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失败了，你们会怎么样？”冠状病毒前线的一位医生的生活
在缺乏供应和睡眠的条件下，医务人员们正竭尽全力阻止一场病毒的流行。
上个月，在武汉的一个夜晚，张晓春（音译）把车开到了路边。她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
在冠状病毒爆发的中心，她已经连续工作了几天。她是一名医生。她的父母和许多同事都患上了Covid-19，这是由这一种病毒引起的疾病。生病和死亡的人数在攀升。在这一天，张医生忘记了照顾自己9岁的女儿，她的女儿独自一人呆在家里，非常害怕——而且在那一刻，她的女儿没有接电话。
张医生的眼里涌出了泪水，但她没有力气哭。“我的眼泪都流不出来了，”她在2月18日的一次采访中说。
在世界各地，医生们都忙得不可开交。在缺乏供应和睡眠的条件下，他们被要求阻止一场全球流行病。而更为雪上加霜的是，他们在诊断病例和照顾病人的同时，也在拿自己，以及他们的配偶、孩子和其他家庭成员的健康冒险。
随着病毒在中国境外的传播速度开始加快，其他国家将越来越多地面临这个问题。
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已有3000多名医生被感染，至少22名医生死亡。一些医疗专业人士认为，这个数字甚至更高，这给其他地方抗击这种病毒的医生增加了不确定性。无数的家庭成员已经病倒。
中国的医生轮班工作10小时以上。许多人一直穿着同一个防护服，没有食物，没有水，也没有办法去洗手间。吃东西或上厕所随时可能带来暴露的风险。医务人员正在寻求心理帮助，试图应对压力。
2月6日，医务工作者在武汉照顾一名患者。图片：《中国日报》
世界各地的传染病医生都接受过应对高传染性疾病的培训，他们知道这些疾病的风险。但目前疫情的传播速度如此之快，迫使医院不得不配备经验有限的工作人员，有时甚至没有足够的设备来保证他们的安全。一些医院甚至无法找到足够多的员工。
在韩国，一些护士和后勤人员在疫情蔓延时提出辞职。伊朗面临着设备短缺的困境，该国的卫生部副部长——他本人就是一名外科医生——也感染了病毒。
中国的医生说，相比疫情爆发初期，情况有了明显改善。来自全国各地的大约42000名医务人员来到武汉和湖北其他地区提供救援。其中包括约4000名军医——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军事医疗资源调动之一。
据官方媒体2月20日报道，武汉有5.3万张床位和临时医疗检疫设施，用于治疗冠状病毒患者。他们将再增加1.7万张床位。随着感染率的下降，发烧病房的排队人数已经减少。然而，湖北省每天仍有大约100个新病例出现。据官方媒体报道，在官员最近的一次巡视中发现，中南医院监管的一家临时方舱医院只有一台CT扫描仪。
2月20日，一名医疗团队成员亲吻她的儿子，然后前往太原武宿国际机场。图片：新华社
武汉武昌医院是治疗冠状病毒的定点医院之一。据该院的微博消息，59岁的护士柳帆虽然不在发烧病房工作，但还是因为感染该病毒去世。据中国媒体报道，在她去世的几天之前，她的父母已经由于感染去世，而她的兄弟，一位当地的电影导演，也在她去世的同一天去世。
在疫情爆发的最初几天，武昌医院51岁的院长、神经外科医生刘智明曾警告同事们不要工作太辛苦、太累。他担心他们的免疫力会下降。
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照片：Ropi
在1月24日，胸部扫描显示他自己也有了严重的感染；后来，他的病毒检测呈阳性。当刘躺在重症监护室时，他不停地拨打电话，询问病人的情况，同事们则变得更加焦虑。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的一篇报道，刘医生给他们发短信说，“我担心自己什么都做不了。”在另一条信息中，他说：“如果我患的是其他疾病，我会在生病的时候坚持和大家一起战斗。”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他的妻子蔡丽萍是另一家医院的护士长，她请求刘医生让她去看望，但他一直拒绝。蔡丽萍让他每天下午两点给她打电话，向她保证他一切都好。她提醒他呼吸氧气，不要害怕。
2月18日，刘医生去世。一位同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抽泣着说：“我们真的很想和他道别，但是我们还有太多的工作要做。”
许多沉重的担子落在了更年轻的医生和护士身上，他们被认为更适合高风险的工作，因为他们有更强的免疫系统。
据官方媒体报道，彭银华医生去世时只有29岁。他当时在一家重症监护病房工作。因为工作，他推迟了自己的婚礼。一名眼科医生李文亮在警告这种病毒的危险后去世，年仅30出头。这两位医生的妻子都已经怀孕。
李文亮医生的照片。照片：盖蒂图片社
张晓春医生正在为她9岁的女儿和生病的父母担心。她为这场危机所做的准备比大多数人更充分。她是中南医院的一名放射科医生，这家医院有3300个床位，可以俯瞰武汉中部的一个湖泊。她曾在2003年的SARS以及2008年汶川地震的前线工作。
12月31日，张医生开始了她第一天的假期，并计划带上父母和女儿一起去内蒙古老家旅行。那天早上，她的上司打电话给她，命令她参加一个紧急会议。
中南医院有两名患者发生了肺部感染症状，这让人联想起了SARS。一种神秘的疾病席卷了武汉西部的海鲜市场。消息在员工中传开了。
在会议上，医院的官员发布了新的指导方针，要求医护人员对病房进行消毒，打开窗户以确保新鲜空气流通，并开始要求员工戴上护目镜，并执行其他的防护措施。
张医生的同事曾拿着两位病人的X光片向她进行了咨询，她对自己看到的情形感到担心。她警告同事，如果病毒已经从动物传播到人类，那么人传人就很容易了。
她还向医院党委书记解释了她对新的一场流行病的恐惧。她说，有些人认为她是危言耸听。
由于医院的供应不足，张医生用纱布为她的父母和女儿自制了口罩，就像她在非典期间学会的那样。一家人取消了假期。
2月18日，张晓春（音译）在她的房间里工作。照片：《华尔街日报》
几天后，影像部门的一名技术人员发现已经被感染。病人开始大量涌入。很快，中南医院和武汉其他医院的数十名员工也病倒了。
大多数时候，张医生都在检查胸部X光片，这是一项风险相对较低的工作。有时，她会穿上防护服，亲自照顾病人。
由于担心可能会把病毒带回家，加上工作负担过重，她开始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她几乎没有时间吃饭和洗澡。
她认为家里的父母可以照顾她的女儿。她的丈夫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在几百公里之外，今年1月底当局宣布对武汉实施严格的隔离后，他就无法与家人团聚了。
随后，张医生69岁的母亲感觉不舒服。张医生说服她的父母去做病毒检测。她母亲第一次来医院时，张医生与母亲在附近见了面，这样她母亲就可以在进去之前穿上防护服。
经过核酸测试，父母双方都显示为阴性。核酸测试是一种繁琐的诊断工具，经常会产生假阴性的结果。但是，CT扫描却显示了不一样结果。
“当我看到它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张医生说，她回忆起母亲第一次做胸部扫描时的情景。“我的心一沉。”她的父亲一直不愿接受检查，结果肺部感染得更严重，尽管当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症状。
一直以来，这家人都在担心年纪最小的那个人，张医生的女儿。张医生一直不敢去检查她的女儿，直到女儿主动提出来。“扫描我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张医生的女儿说。
她的肺是正常的。
2月9日，一名医务工作者在夜班期间在武汉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休息。图片：《中国日报》
尽管如此，张医生还是面临着危机。她的丈夫不在，她的父母都生病了，医院也十分需要她。没有人照顾她的女儿，女儿的学校已经被关闭。
张医生把女儿安排在家里的客厅里，并嘱咐她要照顾好自己，还要远离她的祖父母。祖父母已经把自己隔离在其他房间里。
这个9岁的孩子学会了如何加热罐装粥，把它放在祖父母房间的门口。
随着父母病情的恶化，张医生努力让他们住进了医院。因为床位有限，当局不愿为那些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的人安排床位。
在一位同事的帮助下，张医生拿到了一些药物，包括研究人员正在测试的治疗艾滋病病毒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她的父母服用后产生了副作用，比如恶心。
随后，中南医院的工作人员家属在一幢即将被拆除的空楼里发现了10个隔离点。张医生赶紧抢了一个号码预定位置，一位同事跑进去守住了里面的两张床。
新隔离点的设计初衷并不是为了提供医疗服务，但能为她的父母提供一个房间却让张医生松了一口气。尽管当局已经公开宣布那里已经没有床位了，但还是有许多人聚集在那里，不顾一切地想得到床位。
“有些人捂着肚子，有些人抱着头，还有人无法控制地咳嗽，”张医生说。她感到非常痛苦。
经过一天的混乱之后，她突然想起了家里的女儿。她试着打电话，把车停在路边。她充满了罪恶感和绝望感。
她过了一会儿才平静下来。她对自己说：“如果我不能振作起来，对这个家庭来说将是一场灾难。”
2月8日，武汉医务工作者。照片：新华社
到家后，张医生推开门，发现灯都灭了。
她惊慌失措地大声喊她的女儿。一个微弱的声音在黑暗中回应着，她的女儿刚从睡梦中醒来。她非常饿，没有吃的，除了躺下睡觉外，没有什么事可做。
她的女儿吃了妈妈端来的饭，她问妈妈为什么要一直在工作。
“我今天害怕一个人在家。”张医生的女儿告诉她。
张医生感到很难过，但还是试图让女儿理解。“你需要长大，”她说。“如果你不长大，妈妈会更担心。”
最后，她的女儿说:“妈妈很坚强，我也一样。”尽管她承认自己仍然很害怕。张医生给女儿盖好被子，让她在床上看动画片。
张医生当时想到，她需要想尽办法让丈夫回到武汉。这对夫妻向政府申请了特别许可；两天后，申请得到了批准，他的丈夫开了大约14个小时的车进城。
2月3日，张医生在她的社交账户上呼吁使用胸部X光诊断COVID-19，而不是仅仅依赖实验室测试——这导致了很多的假阴性结果。她对家庭内部的交叉感染提出警告，建议使用酒店和学校宿舍隔离疑似病例。
对张医生来说，直言不讳的风险不小，她在前一天晚上反复考虑是否要发表出去。她说，她的朋友们对她发出的帖子表示了担心。
第二天，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宣布将湖北省的胸部扫描结果纳入诊断范围。几天后，当局将1.3万多例疑似病例重新分类为确诊病例。这意味着更多的病人有更好的机会获得治疗，包括进入医院的病床和隔离点。
朋友们把这个好消息的截屏发给了张医生。她担心缺少CT扫描仪，于是打电话给生产便携式扫描仪的厂家。她帮助协调其他工作人员，以确保他们有足够的设备和技术人员。
3月1日，武汉一个体育馆改建为临时医院。图片：《中国日报》
对张医生来说，她感觉疫情的爆发是永无止境的。她的医院监管着三个独立的冠状病毒治疗点，有5400个床位。
在中南医院的本部，新增加了2000个新床位，而此前只有几百个床位用于治疗冠状病毒患者。他们的办公室被重新设计，张医生和她的同事搬到了一家酒店，他们在那里工作和睡觉。
张医生认为，医院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处理好所有的感染者。放松警惕可能会导致病例数量的回升。
一天晚上，张医生带着半打午餐盒回到酒店，准备给同事们吃。她说，她的背部感觉像是要裂成两半，而且她一直在咳嗽。
酒店保安检查了张医生的体温，并要求她记录下何时进入大楼。她完全忘记了时间。
“我很好，”她说，这时保安把体温计举到她的额头上。体温显示正常。
“如果我们失败了，你们会怎么样?”她说着走开了。
原文载于《华尔街日报》，未署名作品。边际实验室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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