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信息化的发展与传播学的兴起——基于知识社会史视角的考察

·影视艺术·

摘要：通过耙梳《人民日报》、新闻传播学过刊等史料，尝试梳理中国电视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的信息化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媒介技术推动了电视信息化改革，电化教育的兴起使电视成为普及高等教育的现代化传播工具，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电视受众研究开启了新闻学界对建构中国特色传播学的探索。中国电视在完成信息化、现代化、本土化的转型中，同时推动了传播学在中国的出现、落地与本土化。这样的回顾，有助于将中国电视的信息化发展融入传播学兴起的历史轨迹，拓展和丰富“传播学在中国”的知识社会史研究。

关键词：中国电视；信息化；现代化；本土化；传播学

作者简介：方晓恬，女，助理研究员，博士；郜书锴，男，教授，博士。

1958年5月1日，中国第一家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成立，于1958年9月2日正式开播，中国电视至此走上了历史舞台。从20世纪50年代诞生到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兴起，中国电视在这一时段内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58年到1976年，电视作为一种新鲜事物，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宣传和教育大众的传播工具，社会影响力较小；第二个阶段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世纪80年代末，电视新闻不断创新，传播内容与改革议题紧密相连，成为推动社会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力量；第三个阶段是1992年之后，娱乐节目、广告兴起，电视与市场经济发展紧密结合。［1］第二个阶段是中国电视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也是中国传播学从西方“舶来品”到逐步本土化的重要阶段，电视作为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对传播学在中国的落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回看这段历史，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引着中国社会各行各业的改革，中国新闻界通过引入信息技术，对传统新闻进行了从形式到内容的创新，完成了对“文革”时期新闻作为宣传工具的告别。1982年美国传播学奠基人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也被称为“宣伟伯”）访华讲学后，中国新闻学界开始探索借传播学改造传统新闻学的路径，推动新闻学科走向专业化，开启了受众调查等本土化的传播学研究。中国电视充分参与了这一过程，其在20世纪80年代的转型正是先进传播技术推动社会发展的典范。电视如何与20世纪80年代的“信息热”发生共振进而参与新闻改革、推动传播学兴起？电视在哪些方面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做出了贡献？基于现实需求诞生的电视受众调查如何推动了传播学本土化？在回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本文将中国电视在20世纪80年代的信息化发展概括为三个方面：信息化的电视新闻改革；现代化的电化教育；本土化的电视受众研究。对中国电视在20世纪80年代转型轨迹的厘清，有助于进一步描摹清楚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现代化为目标的中国改革的轨迹，同时拓展和丰富“传播学在中国”的知识社会史研究。

一、信息化：媒介技术的发展与电视新闻改革

1984年4月，《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新闻《信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我国城乡信息网络正在形成》，指出“工厂谈信息，商店谈信息，运输公司谈信息，农村专业户谈信息，各行各业都有许多人把信息当作话题”，“信息热”已经在中国兴起［2］。这一时期的新闻业也积极投身改革浪潮，引入和学习“信息”，这一时期的“信息”一方面具有和“新闻”类似的文本含义，另一方面也是现代化媒介技术的代表。新闻工作者开始学习和引进现代化通信手段和新闻采编技术，电视行业更是将“电子新闻采访”（Electronic news-gathering，简称ENG）等信息技术引入新闻制作过程，通过呈现“图音并茂”的新闻内容深化新闻改革。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日，参观日产汽车公司后表示，“来到这里，我明白了什么是现代化、近代化”。邓小平还乘坐了日本新干线高速列车，经过富士山时发表电视谈话，由东京广播电台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3］1979年1月，为庆祝中美正式建交，美国三大广播公司派出记者参与邓小平举行的中美记者招待会，美国记者编辑好新闻后，通过安装在民族饭店的微波设备传输到长话楼微波中继站，借助通信卫星当晚就将新闻传回了美国；［4］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访美，中央电视台从1月30日开始每天各播放一次通过卫星传送的专题新闻《邓小平副总理和夫人访问美国》，同时播放美国纪录片《潜流》《最后的野生动物》等。1月29日、30日以及2月3日，央视《科学与技术》专栏分三次播放了“阿波罗”登月飞行综合纪录片，中国人通过卫星转播看到了10年前的奇观，异常兴奋。邓小平在访美期间，还与美国签订了对中国电视信息化发展有重要推动意义的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原则上达成了美国向中国出口通信卫星技术和设备。［5］中国受众通过电视节目了解到邓小平在1978年、1979年间的系列出访活动，也通过电视图像看到了西方国家和地区街道上川流不息的汽车、住户内丰富多样的家用电器，受到了一定的视觉和思想上的冲击。

在中国社会积极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各新闻单位纷纷走出国门，前往美、日等国交流，从各方面学习大众传媒推动现代化进程的经验，例如，中国广播电视代表团于1980年赴美访问，学习电视新闻制作；［6］上海电视台台长龚学平率考察团于1984年赴日本访问与交流。这些外出交流和访问使新闻工作者开始关注“电子新闻采访”，发现美国三大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已经全部使用ENG代替新闻影片。［3］使用ENG录制节目，可以提高新闻报道时效性，成本低，同时间内可以采集很多新闻，被称为“电视工业上的第三次革命”［4］。电视在美、日等国居于大众传播之首，是公众获知新闻的主要途径。美、日等国均具备独立灵活、设备先进的电视新闻中心，电子采访车、卫星转播、电脑编码、制作流程电子化；电视新闻形式生动活泼，有现场感，传播时效性强。［7］从国外考察到国内讨论，新闻学界逐步达成共识，电视是一种现代化的传播工具，对其进行信息化改革有助于推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电视新闻的信息化转型也带来了业务和学理层面的探讨，当时有学者发表文章提出，电子录像技术真实再现了新闻事件本身，比报纸、广播更形象地传达了新闻信息，记者的现场采访活动真实呈现在电视屏幕上，应该将发挥电视新闻画面作用作为新闻改革的重点；［8］有学者概括称，电视新闻之“新”在于“从传播的屏幕形象上强化新闻信息”“从传播的客观态度上来增强新闻品格”“从对于传播内容的处理方法上来突出新闻性”。［9］较之传统以文字为主的新闻，电视的画面增加了新闻报道的真实客观性和时效性，充分迎合了新闻改革中对新闻信息化的要求。随着国家政策引导、新闻单位走出国门积极学习，以及学界的热烈讨论，电视新闻作为新闻改革重头戏以及现代化信息传播工具的属性被反复确认。联合国大会宣布1983年为世界通信年，我国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世界通信年中国委员会。1983年8月18日，时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卢克勤在首都世界通信年报告会上做了题为《广播电视——强大的现代化信息传播工具》的报告，回顾了中国广播事业的发展历程，强调要充分发挥广播电视作为现代化信息传播工具的重要作用，注意调查研究，提高对现代信息传播发展规律的认识，为实现现代化服务。［10］进一步为中国电视信息化发展指明了方向。

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新闻改革是实践与理论并行的过程，高等教育、学术研究与新闻业务同步发展。1980年7月，北京广播学院（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将原来的新闻系分为四系一部，分别是新闻系、播音系、文艺编辑系、电视系和语言文学部。［11］电视独立成系充分表明，新闻界在改革初始阶段就已经将电视新闻作为突破口。1984年，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的叶家铮开始给电视系本科生教授《电视传播理论》课程，叶家铮对电视进行了从新闻形式改革到传播学理论思考的探索，他较早地将电视纳入大众传播的研究框架中，以“5W”为线索，从大众传播的手段、内容、效果等方面分析电视新闻的传播特点。叶家铮的这门课程后来被编撰成教材《电视学系列教程·电视传播理论研究》，内容包括电视传播内容、社会功能、电视观众调查等。在新闻业界对电视制作技术、节目形式不断创新的同时，像叶家铮这样的学者，已经开始尝试从传播实践中提炼理论，为传播学本土化做出了贡献。

20世纪80年代初的电视新闻改革，有力地推动了传播学在中国的出现，二者的逻辑关联在于“信息化”。学界普遍认为，20世纪80年代传媒行业真正的改革是从1982年引进“信息”开始的，通过对“新闻与宣传”“新闻与信息”等讨论，新闻界达成共识：传播信息是新闻媒体的第一功能。［12］在“信息”与传播学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历史脉络中，电视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较之于纸媒，电视在当时实现了对信息技术最大程度的利用，推动了“信息”在新闻学界的兴起；另一方面，电视新闻是新闻改革的重头戏，电视技术带来了图音并茂的新闻形式，使当时的新闻界进一步确认要利用传播学改革传统新闻学。

二、现代化：电化教育的兴起与大众教育的普及

中国电视与20世纪80年代社会改革的互动不仅体现在新闻改革上，也扩展到了教育领域，作为传播媒介的电视，在普及高等教育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服务于现代化的目标。1982年4月，施拉姆及其学生余也鲁访华讲学，介绍了传播学，学界普遍将其视为中国传播学兴起的标志性事件。仔细盘点其访华的最初目的，可以发现另一条电视信息化发展与传播学落地的线索，即电化教育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兴起。1981年，广东省高等教育局局长林川率领电化教育访问团前往香港中文大学学习现代化电化教育，随后，华南师范大学潘炯华校长与李运林、李克东两位讲师前往香港参观电化教育设施，提出希望于1982年在内地开办一个全国性的教育传播理论讲习班。于是，1982年4月，余也鲁邀请老师施拉姆一同到广州进行了为期6天的讲学活动，这才有了上海、北京之旅。［13］施拉姆、余也鲁之所以到广州进行电化教育讲学，是因为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已经开始尝试利用电视开展高等教育的普及工作，而利用大众媒介促进国家发展也正是施拉姆一直从事的研究。

1977年10月19日，前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访华，介绍了英国开放大学（The Open University，英国于1969年建立的远程教育大学）如何运用广播电视开展远程高等教育，邓小平听后非常感兴趣。1978年2月6日，教育部与中央广播事业局联合呈送《关于筹办电视大学的请示报告》，邓小平亲笔批示，同意成立“面向全国的广播电视大学”。1978年4月，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制订加速发展电视广播等现代化教育手段的措施，这是多快好省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途径，必须引起充分重视。”经过系列筹备后，由教育部、中央广播事业局共同创办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于1979年2月6日正式成立，中央电视台通过微波通信网向全国播出广播电视大学课程，数学家华罗庚为首届广播电视大学学生上了第一节数学课。［14］从1979年至1985年间的《人民日报》上可以看到很多对广播电视大学的报道，如《一所“没有学生”的大学》《瑞士的“视听教学”》《美国业余教育的作用》《印度将使用计算机和电视教学》《微机电视辅导函授班开学》《上海一万七千多名基层党政干部参加电视中专学习》等。普及高等教育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步骤，这一时期的中国高等教育行业积极学习美国、瑞士等国家如何利用幻灯片、广播电视、计算机组织教学，探索与创新电化教学实践。电视日益成为开办业余教育、弥补普通大学招生不足的有效手段。

施拉姆等访华正是中国积极推行电化教育、努力实现教育信息化的初始时期，综观他和余也鲁在广州、上海、北京的讲学，重点内容就是介绍作为现代化信息传播工具的电视。1982年4月21日，二人在广州举办全国“电化教育讲习会”，其中有一节演讲题为《电视·图画·新学习——电视在现代化教学中的新任务》，谈到了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媒介即讯息”理论对电视教学研究的启发，介绍了美国的电教实验及美国儿童电视教育片《芝麻街》等，还借助实例示范了如何利用电视画面、通过调控时间来更好地完成远程教学；［15］4月29日，施拉姆在上海复旦大学做了《报纸和电视的力量》演讲，介绍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情况，余也鲁借助电视片向复旦大学师生介绍了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系情况，首次提出“中国传播学的研究”这一课题；［16］5月3日，二人在人民日报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演讲座谈，向新闻工作者和学者介绍了信息论、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内容，还介绍了香农（Claude Shannon）和韦弗（Warren Weaver）通过建立“信息论”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连接在一起。二人还展示了美国传播学受众研究范例，如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电视受众调查、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的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研究所对美国妇女听广播“肥皂剧”的受众调查等。施拉姆在北京之行中提出想了解中国电化教育的想法，由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科研处的朱向霞联系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但因为该校没有明白施拉姆的意图，没有讲出所以然，此事不了了之。［17］1984年，余也鲁又受到西北电化教育协会的邀请，前往做题为《信息·教育传播·现代化》的报告，指出电视应该应用于新闻、教学等多领域，满足中国社会对信息技术日益增强的需求，提出中国人要追赶世界信息技术浪潮，充分利用信息等先进理念和手段。［15］（1-24）

电化教育成为电视与传播学发展关联的重要纽带，在三方面为传播学的落地做了铺垫。第一，电化教育是施拉姆访华的直接原因，施拉姆将大众传播功能论、信息论、受众调查等传播学知识介绍给中国新闻学界；第二，电视是非常重要的大众传媒，电化教育的兴起提高了电视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使人们充分认识到大众传媒的力量；第三，施拉姆在美国创立的传播学，其研究范围早已超越了新闻学，而将视角延伸至整个社会发展，他的经典著作《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就有一节题为“信息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18］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中国电化教育正是在利用电视传播知识、提高教育水平、促进社会发展，可以说是对“大众传媒与社会发展”范式的一种尝试。而从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背景来看，形成这三方面联系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追求现代化的总体目标。

三、本土化：电视受众调查的出现与传播学在中国的落地

随着电视在20世纪80年代快速应用于新闻、教育等领域，对于受众分布情况、兴趣喜好的了解也提上日程，电视受众调查在1986年至1990年间大规模兴起（详见表1）。这些研究针对中国城乡结构带来的电视受众差异这一实际情况，展开大规模的电视受众调查，有力地推动了传播学的本土化进程。从调查发起者看，不同于西方商业调查机构的民意调查，这一时期的电视受众调查由国家主导，以中共中央宣传部、广播电影电视部、中央电视台、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为主，这种国家组织的模式使调查数量庞大的中国电视受众成为可能。从调查方法看，这一时期的调查采用了随机抽样、计算机数据处理等方法，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学人不断学习信息技术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结果。从调查范围看，这些电视受众调查涵盖了全国、重点省市、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农村不发达地区，呈现出由城市向农村地区扩展的趋势，将如何利用大众传播推动农村不发达地区发展作为主要目标。从调查结果看，调查得出“电视观众居三大新闻媒介受众之首”“城市受众对电视接触频度高于农村”等结论，并提出了“电视工作者要充分联系观众”“要建立良好的电视与观众之间彼此影响、互相推动的信息传播与反馈系统”等建议，基于调查结果不断调整电视信息化发展策略。根据这些受众调查，当时的新闻学人一方面尝试将大众传播应用于现代化建设中，另一方面结合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实际，探索传播学的本土化路径。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推行城市改革，对广大农村地区也提出了向现代化看齐的要求。基于此，中共中央宣传部、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调查组与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于1987年至1988年开展了“中国不发达地区农村广播电视听众、观众抽样调查”，调查包括对农村受众职业构成、经济收入、文化程度等情况的基本了解，对农村受众接触、使用报纸、广播、电视三大媒介频率的调查，以及对农村受众接触大众传播目的和兴趣的调查等。调查发现，电视、广播等现代化媒介与农村受众仍旧存在不相容的地方，这一现实问题成为未来电视信息化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人民日报》于1988年发表《对不发达地区广播电视的调查表明应不失时机发展农村广播电视》，对这次调查给予了高度肯定，并着重强调了广播电视对传播信息、更新观念、开发智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积极作用。［19］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电视受众调查，从设计到结论，都将电视作为推动现代化进程的大众传播工具，并结合中国农村受众众多的实际情况进行本土化探索。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电视新闻改革了传统新闻学理论，那么80年代中后期的电视受众研究则使新闻学者通过实践深化了对传播学的消化与理解。1986年11月10日至16日，全国电视新闻理论讨论会在江苏徐州市召开，来自全国30多个电视台、广播电视厅及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80多名代表共聚一堂，充分结合中国电视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的转型实践，共同探讨了电视新闻的基本规律和特性、地位和作用、传播形式和社会效果、真实性原则和真实感、时效性和群众性、广度和深度、改革会议报道，以及采访学、观众学、采摄分工、电视新闻记者的素质等多方面的问题。广播电视部副部长谢文清、顾问金照等同志在会上发言，强调“电视新闻理论研究要致力于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电视新闻理论”［20］，对电视新闻理论的本土化提出了要求。随后，1990年6月20日召开了首次“全国广播电视受众研讨会”，草拟了“受众研究会章程”，1991年4月2日在广州成立了“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受众研究会”，在不断的讨论与总结中，电视研究开始与传播学效果研究结合。从事电视研究的业界与学界力量汇合，在20世纪80年代走向现代化的共同目标中，推动了传播学在中国的落地。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新闻学界探索传播学本土化的过程中，电视受众调查成为催生中国特色传播学的重要力量。一方面，受众研究本身就是传播学效果研究的重要部分。1930年，美国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共同完成了14个传播研究项目，被称为“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这些研究以效果为导向，深入考察了电视等大众传媒在美国的实际传播效果，由此确定了美国传播研究的理论框架。［21］中国新闻学者同样基于中国城乡受众差异等情况进行了本土化调查，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传播学的实践发展；同时，基于这些电视受众调查，新闻业界了解到如何更好地实现电视信息化发展，提高大众传播效果，他们尝试将受众调查学理化，丰富了中国特色传播学的理论框架。

四、结语

1982年，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会议提出了传播学研究的十六字方针：“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22］；1986年，在第二届传播学研讨会上，有学者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这次会议讨论了传播学理论框架，为传播学研究本土化提供了方向。［16］（61）由此可见一条“传播学在中国”清晰的历史脉络，即从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出现，到整个80年代的落地，最终以建立中国特色传播学为志向。电视在20世纪80年代的信息化发展是与这条线索不断重合、充分互动的，二者的逻辑关联可以用信息化、现代化、本土化来概括。在信息化的浪潮中，电视新闻改革充分利用了信息技术，推动了传播学出现；在现代化目标的指引下，电化教育的兴起强化了电视作为大众传媒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角色，为传播学落地做了铺垫；在本土化的研究目标中，电视受众调查丰富了中国传播学效果研究的实践与理论，最终催生了中国特色传播学。

中国传播学受众研究知名学者喻国明曾这样回忆20世纪80年代和自己的学术生涯，“在当代中国，或许没有什么比改革更能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作为对于这个社会深怀责任感的学人对于改革理论与实践的追随也同样是一种别无选择的必然”［23］。只有将中国电视的信息化发展融入新闻改革与传播学兴起的轨迹中，才能厘清理论与实践的互动、知识与社会的共生，才能发现20世纪80年代的学人如何在与改革同行中探索新兴理论的本土化路径，从而拓展和丰富“传播学在中国”的知识社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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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河南理工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新文科背景下的传播创新研究”（CXTD2021-1）

［责任编辑：赵晓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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