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美术馆、画廊机构的日渐增多，以及媒介传播方式的迅速更迭，当代艺术的公共影响力和公众热度持续升温。这也带动了公众对学院当代艺术教育的关注与好奇。适逢学院毕业季，各大艺术院校的毕业展就吸引了众多眼球。经由自媒体平台的滚动推荐、门户网站的在线直播，以及展览现场的热show和互动，从纸媒到网媒、从屏幕到展厅，虚拟和现实得以平滑对接，刺激着公众的关注热情。在各个艺术院校的毕业展上，新媒体、实验艺术等专业的展区尤为人头攒动。毫无疑问，新技术和跨媒介手段呈现的视觉景观，不仅提供了有别于传统方式的观看与审美体验，也折射出学院当代艺术教育的某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当代艺术新鲜血液的策源地，学院输出的专业艺术人才，是当代艺术生态持续保持活力的重要前提。因此，在热火朝天的毕业季，将目光投向毕业生背后的当代艺术教育机制，观察一下学院当代艺术教育的现状，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视角。本期专题，我们聚焦于学院当代艺术教育的现场，呈现来自不同教师和学生的个体经验，展现不同维度的感受和思考。希望专题所涉及的问题，可以增进我们对学院当代艺术教育的客观认知，并加深我们对当代艺术生态整体状况的理解。
伴随着美术馆、画廊机构的日渐增多，以及媒介传播方式的迅速更迭，当代艺术的公共影响力和公众热度持续升温。这也带动了公众对学院当代艺术教育的关注与好奇。
适逢学院毕业季，各大艺术院校的毕业展就吸引了众多眼球。经由自媒体平台的滚动推荐、门户网站的在线直播，以及展览现场的热show和互动，从纸媒到网媒、从屏幕到展厅，虚拟和现实得以平滑对接，刺激着公众的关注热情。
在各个艺术院校的毕业展上，新媒体、实验艺术等专业的展区尤为人头攒动。毫无疑问，新技术和跨媒介手段呈现的视觉景观，不仅提供了有别于传统方式的观看与审美体验，也折射出学院当代艺术教育的某种变化。
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当代艺术新鲜血液的策源地，学院输出的专业艺术人才，是当代艺术生态持续保持活力的重要前提。因此，在热火朝天的毕业季，将目光投向毕业生背后的当代艺术教育机制，观察一下学院当代艺术教育的现状，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视角。
本期专题，我们聚焦于学院当代艺术教育的现场，呈现来自不同教师和学生的个体经验，展现不同维度的感受和思考。希望专题所涉及的问题，可以增进我们对学院当代艺术教育的客观认知，并加深我们对当代艺术生态整体状况的理解。
2016年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毕业展览现场图片
专题之七
毕业季：发声与失声
孙天艺
在国内艺术毕业季如火如荼的时候，美国的毕业季已经告一段落。以哥伦比亚大学为例，他们的艺术研究生毕业展已经于5月16日结束。在长岛的Fisher Landau 艺术中心，年轻艺术家们每年都在给纽约艺术界提供新鲜的讨论素材。比如去年哥大MFA（艺术硕士）毕业生金宝拉（Bora Kim）的《我在制造一个男孩偶像团》（I’m making a Boy Band）就相当成功。这个出生于韩国首尔的女孩依照K-pop的传统挑选帅气的美国本土志愿者，让他们接受舞蹈以及声乐的训练，制造了一只有模有样的美国韩式男子团体，这一文化杂交下的作品同时跨视觉艺术、表演以及流行产业，在一年的时间内取得了相当多的瞩目和演出。
虽然在美国有对MFA学生毕业作品的案例式报道，但不同于国内对毕业季每一年的惯例式总结，艺术类学生毕业展其实被社会认可为一个相当正常的程序。展览的功利性更为明显——相较于被大众观看和接受，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提供给年轻艺术家进入市场的机会比较重要。以纽约为例，观众更容易被各大美术馆和画廊轮番更新的大型展览所吸引，而艺术圈内部的“星探”们反而不会错过毕业展，毕竟由于学生数量有限，展览规模往往不大，这就避免了他们面对大量有可能相似的作品以及拥挤的人流，从而进行更为细致的观察和考量，以抓住潜在资源。
如果去翻看美国五大画廊[1]的签约艺术家名录，我们会发现里面大多数的年轻艺术家都拥有MFA学位，除了那些毕业于美国知名艺术学院的学生外，如罗德岛或旧金山艺术学院，大部分艺术家都曾在哥大或耶鲁学习过。威廉·鲍里达（William Powhida）去年在“艺术新闻”（Art News）网站针对年轻艺术家的成功率写了一篇报道，在文章最后，他干脆给出了一个基于大数据的答案：尽量在以上的几个学校读一个MFA。除了良好的艺术氛围以及师资外，学期末的小规模毕业展览更有可能让学生受到关注并实现名利双收。
虽然国内名校毕业展也会给年轻艺术家带来与画廊签约的机会，但商业市场显然不是大多数艺术家刚毕业的去处，因此在此意义之上，试图比较两地毕业季就有些失效。比如在《芭莎艺术》评选的2015年中国十大画廊里，其中被代理的年轻艺术家数量明显较少。虽然拥有知名美院学历对他们进入市场有益，但到了以作品说话的时候，履历就变成了陪衬。相较于美国的艺术“成功学”，国内的名校资本需要更长时间的检验，而毕业展仍然是学生作品最容易得到曝光的方式。
面对这一现象，我们或许可以重新讨论近几年国内毕业展的定位，特别是观众群体的变化。毕业展，或者说令人眼花缭乱的毕业季，已经成为让大量公众进入美术馆或艺术机构的策略之一。对学院、机构以及对艺术的普及、美育来说，这无疑是有效且有意义的途径。但我们也有理由怀疑，这种大规模的参与是否可能会将展览本身形式化，甚至将学生创作导向“艺术为人民服务”的语境中去。同时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是： 究竟有多少业内人士还会严肃看待每年一批的毕业生并为他们发声？而这是否有可能导致这些试图通过毕业季而走入市场与学术圈的年轻艺术家失声？
多年前我们还能得到一些关于国内毕业展的较为专业的反馈，其中“学生气”和“雷同”可能是其中用得最多的批评词语。其实我们大可不必认同这种观点，毕竟艺术家的创作并不是基于进化论而单向前行。不同阶段的艺术家拥有不同类型的知识结构，然后通过知觉方式向观众展示出来。同时，毕业展也不是艺术机构的大型学术展览，而是作为学生个体几年来实践下来的总结。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能跳脱出观众预设范围内的作品更有可能引人驻足并被接受，这对年轻艺术家来说无疑是智性与实践的双重挑战。
有价值的是：对于从展览中看到的潜在问题，争论和批评本身就是刺激艺术界血液流动的方式。但是，近几年来大家似乎进入了一个讨论停滞的阶段，在被娱乐化的毕业季里，每年不痛不痒的展览报道和总结式陈词更适合普及给观众，而不足以形成内部批评。 此时，毕业学生就不得不面对这种尴尬的处境：在没有在健全且机会丰富的艺术市场的前提下，学生群体被打包成毕业季的快速消费品，那么在每年一度的毕业展览之后，他们究竟留下了些什么？
注释：
[1]根据美国《艺术新闻》的数据分析，这五所画廊分别是大卫·茨维尔纳画廊（David Zwirner Gallery）、豪瑟·沃斯画廊（Hauser& Wirth）、玛丽安·古德曼画廊（Marian Goodman Gallery）、佩斯画廊（Pace Gallery）、高古轩画廊（Gagosian Gallery）。
孙天艺 （毕业于美国罗格斯大学艺术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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