第七届中国国际空间设计大赛的奖杯。“天堂向左，深圳向右，不去炼狱走一遭，你怎能知道不重生?”与他们相比，2001年中专毕业的智严，反而有些不尽人意。那年的他刚20出头，当时在报纸上看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岗位，于是他提前准备一晚上，满怀信心地去参加面试。第二天好不容易挤进了人才大市场的招聘摊位，“工作人员”约他隔天到罗湖另一栋大厦里复试。轻松地通过后，“工作人员”又收取了智严500元押金，后面就再也没联系了...事实上对于很多老深圳人而言，人才市场就是改变人生的地方。或许当你踏进大门那一刻，命运的齿轮，就已经开始了转动。随着互联网发展，人们习惯在快捷方便的网络平台投递简历，筛选后再去现场面试；企业也逐渐放弃在低效率的人才市场招聘会，选择线上招聘或是更为直接的校招。曾经手持简历和资料，在喧闹嘈杂的人才市场挤一挤人海，在小方格前排着长队，耳边夹杂着五湖四海的方言，这种找工作的体验，在深圳也逐渐变成了一种“限定回忆”吧？但我们依然会怀念那个很多人挤在一起求职的时光，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带着留在这座城市的希望。即便那时候的工作不容易找，也不会太难过，因为会有很多同路人，大家聚在一起总不会太寂寞。图文/Vennphang部分图片来自于网络本文由深圳微时光原创发布转载需授权，欢迎转发至朋友圈你去过人才市场吗？

接到被裁通知的那瞬，付春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说实话，我内心是渴望被裁的”。虽然不体面，后路也还不明朗，但那是他期许已久的解放。十多年前，毕业仅两年的付春生，如愿成为了一名大厂程序员。那称得上是互联网最好的时代，存款从未超过一万块的他，惊叹于起薪可以如此之高，攒钱可以如此之快。只是时代红利和意气风发已成过去式，对于近这些年自己的状态，他用“不堪重负”来形容。传说中随便使唤都不敢离职的员工，上司怎么骂都不敢顶嘴的中年人，就是他被裁前的人生写照。他还明显感觉到身体素质越来越差，爬楼喘气、记忆力衰退，“可能是前面十来年用脑太过度了。”但房贷和养家糊口的重担都压在他身上，钱比面子和身体重要。终于在去年，他被裁了。工作的压力暂时消解，房贷的压力却始终萦绕。重新找工作高不成低不就，把房子卖掉又不甘心，每一天都像是一场拉锯战。在以大厂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高喊降本增效的当下，付春生只是万千人的一个缩影。被裁后，四处碰壁付春生正式领取“毕业大礼包”后，

编者按：近日，有关性骚扰的话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我们曾在去年发布过一篇职场性骚扰主题的内容，其中有受害者的讲述，也有专业律师针对“取证难”这一问题给出的建议。今天，旧稿重发，倘若你不幸遭遇性骚扰，希望能给你一点打破沉默的底气和勇气。当然，更希望你永远用不上。“一个看起来人模人样的男同事，突然飘到我身边说一句，你能给我抱一下吗？”“今天穿了很漂亮的裙子去上班，一个男同事发微信过来说，你的腰好细啊。”在豆瓣“你所经历过的性骚扰”话题下，许多女性分享了自己经历。其中，职场性骚扰尤为常见。这种行为往往会以上下级的“关心”、“关照”为幌子，“不小心”和“不经意”为伪装，又或是以“开玩笑”为借口，当下不易察觉，很多受害者会陷入困惑，甚至是后知后觉。明确遭受了职场性骚扰，说出来也不是一件易事。作为职场女性，迫于权力等级关系，或出于害怕反遭报复、丢掉工作等考虑，很多时候，她们会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即便敢于打破沉默，企业内部的冷处理以及取证难等，也都是不易克服的难题。尽管如此，还是越来越多人，决定勇敢地站出来。01被领导性骚扰我还怀疑自己太敏感在没有发生那件事前，林晓莉觉得能遇到这样的领导很幸运。去年，她在平台上向一家电商公司投了简历，很快对方就回复了消息，加了微信聊了几句就被录取了。当时对方很上心，“要不要帮你来找房子，人生地不熟的。”后来正式进入公司，因为回家的通勤路线有所重叠，这位领导经常会下班叫她一起回家，“当时觉得这个领导很热心肠，很好相处的样子。”在长达20分钟的通勤时间里，这位37岁的中年男性开始源源不断向林晓莉诉苦水——自己跟老婆感情不好，每天一睁眼就是房贷，压力太大掉头发………抱着之前的滤镜，林晓莉听完之后生出一股同情之心，“男人挣钱养家也不容易。”这种没有防备的聊天，逐渐从地铁转到手机。下班的私人时间，这位领导开始更大范围的轰炸，时常发来一长段的文字，依旧是漫无目的地吐槽，这让林晓莉感到难做，“他是我的直属领导，感觉不回复是不是不太礼貌。”作为刚入职的新人，她也担心，如果没跟领导搞好关系，会不会过不了试用期？但现在回想起来，林晓莉发现自己是在无形的权利等级压力下，无意识地一步步后撤底线，让这位男性越来越放肆。令人冒犯的话语开始了。又是一次回家的路上，她随口说到因为距离的问题，可能要搬家，对方直接来了一句，“要不要你租个大点的，我跟你过去一起住？”“完全被吓到了”，这是林晓莉听到这句话的感受。但下一秒，她又开始持着怀疑的态度，“可能他只是开玩笑吧？”那是一种反复纠结的状态，觉得对方的人设在“将要崩塌而未崩塌的边缘”，“平时待你不错的领导，为什么会说这种话，还是说自己太敏感了？”这件事发生后的两三天，在一次午餐后，快到公司门口时，林晓莉觉得自己的屁股被拍了一下，“我下意识地以为人太多了，结果一转头，只有我领导一个人在后头。”在那一刻，她意识到，自己被性骚扰了，“非常恶心，想到每天还要见他，就恶心得想吐。”林晓莉与同事的聊天截图后来，林晓莉发现，这位上级对很多女同事都实施了言语和行为上的冒犯——聊项目时，把一只手搭在了同事的肩膀上；圣诞节大家互相写贺卡，他写了一句，“你的身影总是让我忍不住想象”………“看上去跟个老实人一样，结果猥琐得要死”，林晓莉说。02揭露上级性骚扰后我被PUA，还险遭辞退在陈欣看来，比遭受到性骚扰更可怕的是，周遭对此一片默然。几年前，她入职了深圳的一家国企，一次，直属上司把她叫到了办公室，说要聊工作，两人坐在沙发上，突然领导摸了一下她的脸。当下，陈欣马上站起来，很严肃地说，“不好意思，这样的行为越界了，对我造成了侵犯。”她记得，领导摆出的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摸一摸怎么了，多大点事。”“多大点事”，这句话让陈欣气愤得睡不着。她把经历告诉了同事，大家都是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不会吧，李哥绝对是好男人，他可能不小心的，你想太多了。”在同事眼里，这位领导是一副顾家的好男人形象，每个周年纪念日准时为妻子送上礼物。陈欣原本以为，女同事会和她更有共情，但大家态度似乎都是一致的冷漠，“给我的感觉，依然还是：多大点事？”几个月后，陈欣一个人在办公室加班，远远听到脚步声，抬头一看是那个领导，她马上警觉起来，把椅子挪到了边上。领导一脸笑意，“小陈，还在加班啊，项目的进度怎么样了？”说完直径走到工位，顺势捏了捏她的肩。陈欣跟HR汇报了这件事，也找到了当时的录像，当时HR给出的回复是，“领导只是想慰问一下你辛苦工作吧，没有其他的用意。”除了冷漠，在多次明确拒绝这样的行为后，恶意也向她袭来。一次，她提交了项目规划书，基本上就是走个流程，但领导反复让她改了十多次，都是很微不足道的细节，甚至开始了PUA，“屁事都做不好，你怎么进的公司？”或者又是在会议上，当面点名批评她，尽管她没犯错。后来她听同事说，领导甚至想让HR辞退她，“理由是不服从领导分配的内容。”李斯在2017年成立了074Hotline，为职场女性提供法律支持和建议。在她接触到职场性骚扰的案件里，企业对于性骚扰大部分都是冷处理，害怕影响企业形象。她接触过一些案件，HR为了维护公司形象，会用一些理由辞退员工，“会把你视为不稳定的因素，从系统里驱逐出去。”在《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中已经明确，在劳动场所，用人单位应当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但真正践行的企业依然是少数。就算采取了行动，用人单位具体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如果用人单位不采取积极预防的措施，要如何惩罚？这些都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企业内部渠道受阻时，女性都是特别挫败的。”李斯补充道。作为律师，韩冬雪接手过的性骚扰案件里，大多都是男上司对女下属的侵犯，这也说明，当男性主导的职场权力不受制约时，女性的声音很难被听到。周敏在被性骚扰后，发了一封邮件向总公司举报，希望他们能处理，结果最后得知，这份邮件转发到骚扰她的领导，让他跟进后续事宜。“简直太荒谬了。”周敏说。有段时间，周敏甚至陷入了对自我的谴责，“是不是我哪个行为太轻浮了，还是说我穿着有问题？”后来她醒悟过来，我是受害者，为什么要去从自己身上找原因？03决定了下次要勇敢站出来迫于权力等级的压力，职场女性遭受到性骚扰后往往选择隐忍或沉默。当然，也有女性诉诸法律途径。但在韩冬雪律师接手的性骚扰案件里，难就难在取证。想要证明对方对自己有不当行为，录像和文字是最直接的证据，而对于前者，很多时候发生在隐蔽空间，没有摄像头，无法记录。平时那些涉及性的“黄色笑话”，事实上也构成性骚扰，但是必须有录音证据，“但这种言语具有突发性和临时性，也很难取证。”而那些很多女性主观感受上被冒犯的言语，放在某个语境中可能被合理化。“比如说

图源@摄影师楠以置信昨晚，深圳火上了同城热搜。虽然标题是“西涌蓝眼泪”，但点开话题，字里行间密密麻麻的尽是那些“追泪”失败深圳人的辛酸泪。事情还得从3月22日（前天），深圳天文台那场西涌蓝眼泪直播说起。在直播画面中，夜空迷离，海风轻拂，时有时无的蓝色荧光在海水中翻涌。在海浪的拍打下，一片银河星海闪闪发光，有如蓝色的眼泪，浪漫又神秘。图源@摄影师罗弘扬这一幕，吸引了数十万人在线围观，也勾走了无数深圳人的魂。于是，昨晚无数想要零距离感受这份浪漫的深圳人，涌向了西涌。结果就是，一个普通的周四晚上，通往东部以及出入大鹏的道路堵车长达七公里，导航路况一路全线爆红，直至凌晨。正所谓有人相爱，有人夜里看海，有人半夜在路上堵得死去活来。01没有蓝眼泪只有流眼泪对于昨晚的盛况，有人调侃道：“一半深圳人都去了西涌，不是在看蓝眼泪，就是在看蓝眼泪的路上。”大家的车子堵在路上，动一下停一分钟。导航显示剩余时间2小时，开了半小时后还剩2小时，像被夜晚白白吞掉了2个小时。夜里堵车是一种清醒的折磨。有一些朋友在直播上看到蓝眼泪已经所剩无几，索性掉头直接回市中心。一路上还摇下车窗向后来的朋友劝退，但大多数人都继续往前。昨天晚上，深圳西涌蓝眼泪频上同城热搜。一半的深圳夜猫，不是在看蓝眼泪，就是在看蓝眼泪的路上。图源小红书@北寒呀有人调侃深圳的倔驴都集中在这里了。他们堵在路上进退两难，继续吧堵车，掉头吧又开了几十公里了不甘心。“来都来了”，成了他们最适用的自我安慰。没有人想到，不甘心的终点是西涌沙滩的大铁门和白花花的寂寞海水。好不容易在凌晨到了西涌，有的人被困在了大铁门前，甚至连沙滩都进不去，只怪在出发之前，没有了解过西涌最适合观看蓝眼泪的沙滩也有清场时间。3号沙滩是夜里12点，4号沙滩是凌晨2点。图源小红书@索拉卡有人庆幸在沙滩关闭前到达，但却只能看到白花花的海水。根据在那里看了一晚上的观众透露，23号晚上的蓝眼泪集中在19点到20点爆发，其他时间很少。白跑一趟的大冤种们安慰自己，来都来了，看看海再走。看完车海看大海，什么蓝眼泪，咱主打的就是工作日下班来吹海风！还有更加恨铁不成钢的，原本蓝眼泪只剩下星星点点，需要非常认真观察才能看到。无奈旁边的人都开起了手电筒，海水被光照得更加透亮。“没见过发光的东西还要打光才看得清楚的，肯定是越暗越看得到。”图源微博@公路啊彻夜疯狂之后，是让深圳钢铁打工人沉默的星期五。多少追泪人在凌晨匆匆赶回市中心后，还来不及好好吃个早餐，便重新踏上早高峰的路。可见，在路上奔波了一晚上，也改变不了周五还要打工的事实。有些人晚上下了班去，次日凌晨才回来。明明只是两个工作日之间的间隔，坐在工位上却感觉恍如隔世。图源微博@吃阳光的老草莓困到极致，打哈欠都能流下眼泪，那可能是昨晚没有亲眼见上的蓝眼泪吧。02去了后悔一天不去后悔一年资料显示，“蓝眼泪”已被证实由两种浮游生物形成，其中之一是夜光藻。夜光藻的身体内有荧光素酶和荧光素。在荧光素酶的催化作用下，荧光素和氧气发生反应产生光芒，当受海浪拍打等刺激时会发出浅蓝色的光。当海水涨潮，较多夜光藻向岸边聚集，便形成了“蓝眼泪”。那么问题来了，这所谓的“蓝眼泪”，真的非看不可吗？如果你运气足够好，能看到一场密度足够高的蓝眼泪，那大抵还是值的。图源

在社交平台上，一位37岁的深圳二孩妈妈，分享了最近她在香港的求职经历——面试一周找到新工作，在整个求职过程中，没有面试官问起她的年龄和婚育状态。这段分享引发了极其热烈的讨论，讨论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在香港职场工作多年的人，对此似乎习以为常，“香港公司不会问你结婚、生孩子，年龄这些隐私问题的，能力、经验和学历是招聘的关键指标”。一位女性用户特别提到，自己52岁，最近刚刚找到一份新工作。另一种是经历过深港两地职场，或者在深圳职场沉浸多年的人，他们陈述的，大多是内地“35岁即失业”的职场年龄危机，以及大多数女性都遭遇过的，与婚育相关的性别歧视。2019年，彭友林在香港读完研究生后，因疫情等因素，放弃了当地的工作机会。过去三年，他先后在广州、深圳各打过一份工，经历过欠薪，加班等职场毒打之后，他计划再去香港，寻找新的机会，“相比广州工资低，深圳加班狠，香港的工作，性价比是最高的”。香港女孩贺竹深今年在广州一所高校读大四，她身边的同学，大都在应付考公或者考研。她计划本科毕业后回港求职，“香港很急、很快，但不卷。职场下限也要高一点，你总能找到活儿干，就算是去麦当劳，也是可以实现温饱的”。在职场内卷白热化的今天，如何跳出这套竞争规则，是每个人不得不思索的问题。彭友林们，也在用抓得住的机会，尝试另一条路径。“性价比最高的职场”按照彭友林最早的职业规划，毕业后在香港找份工作，“月入几万不是问题”。现实给了他沉重打击。毕业前夕，他拿到香港一家公司的offer。考虑到当时香港局势混乱，他计划先回广州工作一段时间，再返港寻找机会。回到广州后，长辈推荐他到一家足球俱乐部工作，月薪6000块。很快，疫情来临。他在足球俱乐部工作待了一年多，受地产行业影响，俱乐部运转举步维艰，在他工作的最后三个月，公司连薪水都发不出来。彭友林的第二份工作在深圳，收入比之前高了一截，工作强度也比之前强了许多。他主要负责业务推广，每天要应付的事务繁重琐杂，经常在夜里11点回复客户问题。工作与生活搅在一起，令他不胜其烦。从相熟的朋友口中，彭友林了解过香港的职场生态，“香港的福利保障都要好一点，大家心态上没有这么强的危机感，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下班就是下班，一般没有人下班后还找你。”“广州没有深圳卷，机会也没有深圳好。广深港三个地方，香港性价比是最高的，薪酬更高，工作强度也没有深圳大，深圳是又累薪资又低。”

明天，就是香港与内地全面通关满月的日子。深港口岸回来了，恢复了人来人往；香港签注回来了，甚至不少人凌晨排队办理；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回来了，3月11日起还将分阶段恢复长途服务……3年过去，似乎一切都回到正轨，不曾改变什么。但对于香港代购而言，天变了，往日盛景再也回不去了。“现在每次去代购，赚的钱都只够车费和饭钱，相当于白跑一趟。”曾从事7年香港代购的圆圆吐槽。随着内地电商行业的快速发展以及进口渠道的日渐增多，深港两地的信息差逐渐抹平，香港的价格优势不再，香港代购不再“香”了。过去三年，人们也已经习惯了没有香港代购的生活。正所谓穷则生变，曾经的香港代购们发现了新的“商机”，开始给香港人反向代购。香港代购，不“香”了“疫情前做了四年半的代购，每周去一趟香港，最多一次赚7000，最少一次赚700，没被税过，现在去一次最多赚300块钱。”小葵感叹道，一脸无奈。终于等来香港通关的她，第一时间将代购通知和能采购的物品清单，发在三年前就组建的代购群里，希望能够重拾这份事业。群里将近五百人，没人开口咨询。好不容易有了一条新消息，她欣喜地点开，竟是一条帮忙助力的链接。终于等来客户询单，虽然需求不多，但抱着聊胜于无的心态，小葵还是决定走一趟。为了保证正品，她去了万宁和sasa这种比较有保障的店进行采购，价格会比普通药房高一些。将价格发给客户、给别人让位、等待反馈、再去拍照、再等待反馈......两个小时过去，她收到了客户的回复：“我看了一下抖音直播间，也不用这么贵啊。”小葵委屈，本来她就没有多收其他的代购费，只以港币和人民币1:1收费，而且现在港币汇率处于高位，“这样还嫌贵，那我不用赚钱了，白跑一趟给人家纯代购好了。”圆圆的境遇相差无几，甚至还多了几分尴尬。她在朋友圈发布了代购通知后，有亲戚朋友找上了她，希望能帮忙带几瓶黄道益，以1:1的汇率。她去了屈臣氏，一瓶黄道益60港币，折算成当时的人民币差不多53元。她收了亲戚朋友60元，差价7元。“亲戚还嫌贵，这7块钱我还要摊上往返香港的车费成本、时间成本。一支药油能保全家平安，7块钱能买到什么？”令圆圆更无语的是，亲戚收到货后，擦了感觉皮肤不辣，以前擦了皮肤都是辣的，怀疑不是正品。“所有人都觉得这个行业好做，就是逛街，把东西带回来了，钱就到手了。”重回代购行业后，她被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港代是否还有市场？她通常会略带调侃地回答：“如果不介意只能赚到车钱和饭钱，那现在也可以做香港代购”。圆圆的朋友也是代购，她总结现在的代购要生存下去，每次至少得接到15单以上或者5000元以上，但那样很容易被海关拦截。“现在的代购赚的都是辛苦钱，很少会有投机取巧的了。”根据海关总署的规定，入境居民旅客携带超出5000元人民币的个人自用进境物品，经海关审核确属自用的；入境非居民旅客携带拟留在中国境内的个人自用进境物品，超出人民币2000元的，海关仅对超出部分的个人自用进境物品征税，对不可分割的单件物品，全额征税。“每次过关都像小偷一样提心吊胆”，因为频繁出入境，每次都拉着大箱子，海关工作人员总会特别关注她。有一次，她被拦了下来接受开箱检查，因为箱子里面同类型的药妆太多，总价格也超过了5000元，海关问她补税还是退港，她没有办法，认了这个亏。“这终归是一份摆不上台面的工作。客户怀疑自己被赚得多、香港人嫌弃很多大箱子在路上挡道、海关审查很严格。赚这个钱，越来越不容易。”反向代购，赚香港人的钱疫情三年过后，虽然香港代购的发家神话幻灭，但一种新的反向代购正在悄然兴起，并开始渐成规模。在某社交软件上，一条只有八个字的“一点点代购回香港”的帖子，不到一天的时间，竟有2000+人遥相呼应。

在宝安流塘村，流塘市场附近，能看到一幅颇为“魔幻”的画面：一溜平平无奇的城中村自建房中，一栋造型独特的南洋风格建筑，突兀地存在着。格格不入的设计、逼仄的楼间距、饱经沧桑的外墙，一个词不由自主地从脑海蹦出：夹缝中求生。身处闹市，行人往来，好奇的人不在少数，只是少有人深究。从墙上挂着的牌匾可以得知，它有自己的名字：锦基苑，还是宝安区的不可移动文物，即便久居流塘的人，对其的认知，大多也仅此而已。历经近百年，从曾经的豪宅，到如今的群租房，这其中，藏着多少唏嘘故事。“落难的公主”很多人在网络上看到锦基苑的照片，将其称为“魔法少女的城堡”。是的，尽管历经百年沧桑，也难掩那份清新脱俗的浪漫主义气质。米白色的外墙，绿色的琉璃瓦，墙上镂刻着星星花朵图案，窗户下还有蓝色流苏装饰…任谁看到都会感受到满满的少女心。建筑风格上，则是中西合璧，整体是洋气的西式设计，却有融合了中式碉楼常见的燕子窝构造，据说曾经大门是巴洛克风格的门柱，却悬挂着中式牌匾。这样大胆的融合创新，放在现代都足以令人啧啧称奇。或许这座老房子最初的主人，就是一位极具浪漫主义的人吧。可惜的是，如今的锦基苑，那份浪漫已经大打折扣。虽然建筑轮廓大部分还是保持着原来的模样，但屋顶横生的杂草，墙上杂乱的管道、悬挂的空调外机，都成了扎眼的存在。于是有人将其比喻成：“落难的公主。”这是一个很贴切的比喻，不仅是针对她的外观，如果你了解了她的过往，更是会觉得精妙。根据深圳市城市设计促进中心（一个由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发起的、相对独立运作的公共机构）的资料显示，锦基苑是20世纪30年代，由一位从事房地产及建筑的商人刘姓新加坡华侨于为家族的三代女性所建。以民国时期的环境，三层高的小洋楼毫无疑问是当时的豪宅。但这不是重点，注意“为家族的三代女性”这个说辞。在那个年代，为家族女性单独建房子，会是什么情况呢？有网友推测，如果资料表述无误，这很可能是“姑婆屋”。所谓姑婆，是旧时愿意终生不嫁，终生为处女的女性，她们年纪大了就被称为“老姑婆”，她们结盟的仪式称为“梳起”，因为也有另一种称呼，叫“自梳女”。一个女生，坚持不婚主义，在如今都被视为需要莫大勇气，更何况是在旧社会，简直就是“大逆不道”。但和现代不同，那时没有婚姻自由可言，“卖女换媳”更是常见，所以“自梳女”更多带有的是悲剧色彩。有一段评价是这样的：“她们终身或为尊严，或为自由，或逼不得已，以终身伶仃，成就了自梳女的血与泪的“传奇”，和女人间彼此救赎的可能性。”现在回头看，“落难的公主”，是不是别有一番深意。隐藏在自建楼中的锦基苑但锦基苑，可谓生不逢时。1940年，锦基苑沦为了当地侵华日军的指挥部。直到1945年日军投降后，才归还给原主人。随后1951年房子被充公，刘家人前后住了不到10年时间，经历多番劫难，这栋老房子也走向了没落。在2002年左右，周边的自建房拔地而起，锦基苑也开始重新装修，以廉价出租。2011年，锦基苑以近200万转售，成为他人私有财产。在2012年的时候，它被列为宝安区的“不可移动文物”（不可随意破坏以及移动）。或许正因此，才逃过了被拆毁的命运，才能让我们能有幸一睹芳容。落难楼，住“落魄人”曾经的豪宅，在历经近百年沧桑后，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在了解实际情况后，我们发现它的里面的环境并不像外表看起来那么美好。昏暗的光线，狭小的空间，是看到锦基苑内部的第一反应。这样的场景在城中村里的群租房很常见，但是在这座民国时期留下的建筑来看，很难想象。整座楼与周边的自建房相比不算高，从外面看起来有三层，实际上里面有四层楼。在这里住了几年的廖姨说，这座老房子很早就被租出去了，现在有5户人住在里面，租金不过数百元。房子的一楼是杂乱的厨房，二楼是仅有一处隐蔽的杂物间。三楼、四楼各有3道门，地面铺着印花瓷砖；从白色墙体留下的痕迹看，这里原本是宽阔的大平层。应该是屋主为了更方便出租，所以将其分隔成数个单间。走廊尽头的摆放着一张公用饭桌，公用洗手间在楼梯旁边，楼梯与过道非常狭小。廖姨说每次面对面来人的时候，都要侧着身才能过去，像是“72家房客”的场景。屋顶有个曾经用作观景的凉亭，现在底下早已挂满了租客的衣服。锦基苑原本的大门被扩建出成商户，快餐店和杂物店也在它楼下开了近十年年。当问及这栋老房子的租客都有哪些？廖姨表示这里住着形形色色的人，有清洁工，有外卖员，也有周边收垃圾的，基本都是承担不起高昂房租。//从民国时期的小洋楼，转变为21世纪的群租房，曾经的豪宅似乎就这样融入城中村。如果，这栋老房子上半生的经历可以用“魔幻”来形容，那它在2000年后的经历或许更像是“落魄”吧。但愿如今房子的主人，以及租客们能善待它。更希望能有一天，这栋“文物楼”能被好好地保留、修缮，让更多的人，感受这份传承百年的浪漫。图文/Vennphang室内部分图片提供者

图片来源：ShenzhenWeekly社交平台上，在洋洋洒洒分享接班经历的工厂继承人中，程颢是唯一一个以“干黄了”为标题的厂二代。程颢家里经营了十几年的工厂，所有的产线已停止运转，这间工厂不再生产产品，而是依赖原有的市场和客户，转做贸易商的角色，这是父母和他共同商议的结果。2018年之后，工厂一直在下坡路上走，利润日渐稀薄，苦苦支撑几年后，这个家族工厂放弃了挣扎。去年下半年开始，程颢不再参与工厂的事务。他在早两年已经预见了这份家族事业的结局——“2015年到2020年，是国家制造业的一个更新迭代期，要么被淘汰，要么抓住机会更新换代，我们家就是被淘汰的那一类。做了贸易商，生意估计撑不了几年。现有的客户，迟早会选择那些实现了技术迭代的大工厂”。

年关将至，深圳北站东广场，人流如梭。珠珠依依不舍地抱着小石，片刻温存后，转身走进车站。在旁人眼里，这对夫妻的恩爱令人羡慕。没人知道的是，小石临别时特意向珠珠叮嘱：“在路上记得删掉我的联系方式。”他们在深圳同一个工厂打工，一方单身，一方已有家室，他们的“夫妻关系”，仅存在于深圳，更准确来说，是深圳的出租屋里。早在10年前，便有人大代表在全国两会上就一些已婚农民工男女，在城市的打工潮中，结成“临时夫妻”的现象进行建言。百度百科上，也有关于“临时夫妻”现象的阐述：临时夫妻是一种特殊形态婚姻家庭关系，是为了解决生理或心理问题而临时组建的一种关系。其最大特点是不换掉自己的配偶，而是以保全法律上的夫妻关系、不拆散原有家庭为道德底线，打工在外的男女或留守在家的男女与另一异性以“性伙伴”或者“临时夫妻”生活方式组建一个临时家庭。他们或暗或明的生活在一起，彼此互相照应，以此来填补由于夫妻长期分居所带来的感情生活和性需求的缺位；而当夫妻团聚时，“临时夫妻”即自行解体，男女双方仍与自己的配偶过夫妻生活。不管人们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它确实存在着，且十多年来，未曾消退。网络一线牵，合租是段缘网聊了一个月左右，华强和春花线下见了面。不久，春花提出要和华强一起住，华强不同意。春花生气了，删了他的联系方式。华强拗不过，答应和她合租。说是合租，其实房租都是华强支付。城中村里的大单间，月租1500元左右，占华强工资的四分之一，“没有让她出房租，因为这里本来也是我自己在住”。他是一名加工生产类工人，春花是一名销售员，每个月的工资扣去房租和生活费，他们会把剩下全数的转回老家。平时华强会给春花送礼物，包括贴身衣物。和春花住在一起后，华强转回家的钱变少了。“但是我爱人不会过问太多，她是一个农村妇女，比我小七岁，没有出来打过工，对我还是比较信任的，”华强和妻子育有一儿一女，一年回老家1-2次。因为在深圳的收入不足以支撑孩子来深上学，所以妻子留在老家陪读，“除了在一起的时间少，其他还挺好的。”住到一起之后，春花包揽了大部分的家务。华强每次下班回家，都发现春花把家里收拾得很整齐。“一个人住的时候乱糟糟的，回家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小石和珠珠同样是在网络上认识一个月后奔现。小石在网络上找对象的时候，特意找同个工厂里的同事，“方便住在一起”。网聊时，他便知道珠珠是有夫之妇，但第一次见面后，他们便决定开始同居。他们的薪资都是8000元左右，工厂提供三餐。小石租的是工厂附近的大单间，每个月房租1280元，交完房租能攒下5000元，珠珠则更多。但不同于华强春花，他们两个人都把钱揣在自己的裤兜里，自己赚自己花。不过因为还要赡养老家的父母，他们每个月都所剩无几。他们也坦言，不敢妄想在深圳买房定居，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离开深圳。通过老乡的介绍，被介绍来当保姆的雨薇刚到深圳，便加了文斌的微信。老乡说，文斌住的是两房一厅，妻女回老家了，现在空出一个房招租，文斌是个老实人，住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雨薇没想太多，微信确定完价格合适后，马上就搬到了文斌的出租屋。一开始两个人像陌生人般相处，生分疏远，没事就躲在各自的房间里。后来，为了省钱，雨薇开始自己下厨，把握不好分量时，会邀请文斌一起吃饭，渐渐地文斌也开始搭把手做饭。再后来，一起买菜做饭便成了常态。同处一个屋檐下，久而久之，他们的衣服也放到同一个洗衣机里面洗。“我有时也帮他晒贴身衣物，卫生间没纸时还给他递”，独自在异乡的两个人，关系开始变得暧昧。雨薇会经常躲着文斌接电话，那是老家打来要钱的。随着两人关系日渐亲密，雨薇向文斌坦白，家里欠了很大一笔债。文斌心软，免了雨薇的房租。食色性也，是性与不幸在“临时夫妻”的眼里，双方的需求都很明显。性和孤独是男性的主要诉求，不幸和缺钱是女性的主要理由。“在深圳这个地方，一个人背井离乡感情很脆弱，很容易被感动！”华强强调，“一个人心灵空虚的时候对外界的关心和体贴是没有抗体的。”华强一开始抵触和春花更进一步发展，他认为自己的婚姻还可以，只是与伴侣孩子长期两地分离，心理上有些寂寞。然而，“她总是给我惊喜，有时候我已经睡了，她还跑到我家里去，这对一个只身在外的男人是很难抵抗的！”对于这种关系，华强也有自知之明，他声称自己口中的这些孤独，不过是男人的借口。而女人的“借口”，根据他的经验，更多是家庭和婚姻的不幸。在华强的描述中，春花年轻时很漂亮，有很多很好的选择。但她经不住追求，远嫁给现在的丈夫，婚后生了一个孩子。她的丈夫平时会家暴，婆家人也对她不好，所以她带着孩子和丈夫分居，只身来到深圳打工。由于没有深圳户籍，私立学校学费高，春花没有办法，让孩子留守在娘家。对于这段感情，华强虽感觉愧对老家的妻儿，但他也直言和春花之间“不止是互相陪伴，有爱情。”他痛恨自己不是单身，不容易抉择，造成了这件憾事。小石则在和珠珠住一起后，体验到了一种“上瘾”的生活。在工厂上班，日复一日机械化的工作让他觉得自己是个没有灵魂的机器，家人朋友都不在身边，让他总是感觉“一个人很苦”，所以得知珠珠已婚，他没想太多，和她偷偷地住到了一起。小石今年29岁，还是个单身汉。而珠珠26岁，已经结婚6年了，她的丈夫在老家当瓦工，工资很低，她没钱，所以独自出来打工。“还有一个难以说出口的原因”，小石说，珠珠结婚后，才发现自己的丈夫存在性功能障碍，所以结婚6年还没有孩子，“珠珠和我在一起后，总是说好幸福。”“小巧可爱，看着都想好好疼她”，这是小石对珠珠的评价，但当问及平时会不会给珠珠花钱或者送礼物的时候，他说没有，珠珠也不会主动跟他要钱，“什么样子才算礼物？我们打工的，不像有钱人那么浪费。”雨薇和文斌也不是有钱人。文斌在城中村开了一个废品回收站，雨薇是个保姆，丈夫在老家开厂失败，负债了十几万，家里一度揭不开锅。雨薇没有办法，做了十几年家庭主妇，也没有特长，只能出来当保姆赚小孩的生活费和学费。遇到刁蛮客户的时候，雨薇只能忍气吞声，尽管拖地洗碗各种脏活累活她做得一丝不苟。腰酸背痛的时候，她痛恨自己丈夫的无能，和丈夫的日常对话都是在互相抱怨。“文斌老实、温柔、大方，会给我买爱吃的水果，听我说客户的无理。有时候收废品的业务好一点，还会给我发红包，让我加菜”。在大城市，有人倾诉有人依靠是一方面，但能攒下钱，是雨薇喜欢和文斌待在一起的最重要理由。只有当下，没有未来不论这种现象如何命名，其本质仍是出轨与对婚姻的不忠。所以这不能说的秘密，总会需要用谎言来掩盖。现实里，“临时夫妻”从撒第一个谎开始，就要用无数个谎来圆。在出租屋里，雨薇和文斌已经把对方当做了夫妻，行夫妻之事。但在外，他们则是“相互厌恶的合租室友”。为了瞒下这个秘密，他们约定好，当有同乡问起的时候，他们要互相说对方的坏话，让同乡感觉到他们都对对方印象很差。和家人视频通话时，另一方一定要躲起来，即使意外出现在屏幕里，也是个不相干的陌生人。他们习惯了躲藏，但往往也有意外情况的发生。“有时候她老公会半夜打电话过来”，这是华强和小石的共同经历。每当这样的电话响起，他们都会屏住呼吸，害怕被对方的家里人发现，牵扯出更大的纠缠和矛盾。有一次半夜，珠珠和小石在亲密时，突然接到了丈夫的语音通话，他们只得匆匆结束。为了避免误会，珠珠接通了电话，假装被吵醒。但“没说两句就结束了，关系不好，平时基本没联系”，这给了他们继续壮着胆子一起生活的勇气。除了圆谎，“临时夫妻”的相处讲究分寸，彼此往往都有所保留。他们不干涉对方的经济状况，没有过多的财务纠缠，随时可以分开；也不插手对方原本的家庭，回老家就自动断联。小石和珠珠各自回老家的时候，都不会主动联系对方，好像生活中并没有这个人的存在。所以在车站，他们对对方即将“人间蒸发”表现得难舍难分。但当他们假期结束，踏上离开老家的路开始，又会马上恢复联系，回到深圳一起居住。也有在老家就忍不住联系的情况。有一次，华强回了老家，春花没有主动打电话，打扰他的生活，华强很感动，总是想到一个人待在深圳的春花。“在家和媳妇在一起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她，会偷偷打电话给她！”有所保留的相处也给两个人的关系留出了空间。华强说，但他从来没有给过春花承诺，尽管春花婚姻不幸，他很怜惜。春花也知道他给不了承诺，所以他们在相处中，“无奈和珍惜眼前更多一点”。雨薇人到中年，仍偷偷想象过和文斌在一起的未来，但她割舍不下孩子。有一次，她试探性地问了文斌以后怎么打算，文斌生气了。她知道文斌也不会为了她放弃自己的妻女，后来就再也没有提过这个事情。小石的做法显得更为决绝。他要求珠珠不要提“离婚后在一起”的问题，他不愿意提，他也不想听到她提，更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件事。“我绝对不会挑拨她离婚，离婚没有好结果，我们偷偷的就好”，走到这一步，他和珠珠的关系还是处于随时可以结束的状态，“有机会就在一起，没机会就过好自己。她出来上班就有机会，她不出来上班就没机会。”关于未来，小石只字不提。雨薇在回老家前，把自己的全部行李打包放在老乡的家里，借口明年可能不来了。事实是文斌的妻女今年要到深圳过年，她清除了自己在文斌家的痕迹，将这个家还给他们。华强和春花已经断了联系好几年。他们在一起两年，分别前曾约定一起留深过年，但最后还是没有实现。春花回了老家后，便再也没有回来深圳。“不知道是不是已经离婚又找了，还是和她老公和好了”，华强深知这段感情没有结果，也没有再去打扰她，“就这样不了了之地结束了，家人到最后也没有发现”。（本文只阐述事实，不代表任何观点，文中人物均为化名）文/白粥本文由深圳微时光原创发布转载需授权，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萧景最近一单”上门代厨“忙了六小时，从顾客月租三万的房子回到家后，他感到疲惫。这单服务的对象是一位有二十多万粉丝的美妆博主。微信里收到对方额外给的红包，萧景犹豫了，最终收下钱：“看上去我只是做了四个菜，收费88元，实际上我陪聊、搞卫生，还为她准备了花。”和萧景一样，半年前，华帅也利用空余时间“上门做饭”。她接过一单是两对年轻情侣家庭聚会。他们平日都很少做饭，有一晚从盒马买回预制菜，同时还请华帅上门做三菜一汤。冒着热气的家常菜与精美摆盘，年轻人围在餐桌前拍照发朋友圈，轻而易举营造出了“家的氛围”。图源：小红书近段时间，互联网各平台涌现许多“上门做饭”的自荐帖，收费主要为人工费，市场价大致是“三菜一汤68元”、”四菜一趟88元”，需求多分布在北上广深。现代城市虽提供了丰富多样餐饮选择，但人们却难以吃好一日三餐。请人上门做饭，人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们找来几位在深圳做过或正在做“上门代厨”的朋友聊了聊。上门代厨，一场双向试探和选择”我6点下班，上门做完饭至少7点，因为时间不符，拒绝过不少人。”华帅在一家咖啡店工作，她将接单范围定为下班步行10分钟能到的地方。萧景的时间充裕，他不在意距离，“两小时内的通勤都可以”。他目前接的十多单里，客户都是同龄人，聊得来的也有保持联系。萧景家里是做餐饮的，在他眼里，这份兼职可以锻炼技能、体验生活、拓展交际。“我不喜欢别人把我当保姆。”萧景会关注对方的态度再决定是否上门。华帅的做菜风格，是还原食物原本的味道。她在平台晒的美食绿色且健康，来找到她的，大多口味偏清淡，中年或有家庭的居多。她没做过辣菜，口味最重的，只做过炸鸡翅、排骨。小杨发布“上门做饭”的帖子后，源源不断的客源通过微信加入，“我是做外贸的，职业性质自由，想找点事消磨时间，但兼职不可能每家都去。”小杨会给客户推荐她喜欢吃的菜，她对食材和味道很敏感，“我觉得我喜欢吃的，客户们应该都能接受。”华帅在正式接单前找过熟悉的邻居试水，免费为他们提供服务。邻居对华帅的这顿饭没有特殊要求，唯一就是给小孩子吃，得健康、卫生。“给小孩子做饭的过程，我一直惊心胆颤。”因此后来华帅拒绝了所有月子餐。请陌生人上门做饭，是一件新鲜的事情，但也存在不小安全风险。华帅与男顾客交换微信后，都会先锁上朋友圈里的自拍，只留下美食照片。有个男性顾客本身有意愿，但说到自己独居，”一人一猫“，华帅还是以“最近太忙”为由婉拒。“做什么工作”、“住在哪里”，没想到的是，做饭的同时，客户还不断抛出问题，“一开始我觉得被冒犯到了，我觉得对方在打探我的隐私，其实是我想多了，很多人是有长期想请代厨的想法。”接过几次单后，华帅和小杨都进行了“双向筛选”，有了稳定客源，“减少很多沟通成本”。华帅“上门代厨”最多的是一位独居A女士。俩人是在华帅工作的咖啡馆认识的，双方对彼此有不错印象。给这位客户上门做饭后，华帅发现彼此口味相似，在美食上见解相同，“A女士对我正在做的事也感兴趣，我们之间聊得比较愉快。”华帅说。A女士是女强人，平常忙于事业，对于做菜一窍不通，后来华帅还会帮她挑菜、买菜，熟悉了她的口味，做菜会淘汰掉她吃不了的东西。“而且，她们家的厨房很大，家居智能。”华帅做起菜来得心应手。华帅为客户上门做的饭菜

“失业能去干什么？”大多数人被问到这个问题，脑袋里的想法似乎都集中在销售、外卖、滴滴……以及越来越多人入局的自媒体。这些职业，在大众眼里门槛低，赚钱相对“容易”，是一个过渡和维持生计的不错选择。但真的如此吗？我们和三位失业后，从事过以上职业的主人公聊了聊，他们都有着共同的结局：无奈退出。想象和现实总是存在反差——纯粹的体力劳动，强度是一个白领难以想象的；而以为能维持生计的滴滴，在红利不断消失的平台上，不仅赚不到钱，还得往里贴钱。“人人都能做自媒体”的时代，更是一个假象，需要天分、热情和日复一日的坚持，有着常人无法看到的壁垒。以下是他们的自述。“跑滴滴不如当洗碗工”周晨，27岁，跑滴滴四个月我是自己主动辞职，也不算失业吧。我在一个教育机构做销售，双减政策出来后，觉得估计也撑不了多久，自己干的也很疲惫，就辞职了。工作这么多年，储蓄肯定还是有的，但是只花钱不赚钱，你在深圳这个城市，不到一个星期就会非常焦虑。投了简历，基本都石沉大海，你也知道，今年就业市场的形势很差。想来想去，觉得要不然试试开滴滴。我很早之前就拿了驾照，车技也算熟练，这么看下来，基本是符合要求的。当时的预想是，一个月稳定在八千多左右的收入，房租和生活费基本就能负担了，但这肯定是要花时间的，我也做好了准备。我记得头一天接了16单，算下来一天赚了300多，当时心里开心啊，觉得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还想着，一天能有300，一个月下来都能上万了。果然，还是自己太天真了。四五天之后，我就发现单量开始骤减，从最开始的十几单变成只有五六单，后来才知道，原来平台是有新手保护期，最开始都会多派单给你。以前坐滴滴，经常听司机说去科兴附近接单，尤其是晚上，单量比较大。但现在我开过去，两个小时就接了两三单，不复当年的热闹了。互联网寒冬，估计车费报销也在收紧，打工人也无法拥有打车自由，我们也没生意了。还有机场单也在变少。听其他师傅说，除了节假日，平时在机场附近来回都能接好几单，旅游的商务的都有。现在因为疫情，出行的人减少了，有时候跑去机场，出租车网约车一条长龙，就是没人上车。说白了，现在去做滴滴，不仅市场已经饱和，加之疫情的影响，不要说八千，赚个六七千都是难上加难。我开滴滴没有买车，车子是租的，一个月要还3200，房租要1600，这两个大头的支出就已经快5000了，只剩下1000给自己的生活费。再精细算下来的话，我每天买菜和生活用品只能控制在30多块以内，一日三餐基本就是10几块的盒饭为主。总体来说，做滴滴，收入全都花出去了，还得拿储蓄贴钱。更丧气的一点是，现在跑滴滴，不是说花的时间多，就能挣到钱，都是随机派单，能不能接到单子看运气。平台的抽成也越来越高，之前跟一个乘客聊天，她说这单手机上显示是29块，我接到的单显示的是19块，30%多的抽成比例，怎么赚钱？这些所谓可以“兜底”的行业，现在没有了红利，还不如去当餐馆里当洗碗工，有些还包吃包住，不比你做滴滴差。回过头来想，你没有技术傍身，失业之后就只能在这些低门槛的职业里游荡。如果你是程序员，就算失业了，淘宝帮人调试一下debug，日子都能过得不错。跑了滴滴四个月后，我入职了一家金融公司，薪资不高，但是能学点东西吧，希望以后再失业，我不再只有跑滴滴这一个选择。“要不要做自媒体，先掂量下自己”陈永兵，29岁，从事自媒体五个月我关注过一个公众号，我看他们每天第二条的标题都是：未来的三年，更要做自媒体。我当时心里想着，自媒体前景这么好吗？不过也没多想，网络这种东西搞不懂，感觉就是看别人赚钱就行了。去年年底，我失业了，到了年关工作都不好找，当时就想先找个工作过渡一下，维持生计。然后突然想起这句话，心里就冒出来，“要不然我也试试？”也快30了，想着自媒体说不定是自己下一个职业方向。第一个想法是做公众号，但我这公众号要做什么呢？自己当时的想法可能也有点简单，觉得只要坚持写，就有人看。后来进入了一些付费学习的训练营，感觉摸到了一点门道，就撸起袖子干了。我看网上说，做公众号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领域细分，比如大家都在写旅游，你就可以做穷游，找一个垂直领域深耕。我本身挺爱看电影，就觉得要不专门写影评好了？毕竟自己喜欢，干起来也更有热情一点。排版和名字都是仔细想过的，什么样的颜色和风格看起来更舒服。更新速度的话，两天一更？感觉也挺快的了。但效果甚微。基本上就是几百的阅读量，偶尔有打赏，都是我朋友，十块五块这样子。也会去追热点，然后看看哪部电影可以套用，这样在标题上可以做些文章。还去试着模仿了一些粉丝数比较多的公众号的文章风格，但效果都一般。到了后面，没有收益，真的很难坚持了。写一篇文章从前期找资料，写大纲到最后修改，也要花了两天的时间，辛辛苦苦码了几千字，没啥人看，心情是蛮糟糕的。我记得坚持了两个月，就放弃了。公众号做不下去，我又想要不然去搞抖音？其实公众号的运营思维，基本跟抖音差不多，就是内容差异化，角度要清奇，总之你得吸引别人点进来看你的内容。我本身不爱在镜头前说话，容易紧张，想着就说锻炼下自己吧。开直播第一天，我也没想好说啥，就讲了讲自己失业的经历，之前因为是在大厂嘛，讲讲怎么被裁的，大厂工作经历是怎么样的，大概就这些。只是我在大厂的时间不算长，能讲的东西太少，这方面的素材搜刮完后，也没啥可说的了。能持续做下去的，本身自己就有资源和经验，例如你是大厂资深HR或者程序员，你的经历可以转变为流量，吸引别人，网友可以获取平日里得不到的资讯。有时候我会对比自己的视频和别人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大众以为的自媒体只要能侃大山，长得好看，就有人看。真实的情况是，前期你光要做什么话题，就要讨论好几天，大纲也要打磨，如果你是属于故事性的，脚本也要写得好。就算是聊天，你也得会讲故事，能把观众代入你的叙事里，这也是天分，不是训练出来的。总之，自媒体也是有壁垒的，没有天分，没热情，怕也是做不久。谁都觉得自己可以成为下一个“董宇辉”，但问题是谁又能做到他那样日复一日的坚持？我之前搞过一次直播，看着人数一点点地往下掉，真的聊天的欲望都没有了。而且长期数据不好，后面也很难在说服自己继续干下去。你把自媒体当做一个过渡兜底的职业，在态度上你就是急功近利，希望短时间变现，而这通常难以实现，最终放弃。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结局你也看到了。目前我已经找到了工作，公众号和抖音都注销了，对于这段经历，虽是失败，但也得到了一个感悟：未来三年要不要做自媒体，先掂量掂量自己。“外卖也不只是靠体力”赵明国，28岁，从事外卖三个月2021年的时候，旅游公司倒了一片，我也跟着行业一起沉浮。没想过会失业，毕竟旅游业一直都那么旺。怎么说，那会很焦虑吧，毕竟这个行业回暖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出去找工作等于要是重新换赛道了。就当时的状况来说，只能找一个门槛低，也能维持生计的职业，想来想去就是送外卖了。但实际上，外卖并不是只要吃苦，脑子也得活络。你想要跑外卖挣钱，靠导航肯定是不行。平台的导航很多时候定位不准，尤其是深圳老修路，你按着导航走，就发现此路不通，要原路调回。再者，导航的路线基本上距离都很长，要是按着地图走，一天下来根本接不了几单。尤其是疫情期间，可以说是开启了高难度模式。有些小区只开了一个门，你急咧咧地跑过去，吃了闭门羹，绕了一大圈才能去开放的那个大门。跑下来的这几个月，收入算是可观，但你付出的时间和体力都是巨大的。我注册的是众包，随时上线下线，每天都会要求自己至少在线10小时，这种强度对于坐惯了办公室的人来说，其实是很难适应的。尤其是七八月份深圳最热的时候，你在大太阳底下的跑，然后等餐的时候晒着，整个人直接中暑。有一次等餐，我就感觉到有点头晕，赶紧找个阴凉的地方歇一下。外卖门槛是低，但也不是谁都能干。我跑的这几个月，身体啥毛病都出来了，睡眠也变得很差，跑了医院好几趟。身体变差，人身安全也难保障。我在最开始跑外卖的时候，给自己立下规矩，单再多也不能闯红灯，或者开得太快，自己的安全最重要。但其实很难去控制那种焦急的心情。尤其是中午的高峰期，我可能一下是十几个单涌进来。如果你超时，一单有可能就要扣上三四块，搞个差评，一单的钱可能都没了。有次就是太赶，在辅道有个车开出来，我们俩都急刹车，我摔倒马路上了，差一点，可能就是车祸。平时的磕磕碰碰就更不用说了，都是家常便饭，那几个月钱都花在买酒精和膏药上了。从一个白领到一个外卖员，不仅你身体上比较难去适应，心理上也会有落差感。以前当然也忙，但是你只要弄好文案，做好汇报，维护好客户关系，基本上一个月也有一万出头的收入。现在跑外卖风吹日晒，隔几天身体就不舒服，还有安全问题。对比起来，性价比着实有点低了。我跟一些外卖员交流过，都是做了一两年以上的，有个共同点就是，特别能吃苦，好几个前一天腿上摔了个口子，第二天继续干，一天下来后，血都和裤子粘到一起。要是让我常年这么干，扪心自问，真的做不下去。文中人物均为化名。文丨张楠楠图片来源：ShenzhenWeekly本文由深圳微时光原创发布转载请联系原作者生活不易，努力坚持就有希望！

在一次封控居家时，我每天的乐趣是看对面城中村门口聚集的外卖骑手。用餐高峰期，他们随意穿梭于街道间，在铁马前争分夺秒朝里面递外卖。我突然对这种自由与跑动的快感，产生浓厚兴趣。我的本职工作是一名新媒体编辑，每天需要处理大量文字信息，长期以来，心里变得异常焦虑，虽是坐着，身体却总感到无力。我喜欢坐车，也喜欢新鲜事物，相比起坐在办公室从互联网上获取信息，我更想以第一视角了解这座城市的人和事，于是我有了想改变的冲动。从朋友那得知，成为骑手并不难。于是，我向朋友借来时速25公里的新国标电动车，下载众包APP，通过简单考核，成为一名骑手。下班和空余时间，我决定去送外卖，以一个普通骑手的视角去看看这座生活的城市。O1第一单，用时70分钟，收入4.2元在深圳，回想起走在路上身旁飞驰的非机动车，就心有余悸。为了确保安全与适应道路，第一单外卖我选择了预订单。对于小白骑手来说，它有确定的时间范围，可以提前在家找好路线。不过在老骑手眼里，预订单是被安排在一系列订单间隙，顺路或回家途中送的。第一个预定单，是在我精挑细选后诞生的。送达时间是17:45~18：08之间，还有将近一个半小时，容错时间充足；取货地是约2km外的福田农批市场，距离不远；送达地也是熟悉的小区。我想各方面都是计划好的，会顺利，结果却是困难重重。面临第一个问题：找不到正确的入口。疫情原因，一些侧门都关闭。没有找到合适的入口，随之而来的是在偌大的市场走绕迷宫，饶了将近半小时才找到取货地。为了省电以及不确定内部环境，我将车停在市场外，进去后发现里面很大以及车辆可以通行；找到取货地才意识到，我从地面一层进，实际上如果直接开车到二楼，可直达取货的蔬菜水果区，仅需一分钟（我花费了20分钟）。农批市场二楼蔬果区，可骑车进入。长时间找不到路，焦虑的情绪蔓不断延。顾客购买的东西里有易碎物品，拿着它开车心里忐忑不安。预订单不能提前送达，我在楼下等了十几分钟，内心反复念叨：“您好，我是美团外卖，您的外卖给放到楼下货架了......”直到打出电话，那头说了句“谢谢”，才觉得如释重负。第一单，花费70分钟，收入4.2元，我已感到并没有想象中的容易。O2跑单后，不敢轻易叫外卖了午高峰写字楼、城中村、大型综合医院，这些地方可称之为小白骑手的噩梦。当系统同时给我指派两单，送达地是北大医院，一单要送到内科，另外一单到外科住院楼。因为没有送过医院单，想给自己一点小挑战便抢了单。“哎呀，怎么从这栋楼里出去？”一位阿姨和我一样迷失在一楼大厅。因为防疫，医院里不少通道关锁，再加上来往人多、大楼设计复杂，很容易摸不清方向。我果断放弃看地图，受到保洁阿姨的热心指点，获取了捷径。看见电梯的数字总是居高不下，又索性选择爬楼。在离送达时间还有5分钟时，我到达了目的地。幸好反应快，没有超时，也未在医院“横冲直撞”。住院楼门前来往人非常多。跟随内科指引，我到了妇产科。一个怀孕的女人接着电话走来，半开的门缝里，我犹豫地把汤递给了她。这八碗汤，是在城中村一个无招牌的“小作坊”里买来的，它们的出餐时间不到十分钟。医院，是一个大家不愿去的地方，当我以送食物的方式来到这，看见孕妇拿走小作坊食物，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城中村里的某小作坊正在出餐。而我送了50单外卖后，也变得不敢轻易叫外卖了。这些单里，将近40家都是“小作坊”生产。记忆中，送过的只有些水饺、面包是连锁品牌。我去过的“小作坊”多开在城中村，不设有堂食座位、食物包装盒直接摞在地上，没有进行分类处理和摆放。这些食物是大家常吃的，价位多在10到25元之间，名字和产品设计有模有样，总体看上去和品牌差不多，让顾客难以分辨。O3凌晨跑单，看见不一样的夜晚体验了几天当骑手后，有了不定时刷APP看单的习惯——心情如同打开淘宝一样愉快。几十单过后，竟然有点“上瘾”。在某天失眠的夜里，脑海里不自觉蹦出“不如去接单”的想法。一开始，我只在晚上接过2单，都是在晚八点左右，一单是送到莲花北村，另外一单是送往城中村。它们的共性是：居民楼密集且繁多。我对内部环境不熟悉，天一黑，总找不着路。碰壁后，我意识到，如果想要不花费太多精力，可选定熟悉的范围接单。因此这回夜里派送，我将接单目的地定为熟悉的上梅林新村。那是我第一次凌晨跑单，0点到4点，总计接了13单。骑上电动车冲出小区，马路上没有人，不自觉比平常开得快，凉爽的风扑面而来，有一种久违自由的感觉。奶茶、卤味、炸串、牛肉火锅、汉堡、麻辣烫，接的单多为这些食物。原来夜里，人们更爱用刺激的味道来“犒劳”自己。这些食物，多送到小区、城中村、网吧、还有核酸检测现场。在一个篮球场的核酸检测点，一个穿着防护服的女生接过我手中的河粉，她坐在体育场看台最高处吃了起来。这碗河粉很便宜，用券后只需12元。夜晚，我送餐的路上。此时已经是凌晨2点，我却丝毫没有困意。街道上大多商铺关了门，只剩零星几点灯光。卤味店门前摇尾巴的流浪狗、肠粉店后厨单枪匹马的师傅、飘来的烧烤香味、独自看世界杯的商家、在街上游荡的流浪汉......对于朝九晚六的上班族来说，这里没有嘈杂人声和拥挤的地铁，只有深圳夜晚的一丝烟火气。1点30分，我将一份备注“送到前台，不要打电话”的炸串送到网吧。坐在里面的人不多，只有一个男性注意到我来，而我手上这单的联系人为女士。这份25元的炸串，里面是茄子、藕片、青椒这样的素菜烧烤，我内心对这位不露面的人物有点好奇。在城中村里，一个只穿内裤的男人开了门。看见他的装扮，我感到有点害怕，他点了30个饺子，屋内还有啤酒，估计正准备看球，递完餐后我便飞速离开。在我接的十几单里，多是男顾客，只有两位女顾客，显然女生在夜晚防备心更重，有一位阿姨在我还未电话联系她，就到了电梯口等我。在夜晚陪我等餐的小狗，一个人就没那么孤独。O4重新审视“骑手”身份送了大抵50单，渐渐地，我开始重新审视这个身份。我不是一名真正的骑手，但看到他们，内心开始将自己融入他们。回到本职工作的某次点外卖，收到一位女骑手电话，说我的餐被偷了。电话里她的声音带着哭腔道歉与请求赔偿，那一刻脑海里都是自己跑外卖的样子，还没等她话说完我就开始安慰她。真正体验后，才明白，成为骑手，只需注册一个软件，但要成为一名优秀的骑手，并不容易。作为新手，不熟悉地形、不好意思开口，送单少且慢。连续爬过两次6层以上高楼，最后发现楼里有电梯；最初取餐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拿外卖的，有点羞耻感，在店里磨磨蹭蹭。事实上，只要商家不卡餐，骑手们都是看准号码，拿起餐就跑，时间就是金钱；“众包”可以不穿工服，但会带来商家和顾客的误解，无奈我会一直不脱头盔，像是给“外卖员”身份做一种标志。接触了真实的生活，也得和不同人打交道。网上流传过一个段子，“白天当保安骂骑手，晚上当骑手骂保安”。我遇到的大部分保安态度比较好，但有些对骑手态度是“爱理不理”，只会自顾自玩手机。骑手需要依赖系统，但同时又得有意识脱离系统。我感受最深的是规划路线，系统会规划方案但却不够精准。点击路线跳转的第三方应用是手机自带地图，没法自主选择。拿苹果地图举例，只要涉及到城中村，栋数多不完整，且系统地图定位目的地有差错，需手动核对和调整。提供一些通行情况和方案。随着接单量增多，能解锁更多功能。不同骑手被赋予不同等级代号，一天结束还有排名比拼，“众包骑手”与“同城核心骑手”存在明显地位差异，“众包”接的单质量更差......某种角度来说，系统是有竞争与残酷的。在这些冷冰冰的算法下，骑手需要找到自己的生存方式，一路如同升级打怪。在我体验跑外卖的日子里，捡到过些系统里的幸运“漏洞”。送过便利店的自提单，取完东西就碰见了顾客；还有一种业内称为“双胞胎单”，指那些购买同一家东西，送往同一目的地，却用两个不同手机下单的单，这样能跑一趟赚双倍钱。“景新花园怎么走？”“你小子还不知道怎么走？”这是在景田地铁站，我听见两个外卖小哥的对话。骑手之间，相熟的会顺路带单，有自己的转单群。在我跑单时，就有过对家“饿了么”骑手熟悉那栋居民楼，帮我打开了门。骑手们的江湖，是抱团作战与彼此包容。//在体验成为骑手的日子，我会慢悠悠地送一单，也会在城市如同跑酷一样穿梭。不为生计、没有KPI，送50单外卖，收入280元，内心没有怨言——只是成为久坐上班族的副业或消遣。那天，我骑着车，迎面而来的中年男人，外面套着骑手工服，里面T恤下快溢出的啤酒肚，他目中无神，电动车头绑着三瓶茶饮，后备箱看上去已“包浆”，里面应该塞了不少东西。我想，此时此刻，我送外卖这种轻松的心态，他或许无法理解。文/发条羊本文由微时光原创发布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宝安西乡，距离南山科技园12公里左右，乘坐1号线大约10个站路程。作为深圳最早的工厂聚集地，这里依然保留着大量的工业区。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西乡片区常住人口超过85万。在南山上班的白领，附近工厂的工人，做生意的商贩，以及本地人，组成了形色百态、生机勃勃的市井群像。律师包颖琦在2019年到2021年，被派驻到西乡街道的社区做法律顾问，这是深圳司法部门，近年来大力推进“一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的一部分。在这里，包颖琦接待过年关讨薪的建筑工，因继承纠纷持刀追杀亲属的本地人，婚姻问题重重的打工家庭……不同的矛盾纠纷背后，也折射出重男轻女等社会观念。他们的生活状态，让包颖琦看到了这座现代化城市的另外一层色彩。以下为包颖琦的自述：2019年到2021年，我在宝安西乡街道做了两年的法律顾问。两年里我前后待过两个社区，都属于城中村。我先生当时和我在同一个律师团队，被派到西乡街道另外一个社区，那里以高档住宅为主，住了不少互联网大厂员工等白领人群。三个社区虽然同属一个街道，可人群结构不同，我们俩在不同社区遇到的问题也不一样。我印象中，离婚、农民工讨薪、继承

“进口芯片那9个月的行情，就是击鼓传花，看谁是最后一个接盘侠。”在华强北做了20多年电子元器件生意的李政说。从2020年开始，因供货紧张引发的“断芯潮”，在华强北激起千层浪。2021年，随着芯片价格水涨船高，华强北芯片行业迎来了几十年未遇的行情，各式各样的造福神话在此上演：95后采购员辞职后炒芯挣了几百万，90后老板半年赚下几千万……大量的资金和投机者，从全国各地涌入华强北。在华强北芯片相关行业工作的吴宇听说，华南某个村凑了数百亿来此卖芯片。随着芯片价格逐渐回落，炒作者眼看着囤积的芯片砸在手里，从高歌猛进到哀鸿一片，只有区区几个月的时间。还有不少资金有限的投机者，贷款炒芯失败后，最终欠下巨债。“一波资金刮来，留下一地鸡毛，然后就拍拍屁股走人”，对于华强北芯片行业的老生意人来说，席卷而来，拂袖而去的炒作者，搅乱了市场的正常运转，也损坏了华强北在下游客户中的信任度。淘金者的豪赌张明飞2008年来到华强北，在此做了十几年的进口芯片经销商，2021年这波涨价行情，是他入行以来头一次遇到，“就是几十年一遇的短期态势”。作为亚洲最大的电子元器件集散中心，华强北芯片行业的生意人，承担的大多是小代理商和经销商的角色。过去几十年里，这行的利润很稳定，“三到五个点，撑死了能到十个点”。芯片涨价的苗头，始于2020年疫情初期，从医疗相关的芯片紧缺，蔓延到多个细分领域。贸易战升级以后，进口芯片在市场上愈加紧俏，价格都有不同幅度的上涨。部分型号的芯片，因市场紧缺，价格几十倍、上百倍地上涨，吴宇记得有款芯片，正常时价格只有10来块，市场最缺的时候，涨到1000多块。第一波赚到钱的人，是涨价前就有大量芯片囤货的经销商，“因为这波偶然的行情，给外界造成了这行很好赚钱的误解”。大批来自全国各地，不同行业的淘金者，开始涌入华强北，租办公室，招人，卖芯片。吴宇负责华强北一家芯片主题咖啡馆的运营，这家咖啡馆由华强北几个芯片行业的老生意人合资成立，主要承担信息共享、经验交流等功能，日常频繁地举办着不同主题的芯片行业交流会议。在这波过山车般的芯片涨价潮里，吴宇目睹了投机者们的境遇。没有人知道这一年里，到底有多少资金流入华强北芯片市场。有些淘金者原本做餐饮等其他生意，因疫情生意难做，便拿着手里的剩余资金，一股脑扎进了华强北芯片一行。关于资金量，最惊人的数字来自华南某个村子，“全村凑了几百个亿，跑到华强北卖芯片，现在情况怎么样，就不好说了”。“这波人在我们看来就算是外行，投机心理加上经验不足，很容易在高位接盘。芯片价格回落以后，亏得最惨的也是这些人”，吴宇说。2022年，随着原厂产能恢复，贸易政策宽松，芯片供货慢慢进入市场，价格逐渐回落，很多投机者在这个过程中，亏得血本无归，“他看到高峰时卖到1000块的芯片，跌到300块，就把钱全部砸进去囤货，很快，这款芯片价格掉到了30块，一旦一片货压死，整个生意就运转不了了”。“市场疯狂的时候，信息的及时性、来源，你对市场的判断都很重要，外行没有这个能力。华强北做芯片生意的老人，很少人会参与这样的炒作。”李政将被炒作者搅乱的市场形容为“一地鸡毛”。价格疯涨，终端厂家因买不到芯片而停产，给张明飞这样的进口芯片经销商带来不少困扰，”一旦客户在价格、供应周期上吃了亏，那损害的还是我们这些老人的信誉。”

戴先生的父亲，一位56岁的老人，和老伴一起带着200个土鸡蛋、鱼面、干豆角，第一次乘坐火车卧铺，念着即将出生的孙儿（女），满心欢喜来到深圳。李梦的母亲从车上下来，双手局促不安，直到看见女儿朝她跑来，俩人眼神有了交汇，她脸上才露出舒缓的笑容。这是一个51岁的妇女第一次出远门。他们同样来自湖北乡镇，在老家勤恳工作大半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是武汉。漂在深圳的年轻人，因为各种原因将父母接到身边。来到深圳后，老人心里总放不下：想要外出务工，少给子女添麻烦。在深圳这座年轻的一线城市，当高龄父母决心出门找工作，我们看到了生活的残酷与现实，也感知到亲情的浓度。一波三折的寻工路来深圳第二天，父亲刚从坐长途火车中缓过神，就提出：“想去周围转转。”戴先生住在观澜，周边多是工业园区，没有玩的地方，他心里明白，老人嘴上没明说出门的目的，心里已按捺不住要去找工作。距离戴先生的孩子预产期还有一个月，他们提前将老人接来深圳，原本是想让二老熟悉环境，可父亲来了后，并不想“享清福”。“他在家就是出了名的工作狂，曾在做完阑尾炎手术后不到一星期就跑到工地上干活，谁也拦不住。”父亲在老家干了三十多年建筑工，技术远近闻名。戴先生联系过行业熟人，得来的消息是一线城市在清退50岁以上的工人，因此想让父亲在深圳干老本行基本无望。父亲在认真看招聘广告对于能否在深圳找到工作，起初父亲是比较自信的。去工地干活不是唯一的求职方向，父子俩决定“退而求其次”。7月的深圳，正是招工旺季。戴先生和父亲在家附近徘徊，研究各个工业园门口张贴的招聘广告：小时工、技术学徒、保安......戴先生按照职业分类，将广告上的关键信息和电话一一记下。“56岁？那没有工作需要介绍。”“没办法通融哦，我们要以公司规定为准。”他们打出去的电话，得到的回应都是拒绝：不到面试环节，只要听到年龄，就说不要人了。父亲没有想到，一个手艺人，在深圳却无工可做。几番寻工未果，戴先生明显感到父亲的焦虑：醒来就坐在床上玩手机，不愿出门、话也变少了。有朋友提出可以试试清洁工，戴先生很了解父亲，知道“我爸爱干净，肯定不乐意”。在老家，父亲有稳定的业务来源，一天200块钱的工价，一月收入6000元。而来深圳半个月，他们更换求职目标、降低了薪资要求，仍未找到工作，“这种落差感还是很大。”半个月后，父亲决定先回老家赚钱。李梦将白纸上的联系方式一一划掉，为母亲联系的十几份工作里，没有相匹配的。在老家，父亲做小本生意，母亲打帮手和干农活，“她是一个细心又吃苦耐劳的妇女。”李梦觉得在城里，可以试试做保姆。母亲的简历被挂上招聘网站，这是一份没有竞争力和主动权的求职简历。找来的多是中介，套路还很深——做保姆先得交两千块钱培训以及考证，考完根据情况分配任务。“到了这个年纪，还需要考试。”原来为父母找工作，远比预想的复杂。为了减少沟通成本和提高效率，李梦认为最好是能与雇主直接沟通，便在小红书上发文，给母亲征集工作。这一次私信李梦的人不少，可有的距离不合适，还很多需求是照顾小孩，“小孩子好动，照顾他们得细致、费神。”如果不是居家保姆，母亲就得自己坐公交上下班，在农村老家，母亲几乎不坐车。李梦单凭母亲的性格优势，就决心为母亲找“做保姆”，却忽视了现实因素：缺乏经验、不熟悉深圳的交通、网上支付也成问题。在互联网上为母亲找工作，像大海捞针。一次下班，李梦骑车路过一家餐馆，看见门口贴着招聘广告。保洁工作简单，就是下班得到凌晨，李梦担心这样的作息母亲身体吃不消，但给她带来新的灵感：自己住在城中村，不如亲自线下去找工作。放弃线上，明确“离家近”“易上手”后，李梦决定为母亲找做保洁。她带着母亲逛了周边各大小区，亲自看了工作环境，一天下来，母女俩身心俱疲，结果却一言难尽，有的家里卫生难做、有的钱少事多，每月工资两千。当她们拒绝这些工作时，中介却说：“你们不要，还有很多人抢着做呢。”就业、再失业2022年春节后，父亲随戴先生再一次返深。这一回，他们降低要求，“离家近，能要就行”。恰巧碰见小区附近的一家超市在招杀鱼工，一开始超市也不要这么大年龄的人，他们担心老人体力不行，容易发生事故。戴先生抱着试试的心态，向老板提出让父亲在店里免费使用一天。那天任务很简单，杀鱼、打称、称重。父亲每年春节前都会用鱼制作地方特产，因此杀鱼技巧娴熟。下班前，父亲还细心地收拾好台面和工位上的东西。三月的风，和煦轻柔，父亲在深圳的春天，终于得到了一份工作。没想到，三个月后，这家开了二十多年的超市因为疫情经营不善，宣布倒闭。父亲失业了。李梦的母亲最后成功入职了家附近的一家酒店。工资三千，一天工作八小时，要求就是，做卫生。当李梦带母亲来这家酒店时，招聘人员觉得眼前的妇女看上去朴实，立马敲定入职。“说找工作难，也不难，最后全靠眼缘。”这是母亲的第一份工作，氛围融洽、同事关系和谐，“深圳不愧是一个包容的城市”。可干了不久，母亲被告知这家酒店将成为隔离酒店。李梦开始担心安全，不得不重新打算，为母亲再找一份工作。母亲的再就业，还是决定干保洁，这一次，她的竞争对手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孩。俩人一起参加面试，工作人员带着她们参观酒店，介绍需要打扫的位置，问了些问题，前面的环节都好好的，到了谈工资，负责人话锋一转：“得要年轻人做。”回去的路上，母亲哭笑不得，边走边说，“年纪轻轻的，做啥保洁呀？”失业后的母亲在家呆了不到一星期，就闲不住了，开始发动朋友，最后被介绍到去工地上给领导人住的房子打扫楼梯。工地上的管理人员很挑剔，摸到一点灰尘，就会训斥母亲。“她认为已经打扫干净了，恰好在落灰的时候，检查的人就来了。”那段时间，母亲一直收到投诉，每天回家心情极差，这与在上一家酒店“受尊重”与“被需要”截然相反。最后，李梦的母亲辞去了这份缺失成就感的工作。工作的意义李梦母亲的第三份正式工作，仍是在酒店做保洁。她每早六点起床、十点回家，每月休息四天，因为是轮休，有时候忙起来连着要上两三周班。看着老人早出晚归，李梦经常问她累不累，母亲总笑着摇头，说不累。以前在老家种田，李梦觉得妈妈看上去人很苍老，“做农活虽然每年只忙几个月，但强度太大，相比起来，深圳酒店的工作更为轻松和充实。”这是一位由乡村孕育出的妇女，淳朴、谦虚，来到城里还毫不“怯场”，很快就和身边的人混熟了。除了做好本职，母亲会去后厨帮忙，大厨们却打趣，说保洁是下贱工作，母亲只是笑笑：“靠自己劳动双手吃饭，又不是不劳而获，怎么下贱？”后来再也没人说这些风凉话。每天剩下的饭菜，母亲会装起来给楼下的保安。最后保安们就像母亲的“小弟”，有旧铁皮留着给她、有重物帮她拿，“就连领导派话，也会找我妈去联系保安。”没有工作那段时间，每晚下班，李梦打开门就看见母亲坐在沙发上等自己，有一种孤独感，“后来去工作，她做得舒服，就不一样了。”戴先生的父亲在找到超市工作后，与没工作时也判若两人。早上五点半起床，精神抖擞地出门。一天之中，他的任务就是把各种肉类(鸡肉、鸭肉等)砍成一块块，接着装盒、贴保鲜膜、打称和贴标签，最后放入冷柜。父亲觉得，在空调下，没有风吹日晒，即使每天工作10小时，也比之前在工地上幸福。超市倒闭后，父亲失业至今。这段时间，戴先生偷偷看父亲的手机，发现他还在联系老家的工友——老人家是不是还想着再回去工作呢？老年，成为深漂李梦的母亲刚来深圳那段时间，有两次晚上在城中村的巷子里迷了路。“她走到很远的地方去，幸好最后叫了个摩的把自己送回来。”打那之后，李梦才知道，母亲患有夜盲症。那段时间，母亲还习惯把“干完今天就回去”挂在嘴边。她性子散漫，在老家很自由，村里随意走走，打麻将、聊天。而在深圳没有熟人，只能呆在房间或去跳广场舞。来深圳后，戴先生的父亲学会了用高德地图，能手写打出家门口的公交车站，但没有单独坐地铁，也无法去到很远的地方。戴先生的孩子出生了，母亲照料得更为周到，父亲留在深圳就想找份工帮衬家里。老家买了新房，每月需要还房贷四千，夫妇俩每月收入加起来有三万，日子还过得去，“父亲小时候家里穷，他总想人在的时候，为后代多留下点东西。”如果让父亲回老家，工作随便找，但是戴先生担心父亲不会做饭，生活质量下降，同时一个人在家孤独，“还是一家人都在深圳好。”李梦母亲的第三份工作，一直维持到当下。来深圳一年，母亲有了改变，习惯了城市里的生活，与此同时，母女关系也在悄然升温。有一回，母亲说去菜市场挑菜来做饭，那个时候她头发很长，有人看到就问：“卖吗？卖吗？”突如其来的问题让母亲感到陌生，她迷糊回应了几句想表示拒绝，但对方一瞬间把她头发全剪了。“后来，妈妈拿着钱，非常慌张地跑回来找我，神情就像小孩子一样。”那一刻，李梦意识到，在深圳，自己是她唯一的依靠。//在深圳，戴先生的父亲也第一次看见了大海。父子俩赤脚并肩站在沙滩上，海浪的声音徘徊在耳边，父亲笑得合不拢嘴，戴先生觉得好像看到了父亲年轻的样子。母亲来深之前，把老家的羊、狗全都送人，像是做了一次断舍离。讲到这里，李梦的声音有点哽咽，那只名叫“花花”的小狗，陪伴了李梦家多年。“之前我妈妈一直在那个旮旯里，没有去过远方，我上班之后，就想让妈妈出去看一下。不能因为人来了这一遭，只能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对吧？”李梦表示不愿再将妈妈送回老家了。注：文中人物均采用化名。文

3月深圳疫情最严重时，陆晖明决定辞职，去做核酸采样员。这是陆晖明毕业的第三年，他原本在宝安一家牙科诊所做医师助理，诊所因疫情暂时停诊，他的收入跟工作量挂钩，每月基本工资只有2000多元，手停即口停。

这是深圳微时光电台录制的第311期音频“我们来自五湖四海我们演绎着各自的故事却谱写着一样的青春赞歌”每周一晚上9:00，分享你在深圳的故事在深圳生活期间你有怎样的经历、体会、感受？不妨和我们说说有

距离中级会计师考试还有2天。本该抓紧最后时间复习的小司，此时却有点心不在焉，她频繁地查看手机：时刻关注所在区域风险等级，一遍一遍地确认自己是否还是绿码以及等一个考试是否如期举行的通知。脱产备考三个月，日益严峻的疫情形势，让她最后几天总在担心废寝忘食的努力可能白费。工作后，考取各类专业资格证书、参加自考提升学历......成为一些人增加职场竞争力、拓展发展路径的方式。深圳考证人有多努力？无论工作日还是节假日，永远在开门前已经排着长队的各大图书馆就是最直观的证据。证书或许不能直接与升职加薪挂钩，至少能给未来增添一些砝码。然而零星突发的疫情，让按时进入考场、正常参加考试，成为一件不容易的事。甚至有考生自暴自弃地说目前已经没有备考计划，反正都会被打乱。如期开考，八万人的期待进入9月，随着阳性病例数量逐渐增加，你几乎会在深圳卫健委的每一条推文留言区，遇见祈祷中级会计考试如期举行的人。评论来源：深圳卫健委临考前几天，考生们查阅最多的已经不是知识点，而是疫情最新动态。到底还能不能考试？没人知道确切答案。2020年深圳中级会计考试就曾因突发疫情取消，并入下一年举办。9月2日，今年报名的8万多考生心里那只靴子终于落地。虽然深圳六个区陆续发布周末要开展两轮核酸检测的通告，但是原定于9月3日-5日开展的考试将如期举行——代价是部分考点需要调整。住在罗湖的小司，原来距离考场不到5公里，现在被换到43公里外的光明。“开车1小时，地铁公交2小时，8:30开考，还要提前半小时进考场，那我得多早起床。”开车也得1小时查完路线那一瞬间她有些无奈，“当时说真的都不想去考了”。根据财政局发布的公告，如果考生因疫情防控原因不能参加考试，可以申请退费或者延至下一年考试。不考只是气话。有条件上考场，翻山越岭也得去。“会计行业太卷了，中级会计职称已经差不多变成普通要求，随便一个岗位都得有。对我来说，这个证书可以在后面找工作的时候，增加更多谈薪酬的筹码。”为了专心备考，小司今年5月已从公司辞职。“从6月份正式开始备考一直到8月底，期间3个月每天都在看书看课件，后面2个月看书看到一两点才睡。”与知识一同增加的是近视度数。“本身我自己有干眼症，后面感觉眼睛都要看瞎了，一边去医院开眼药水一边看书，看眼睛就花了几千块。因为感觉进度太慢了，备考时间不够，所以一直咬牙坚持着。”3个月的废寝忘食，只为考试那一天。9月2日下午5点多，小司收到考点调整的信息后，拿手机订了光明的酒店，提前一天住到考场附近。好在第二天井然有序的考场安排抚平了内心的不安。“工作人员会派发n95口罩，并贴心告知考场位置。每科考完都有人对地面进行消毒。考试结束后，财政局还给我们免费安排大巴车，送我们回罗湖。”坐上大巴车的小司看着车子缓缓驶出考场，前面还有交警帮忙指挥，“就真的感受到财政局对这次考试的重视，人文关怀做得很到位。”开考前几天，为了确保考生能顺利进入考场，财政局进行了短信轰炸。“一直发短信提醒考前要做三天核酸检测，我一天会收到好几次电话、好多条短信，很贴心。”就像一位微博网友所说，这场考试是考生与财政局的双向奔赴。考试延期，换来宝贵备考时机如果说中级考试只是虚惊一场，今年深圳的银行从业资格证考试，确实因为疫情延后了一个月。但正是这多出来的一个月，让嘉欣顺利通过考试。你会在早高峰的地铁听见各种各样的声音：列车行驶的声音、广播报站的声音、车门开启关闭的声音、或是陌生人外放的短视频背景音......对于安心刷题的嘉欣，坐地铁上班这20分钟，世界是安静的。她不需要降噪耳机，就能达到“沉浸式刷题”的效果。“3月报名后，5月才开始想着学习。”距离开考的日子越来越近，嘉欣几乎每天都会利用通勤时间，在手机上刷完考试那两门科目的60道题。“有一次因为太专注，坐反了方向，听到地铁报站才发现。还好那天出门早才没有迟到。”当家里到公司的路途被题目填满，日复一日的两点一线不再枯燥。“当时只想着赶紧做完，做完就到公司了，除了在车公庙换乘，路上也不会关注到哪里了。现在不做题倒是觉得地铁挺吵的。”为自己奔前程的日子总是闪着光。嘉欣在深圳一家银行当了一年多外包员工。“有了这个证以后好转行员。通过考证也能提升工作能力，在学习过程中，对业务流程有更清晰的认识。”她期盼着考试早日到来，也偶尔担心自己无法通过。“去年只看书、没刷题，基本是去打酱油的，没有过。今年比较重视，还是希望能考过。”外包员工和正式行员，待遇有细微差别。“他们加班有夜宵券，可以调休，我们没有。他们可以参加行里的活动，比如年庆，我们不能。”点点滴滴的“区别对待”，不致命，但扎心。虽然考证不直接和转正挂钩，至少能增加更多可能性。“达到一定级别，才有转正名额。”结果原定于6月的考试因为疫情推迟到7月。嘉欣嘴上说着备考一个月就够了，背地里还是加大了刷题数量。除了固定的60道练习题，她还刷起了模拟题。“大概每天比之前多做半小时，有时候午休或者晚上有空也会做一下。”意料之外的考试延期，让嘉欣就这么不紧不慢地刷完了每日一练的所有题目以及10套模拟题——从临时抱佛脚进化为扎实备考。真正上考场那天，她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在开考前争分夺秒地再看两眼复习资料。“当时觉得没必要再看了，看多了，考场上就不想做题了。”考场外排队进场的考生“上午的《银行业法律法规与综合能力》比较简单，我也很有信心，提前1小时交卷离场。下午《公司信贷》题目比较难，我做完之后感觉过不了，一直不敢提交。”银行从业者资格证考试都是客观题，机考结束提交后当场出结果。一阵迟疑之后，嘉欣按下提交，在7月16日这天成功通过。她的生活并没有因此发生特别大的变化。但距离转正的目标，也许更进一步。都说三十而立，她想把毕业后的第四份工作变成最后一份。“疫情下，有份稳定的工作，也累不着，很不错了。”因为疫情，陷入循环备考嘉欣无疑是幸运的。对于更多考证人来说，被疫情耽误的考试，收获的只有失败的苦涩。今年在深圳参加自考本科的考生，被疫情鸽了无数回。就像网友调侃的，“一月推三月，三月推四月，四月推七月，七月推十月”。作为带着2个孩子的90后奶爸，Chris只能利用工作之外、带娃之余的碎片时间，见缝插针地复习。“晚上等孩子睡了才能看会儿书。周末时间长一点，小孩会上那种体能培训课，他们在教室里面上课，我就坐在外面上网课或者看资料复习。”虽然内心也想好好考试、尽快拿证，但工作和孩子还是占据着生活中大部分精力。Chris知道自己备考过程不够扎实，1月份听到考试延期的消息，内心感到一丝庆幸。“当时觉得自己可能考不过，延期就能有更多时间复习。4月又有疫情又要延期，就有点崩溃，就是那种白学了的感觉。”不断延后的考试，让Chris被迫进入一种循环备考的状态。“每次考试推后就等于要重新复习。今年7月补考了1月和4月的科目，但1月份背完的东西，7月份完全不记得了，只能重新准备。”再佛系的考生，也经不住疫情的反复折腾。在7月的考试中，报了3门的他最终通过1门。“因为连着两周都在考试，所以过了一门觉得还行，挺幸运的。”如果考试不被疫情耽误，能够按照复习计划一步一步来，会不会取得更好的结果？他也没有答案。生活没有如果。一想到10月份还要接连考4天，Chris就觉得头大。“4天都在考试，上次这么崩溃还是高中联考吧”。原定于4月举行的考试，一半在7月已经考完，一半安排在10月进行。“本来10月只有22、23号两天在考试，现在24、25号也要考试，到时候还得另外请两天假。”他一贯擅长安慰自己。“我这次只报了四门。有一门是上次没考及格的，压力没那么大。”疫情后，我们的生活充满着未知与不确定。Chris确定的是，拿到本科学位，或许能有不一样的未来。“因为我是专科学历，然后有了孩子，所以现在学的是心理健康教育专业。一方面想以后从事这份工作，看有没有机会去学校或者其他机构从事相关岗位的工作。另一方面我想更科学地养孩子，了解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心理变化。”被疫情耽误的考证人，远不止Chris一个。打开社交媒体，你会发现各种各样被疫情放鸽子的考生。有人在上半年辞职，全职备考教师资格证。认认真真复习完了一整本书，却在考试前一天收到考试取消的通知。如今面临找工作和备考的双重烦恼。图源小红书@打转儿有人努力了5年备考CPA，却在最后一年考最后一门的前一天，因为疫情原因被隔离，无缘参加考试，面临成绩作废的绝望。好在经过协商，前面已经通过的成绩得以保留。图源小红书@Threethree还有人好不容易约上的科目三考试，因为疫情被延后了十多天。每天早上6点多到训练场练车的日子，似乎也要跟着延续下去。图源小红书@wpyyyy如果把考试比作一次长跑，考场上的几小时只能算最后冲刺。漫长的备考占据着这次比赛的绝大多数时间。被疫情不断拉长的赛程，让一些跑者中途退赛，一些跑者身心俱疲——这是一场没有事先告知的马拉松。我们衷心祝愿，所有考生都能如约抵达终点。注：文中人物均为化名文

疫情之后，与互联网挂钩的不再是“宇宙尽头”。裁员，福利缩减以及薪资下滑，这些新闻频繁的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互联网的“寒冬”，在意料之外提前到来。对于员工而言，企业的“降本增效”，落实到生活中是许多细节的改变，巨大的福利落差需要时间去适应，就像是见惯了花花世界的人，很难在短时间内，去欣赏朴素的田园风光。而随着互联网红利的见顶，他们也意识到，在可见范围内，没有比大厂更好的选择。唯一能做的，只有提升自己，保住工作，熬过寒冬。“越来越抠门了”去领纸巾的时候，陈景添发现每人只能领五盒了。以前纸巾的领取数上限是10盒，有些员工想给家里多拿几盒，一般也都允许，“大家心里也都明白。”排在前面的同事，顺手多拿了两盒，行政的同事便在旁边说，“不能多拿哈”，转身后，陈景添看见同事努了努嘴。三年前，陈景添进入深圳这家大厂，理由很简单，就是福利好。年终奖和绩效奖金自然不用说，房补也非常高，至少有2000以上，“基本上cover掉我2/3的房租了吧。”然而从去年开始，房补便取消了。对陈景添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搬到离公司更远更便宜的区域，尽量节省房租的钱，“以前因为有房补，我都不太在意租金，现在要缩紧腰包了。”吴轩不在互联网大厂，但在深圳也算是数一数二的科技公司，“没互联网惨，但日子也不好过。”公司新建了一家素食食堂，是以后指定的用餐地点，“每天要加班，还吃素，我真是愁以后怎么过。”下午茶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在陈景添的公司，每到下午四五点，就会有阿姨推着小推车过来，奶茶、饮料和零食都有，“现在是带一瓶乌龙茶到公司，加点奶，自己做下午茶。”这个27岁的男孩，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吃，每个月最期待的事情是团建，公司每人每年4000的团建费，一个部门的人基本能去很高档的餐厅吃，“消费都是人均三四百的地方。”团建费变成1000后，顶级的日料餐厅变成了家常菜馆，人均也在一两百左右，但总是还有点失落，“越来越抠门了”。朱楠在腾讯工作，食堂的餐盒和水果开始收费，从8月15开始，也取消了部分外包员工的餐厅福利，不再提供早餐和晚餐，但已有夜宵券可继续使用，后续不再发放。公司现也取消了下午茶的小龙虾和炸鸡。以前基本上下午茶吃饱，晚上都不用吃饭了。没有下午茶的第一周，他觉得工作都没啥劲头，“习惯了这种福利，一下没了还真有点难适应。”“白纸黑字里的，才是真金白眼”事实上，更难适应的是隐性福利的削减。去年年底发了年终奖，朱楠发现年终减少了5%，以前每个人至少分红10%左右。绩效的抽成也在减少，至少减少了20%-30%，唯一不变的只有底薪。涨薪的空间也在减少。陈景添所在的公司，以往每年有一到两次的员工涨薪，这是某种大厂中的“潜规则”。薪资的上涨幅度根据绩效有所差异，但是往往相对客观，但今年开始，这个幅度开始“缩水”，“可能连5%都没有。”没有了房补，年终奖和薪资幅度都在减少，陈景添开始思考是否还要留在大厂。更重要的是，随着去年的大规模裁员，部门人数减少，他开始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这性价比也忒低了点。”更直接的烦恼是储蓄的焦虑。来大厂，陈景添是想赌一把，看能不能存点钱，在深圳买个小公寓，实在不行，也能回老家买个房子。按照以前的工资发放，一年至少能存下10万多，但今年，这个数字可能将直线下滑，“我现在食堂打菜都控制在20元以内，以前不怎么控制的。”陈景添计算过，食堂和房补福利的取消，尽管一再节省，每月的支出还是到了三千元左右。福利的变化，让员工们重新审视这套内部的游戏规则。朱楠觉得，公司把这些福利视为“额外关怀”，但在招聘的过程中，HR通常都会把年终奖、涨薪和房补放在薪资包里。作为吸引求职者的筹码，谁家福利叠加得多，自然更受员工的青睐。如今，朱楠清醒过来，“只有白纸黑字写在合同里，才是真金白银。”前段时间，陈景添听说一个同事被裁了，也是老员工，是有股票配权的，但裁员的时候，HR以绩效不合格，年终奖和股票均不给予发放。“以往的话，不会这么绝，现在经济环境不好，公司只想赶紧打发点钱走人。”陈景添说。为了弥补薪资上的削减，朱楠发现，公司发放用于内部商城的消费的积分变多了，但是很快他就发现其中“奥秘”——贵的东西变少，很多是低于500块的商品，“公司现在更愿意把现金折成礼品，整天给你发一些体恤衫或者杯子，很鸡肋。”去年腾讯推出的“法定退休腾讯专属福利”，入职满15年即可解锁。这在朱楠看来也是缓冲福利削减的一种方式，试图安抚员工的失落，“但是想想，我能在这干15年吗？我想公司也不给吧？”和陈景添一样，朱楠也过上了紧衣缩食的日子，618购物节里他没有任何消费，以往他都会大采购，“经济太差，还是多存点钱吧。”“熬过寒冬，保住份工”对于大厂来说，福利的削减目的很清晰：降本增效。尽管福利减少对大厂的效益影响没有具体数据，但根据腾讯2022年的第二季度财报显示，截至2022年6月30日，腾讯集团合计有110715名雇员，较今年一季度末的116213名雇员合计减少了5498名员工，比例约为5%，薪酬支出减少约17亿元。但另一面，腾讯也出现了营收史上的首次下滑——营收1340亿元，同比下降3.2%。陈深在大厂有将近五年的HR经验，在他看来，公司生意不好赚不到钱了，首先肯定是要减少招人，如果还没有改善，那就是把福利砍掉，如果还不能抵御效益下滑，最后一步就是裁员。作为员工，朱楠在挣扎于福利削减的后果时，也意识到这是某种必然性。“互联网的红利不可能一直都在顶端，疫情之后找不到新的增长点，自然要削减成本，总之每个行业都有起落吧，不可能一直顺风顺水。”跟任何行业一样，大厂过去的高福利和高薪资，都是建立企业发展速度的基础上，那时候正是行业迅猛发展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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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ShenzhenWeekly逼近40℃的天气，一些离家千里的大学生拉着行李奔走于深圳街头各大中介，只为争取一份时薪20元左右的工作。有些职位，时薪甚至低到个位数。每到夏天，这个传统用工旺季，珠三角大大小小的工厂就会迎来从湖南、江西、广西、河南等地来的大批学生。一车一车的稚嫩面孔，先后补充到流水线成为新生力量。21岁的渺渺来到离家2000公里外的深圳赚取大学生活费，却被介绍到东莞一家玩具厂，还因胶水过敏患上急性支气管炎，“差点活不到开学”。因为身体原因提前离职的她，扣除各项杂费后时薪不到9元。包吃包住的工厂，是这些目前缺乏专业技能和工作经验的学生积攒学费、生活费的重要渠道。那些在社交媒体上赞美夏天的年轻人，分享着海边、落日、livehouse......对另一些00后来说，这个夏天的记忆只有进厂、打工、做核酸。来深求职，流落东莞在深圳这种一线城市，你很难找到月薪3000的农民工，但月薪3000的大学生暑期工遍地都是。今年市场需求遇冷，这个暑假来深圳打工的学生们遭遇了工价新低——市面上甚至出现了8、9元时薪的工作。面对一天一个工价的混乱局面，14元1小时的工作，也有一堆学生挤破脑袋往前冲。和其中一家中介的对话来自甘肃庆阳的渺渺趁着暑假来到深圳，希望赚取大三开学后的生活费。像她这样一个人来到陌生城市的大学生，很多会通过中介寻找进厂机会。一开始她的目标非常明确：直奔富士康。但21岁的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进厂之路如此坎坷。“6月30号到7月8号期间，我每天都在找工作。”整整9天、经历7家中介，她还是没能顺利进厂。23岁以下的学生要想进富士康，得提供连续3个月以上的工资流水，或者拥有大专毕业证。渺渺没有工资流水，并且还在读大学，就这样被拦在打工圣地门外。找工作期间，她几乎把能踩的坑全部踩了一遍。首先是培训费，护理专业在读的她刚到深圳就被介绍了一份核酸采样工作，但对方要收200元培训费，“我转头就走”。对中介来说，这笔按人头收取的培训费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中介称有180人交了培训费其次是抵押身份证。有2家中介在找工作期间都收走了她的身份证，直到她明确提出自己不干了，才把身份证要回来。迟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无奈之下，渺渺随意走进路边一家中介，被带到东莞的一家工厂负责用胶水粘玩具，合同上承诺每小时工资12元。即便如此，在她吐槽暑期工难找的那条小红书评论区，依然充斥着大量渴望进厂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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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summer华强北赛格广场写字楼的一间办公室里，36岁的王晓强背后，是两排墨绿色的置物架，架子上摆放着近千张硬盘，那些都是“尸体盘”——有关岁月的记忆被恢复提取后，损毁的硬盘留在了这里。王晓强的职业，是数据恢复工程师，“对我们来说，修复的是冰冷的数据，对硬盘的主人来说，那里面都是热腾腾的故事”——有些是90年代的结婚光盘；有些是婚姻破碎后，需要呈给法庭的证据；有些是过世长辈的影像；有些是孩子刚出生时的照片……做这一行，保密是第一要务。陈冠希的“艳照门”事件，让客户们的隐私保护意识大大提升。不过，把保密工作做到“谍战”级别的，是王晓强服务过的军事部门、机关单位，以及高科技企业。以下为王晓强的自述：硬盘下的人生百味摄影：summer来我们这里恢复数据的客户，大多数都是特别着急的。有些人是要拿到第二天开会使用的PPT，有的人还有几个小时就要毕业答辩了，存着论文的硬盘出了问题。等待的过程中，不少人特别焦灼，在我们办公桌前转来转去。这种焦虑的情绪，其实很容易传递给我们。说实话，我更希望你把东西留下后离开，我们也能更专注地帮你处理问题。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女孩子，当时她在香港创业，来深圳看望男友的路途中，装着硬盘的箱子重重摔了一下，硬盘损伤得很厉害，那里面保存了她生意上所有的进账出账记录，而且还是孤本。女孩是哭着走进来的，我检查之后发现修复的可能性很少，她听到这个消息，整个人一下子在我面前晕倒了。最后我们通过技术手段，帮女孩恢复了一部分数据，这个其实很不容易，也算是运气比较好。她又通过其他途径补充了一些信息，总算没有影响生意的运转。华强北街头.我们华强北这边很多小商户，也是这样，自己的财务数据，就保存在一个U盘里。U盘的使用寿命一般不会太长，最后就只能拿过来修复。我还接待过一位中年女人，当时她的婚姻出了问题。可能因为生活不幸，她的精神状态，看起来已经出了问题。同一句话，她能不断地在你耳朵边重复来重复去。整个通宵给我打电话，追问数据恢复的进度，或者讲她的个人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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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上海、天津、深圳等多个城市先后出台建筑业超龄农民工清退令。清退界限划在60岁或55岁。“超龄”之后，离开工地该往何处谋生？这些50多岁的建筑工人呈现出同样的迷惘，“走一步看一步”，是他们应付未来的无奈之选。四川人陈金明话里透着凄凉，“能不能活到60岁还是个未知数”。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50岁以上农民工近8000万人，占了总数的27.3%，这一比重自2008年（总规模有统计数据以来）连年上升。“儿子今年6岁，我都算过了，我要干到70岁，他才能出来找工作。”傍晚时分，52岁的何太平坐在龙华某个城中村的巷口，他个头不高、略显枯瘦，刚从附近工地上下来，脚上那双浅口胶鞋已被冲洗干净，脚背、小腿黝黑粗糙。何太平一儿一女，女儿读大学一年级，一年学费、生活费加起来超过3万，妻子带着儿子在老家，每月生活费2000多元。他做一天工能赚到200多块钱。5月中旬，何太平从广西老家来到深圳，这是他今年找到的第一份工。因为疫情，春节后何太平滞留在家几个月，去年赚到的钱花得所剩无几。“怎么存钱？你叫我怎么存钱？“何太平所在的工地，只招收55岁以下的建筑工。有同样要求的工地不在少数，比何太平大几岁的老工友，超龄后已经回到老家，“能做什么？种田，找点零散工，找不到就闲着呗”。55岁之后如何养家糊口，何太平想不出什么好法子，“心里有什么底，不知道明天早上还能不能醒过来。”工地上的大半辈子四川宜宾人陈金明54岁，也在深圳龙华的某个工地上做工，那里的年龄限制宽一点——男性60岁以下，女性55岁以下。谈到60岁之后的出路，陈金明一样地悲观，“现在是走一步算一步，能不能活到60岁还是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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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南山区社会物业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每家企业的租金补贴不超过1万元；每个个体工商户的租金补贴不超过5000元。果然，在发福利的道路上，卷王永无止境。O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