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伟大的西部小说却是讽刺西部精神的

Original 2016-10-11 谷立立 纸城

图文编辑/日京川

纸城小报：《屠夫十字镇》是关于一个年轻人外出“寻找自我”的故事，但同时也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无视一切后果强烈坚持自我的故事。在《屠夫十字镇》中，约翰·威廉斯执着地关注人类行为机械疯狂的一面，暗示人和自然一样—人的天性—是令人恐怖的。

作家欧克利·霍尔—写过一部重要的西部小说《男巫》（Warlock），曾不吝言辞地说过：“约翰·威廉斯写过最出色的西部小说。”《屠夫十字镇》也确实同《男巫》一道成为西部艺术殿堂中的精品。

“西部小说——不管是哪种媒介——满足了美国精神中某些方面，当然有的西部小说是空话连篇，但今天我们仍然大量消费这类产品。西部小说是具有美国特色的主要小说类型，深得我们具有爱国热忱的读者的喜爱，我们的爱国热忱是举世闻名的。在谈到伊拉克激进分子时，总统办公室说：“放马过来。”这是驱赶牛群的呐喊，这是马车车队拖离圣约瑟夫的场景，这是神枪手在岩石的缝隙间对着下面印第安人的瞄准射击—这是一种寻找仇敌的欲望，一种寻找能够确定我们民族性格的挑战的欲望。”--- 米希尔· 拉蒂欧莱尔斯（约翰·威廉斯学生）语

今天我们谈起美国作家约翰·威廉斯，仿佛在谈论一种悖论。出于自我的偏好，这位“作家中的作家”天然地屏蔽了自己与现实的勾联。在《斯通纳》出版之前，他的作家名声仅仅停留于两部与现实相悖的小说《屠夫十字镇》与《奥古斯都》。前者取材19世纪末的美国西部，后者来自遥远的古罗马时代。等到1968年《斯通纳》横空出世，他才总算以文学的方式与现实小小地握了握手。不过，这依然是小圈子内的接触，与风起云涌的社会无关，与激情躁动的时代无关。

《奥古斯都》

那么，威廉斯笔下到底有没有现实？或者说，现实以何种面目、多大程度地参与了他的创作？要回答这个问题，先来看看什么是现实主义写作。评论家卫姆塞特和布鲁克斯曾在其著作《西洋文学批评史》里就现实主义展开一番论述。在大力抨击以雨果为代表的一干浪漫派作家的同时，两位作者很难抑制自己对现实主义的偏爱。他们认为，浪漫派“无视自己的时代，企图从往昔的岁月里掘出僵尸”，再为其涂脂抹粉，大加修饰，“穿上历史的俗艳服装”。与之对应的现实主义写作则高明了许多。作家以“抵制不现实的各种事物”为创作目的，拒绝“诗的谎言”，拒绝无病呻吟，自觉地站到了浪漫主义的对面。

约翰·威廉斯

以此观之，威廉斯无疑是现实的。如小说家朱利安·巴恩斯所说，他的写作“超越了各自类型范围内的评判标准”。换言之，既在类型当中，又在类型之外；既讲究文学技法，又不带有一丝学究气。威廉斯无意为故去的年代歌功颂德，几乎是本能地与一切伪装划清了界限。《屠夫十字镇》也好，《奥古斯都》也罢，皆是站在过去年代的尘烟里眺望当下的佳作。如果说历史写作是“以崇高与谦逊回敬历史”，那么威廉斯恰恰是从最不现实的题材中挖掘出最现实的一点：以历史构建叙事框架，现实在其后熠熠闪光。

《屠夫十字镇》开始于一个老生常谈的故事，关于自我发现，关于寻梦成长。事实上，威廉斯从未落入西部小说的巢窠。他从流行的“一毛钱小说”中提炼真知，几番锻造，炼制出的竟是一部并不史诗的西部史诗。小说开篇，威廉·安德鲁斯粉墨登场。这是一个空想主义者，是与主流价值观格格不入的人：来自东北部上流社会，有令人艳羡的背景，却偏偏要放弃学业家庭，在爱默生、梭罗的影响下去西部寻求激情、浪漫与自由。在皮货商麦克唐纳的指引下，安德鲁斯结识了猎人米勒。在其鼓动下投资组建猎队，随同米勒及其伙伴剥皮人施奈德、杂役查理·霍格前往山区捕牛，万万没想到等待他的竟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

今天的读者可以从书生气十足的《斯通纳》里读出几分自己的影子，彼时的青年也不难在《屠夫十字镇》中找到现实的困惑。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的盛行将美国引入循规蹈矩的中产之路。生活的沉闷造就了文学意义上的辉煌，英雄主义再次抬头，以拓荒为主题的西部小说大行其道。尽管此类创作大多流于浅薄，鲜有文学价值，却在一定程度上代言了美国精神。不过，在威廉斯看来，美国精神并非自由、平等、博爱的代名词，而是一个民族（美国白人）倾一国之力对另一个民族（印第安人）实施暴力征服的实录，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散发出肮脏和血腥。

《屠夫十字镇》恰恰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西部文学。与其说威廉斯汲汲于以文字再现的是赤裸裸的征服，倒不如说是由此而生的异化：东部对西部的异化、城市对荒原的异化、人对自然的异化，抑或是杀戮（战争）对人性的异化。小说标题即是悖论。“屠夫”指向明确，是屠杀，也是血腥；“十字”代表至高的精神、纯粹无垢的信仰。两者本来互不相容，却诡异地聚在一起，代言一种更为诡异的神话，即西部神话。

猎杀野牛的历史场景

换言之，小镇本是印第安人的乐土，可随着印第安人的集体消失，镇子本身也连带着被异化。宗教消失了，神灵不见了，唯一通行不悖的信仰是利益。流传于此的拓荒传奇大多有一个疯狂的前提，即是利益的最大化与更多的控制欲。商人们秉承商品社会的王道，将征服之手伸得更深更远。对利益的渴求驱使猎人拿起枪，将枪口转向荒原，此时显现威权的猎枪成了暴力的工具，既受制于社会，又被自然所约束，“其微妙演变不是个人意志所能强求的”。

1985年科马克·麦卡锡《血色子午线：西部残阳》出版，西部小说不可逾越的反英雄杰作。

如果你不熟悉科马克·麦卡锡（公认为当代最杰出的美国小说家之一），也一定知道08年翻拍自其同名小说的西部电影《老无所依》，获得了同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

有论者把《屠夫十字镇》与欧克利·霍尔的《男巫》、科马克·麦卡锡的《血色子午线》并称为“西部文学殿堂的三大杰作”。三部作品均出版于1960年前后，皆以西部拓荒、少年成长故事影射作家身后的现实。结合60年代初美国国内的社会状况来看，此番宏论当不是虚言。彼时，朝鲜战争刚刚以美国的惨败告终，民众盼望和平安宁的生活。可是战争，战争正扮成另一副模样在人们习焉不察的时候悄然逼近。1961年5月，第一批美军受命登陆越南雨林。无数青年和安德鲁斯一样出于对未知的憧憬，被送到异国他乡征战杀伐，支撑他们的不过是几近虚无的大国霸权论。几番厮杀之后，少数人幸存下来，被当作“英雄”重归故里，却发现家乡面目全非、未来毫无着落、梦想被掏空、身体已残破。

《男巫》

这是战争的异化，这里的“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枚棋子。他们此后的“人生”也和棋子一样，被战争牢牢锁死。于是问题来了，到底是战争主宰了他们，还是他们主宰了战争？或者说，杀戮异化了操刀人，还是操刀人异化了杀戮？《斯通纳》里，戴夫·马斯特思的一番言论完美地诠释了这个困局（这也是威廉斯的警告）：“你不会跟这个世界拼搏。你会任由这个世界吃掉你，再把你吐出来，你还躺在这里纳闷，到底做错了什么。”只是在《屠夫十字镇》，吃人的“世界”无限扩大，将荒野、社会、战争统统囊括在内。

如果说战争的本质是战争本身，那么屠杀的本质就是屠杀本身。好比陆地上的亚哈船长、荒原里的兰博，米勒也是狂人一个。这里杀牛被当作治愈系的良药，现实中失意的人儿从中觅得快感，久经压抑、扭曲变形的自我得到释放。威廉斯以纪实的笔法一笔一画地还原杀戮，他无需虚构，也不必渲染，只需回到现实，以冷漠还原异化，直击杀戮，将一个异化的西部、一种物化的战争展现得鲜活而具体——没错，屠杀“像森林狼一样蹲在岩石后面，随时准备跳出来，猝不及防地突然扑向路过的任何人”，包括猎鹿人自己。

1878年，位于堪萨斯州，道奇城，猎杀者隐藏野牛群的院子

由此，绝望撕碎了一代人曾有的激情和理智，留下的不过是一具人形的空壳。换句话说，空有人的躯体，不具人的思想，主宰那具躯壳的除了若干原始欲望，再也没有别的什么。同样，荒原如同一块弥漫风沙雪暴的巨大背景板。在其衬托下，米勒一干人等不再带有明确的辨识度，枪口之下只见机械不见人性。不过，机器也好，工具也罢，追根究底还是战争（杀戮）种下的因，只是，失败的苦果到最后还得由杀戮者亲口吞下。

不出所料，随着异化的深入，不仅猎人想象中的暴富化为乌有，就连搭建于利益之上的西部也瞬间崩塌。皮货商麦克唐纳本以为轰轰烈烈的西进狂飙会为他赚得更多的金子，可谁知早在铁路通车之前，富人们就将牛皮视作无用之物，囤积的皮货无法变现，只能变成废物。小说最后，米勒带着残废的查理·霍格，带着施奈德生前的执念，历尽磨难终于回到屠夫十字镇，发现一切都变了：小镇迅速衰败，牛皮分文不值。他内心的失落、虚空，乃至于抓狂，与越战老兵的迷惘实在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美国拍摄的65年越南战争现场照

说到底，威廉斯不是没有见识过战争的残酷。二战时期他加入美国空军，亲赴缅甸、印度与敌军交战。战争改写了他的人生，让他变成一个总是在冷眼旁观的异化者：不以学院为荣，不以通俗为耻，行事为文唯心而已。他写杀戮，写得节制而不动声色。死亡的施与者与承受者、满脸麻木的帮凶、手捧经卷的卫道士，无一例外都在领受静默的力量，没有呐喊，没有嚎叫，甚至于呻吟都被无声化了。如此演绎出一曲“由四周旷野创造出来的激情有力的小步舞曲”，其核心意旨必须是杀戮。不过，故事讲到这里，杀人与被杀、疯狂和理智、现实或虚构，又有什么事实上的不同？

作者：《纸城》特约书评人谷立立

《屠夫十字镇》

（美）约翰·威廉斯/著李广荣/译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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