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刊 》 ∣ 如何在地性：2018年银川双年展的突破与问题
如何在地性：2018年银川双年展的突破与问题
How to have Locality：Breakthroughs and Problems in the 2018 Yinchuan Biennale
李国华（Li Guohua）
《人类纪》 加斯汀·伯马尼 行为 2018年
作为一个西部内陆的城市，银川给世人留下的印象多为沙漠、伊斯兰文化和曾经在这里建立政权的古西夏文明的遗址。其在艺术领域的重要性，可以说远不如北京、上海、成都这些文化经济更为发达的城市。不过由意大利策展人马可·斯科蒂尼策划的第二届银川双年展“从沙漠出发——边界上的生态学”却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与周遭环境似乎大为不同的城市双年展：一个开放的、有问题意识、具有国际视野，但也不缺乏“在地”特色的城市双年展。当然，这个展览在笔者看来，也向人们提出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那就是：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一个西方策展人在中国西部边陲发现的“中国问题”或者说由“中国现实”出发而发现的艺术问题与中国自身艺术界关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不一样？这些问题又对当下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有哪些启发？
第二届银川双年展第二板块 自然中的劳动与劳动中的自然
第二届银川双年展开幕现场行为表演
事实上，从早期来看，西方的艺术世界对中国的关注多偏重于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上的差异。不过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双方之间互相了解程度的加深，国际间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变得越来越多元，也变得越来越具体。本次银川双年展可以说就是这个趋势的结果：双年展中提出的“游牧”概念——虽然策展人在解释时多引用了西方哲学家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观念——也确实非常契合展览发生城市银川的地理和文化历史背景：沙漠、游牧、演变、东西方文明的交界，而这也是中国文化构成来源的一部分。所以在展览中，策展人特别安排了一批来自于宁夏博物馆的艺术藏品，它们包括：雕像、地毯、青铜器和来自贺兰山的岩画拓片。策展人也将主题分为四个角度进行了系统性的阐释：游牧空间与农耕空间、劳动中的自然与自然中的劳动、声音与书籍、少数性与多样性。可以说相比于很多在远处观看中国问题的主题性展览，本届银川双年展从更为具体和深入的角度提出了一个存在于当下中国的问题，并且这个问题也具有更多的世界性存在。所以从展览的最终呈现来看，策展人也是选用了全球各个地区，特别是文化演变激烈地区的艺术家作品，来完成自己主题的表达。
《地契》 毛同强 装置 2009-2018年
《世界的中心》 宋冬 装置 2018年
《庄辉个展》 庄辉 2018年
《社会植物学—十三日》 徐坦 装置 2018 年
也因此，我们在展览现场不仅看到了中国本土艺术家的创作：来自银川本地的艺术家毛同强，基于曾经的中国土地关系转变而创作的作品《地契》；生活于北京的艺术家宋冬则借鉴中华世纪坛的形状建造了一个“世界中心”，并将24种沙土（代表24个时区）覆盖其上，象征了古人自以为是“世界中心”的历史；同样来自北京的艺术家庄辉，在作品《庄辉个展》中展示了他在大漠中完成的四件大型雕塑装置，让人们看到沙漠并不只是我们看到的“荒芜”，它也曾是文明的聚焦之所；长期在广州工作的艺术家徐坦则在作品《关键词实验室》中，展示了他在众多中国与土地相关的社会人群中收集到的关键信息与话题，他的研究让那些不同时地、不同境况但又具备同样性质的“社会问题”被联系了起来；游走于国际间的艺术家徐冰通过一系列具有当代艺术视觉化符号的版画《五个复数系列》展现了农村生活场景；艺术家刘鼎则在《兰室》中，展示了中国传统文人的书房——这里不仅有兰花、金石书画，还有来自于西洋人创作的中国油画，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早在晚清时期，中国的艺术环境就处在了全球交往下的复杂面貌……大量的海外艺术家的作品也被陈列于展场之中，并且不仅仅来自于欧美，即使如柬埔寨、印度、蒙古、伊朗、尼泊尔，这些文化交融之处的艺术家的作品也向我们展现了众多文明都具备的“游牧”特征：柬埔寨艺术家梁西贡通过拼贴绘画，梳理了从古代、殖民时期到当代，柬埔寨经历过的复杂政治文化和历史；来自印度巴斯塔县的艺术小组DIAA，则通过自己的影像、雕塑作品，向我们展现了在印度村庄里发生的农民与政府、警察之间的矛盾和紧张关系；尼泊尔艺术家夏尔巴的作品《许愿树》，通过将带有明显佛教色彩的器物曼陀罗置入带有银川本地文化象征的情境之中，展现了宗教在文明传播中的特殊地位；蒙古艺术家诺敏的绘画，则向我们描述了游牧文明背景的蒙古族人在面对现代化的都市生活时，所遭遇的不适和迷失……
梁西贡拼贴绘画作品 2016-2017年
《许愿树2》 次仁·夏尔巴 装置 2018年
而当我们整体性将展览作品统观之后，也不难发现双年展对于“在地性”元素还是给予了非常多的重视。虽然大量的作品透露出的信息仍然是来自于艺术家各自工作的领域和地域，但它们透露出的问题，比如文明的游牧性、重叠性、复杂性，与银川所在的区域存在的现实问题确实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并且从主题到大多数参展艺术家的作品，所呈现的问题都具有非常明确的指向性，而这一点对比当下国内当代艺术展览中玄学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后现代模糊不清的词汇被滥用的现象，确实有了不少的进步。任何一个概念或者词汇，无论有多么的高明，如果不与现实的问题发生密切的联系，那么它最终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没有意义的虚假外壳。
《银川：农居》 玛杰提卡·波图奇 装置 2018年
《户县农民画》 户县农民 绘画 2018年
当然，本届双年展也存在着一些非常明显的遗憾。策展人在花费大量精力描绘地域和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的特殊性时，并没有更为强烈地展现一个存在于展览发生地的特殊的政治语境。虽然他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并不想用现在西方主流展览流行的一些所谓普世观点来定义所有文明系统内的艺术现象，但是一些基本的全球性问题和话语，也是每一个具体地域存在的现实问题。正如策展人将“文革”期间户县的农民绘画置于展览之中，但这些农民画的出现可能更多是出于对新鲜事物的一种新奇，而并没有更多地去展现它背后的历史缘由。
《乡村节日》 段正渠 绘画 2013年
《兰室》 刘鼎 装置 2018年
《铜十字花园传说》 萨米·巴罗基 视频装置 2017年
《放松呼吸》 维亚切斯拉夫·阿库诺夫 装置 2018年
2000年后，随着市场的过度介入，以及近来政治空气发生的某种微妙转变，国内有质量的当代艺术展览越来越少。虽然银川双年展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但是它对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态度以及对作品整体质量的把控，仍然是值得大多数国内同行学习和借鉴的。也希望之后国内展览能够越来越针对具体问题，避免过分玄学和形式主义，因为它们的过分泛滥必将导致当代艺术因为“假大空”而被历史无情地淘汰。
《研究所：三重门》 强·阿泰勒 装置 2018年
银川当代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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