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刊》45周年封面计划 ∣ 关于装置《声音考古学》

关于装置《声音考古学》

On the Installation Art Work Acoustic Archaeology

何工（He Gong）

《画刊》2019年第2期封面：《声音考古学》 何工 装置 220cm×300cm×525cm 2018年

曾经青春漫长，衰老和死亡仿佛只是传说，遥远得与己无关，这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我的装置作品第一次刊登《画刊》杂志封面时的真实心情。承蒙《画刊》厚爱，受邀参加“《画刊》45周年封面计划”， 使得我这个从半农业半工业时代的过来者倍感鼓舞，并为2019年2月的杂志封面创作了《声音考古学》。我看了全年受邀“封面计划”的艺术家的名单，12位艺术家中，我足足年长其余同仁一代到两代。杂志以这种礼貌的仪式表明了对时光的宽容、对多元声音的倾听和对诚实力量的尊重。其实这也是《画刊》数十年来一贯的学术态度，艺术家一代代老去而杂志青春常在。

《声音考古学》（创作过程） 何工 装置 220cm×300cm×525cm 2018年

今天，资讯的多通道和多维度不仅使人迅速摆脱知识贫穷，而且拥有了更多的判断依据和思维支点，更容易建立起对事物的常识。生成于当下信息时代的每一个艺术个体都是知识的受众和生产者，日常的、共时性的、同质化的资讯经由个人特质的编码，完成差异性的知识输出。但是，我很警惕间接经验对艺术源动力的消解和方法的格式化所造成的机械复制。我认同当代艺术社会学转向的观点，如果转向建立在个人经验之上，其意义不容怀疑，否则就是蹩脚的社会学阐释。

何工新装置工作现场

因此，我的观念原发自个人经验中的记忆是无疑的，这件名为《声音考古学》的装置也不例外。生长于没有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的许多早期启蒙教育、对错观与爱憎意识都是被喇叭告知的。在我母亲教书也是我就读的学校，广播事无巨细，报告某位老师的小女儿在厕所后面的粪池边摘花，非常危险，请老师赶快把孩子带回家；哪些老师有信件、包裹或汇票到了，立马到传达室领取；某老师老家的人从乡下托长途车带来一麻袋红薯放在门卫室……除了发布这些通知之外的其余时间，则播放广播体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和国家大事。到农村当知青的七年里，广播也同样忠实地陪伴我度过了每一天，在人生最绝望的时候，喇叭里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通知大家到哪里开具劳动出勤率证明，去哪里换取高考介绍信；最后广播告诉我到哪里领大学录取通知书，上哪里转户籍……因而喇叭与我个人的命运紧密相关，是亲切的，它发布的消息也是真实可靠和权威性的。直到今天，哪怕在废品收购站的废纸堆里看见盖了公章的红头文件，仍然令我肃然起敬；任何消息，无论别人耳语告诉我的、电视里看到的、网络上知晓的、书里读到的还是手机打给我的，一经证实其可信度，潜意识中立即会转换成喇叭通报的图像。过去10来年里，但凡在二手市场或者废品站见到旧喇叭，我都把它们回收起来，做成作品，以纪念我和我的同代人的青春。

《声音考古学》（草图之一） 何工

当今艺术的去物质化趋势明显，包括虚拟技术在内的新方法极广地拓展了艺术的边界，对待信息的获取、判断和阐释，新一代艺术人选择了更开放的新疆域，对所有既成定义保持质疑，未来属于他们。而我本人对物质性的信赖已是积重难返，这是匮乏与欲求留下的痕迹，用夸张的愿望抵御迟钝和忘却，近乎宏大叙事的视觉呈现，恐怕就是少年和青年时代我的广播记忆的强大影响力起了作用。任何作品所引发的观者个人化的、甚至与原创意图背反的译解总是难免的，视觉修辞远不如数学语言精确和富有规定性，每个人的每一瞬视像都和他（她）脑中原有的储备发生链接，作出判读、误读、判读受阻、过度阐释发生的机率极高。即便我被要求对自己的作品进行阐释，我也没有像数学语言那样精确的方法来回答提问者。我推荐读福柯的《词与物》，顺着书里的思路，也许你就不会那么较真；如果还不够，就看看荣格的《红书》甚至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样你的想象会更涣散，就不会抓住具体的小点不放了。

因为购买旧农具制作装置作品，我常路过一个水库，湖心岛电杆上挂着一个早已无用的旧喇叭，一条在建的新路占据了水面，拉近了与湖心岛的距离，高音喇叭成为孩子们扔石头的靶子，最后它被打得千疮百孔，直至从杆子上跌落，彻底从人们视线里消失。我心中权威的、神圣不可侵犯之物，在新人类眼里，却是那样得不到尊重。

何工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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