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传播期刊

·影视艺术·摘要：通过耙梳《人民日报》、新闻传播学过刊等史料，尝试梳理中国电视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的信息化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媒介技术推动了电视信息化改革，电化教育的兴起使电视成为普及高等教育的现代化传播工具，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电视受众研究开启了新闻学界对建构中国特色传播学的探索。中国电视在完成信息化、现代化、本土化的转型中，同时推动了传播学在中国的出现、落地与本土化。这样的回顾，有助于将中国电视的信息化发展融入传播学兴起的历史轨迹，拓展和丰富“传播学在中国”的知识社会史研究。关键词：中国电视；信息化；现代化；本土化；传播学作者简介：方晓恬，女，助理研究员，博士；郜书锴，男，教授，博士。1958年5月1日，中国第一家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成立，于1958年9月2日正式开播，中国电视至此走上了历史舞台。从20世纪50年代诞生到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兴起，中国电视在这一时段内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58年到1976年，电视作为一种新鲜事物，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宣传和教育大众的传播工具，社会影响力较小；第二个阶段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世纪80年代末，电视新闻不断创新，传播内容与改革议题紧密相连，成为推动社会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力量；第三个阶段是1992年之后，娱乐节目、广告兴起，电视与市场经济发展紧密结合。［1］第二个阶段是中国电视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也是中国传播学从西方“舶来品”到逐步本土化的重要阶段，电视作为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对传播学在中国的落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回看这段历史，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引着中国社会各行各业的改革，中国新闻界通过引入信息技术，对传统新闻进行了从形式到内容的创新，完成了对“文革”时期新闻作为宣传工具的告别。1982年美国传播学奠基人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未来传播期刊 -

2021年9月15日

其他

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实证评估与模拟预测

·媒介社会·摘要：从文化资源力、文化传播力、文化认同力、文化实践力四个方面，设计了包含38个指标的中国文化软实力评估体系。通过对来自89个国家的1033例外国在华留学生和海外游客的问卷调查，完成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实证测评并分六大洲进行模拟预测。研究发现：中国文化软实力后续建设任重道远；文化实践力和文化认同力得分相对较高，文化资源力和文化传播力得分较低。不同区域受访者对中国文化软实力评价差异较大，需要认真研判精准施策，现有部分政策措施有待调整。同时，我们需要重新评估具体元素在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中的价值和贡献，规避“天花板效应”。关键词：文化软实力；指标体系；模拟预测作者简介：陶建杰，男，教授，博士生导师；尹子伊，女，博士研究生。一、前言近年来，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发展文化软实力。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掌握着世界75%的电视节目和60%以上的广播节目生产。［1］中国周边国家中，韩国重点打造游戏、影视剧、音乐等文化产业，掀起了一股强劲的“韩流”。日本确立“文化立国”战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和“动漫外交”，铁臂阿童木、蜡笔小新、机器猫哆啦A梦、名侦探柯南等对各国青少年有很强的影响力。俄罗斯拥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总统普京更是以“硬汉”形象走红网络，吸粉无数。我国政府也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软实力对于提升综合国力的重要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的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衡量标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纳入新时期发展12大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第十篇专门聚焦“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表达自己对中华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价值体系的认同与尊崇。为发展文化软实力，国家在实践层面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自2004年在韩国开设第一所孔子学院起，我国已在162个国家（地区）设立了541所孔子学院和1170个孔子课堂，［2］“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自2002年至今已举办19届。为了拓展海外传播阵地，我国主要媒体机构采取了如发行英文报纸、扩大驻外记者站规模、推出国际卫星频道和注册海外社交媒体账号等举措。［3］近年来，我国文化产品出口也保持持续增长态势，许多出版集团成立了海外国际编辑部，发行多语种的期刊、图书，还在多个国家举办了中国主题图书展。［4］但由于起步较晚，目前中国文化传媒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依然偏弱，文化产品在国际文化贸易产业链中处于下游。［5］经过10多年的努力，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卓有成效。作为一个长期命题，我们也需要对文化软实力现状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估，从而使今后工作避免投入大、成效小、各地区政策同质化等问题。那么，如何精准测量中国文化软实力？考虑到不同国家/地区的受众差异，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突破点分别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准确回答，有助于为国家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也有助于丰富文化软实力相关学术研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和海外游客来华交流、学习、参访，他们是文化软实力建设与传播的桥梁，也是向世界呈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中介和载体。因此，以留学生和海外游客为目标人群，采用科学的方法对中国文化软实力进行实证评估与预测，面对不同国家/地区的文化受众差异，进行精准研判与分析，把软实力策略做细做实，兼具理论和实践双重价值。二、文化软实力的概念与测量“文化软实力”直接来源于美国学者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奈认为，软实力是国家“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主要来自文化、政治价值观和政策。［6］软实力定义，目前主要存在魅力论、道义论、吸引论、说服论、同化论等；文化、政治实力、观念、发展模式、国际形象、话语认同、外交政策等都先后被纳入软实力来源范畴。［7］尽管如此，不同学者的表述基本都包含“文化”，都认为文化是软实力最重要的来源之一。正因为文化是软实力最主要的来源，越来越多的研究直接指向“文化软实力”。有学者把“文化软实力”等同于文化本身，也有学者把“文化软实力”等同于“文化竞争力”，［8］还有学者把“文化软实力”看作“软实力”的一部分。［9］梳理相关研究，我们认为，“文化软实力”是以文化传统、文化现实、文化制度环境、文化影响等非物质要素为基础，让受众主动接受和分享的一种权力，它源于文化资源，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传播，形塑受众的文化认同，进而产生文化实践，实现吸引、感召和影响。目前，文化软实力的测量主要有资源路径和受众路径。资源路径主要通过考察相关资源的丰富程度来完成对文化软实力大小的评估，如贾海涛认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由政治制度、外交艺术、科技实力和教育水平等维度构成；［10］刘江提出的国家文化软实力测评模型包括传统文化资源、教育、贸易、外交、传媒和民间交流等六部分；［11］林丹等将中国文化软实力分为“基本指标”和“特色指标”两类，“基本指标”包括文化凝聚力、文化吸引力、文化创新力、文化整合力和文化辐射力，“特色指标”包括儒家文化、文化技术、文化活动；［12］周国富等从文化传统、文化活动、文化素质、文化吸引、文化体制及政策等五个维度进行评估。［13］受众路径则关注实现效果，主要通过考察他国民众的看法评估软实力大小。有学者关注外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软实力资源和现代文化软实力资源的总体认知，［14］还有学者考察了外国人对中国文化设施、文化媒介、文化制度和精神价值的评价。［15］事实上，上述两种路径都存在不足。资源路径，虽然能通过测量可能产生吸引力的文化特质评估一国文化软实力的大小，但资源充其量只是软实力建构的潜在能力，能否真正实现或者多大程度上实现，还受到很多因素制约。受众路径无法体现软实力建设的动态过程，忽视了软实力的禀赋与基础，无法衡量哪些是短板。此外，现有评估方案还存在其他不足：指标选择相对随意；指标数量过多或过少，过少难以覆盖文化软实力的主要方面，过多则难有操作性；指标赋权缺乏充分依据，影响测评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测评方案理论阐述多，实证完成少；对中国文化软实力进行实证模拟预测、精准研判的研究鲜见……因此，亟须设计出一套相对科学完整的文化软实力测评方案并进行实证研究，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导和建议。三、指标体系设计与数据来源（一）中国文化软实力指标体系结构综合了资源路径和受众路径观点，参考了关世杰［16］、刘澜［17］等学者的相关成果，本研究搭建了“中国文化软实力作用模型”（见图1）。文化软实力的作用过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国国家层面到他国民众层面，指中国的文化资源通过有效传播影响了他国民众的认同和实践；第二阶段指他国民众层面到他国国家层面，指他国民众被中国文化软实力影响后，推动他国政府制定有利于中国的政策。由于第二阶段涉及的范围广，且影响对象是国家，较难直接测量其效果，本研究只关注第一阶段，通过对第一阶段的“中国→对象国民众”进行调查，评估文化软实力的作用效果，从而能为软实力传播的行动主体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建议。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将中国文化软实力划分为以下四个维度：文化资源力、文化传播力、文化认同力和文化实践力。具体如下：（1）文化资源力。文化资源力表现为文化资源的丰富程度，是文化软实力的源泉和基础维度，也是一国发展文化软实力的先决条件。文化资源越丰富，吸引他国民众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文化资源力只是文化软实力实现的前提条件，软实力的最终达成，还需传播、吸引等一系列中间环节。我们把文化资源力细分为文化形象资源、文化生活资源、文化思想资源。文化形象资源包含地标符号、象征性符号；文化生活资源包括传统生活符号、现代生活符号；文化思想资源包括哲学符号、艺术符号。每种符号下设3—4个具体指标。受访者回答多选题“你认为以下中国文化符号中，哪些可以代表中国文化”，选一项得1分，不选得0分。（2）文化传播力。文化传播力即文化信息的传递、扩散能力，是文化软实力得以实现的传导机制、中介要素。一国的文化影响力，不仅取决于内容是否独特，更取决于传播能力是否强大。传播力决定了文化信息的扩散广度，决定了民众了解一国文化的可能性及国家在激烈的文化竞争中能否占据有利位置。文化传播是全方位、多层次系统，依赖于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多种形式。按照国际传播中主流传播形态和载体的类型，我们进一步把文化传播力划分为四个方面：大众媒体传播、人际传播、商业传播和文化产品传播，每个方面下设两个具体指标。（3）文化认同力。作为衡量文化软实力水平的主要外在指标，文化认同力是一国的文化资源对外传播后，在受众的认知和态度层面产生作用的体现。为了全面衡量这种效果，我们将文化认同划分为以下四个部分：对中国人价值观的认同、对中国政治形象的认同、对中国经济形象的认同和对中国文化总体的认同，分别下设2—7个具体指标，以五点李克特量表测量。（4）文化实践力。文化实践力则是衡量文化软实力水平更深层次的指标，和文化认同力不同，文化实践力是在受众的行为层面产生作用的体现。从认知到态度再到行为，由浅入深、逐步递进。他国民众观念上能否高度认同、行为上能否积极实践，是评价一国文化软实力水平的“金标准”。研究中，我们又将文化实践细分为浅层次实践和深层次实践两部分，分别通过5个和4个具体指标测量，均采用五点李克特量表。需要强调的是，文化软实力的四个维度，并非平行关系，而是逐级递进——文化资源力是基础，文化传播力是途径，文化认同力是浅层次效果，文化实践力是深层次效果。同时，文化资源力、文化传播力是文化认同力和文化实践力的“必要非充分条件”。（二）指标选取与赋权方法遵循系统全面、互相独立、有代表性、便于获取等原则，从中国文化软实力四个维度出发，本研究设计了包含4个维度、3个层次、38个具体指标的中国文化软实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The

未来传播期刊 -

2021年9月13日

其他

基于广告利益结构的治理现代化

·媒介社会·摘要：广告既是一种自益行为，也是一种他益行为，亦会是侵权或者其他损害行为。受广告影响的广告业三方主体、消费者、其他生产经营者和社会公众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利益结构，广告治理应当均衡保护各种利益，建立现代化体系。广告治理应当是多元化主体的合作治理，政府规制除了发挥既有职能外，还应当更好地实现其监督、代表和协调的功能。广告公法的基准设定在低于其单独适用时的社会最优水平，并由事后责任的私法自治来补充。我国广告治理包括准入审批、内容和行为标准以及信息规制等干预程度不一的治理工具，应当优化广告的信息规制。关键词：广告利益结构；合作治理；私法自治；公法规制；治理工具作者简介：闫海，男，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王洋，男，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虚假广告历来是市场规制的痼疾，近年频频曝出的保健品虚假宣传和2020年底某品牌婴幼儿抑菌霜“擦边球”广告宣传致“大头娃娃”事件，持续敲响虚假广告治理的警钟。长久以来，我国沿用管理性规制，注重对广告主体行为的强制约束，依靠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执法活动和事后处罚的威慑。然而，有限的规制资源无法全面覆盖广阔市场的每个角落、纷繁产品的各处细节以及日趋多元化的广告形式。传统“命令—强制”和“治乱用重典”的规制手段，无法根除虚假广告导致的错误信息蔓延甚至致人损害的隐患，也不利于广告行业的健康发展。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不开塑造良性的市场信息环境。需要在综合认识广告行为、主体功能结构和规制目标的基础上，超越单纯的管理性规制方式，构建私法自治与公法规制、传统规制与激励性规制相结合的现代化治理体系。一、广告业的架构及其利益结构广告既是一种自益行为，也是一种他益行为，亦会是侵权或者其他损害行为。广告投放于市场后，受其影响的利益主体包括目标消费者群体、其他生产经营者和社会公众。广告创造消费需求，为消费者传递有价值的信息，帮助消费者做出选择；促进竞争，激励创新，降低价格并提高质量；承载人类创意和艺术表达，支持大众传媒发展；为相关行业提供就业机会。但是，广告也会诱使大众传媒过度商业化而忽视公益职能；被经营者用于误导和欺诈消费者，损害同业竞争者的合法权益；甚至成为损害公众健康和环境的诱导因素。“法律承认利益的多元化，对一切正当利益施以无差别的保护”［1］，是法治的价值基础和取向之一。因此，针对多元广告主体及其错综复杂的利益结构，广告治理应当均衡保护各方主体利益，针对广告主体之间的矛盾症结展开有针对性的法律规制。（一）广告业的三方架构广告行为主体在广告的制作和投放过程中形成了广告业的“三方架构”（Tripartite

未来传播期刊 -

2021年9月13日

其他

【媒介社会】论新世纪以来新闻生产主体的结构变迁

·媒介社会·摘要：新世纪以来，新闻生产主体结构经历了由“职业新闻生产主导”“职业新闻生产主体与非职业新闻生产主体共在”再到“新闻生产‘人主体’与新闻生产‘智能拟主体’共在”的变迁过程。在“大众化新闻活动”与“非大众化新闻活动”从“相互区隔”走向“彼此融合”的背景下，新闻生产主体结构变迁的实质，是不同新闻活动主体的“生产主体化”。当前，人类新闻活动正在由“职业新闻生产和非职业新闻生产共在”的“后新闻业1.0”时代，逐步进入由智能促成的“后新闻业2.0”时代，而“平台新闻生产主体”构成了两个时代的桥梁和纽带。关键词：新闻生产主体；职业新闻主体；平台新闻生产主体；智能新闻；结构变迁作者简介：杨保军，男，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孙新，男，讲师，博士研究生。新世纪以来，在互联网技术丛的驱动下，新闻活动图景的变化让人目不暇接。民众新闻、机构新闻等非职业新闻生产传播活动的兴起，打破了职业新闻“一元”垄断大众化新闻传播活动的格局；而智能新闻生产的快速发展，必将对新闻生产传播活动乃至整个人类新闻活动产生巨大的影响。新闻生产主体是新闻活动中的重要主体类型，是新闻活动得以展开的直接发动者。对新闻生产主体历史结构变迁的考察分析，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人类新闻活动的历史演进情况，更为重要的是，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未来新闻活动的宏观走向。探索新闻生产主体的结构变迁，必须跳出以职业新闻现象、职业新闻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职业性范式”，转向将新闻活动放置于社会层面考察的“社会性范式”［1］。本文主要以新世纪以来新闻生产主体的结构变化为参照，从纵向维度描述新闻生产主体的结构变迁，从横向视野审视同一时期不同类型生产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比较全面地把握新闻生产主体的变迁状况与趋势。一、

未来传播期刊 -

2021年9月13日

其他

【媒介融合】沉浸式新闻（VR/AR）：演进历程、创新路径及行业影响

·媒介融合·摘要：沉浸式新闻以虚拟现实技术为依托，是基于沉浸传播的一种互联网新闻形态，在目前新闻生态中，尚属于“试验品种”；中国的沉浸式新闻发展演进历程以21世纪第二个10年为开端，以“沉浸”和“临场”为基本特征。它通过人机交互技术应用手段，在新闻呈现方式、内容生产和接收模式上进行创新探索，为深度报道、新闻教育和媒体融合等带来新的行业发展机遇。但是，对于新技术驱动下的沉浸式新闻而言，其未来发展固然可期，“具身”而来的“虚拟现实与客观现实”悖论，也制约着它的健康发展。关键词：沉浸式新闻；演进历程；创新路径；行业影响作者简介：董卫民，男，主任编辑，博士。沉浸式新闻以虚拟现实（Virtual

未来传播期刊 -

2021年9月12日

其他

从集结到认同：移动通信新时代的社交化学习研究——以微信“打卡学习”为例

·媒介融合·摘要：移动智能媒体时代，社交媒体俨然成为现代人际交往沟通的主要途径，“打卡学习”的分享形式也逐渐形成一种热潮，用户可以通过“打卡”这一具有仪式性的行为，量化记录学习进程，通过他人的“点赞”或评论，“打卡”行为被赋予更多的社交属性，形成了“学习+社交”的新型学习模式。文章通过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以及深度访谈等方法，对打卡学习的社交功能及其效果进行研究。针对移动通信新时代社交化学习所反映出的问题，结合传播学知识进行反思与展望，文章为当下网络文化以及虚拟空间社交化学习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解读和效果提升策略。关键词：社交化学习；社交媒体；移动互联；微信；打卡学习作者简介：陈琦，女，副教授，博士；张丰扬，男，硕士研究生。

未来传播期刊 -

2021年9月12日

其他

互动仪式链视角下非遗短视频用户互动研究——以抖音“非遗合伙人”为例

·网络文化·摘要：随着短视频行业的兴起、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短视频在各短视频平台得以传播。文章以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理论为基础，建立非遗短视频中的用户互动仪式模型并对此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非遗短视频中用户互动仪式总体来说相对成功，但是在后期仍然出现了互动疲乏、情感能量不够长久稳定等情况，对此提出了相应的提升建议。关键词：非遗短视频；互动仪式；抖音；非遗合伙人作者简介：彭慧，女，硕士研究生；秦枫，男，副教授。近年来，国家为推动传统文化的复兴与繁荣，不断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非遗的继承与创新在新形势下面临着新的要求。一方面，传承保护非遗刻不容缓；另一方面，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为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开辟了新的途径。根据2020年9月发布的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我国网络视频（含短视频）用户规模达8.88亿，占网民整体的94.5%，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为8.18亿，占网民整体的87%。［1］短视频凭借其形象生动的呈现方式，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价值越来越被广泛认可，短视频行业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重塑了传播和消费的新格局。抖音作为目前国内较大的短视频平台，一直积极地在不同领域里尝试、摸索各种新模式。短视频制作门槛低、参与性强的特点能让非遗文化在原有的艺术情境与文化语境中被真实、实时地记录与传播。现阶段短视频行业发展迅猛，各行各业都希望借助短视频来实现自身更好的发展，非遗也不例外。《2018抖音大数据报告》指出，抖音与传统文化碰撞出了新火花。在2018年中，《铡美案》梅葆玖选段相关视频获得557万的点赞，18万人参与话题挑战#笑出国粹范，同时，地方的传统文化正在被更多的人关注。［2］在各种延续优秀传统文化的形式中，非遗作为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2019抖音大数据报告》中，明确指出抖音已经是中国最大的知识、艺术和非遗传播平台。在1372个国家级非遗项目中，有1275个来到抖音平台，国家级非遗在2019年总共获得33.3亿次点赞。［3］2019年4月，抖音平台推出“非遗合伙人”计划，该计划通过加强流量扶持、提高变现能力、打造非遗开放平台及开展城市合作等方式，全方位助力非遗传播。在传统文化复兴和短视频行业迅猛发展的双重背景下，非遗已经借势短视频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身的发展。目前，“非遗合伙人”已经获得了约26亿次的播放量。越来越多的用户参与到非遗短视频的互动中来，因此探讨非遗短视频的用户互动行为和互动传播机制，并对非遗短视频传播和用户互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对非遗短视频的发展和非遗文化的传播具有现实意义。根据柯林斯互动仪式链理论，其中的互动仪式机制可以很好地解释非遗短视频中用户的互动行为：由抖音官方发布“非遗合伙人”计划，将非遗传承人和非遗文化爱好者等聚集起来，通过互动不仅可以满足用户获取与非遗相关知识的诉求，也能唤起参与者的情感体验和共享情绪，从而促进对于非遗文化的认同。一、柯林斯互动仪式理论和模式（一）理论来源与模型建构（IR模型）仪式，作为人类社会中一种特有的社会文化现象，它是“被一个群体内的人们普遍接受的、按照某种既定程序进行的身体的活动与行为”。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对宗教中的仪式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宗教中的各种仪式其实是产生于群体中的规则，这些规则规定了一个人在那些神圣的对象面前应该如何表达自己，［4］同时，这些仪式对信仰有表达和强化的作用。欧文·戈夫曼则在涂尔干的基础上将这一思想延伸至日常生活层面，他认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人与人面对而形成的情境，在不同的情境之中，人们根据自己不同的目标、角色与他人进行互动。不管是涂尔干还是戈夫曼，他们都一致认为仪式是被创造出来的，它制约着仪式参与者的行为，赋予仪式参与者符号身份。但是，他们并没有探讨仪式中的互动作用机制，据此，兰德尔·柯林斯在微观情境的基础上提出了“互动仪式”这一核心概念。柯林斯指出，互动仪式是一个具有因果关系和反馈循环的过程，参与者在这个过程中拥有共同的关注点，并且彼此之间能够感受到对方身体的微观节奏和情感。［5］柯林斯建立了互动仪式模型（IR模型）（图1），这个模型有四个组成要素：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身体在场并且相互影响、对局外人设定界限、参与者拥有共同的关注对象、参与者分享共同的情感体验。互动仪式也输出了四种仪式结果：群体团结、个体的情感能量、对代表群体符号的尊崇以及对破坏群体团结行为的愤怒。虚拟空间使得身体共在成为可能，当人们拥有共同的关注点就会不断围绕关注点发表自己的看法，同时也会聆听他人的意见。在一来一往的沟通交流中，共同情感被催生，群体中探讨的热情进一步升华，当这种热烈的气氛围绕着群体中的每一位成员，他们倾向更加积极地表达自我与回应他人，最终引发集体兴奋与高度的情感共鸣。这就是柯林斯所谓的“参与者情感与关注点的相互连带，他们产生了共享的情感和认知体验”［5］（86）。（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仪式性和互动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仪式性和互动性，很多非遗是通过带有展演性、表征性的仪式化方式呈现的，仪式化的传播构建了传者与受者之间平等参与和交流的平台，这实际上也是一种高效的精神交往实践活动。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复中国的端午节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中国首个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日，这是一场全中国人民都积极参加的盛大仪式。人们划龙舟、吃粽子、插艾挂菖、喝雄黄酒，希望达到驱瘟除恶消灾祛病的目的；人们通过互动寄托哀思，看似平常的民俗仪式却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非遗短视频，实际上通过数字化的影像处理，并结合现代人的审美将非遗符号重构，重新将符号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它还可以将更多人聚集起来，并使线下互动走向线上互动成为可能。二、非遗短视频中的用户互动仪式（一）非遗短视频的互动仪式构成要素1.身体虚拟在场作为互动仪式启动的必要因素，柯林斯认为身体的亲身在场可以使情感能量的交换与反馈更加迅速，但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身体的虚拟在场也可以进行群体沟通与互动，实现情感交换。在此，笔者以“非遗合伙人”为例，建构非遗短视频的互动仪式模型（图2）。2019年抖音平台推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合伙人计划”，鼓励非遗传承人从业者和社会各界用抖音记录和传播非遗。在这个平台里，用户可以在话题“非遗合伙人”下发布视频，由平台构建的虚拟场景客观上使身体的虚拟在场成为可能。全国的用户虽然在不同的地方发布不同的关于非遗的短视频，但是却可以通过点赞、评论、转发的方式进行互动和情感上的交流与沟通，这实际上就是“共情共景”。抖音作为官方平台，也会及时回复用户的评论，因此不管是平台还是视频发布者，甚至是不发布视频的“围观者”，在这场仪式中都“亲身在场”，彼此之间也都有实质性的互动与交流。2.根据算法对局外人设限对局外人设限，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局外人，如何对局外人设限？在笔者看来，此时的局外人就是对非遗文化不感兴趣的人以及没有关切到自身利益的人。基于抖音的大数据推送和用户画像精准推送机制，抖音平台实际上已经对“局内”“局外”做好了划分。在经过第一轮流量分配制度以后，能够刷到有关“非遗合伙人”话题的短视频和非遗短视频的人大多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传统文化、对手工技艺等感兴趣的用户，即便有对此类视频不感兴趣的用户刷到了视频，也会在极快的时间内将视频划走，由“局内”走向“局外”。在评论互动区域，大家也可以及时从交流与互动中知道谁参与了这场仪式，而谁又被排除在外。对局外人设限，一方面可以减少传播噪音的产生，有利于仪式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又有助于共同关注点的形成。3.在非遗中聚焦共同关注点柯林斯认为，只有当群体形成某一共同关注的焦点时，才有可能实现群体较高程度的团结。在“非遗合伙人”中，有近1300项关于国家级非遗代表项目的视频，按照国家非遗保护名录“十分法”分类，有学者统计出在众多非遗项目中，传统技艺类的非遗短视频最受观众的喜爱。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大重视力度，越来越多喜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个体或者希望传承某项非遗的个体依托抖音平台聚集于此。围绕着“非遗”这一共同的关注点，UGC内容生产者拍摄贴近身边的非遗项目可获得大量普通个体的内心共鸣，PGC内容生产者拍摄质量较高的非遗短视频可获得高度的情感认同。［6］在互动仪式的作用下，聚焦的关注点可以使共享情绪延伸，用户也更能获得群体归属感。4.点赞评论分享共同情感在话题“非遗合伙人”下，按照“最多点赞数”进行排序（时间截至2020年11月1日），选取了点赞数前十名的短视频（表1），再分别对每个视频中点赞数最多的评论进行提取，除去排名第五的由抖音文化站发布的呼吁进入“非遗合伙人”话题的视频，和排名第九的@阿仟发布的有关多米诺（不属于非遗项目）的视频，从中可以发现：用户在以点赞、评论的方式分享自己的情感体验。例如2020年6月6日，由@泥塑人生发布的有关泥塑的短视频：只以泥巴作为材料，就能捏出我国外交部原发言人耿爽的人像。面对如此精妙绝伦的手艺，其中一位用户发表评论“太像啦”，尽管只有三个字，但是有4.7万人对此评论进行点赞。在进入情境后，个体可以自己发表自己的看法、意见与情感，也可以以点赞的方式表达对他人的认同，在互动中分享共同的情感体验并与群体成员产生情感共鸣，非遗短视频中的用户互动仪式也因此完成。（二）非遗短视频中的用户互动结果1.群体团结下的非遗成员身份认同通过发布视频、点赞、评论等方式进行互动，可以获得兴奋，且这种兴奋会感染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当越来越多的人进行情感能量和符号资本的交换时，可以让他们产生一种群体归属感。当然，不可能所有个体都对非遗感兴趣，但是在非遗媒介语境里，会使对非遗文化感兴趣的个体拥有身份标识，并被群体中的其他成员所认同。2.个体的情感能量不断升温在话题“非遗合伙人”下，可以清楚地看见视频的点赞排名和综合排名。点赞客观上刺激了发布非遗短视频用户的竞争心理，他们往往希望自己拍摄的视频能被更多的人看见，当获得更多的点赞时他们在情感上也会产生更强烈的满足感。虽然说情感能量在刚参与仪式时可能是相对短暂的，但是在产出时却是一种强烈与长期的情感能量。可以想象，当一位用户看见自己拍摄的非遗短视频获得了无数点赞和评论时，他会产生一种被关注、被群体需要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可以为下一次的互动储备更强烈的能量。3.代表群体的非遗符号根据符号学理论，事物的象征意义即符号，通过个体与个体的互动产生，符号是携带意义的感知，它的用途是表达意义，而意义也必须用符号才能得以表达。在非遗短视频中，不管是平台与用户的互动，还是用户与用户之间的互动，大量具有美好象征意义的符号形成并得以广泛传播，这些符号不仅可以表达意义也可以代表群体。例如：江苏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绒花在平台上就大量呈现，“绒花”谐音“荣华”，寓意荣华富贵，反映了从古至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寄托；福建福州非遗软木画用栎树为原材料，以刀代笔，用传统的雕刻技法精雕细镂，因而被誉为“无形的诗歌，立体的画”。4.对搭非遗便车行为的正当愤怒同样以表1中的数据为例，在“非遗合伙人”话题下，点赞量排名第九的视频是2019年4月25日由@阿仟发布的关于“纸牌多米诺”的视频。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里，其实并没有多米诺这一项目，虽然该视频也获得了78.3万的点赞量，但是属于打着“非遗”的擦边球“搭便车”发布短视频的行为。评论中，有不少人表示：“这还非遗？”“是挺厉害，但是你为什么要带非遗的话题，这跟非遗有什么关系？”“这个也是非遗？为啥用非遗的话题？有懂的人吗？”很明显，因互动仪式而不断积聚的情感能量使具有成员身份的个体对有“违反行为”的个体产生了愤怒与谴责，就像抖音平台上一些争夺流量的面点铺店为了提高销量，硬是带上非遗的话题，宣扬自己的传统手艺，但是有人会在评论中严肃地怼回去：“虽说你的面点做得很好看，但是我要说你这并不是非遗！”在互动仪式中产生的团结感在集体兴奋中得以强化，忠诚的群体成员会对群体中违反行为者由震惊愤慨自动转换成一种正当的愤怒感。三、

未来传播期刊 -

2021年7月15日

其他

价值引领视域下短视频的文化狂欢与规训治理

·网络文化·摘要：互联网技术、智能终端、影像技术等的发展与合一，使短视频成为当代社会最重要、最火爆的文化形态和媒介景观。“众神狂欢”的短视频表现出多元复合的意识形态图式，而“流量思维”追逐下的内容异化隐性挑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算法推荐极易形成“信息茧房”下的文化区隔，“群体极化”容易加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脱嵌”等负向影响，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和价值引领带来极大的挑战。对此，可以借鉴和补充福柯的规训理论，通过完善现代治理网络空间的法律框架、协同有效监控短视频传播空间以及重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主体力量等途径，不断建构短视频现代化规训治理体系，在价值引领下实现短视频的健康、理性、有序发展。关键词：价值引领；短视频；文化狂欢；规训治理作者简介：蔡之国，男，副教授，博士；孔令淑，女，硕士研究生。20世纪90年代，尼葛洛庞帝就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预判了数字技术必将给社会带来四个方面的特质：分散权力、全球化、追求和谐和赋予权力。［1］数字化技术在分散传统话语权的同时，也技术赋能了民众更多的话语生产、传播、评论、转发的权力，形成网络世界的“众神狂欢”。丹尼尔·贝尔曾言：“目前占据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声音和景象，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率了观众。”［2］当代文化的视觉转向以及网络技术、智能终端、影像技术的发展与合一，使得感性主义形态的短视频迅速成为当代中国最重要、最火爆的文化形态和传播景观。据《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为8.73亿，占网民整体的88.3%。［3］短视频的生产或消费，俨然成为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状态，而短视频的中国实践也因此较大规模地改写着我国互联网的发展格局，并因其强大的文化效应成为当下价值引领视域下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一、短视频的文化“狂欢”“狂欢”作为狂欢节的文化表征由来已久，巴赫金的狂欢诗学更是将其提升为具有哲学意味的一个概念。在巴赫金看来，狂欢节文化颠覆了社会和文化的等级与权力，消弭了民间与官方、高雅与通俗、崇高与卑下、严肃与欢笑、灵魂与肉体的“区隔”，成为张扬个体、迸发激情、互动参与的“狂欢”仪式与节日。而网络技术造就的社会空间的虚拟性、自由性、个性化、集群化、交互性，无疑与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不谋而合，并为短视频的“众神狂欢”提供了文化场域。（一）短视频的“众神狂欢”短视频的“众神狂欢”是媒介技术变革的结果。媒介发展史一再证明，媒介技术的变革是传播媒介样态和传播方式更迭的重要力量。移动互联技术、影像技术等的发展，使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区域的每一个人既可以自由快捷地拍摄、编辑、传播短视频，也可以恣意地滑动观看、点击评论、转发分享短视频。传播主体的泛化、传受双方的交互，最终促生了短视频的文化“狂欢”实践，成为数字化生存时代最重要的话语表达与信息消费方式。而法国学者埃德加·莫兰在《时代精神》所言的“文化和个人生活从未如此地进入商业和工业的流程，世界的梦呓从未如此同时地被工业地生产和商业地销售”［4］，已然成为当代社会短视频媒介景观的最佳陈述。短视频的“众神狂欢”还与其大众文化属性密不可分。英国的迈克尔·奥肖内西曾说：“大众文化是指人们在紧张工作之余所进行的消遣娱乐活动。在消费者看来，这种活动能使他们得到快乐和满足。”［5］虽然借助视觉形式来记录“真实”一度成为视觉文化的共同特征，但随着人们需要的发展，带有逗乐、搞笑的娱乐文化渐渐大行其道，甚至演绎成娱乐是艺术传达意义的载体甚或主要表象所在。或者说，在艺术发展过程中，尽管教育功能屡屡被统治阶级所强调，但娱乐的目的也无处不在，比如“美”“巫”“舞”等文字的演变以及从“娱神”到“娱人”的文化转变等，都可以窥见这一特征。实际上，娱乐与人喜爱玩耍、热衷自由的天性有关，正如英国人科林伍德所言：“娱乐是以不干预实际生活的方式释放情感的一种方法。”［6］正因“人在娱乐艺术中所产生的情感就在娱乐艺术所创造的虚拟情境中得到了释放”［7］，于是，在消费利益的驱动下，文化产业对人的娱乐需要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开掘，并在罗兰·巴特“文本的欢悦”、巴赫金狂欢诗学以及“滑稽模仿”“梅尼普讽刺”“戏仿”等理论研究的引导下，最终在低门槛、浸入感强的媒体泛化时代演化为短视频的“众神狂欢”，将消费性的大众文化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二）短视频的多元意识形态图式传播学者哈罗德·英尼斯普曾说：“一种媒介不是某一种文化借以发挥作用的中立机构，由于其特殊方式，它是价值的塑造者，是感官的按摩师，是意识形态的倡导者，是社会格局的严格组织者。”［8］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产业既有意识形态属性，又有市场属性，但意识形态属性是本质属性。”［9］作为当下最重要的媒介形态和文化产业之一的短视频，虽然以其经济性、娱乐性而为人所关注，但其话语表达和消费过程仍表现出强烈的意义、快感等意识形态属性。“媒介即意识形态”，这是马尔库塞的观点，而从不同的文化视角对短视频进行审视，则无不清晰地呈现出意识形态的属性特征。从社会文化视角看，短视频作为反映社会存在特别是精神、价值的存在方式，“每一种话语都熟悉并代表一系列具体的利益”［10］，表现出先在的意识形态属性；从传播文化视角看，短视频以其共享的影像信息解释世界，并在“刷到停不下来”的接受中以其承载的意识形态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情感和思维等意识形态存在方式；从大众文化视角看，短视频传播的意识形态以及受众的留言跟帖和群际互动，在拓展短视频社交平台交际功能的同时，也会在“我言故我在”的对话中进行着意义的传播或者争论，不仅如此，受众还在消费文化商品的选择中体现出对意义的选择，即意识形态的抉择；从文化建构视角看，短视频以或现实或想象或互文或创造或直白或修辞等审美方式建构着对社会生活的认知，表现出用社会表象进行意指实践的符号表征传播特征。由此，短视频的生产、传播、接受无不呈现出意识形态的话语实践。“假面舞会”的传播空间、短视频传播主体的泛化、工具理性管控影像的难度等，更使短视频以全面“敞开”的姿态传递出社会转型期的各种意识形态图式。前网络社会被遮掩着的全球化和转型期的各种思想或价值观念，与其他传统媒体社会的意识形态一道，被互构、互文地编码进短视频以及留言区域，呈现出多元意识形态混合杂陈甚或博弈的文化景观：一方面，短视频及围观留言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场域；另一方面，又因传播主体的“众神狂欢”甚或“群魔乱舞”，导致感性主义的短视频碎片化、高频次地充斥着身体操练、低俗恶搞、审丑猎奇、色情暴力、无聊造作、恶趣粗鄙、权钱崇尚甚或违背公序良俗等文化景象，甚至出现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可以说，深具影响力的短视频以泛娱乐化的姿态或显性或潜隐地传递着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精英意识形态、享乐主义意识形态、民间意识形态等多元的价值观念，并在巴赫金式的文化狂欢和对话中对受众产生极大的意识形态影响。二、短视频文化狂欢对价值引领的挑战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对人的控制并不是公开的，而是隐蔽的，我们内化了意识形态，因此不能意识到它的存在和效果。”［11］承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短视频，可以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给养；而负向、消极、低俗等意识形态图式的短视频，则容易降低人性的尊崇，“断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成为阻碍我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负作用力。由此，短视频多元意识形态混合杂陈甚或博弈的文化狂欢，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和价值引领的倡导带来极大的干扰和冲击。（一）“流量思维”下的异化内容隐性挑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受众为王”的传播理念在网络传播时代获得前所未有的彰显，而“流量”作为吸引受众关注的重要指标，更是催生了短视频以注意力经济为导向的发展趋态。不过，短视频市场化的“流量”追逐与国家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似乎有着天生的悖论：首先，“众神狂欢”的短视频生产者催生了竞争极为激烈的短视频文化市场，加速了这一文化市场的“流量”追逐，并在极致化满足用户的导向下容易形成内容生产的异化，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带来现实的挑战。可以说，传播主体的泛化无法保证短视频生产者的整体素质，而短视频生产的“流量思维”以及消费主义逻辑则进一步加速了短视频生产的无序，于是，弗洛伊德所谓的被社会规范长期压制的“本我”在网络上得以尽情地呈现，比如充斥于短视频的吐槽、自黑、身体操练、低俗恶搞、色情诱惑、网络暴力、坑蒙拐骗、编造炒作，以及婚外情等违背公序良俗、挑战道德底线的短视频频频出现，必然会或多或少地削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效力，弱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其次，抖音、快手、全民短视频等短视频传播平台为获得超大规模生产和用户群体，有意或无意地弱化了媒体的社会责任意识，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解构着媒体的公共性。良莠不齐、泥沙俱下的短视频乱象，无疑是短视频平台缺乏管控的重要表征。众所周知，抖音、快手、全民短视频等短视频平台并不生产短视频，只是为短视频用户提供传播渠道与推送服务，这些短视频平台在消费主义逻辑下更多的是盯紧“流量”，甚至声称“算法没有价值观”，而这无疑会弱化短视频平台的有效管理，表现出短视频平台的不作为和不想为。事实上，百度等短视频平台的屡屡被整顿，从另一角度反映出短视频意识形态传播的乱象，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效力的现实实现。（二）算法推荐极易形成“信息茧房”下的文化“区隔”智媒时代的万物皆媒、人机合一、自我进化等特征，使短视频“众神狂欢”的中国实践释放出新的文化经验和文化效应，并在民众自我选择和算法推荐下对当下倡导的价值引领产生较大的影响。算法推荐是对用户自我选择信息的大数据进行的深度运算，其目的是通过最佳的手段和方法减少搜寻类似信息的时间以满足用户的“需要”，具有个性化推荐或定制式服务特征。不过，算法推荐也使得短视频用户越来越将信息的接受权交付给技术，而技术的理性也被逐渐物化为达成某种实用目的的工具，它不关心目标以外的结果，也不会关注其承载的意识形态，只会以用户使用短视频的“画像”为基础源源不断地向目标用户推送类型信息。长此以往，短视频用户只注意到符合自身兴趣与价值倾向的信息，仿佛将自身桎梏于“茧房”之中，形成信息“窄化”或者“信息茧房”现象。“信息茧房”是凯斯·Ｒ·桑斯坦在2006年出版的《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中提出的概念，而阅读“信息茧房”相关研究文献就会发现，自我选择、算法推荐与信息窄化、观点极化之间存在较强的理论关联，尽管这些关联并未获得足够的实证，但现实实践却一再证明，如果一个人长时间、高频度地将自身桎梏于负向、消极、低俗的“信息茧房”里，往往会造成与主流价值观引领“区隔”甚或“断裂”局面，容易产生狂欢、戏谑、泄愤、窥视、佛系、追逐名利等不良心绪，进而在精神迷茫和信仰缺失中形成文化畸变或价值观变形，冲击甚或消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三）“群体极化”容易加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脱嵌”比尔·盖茨在2017年初接受采访时曾说：“人们观看自己喜欢的电视频道、新闻网站和facebook，都很容易陷入媒体所带来的‘过滤气泡’中，从而强化原先的观点并排除其他的看法……诸如社交媒体这样的科技使你和观点相似的人聚在一起，进而不能共享和理解不一样的观点，这个问题要比我们想象得更为严重。”［12］他不仅指出媒体具有“过滤气泡”的功能，还指出用户会选择与其观点一致的人聚合，很难共享相异的观点，最终形成“群体极化”现象。“群体极化”是美国学者詹姆斯·斯托纳率先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的是群体成员本具有某种态度倾向的观点，经过互动后群体的态度和观点会比讨论前的成员个体态度的平均值更趋向极端化。［13］众所周知，网络短视频表现出“众神狂欢”的文化景观，而作为“现代人”的短视频用户常常会借助异化自由观来解构理性观念和主流意识形态，这突出表现为去中心、去主体、反主流的文化潮流，以及用“思想癫疯”以证明自身行动的实际支配力，并在信息覆盖的非理性、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自身认知偏向以及群际交互对话的影响下，极易形成极化的群体意识、符号化的抗争意识以及以偏概全的武断逻辑等文化表征，呈现出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脱嵌”的文化景观。实际上，短视频作为当下最重要的媒体形态，其文本及留言场域是各种权力、话语进行重构、对话、互文、博弈的结果，这也使得短视频表现出多元意识形态的混杂、扭结甚或争夺，并在抢占话语资源的同时影响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与认同。三、价值引领视域下短视频意识形态“乱象”的规训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全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14］2020年，他在湖南考察时指出，文化产业“一定要牢牢把握正确导向，坚持守正创新，确保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15］。面对短视频自由共享的文化新业态和多元意识形态话语的杂陈表达，有必要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和现代化治理的高度对短视频意识形态“乱象”进行治理，在价值引领下促进短视频健康、理性、有序发展。法国哲学家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曾创造性地提出“规训”这一关键术语，希望将人类的观念和思想通过规范以让规训的对象产生深入人心的惯性思维模式。虽然福柯的“规训技术”是在资本主义微观权力视角下展开论述的，但对其理性借鉴和有效补充，可以在价值引领视域下重构、新塑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为中心的短视频交往互动模式，促进各主体在“脱域”的短视频狂欢空间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引领与个体体验的平衡，确保“众神狂欢”的短视频“持续健康发展”。（一）在法治国家视域下完善落实现代治理网络空间的法律框架福柯将“控制”看作资本主义社会规训治理的核心，认为法律是作为规训工具而存在，法律的话语及实践具有虚伪性。虽然福柯“反法律”论点的初衷是告诫人们不要被规训化的权力所蒙蔽以致失去对自由的追求，但他也提出与“专制主义”“管治国家”相对应的“法治国家”概念来寻求新治理技艺。“新治理技艺则试图补充被消耗的自由，在治理时要让人自由地感到自由，而不能是被命令而自由。”［16］法治国家制定法律的目的并非限制人们的自由，而是通过法律调节人们的活动空间，建立自由的秩序，促使人们更好地追求自由，即法治“是确保对人类复杂群体的治理的技巧”。根据福柯的论述，针对短视频多元意识形态混杂的现状，国家有必要在法治国家视域下进一步完善、落实《网络短视频平台管理规范》和《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等条例规定，甚或将之上升为法律体系的一部分，从而用“规范化裁决”“惩罚”等法治方式促进短视频理性、健康、有序发展。实际上，对短视频具体实践产生的问题进行法律制度的追思和重新构建，能为短视频的现代化治理体系提供法律依据。（二）在规训权力手段下协同监控惩治短视频乱象的传播空间福柯认为，规训权力的主要功能是为了更好地挑选和征用，其方法手段一般采用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检查等来规制。在福柯看来，层级监视强调监视技术的等级性、层级性，通过分层、持续、切实的以及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横向关联的网络作用监视，能对监视对象实现一览无余的监控；规范化裁决往往以“惩罚和奖励”的二元机制进行规范和矫正，规训处罚所持有的一个处罚理由是不规范，即不符合准则，表现出矫正的功能；检查则是层级监视技术与规范化惩罚、规训惩罚技术的结合，可以促进规训效果的实现。福柯关于规训手段的论述，能为短视频多元意识形态的空间治理提供思路：国家要从法律或者条例出发监视和检查短视频平台、生产者及用户，并进行规范化裁决；短视频平台要强化社会责任、使命担当，加强对短视频各主体的监视与检查，并在价值引领下优化算法推荐，确保短视频各主体话语的导向正确；短视频生产传播主体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引领下提高短视频产品的文化意识；用户则需要进一步提高媒介素养、道德观念、审美水平以及监视、检举的动力。唯有从国家、视频平台、生产传播主体、用户等四个层面对短视频进行价值引领下的规训式协同治理，才能构建起向上、向真、向善、向美的中国短视频传播生态，实现短视频的健康发展。值得注意的是，福柯提出的“全景敞视主义”在交互的网络空间得以重新定义，监视者和被监视者的权力主客体在网络语境下被媒介技术重构：一方面网络信息管理者可以监视﹑控制接收者的信息活动，另一方面信息接收者则会在“匿名”的状态下监视信息管理者和其他受众。这样，福柯的“全景敞视”在网络空间还表现出“逆向的全景敞视”，从而产生多向的监控权力。为此，有必要建构起“全景敞视”和“逆向的全景敞视”的规训平台，形成多主体、多面向的监视、惩治、检查等协同规训治理手段体系，以增强对网络短视频的规训治理。（三）在价值认同框架下重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主体力量福柯将“规训”看作是目标、手段、技术、程序等的“集合”，是对权力功能的现实微观分析，但如果只借鉴其规训理论进行网络空间的现代治理显然还不够。实际上，短视频作为网络空间文化的视觉景观，虽与现实社会紧密关联，但其社会身份的“缺场”及“脱域”特点，使得短视频生产和接受主体的意识形态与现实生活存在较大的差异。这需要引导短视频各主体基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而进行信息的编码、传播或对话交流，使原本在现实社会中分化的社会认同能够在网络空间获得协调并达成共识，从而尽可能实现“破圈”并规避群体极化现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汇聚精神力量。应该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强大指导力为思想根基、以中国共产党的强大领导力为政治根基、以人民为中心的强大感召力为群众根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强大吸引力为价值根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影响力为文化根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为实践根基建构起来的，凝聚着我国社会认知的“最大公约数”，体现着党、国家、人民的共同利益诉求，而用其进行价值引领无疑具有型塑和涵育社会价值观的作用。事实上，在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然成为国人的新文化基因，影响着每个人的认知、接受和行为，而这也是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国家主流媒体生产的一些具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短视频被广泛转发和获得好评的原因，并且从另一角度说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认同力和引领力。因此，有必要在社会主义价值认同框架下重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短视频主体力量，引导他们将主体利益需求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契合的内容有效嵌入到短视频的影像叙事框架和网络留言当中，通过信息生产主体的意识形态重塑和智能媒体的算法推荐来推进短视频意识形态秩序的优化重建，摆脱短视频“众神狂欢”带来的价值认知无序的境地，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在促进短视频健康、有序发展的同时，努力将短视频打造为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四、结语媒介技术和影像技术的发展催生了短视频这一当下最为火爆的传播形态，“众神狂欢”的短视频成为多元意识形态的容器，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和价值引领提出了挑战。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呼唤现代化治理，短视频意识形态乱象也亟待现代化规训治理。虽然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出“全景敞视主义”来强调规训与惩罚对社会控制的“无死角”，但“巧妙的在场”会形成无形的干预，从而对日常生活形成更强的支配，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产生极大的影响。不过，追求网络空间持续健康发展，是现代网络社会治理主体始终不渝的追求目标，而如何在网络空间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与个体自由的平衡，是当下短视频现代化规训治理始终需要思考的难题。这需要国家、短视频平台、生产传播主体、媒介用户协同努力，在价值引领下实现中国短视频传播生态的守正创新，从而将当下意识形态争夺“最大变量”之一的短视频变成社会主义宣传事业的“最大增量”，不断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持续不断的精神动力和道德滋养。请上下滑动查看参考文献全文参考文献：［1］［美］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269.［2］［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154.［3］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http://www.cac.gov.cn/2021-02/03/c_1613923423079314.htm.［4］［法］埃德加·莫兰.时代精神［M］.陈一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5］［英］安德鲁·古德温，加里·惠内尔.电视的真相［M］.魏礼庆，王丽丽，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61.［6］

未来传播期刊 -

2021年7月15日

其他

【媒介社会】重塑新闻：美国平台新闻业发展现状、趋势及批判

·媒介社会·摘要：互联网巨头日益成为美国新闻业的超级把关人。新闻编辑的“第四权力”正在交接，由媒体让渡到互联网巨头的手中。平台新闻业的发展，将重新塑造媒介生态系统，并从而形成全新的新闻业理念与体系。文章在对相关文献梳理与间接调研的基础上，探讨了美国平台新闻业的六个发展趋势，并对其消极面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关键词：平台新闻业；第四权力；迁移；重塑新闻作者简介：林晓华，男，教授，博士。如今，美国各大新闻媒体依然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大量的新闻，但在互联网平台时代，谁来决定这些新闻的传播？谷歌、脸书等互联网巨头的平台新闻业对于媒介生态系统有何影响？以上这些是关系到媒介融合，关系到新的媒介生态系统形成的重要问题。关于平台新闻业的内涵，加拿大学者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未来传播期刊 -

2021年7月13日

其他

概念与典范更新：近期两本SSCI新闻传播学期刊研究创新专辑剖析

·媒介社会·摘要：近期两本SSCI新闻传播学期刊研究创新专辑显示，不少西方学人寻求典范创新的法宝还是围着“概念”做文章，或从理论与实践脱节处反思旧概念局限，或引入新概念理解一些旧典范无法涵盖的新现象。前人经验提醒我们，在警惕照搬西学新奇概念理解中国现实之同时，也可尝试从中国本土找寻能回馈西方学术社群的概念资源。关键词：新闻传播学；海外研究；创新；概念作者简介：刘兢，男，教授，博士；祖艳诗，女，硕士研究生。新闻传播研究如何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在新闻行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今天，这一问题早已不能被视作口号式的陈词滥调，而成了以新闻传播学术为业者必须马上直面的燃眉之急。钟蔚文先生勉励后学不要自我设限，“本着所有的知识都在解决问题的预设，天下学问皆可为我所用”［1］。话是不错的，但这话和“功夫在诗外”的顿悟一样，让人不知从何下手，倒不如葛兆光先生当年和盘托出的“新资料、新方法与新典范”三点经验更易把握［2］。近年来几位传学前辈已做了表率。潘忠党先生讲学术研究要“立足于现实，面对来自实际现象中的问题”［3］，这是在呼吁从现实中踏实找资料。祝建华先生践行“通过收集和分析网上行为数据，描述、解释和预测人类传播行为及其背后驱动机制”［4］的计算传播分析，是在用新方法更新议程。黄旦先生反省新闻学旧例，倡导“原来新闻学—规范性学科和传播学—经验性学科并存而不合的新闻传播学，

未来传播期刊 -

2021年7月13日

其他

【社会治理传播】“大数据杀熟”的政治安全风险

·社会治理传播·摘要：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政治安全增加变数。“大数据杀熟”是网络平台利用自身与用户之间的信息不透明和不对称，主观上故意实施与用户真实消费意愿相悖的价格歧视与欺诈行为。数字经济时代网络平台的“大数据杀熟”行为更加隐秘和复杂，利用大数据技术构建寡头垄断势力将工具理性与经济利益置于伦理规范和社会责任之上，导致一系列的伦理问题和政治安全风险。政治传播主体在引导社会舆论的同时培养网络舆论主体的政治认知、政治认同与政治价值。深度伪造解构政治认知，深度伪造使真相与现实脱节并颠覆公众对现实的理解导致深度欺骗，削弱公众对网络平台的信任度进而造成对政治认知的信任危机。数据崇拜解构政治认同，数据崇拜导致客观世界的碎片化并遮蔽政治世界，剥夺人的主体性地位的同时强化算法偏见并加剧社会不平等与公众政治认同的消解。数字劳工解构政治价值，具有透明性的数字劳工和抗争主体正在解构以自由、平等与公平为核心的政治价值，用户的隐私数据与情感活动等因素被技术和资本商品化为数字经济中的生产实践。关键词：大数据技术；“大数据杀熟”；政治安全作者简介：张爱军，男，教授，博士生导师；王芳，女，硕士研究生。科技的发展深刻改变着人类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也改变了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科技人文主义同意，我们所知的智人已经成为历史，以后不再那么重要，因此我们更应该运用科技创造出神人：一种更优秀的人类形式。神人仍会保有一些基本的人类特征，但同时拥有升级后的身体和心理能力，并且能够对抗最复杂的无意识算法。”［1］同样，互联网技术更加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样态、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人类社会信息传播的数字化进一步影响人们的交流方式和政治参与。互联网改变了政治传播的方式，形成了互联网传播的模式。“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为政治传播的微观转向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这就是依托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立足日常生活，走向‘日常生活化’。”［2］大数据技术助力政治社会化和政治品牌的建构。政治社会化是将政治传播嵌入日常生活中通过传播政治信息与塑造政治认同以赋予或教化个体政治观点和政治态度的过程。网络新生代和网络移民在技术赋权与媒介赋权时代活跃在中国舆论场中成为舆论推动力量和网络创造群体。网络舆论主体关注政治、参与政治和表达政治的方式正在不断提升政治社会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其社会心态、价值理念和选择偏好影响政治社会化的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社会转型和新媒体变革的大背景下，网络舆论主体偏向关注个人权利、民生政策和生活保障等方面的社会议题并习惯接收基于平等关系打造的现象级传播内容。大数据时代，技术的发展可以使政治品牌实现数字化塑造和管理，进而达到受众的品牌认同与政治品牌的价值增值。政治品牌的发展得益于大数据和社会化媒体平台的支持。“政治品牌的运作可以归纳为：洞察公众潜在需求、建立政治品牌标识、政党过滤机制、诉诸情感的政治认同、社会型政治动员、介入长效记忆的政治品牌管理、通过符号化实现品牌增值。”［3］“大数据杀熟”现象的背后是资本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博弈。大数据杀熟是网络平台经营者凭借大数据技术收集和分析用户消费习惯、偏好与能力之后利用信息不透明和不对称做出的区别定价行为，是资本权力建构起的垄断势力以违背用户真实消费意愿并损害公民切身利益与权利为代价最大限度获取利润的现象，技术加持下的杀熟行为依托算法技术会对人类社会政治安全造成威胁。人类迈入信息社会，信息的爆发式增量催生了对规模化数据进行收集、处理与应用的需求，对数据的掌握逐渐成为网络平台中各方力量博弈的核心竞争力，数字传播时代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或许会因大数据技术的发展而面临无限的可能。“数最初的基本功能是保存信息，作为保存信息的数成为数据，他或者用于显示神的位置，或者用于显示赫赫战功。”［4］技术的进步塑造拥有强大力量的工具，同时也带来很多负面影响。网络平台利用大数据技术时刻关注或监视用户的一举一动并对其行为数据进行标注，用户私人领域中的隐私信息、休闲时间甚至情感活动等因素会被技术和资本商品化为数字经济中的生产实践，用户享受智慧生活便利的同时产生了对算法科学性的质疑进而激发了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利益诉求表达的欲望不被满足的情况下触发了用户的社会心理失衡感与社会信任撕裂感进而演变为政治安全风险。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政治传播内嵌入网络社会与现实世界，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界限的逐渐消弭，人类社会逐渐意识到大数据技术会对人类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产生负面影响。“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视角看大数据传播研究背后实际上反映了传播研究的焦虑。”［5］数字经济时代的国际传播中也存在政治安全风险。“海外社交媒体上中国议题有被自动化操纵的影子，社交机器人可以成功渗入社交网络，改变既有信息交互结构。”［6］大数据技术加持之下社交机器人等人工智能机器可以通过社会动员等方式强化甚至改变公众的意见表达，同时为资本与技术操纵舆论、实现政治目的提供了可能性。网络平台的“大数据杀熟”行为一定程度上违反了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突破了责任伦理和技术伦理的底线。一、深度伪造解构政治认知人机文明时代，“大数据杀熟”的背后有深度伪造技术的痕迹。网络平台进行深度伪造是通过深度学习算法合成逼真的视听语言精准到达目标群体，深度伪造合成的信息在混淆真相与假象的同时借助社交网络传遍世界。“‘深度伪造’译自英语中新出现的一个组合词deepfake，是计算机的‘深度学习’（deep

未来传播期刊 -

2021年5月30日

其他

学术与政治之间：《科学》杂志与 “科学救国”思潮的建构与传播

·媒介社会·摘要：“科学救国”是近代志士贤达寻求救亡图存的重要方案。“科学救国”思想自鸦片战争萌芽，至新文化运动期间《科学》杂志创刊形成广泛影响，并逐渐演变成近代重要的社会思潮。《科学》杂志凝聚了近代一大批以科学共同体为主的传播力量，并在其发行传播的35年间始终以“科学救国”为核心思想，这使得原本应该坚持本体意义的“科学”在传播过程中，脱离其独立的学术研究价值，向政治发生转向，由此可以管窥近代中国“科学救国”思想变迁及当时中国学人的学术与政治关怀。关键词：《科学》杂志；“科学救国”；建构；传播；学术与政治作者简介：郭静，女，讲师，博士。近代以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志士贤达不断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在对中外各种力量进行对比分析之后，开明知识分子发现科学落后是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的重要原因。于是众多志士贤达努力学习西方技术，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创办近代新式海军及军事工业、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科技，再到辛亥革命之后留学生创办《科学》杂志，积极向国人传播科学知识、启蒙大众。科学仿佛成为人们在迷茫之中抓到的一根救国的稻草，成为爱国知识分子点燃的一盏希望的明灯，“科学救国”则成为很多仁人志士献身国家的口号，逐渐演变为近代中国的重要社会思潮。基于此，本文立足于近代中国中西汇通、社会思潮跌宕起伏的特殊语境，以近代中国影响最大、涉及人员最多、刊行时间最长的学术刊物《科学》为切入点，试图探讨在波诡云谲的近代中国，《科学》杂志对“科学救国”思潮的建构与传播的过程，并由此管窥近代中国“科学救国”思想变迁及当时中国学人的学术与政治关怀。一、“科学救国”理念的缘起及变迁一直以来人们用“格物”指代“科学”，1897年康有为从日本引入“科学”一词，［1］“科学”才逐渐取代“格致”在中国流传。但是“科学”一词真正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使用还要归功于新文化运动的推广。“科学”是无国界的，“救国”则是民族主义意识的强烈体现。自鸦片战争起，救亡图存成为每个中国人必须面对的问题。“科学救国”这一近代历史的特定产物成为当时知识分子探索救国道路的重要思想，也是爱国志士对近代中国以来发生的一系列变革的省思，对促进近代科学发展、实现国家富强以及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等方面有着深远的影响。鸦片战争之后，“科学救国”思想开始萌芽，外国的入侵迫使国人不断寻找“科学救国”方略。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目的在于让国人了解和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理念。清政府为了抵御外敌，主张“采西学，制洋器”，大力开展洋务运动，但是最终在甲午一役宣告彻底失败。早期“科学救国”思想萌芽时期，国人对“科学”的理解更多局限于学习西方的造船、铸造枪炮等为主的科学技术，以实现抵制侵略、救国图强的目的。虽然早期“科学救国”思想更多追求科学带来的物质价值，但是在引导国人关注西方科技、学习西方知识、推动“科学救国”理念的形成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维新变法时期，维新派再次提出“富强之基，本诸格致”的思想，主张“格致救国”，并坚持“译书为强国第一义”［2］，将西方自然科学书籍视为翻译重点，同时翻译赫胥黎《天演论》、卢梭《民约论》等社会科学书籍，推动了西方科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为更好地宣传科学，扩大“科学救国”的传播范围，维新思想家还通过创办《格致新报》《知新报》等报刊来宣传与发展科学，这对当时科学知识的普及和科学观念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对“科学救国”思潮的形成奠定了前期基础。这一时期的“科学”已经突破科学技术的局限，但没有形成自己的科学理论和科学体制。与此同时，早期维新思想家的政治行动之中虽然隐含着“科学救国”的倡议和主张，但是没有明确提出完整的“科学救国”思想，这一时期的维新思想家更多的是从救亡图存的需要出发，主张利用西方科学来拯救国家，不自觉地成为近代“科学救国”的先驱。辛亥革命之后，人们对于西方新思想、新技术的需求增加，“科学救国”的呼声更加高涨，一度成为激励爱国青年投身科学事业的重要社会基础。与前期利用科学技术实现“科学救国”的思想不同，这一时期出现了《亚泉杂志》《科学世界》等大量宣传自然科学的专业性期刊，积极推动科学研究、科学教育的发展，这有利于提高当时人们对科学的认识和了解，促进“科学救国”思想的传播与发展。但是这一时期的“科学救国”思想因没有形成明确的宣传主张，缺乏系统的科学救国理论和实践方法，暂未形成广泛的“科学救国”思潮。新文化运动时期，任鸿隽等留美学生创办的《留学生季报》发表《科学救国论》一文，“科学救国”一词被明确提出。大批留美学生回国后创办《科学》杂志，继续宣扬“科学救国”思想。相较于清末民初新知识分子“被动的，无所主张，无有计划，盲目片面，缺乏通盘筹划”［3］的学习西方技术，留学生群体一方面在国外求学期间耳濡目染地感受到西方科技发达对国家富强的巨大推进作用，另一方面也感受到“中国民族是图实利的民族，对科学只取其实用，对于科学之理论部分，每易忽略”［3］。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清末民初之际的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并不是真正引进西方科学思想，更不能从根本上促进科学的发展。因此，这一时期留学生群体提倡的“科学”内涵与之前存在较大差异，不仅包括西方科学技术、科学知识，还包括科学理论、科学精神、科学价值、科学方法、科学教育等方面内容，并在注重开展科学研究的同时，对民众进行科普教育，确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丰富了“科学救国”思想的价值和内涵。随着五四运动的兴起，“民主”与“科学”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与推广，“科学救国”思想逐渐成为一种影响深远的社会思潮。二、《科学》杂志与“科学救国”思潮的形成与传播《科学》杂志于1915年1月创刊，是新文化运动时期较早掀起“科学救国”思潮的学术刊物，其在近代中国刊行35年之久，吸引了近千名科学人才，发表近万篇文章，是引进和传播科学的高度专业化的期刊。随着《科学》杂志的创办及其所依托的中国最早的现代科学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的建立，作为“引导社会发展方向的大众思维运动”的社会思潮，“科学救国”思想在《科学》杂志及中国科学社的大力推广之下得到广泛传播，并受到当时社会成员尤其是精英知识分子的认可，对近代科学传播和科技发展及现代化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一）以科学共同体为主的传播力量《科学》的主要发起人任鸿隽、杨铨、胡明复、赵元任等为庚款留学生，他们在经过严格的选拔之后，取得赴美留学、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机会。此时正值一战期间，先进的科学技术改变了战争的走向，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性因素之一。“而环顾我们国内，则科学十分幼稚，不但多数人不知道科学是什么，就连一个专讲科学的杂志也没有。”［4］鉴于此，有人提出创办《科学》杂志，向国人传播科学知识，开启民智。这一提议得到了其他留美学生的响应，于是大家组织人员，筹集资金，创办杂志，从此以宣扬科学的形式来传播科学救国理念。为了能够更好地发行《科学》杂志，任鸿隽等发起人非常清醒地认识到科学事业的发展需要凝聚科学人才，形成强大合力。“今留学生所学，彼此不同，如不组织团体，互相印证，则与一枝一叶运回国中无异。如此则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均无移植之望，而吾人所希望之知识界革命必成虚愿，此科学之所以有社也。”［5］1915年10月25日中国科学社应运而生。20世纪初的中国科学社作为一个科学共同体，在自觉与不自觉之中构建起了一个科学的公共领域，凝聚和培养了大批科学人才。中国科学社按照西方的章程成立，“以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6］；中国科学社于1915年成立时仅有数十人，1920

未来传播期刊 -

2021年5月29日

其他

媒介融合背景下非虚构新闻写作叙事特征与发展趋势研究

·媒介社会·摘要：受受众个体意识觉醒，市场偏好显露等因素推动，非虚构写作在新闻领域愈发火热，网络非虚构写作平台发展势头强劲。已有的研究大多侧重于描述非虚构写作发展历程、厘定其概念内涵，研究方法大多采用文本分析，少有文献基于媒介融合的背景，详细描述移动终端平台中的非虚构新闻写作的发展近况。该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以新兴且具有影响力的非虚构新闻写作平台——腾讯“谷雨实验室”为研究对象，从叙事学角度探究基于移动终端平台生产与传播的非虚构新闻写作，在内容题材、形式结构等方面呈现出典型性特征。本研究认为，基于移动终端平台生产与传播的非虚构性新闻写作在写作对象、报道议题、叙事策略与写作手法等方面出现诸多区隔于传统媒体特写报道的新特征。同时也发现，为追求传播效果，移动终端平台非虚构新闻写作仍旧存在文学性与客观性边界混淆、议题偏向社会阴暗面、叙事刻意追求戏剧效果徒生波折等问题。关键词：非虚构新闻写作；“谷雨实验室”；叙事学；媒介融合作者简介：禹夏，男，讲师，博士研究生；石梦鑫，女，本科生。一、绪论（一）关键概念1.

未来传播期刊 -

2021年5月29日

其他

【网络文化】知识短视频用户参与度研究——以“扇贝每日英语”抖音号为例

·网络文化·摘要：随着移动短视频市场规模的持续增长和知识传播模式创新变革，基于短视频的知识传播成为当前数字内容领域的重要发展趋势。文章通过采集“扇贝每日英语”抖音短视频账号数据，基于认知双加工理论，使用“启发式—系统式模型”对其传播内容与用户参与度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基于内容的系统式线索内容中用户参与度更高，而基于情境的启发式线索内容的参与度则相对较弱，横竖屏设计对用户参与度具有显著影响。当前社交短视频平台更加强化个体表达，鼓励个体知识创作与传播，用户参与更依赖于短视频内容本身。关键词：知识短视频；用户参与度；“扇贝每日英语”；“启发式—系统式模型”作者简介：丛挺，男，副教授，博士；魏林，男，硕士研究生；钱诚凌，男，本科生。近年来，随着移动短视频市场规模持续扩张和知识传播模式的创新变革，知识类短视频成为当前兴起的重要细分领域。根据抖音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8月底，抖音上粉丝过万的知识类创作者超过5.4万个，累计发布超过1280万条知识类短视频，累计播放量超过1.3万亿。相比于以娱乐消遣为主要目的的短视频，知识类短视频具有较强的知识传播与学习功能，对其展开针对性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当前，有关知识短视频的研究主要围绕宏观发展趋势［1］、微观案例分析［2］、短视频营销策略［3］等展开，结合用户视角的研究较为薄弱。在为数不多的短视频用户研究中，主要聚焦在一般短视频［4］、新闻短视频［5］、图书推荐短视频［6］等类别，结合知识细分领域的短视频传播效果研究较为缺乏。本研究选取“扇贝每日英语”抖音号作为知识类短视频的研究案例。“扇贝”是一个旨在全面、有效提升英语能力的移动互联网学习平台，旗下拥有多款英语学习类APP，同时拥有官方微信公众号“扇贝”、新浪官方微博“扇贝网”、小红书号“扇贝”、抖音号“扇贝每日英语”等互联网社交平台。其中抖音号“扇贝每日英语”作为扇贝面向移动短视频用户的重要入口，粉丝数已超过200万，在英语学习群体中形成较大的社会影响力。本研究通过对该短视频账号用户参与相关指标的测度，分析知识短视频用户参与度的影响因素，以揭示知识短视频内容传播机制与用户行为规律。一、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一）启发式—系统式模型线索认知心理学针对人类心理认知过程提出双加工理论，即人类拥有两套不同的信息处理机制：其一是基于“经验—直觉”的信息加工系统，根据已有的知识、固有的经验做出判断；其二是基于“理性—分析”的信息加工系统，依赖于逻辑、推理对信息进行处理。［7］在双加工理论的指导之下，心理学家雪莉·柴肯（Shelly

未来传播期刊 -

2021年3月29日

其他

智能传播的具身转向与感官之维

·媒介融合·摘要：进入智能传播阶段后，传播发生具身转向。文章以“身体”为线索，以具身理论为认识路径，通过追溯传播思想史及传播发展史发现，主流的大众传播研究范式中，“身体”是“不可见”的边缘化存在，而虚拟现实、全息影像等智能媒介的发展，使智能传播呈现身体化趋势。身体与媒介互嵌、融合为一个新的传播单位，共同参与新阶段的传播实践。从“离身”到“具身”的转向，首先体现为身体感知从“截除”走向“融合”，生成“具身沉浸性”和“异质空间融合性”的具身体验。智能传播将走向人、技术、环境智能深度融合的高级智能阶段。关键词：智能传播；具身认知；感官作者简介：别君华，女，讲师，传播学博士；周港回，男，硕士研究生。当下，在全新的以泛在智能网络以及人机传播为主导的智能传播阶段，“身体”这一在传统媒介时代几乎缺席于传播视野的单位，正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全息影像等智能技术的加持下，加速返场于传播之中。在智能传播中，“身体”不再游离于媒介之外，而是与媒介互嵌、融合为一个新的传播单位，共同参与新阶段的传播实践。换言之，身体与媒介不再以二元对立的形式出现于实践之中，智能媒介融合于身体，修补其缺陷，弥补其不足，增强其能力，拓展其边界，人和智能媒介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共生、共存、共融为一体。本文以“身体”为线索，以具身理论为认识路径，探究当下智能传播中“身体”的感知维度，以此展开对人机关系的探索。一、从“离身”到“具身”：智能传播的身体化在主流大众传播研究范式中，“身体”是“不可见”的边缘化存在。长久以来大众传播研究所默认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传播更多的是基于精神的沟通和互动，身体之于传播居于次要位置。这是由于，一方面大众传播研究受传统主体哲学影响，在漫长的西方哲学史中，身体在理论上一直遭受轻视；另一方面，大众传播媒介侧重于对人体感官的部分“延伸”与“截除”，感知系统在媒介技术的干预下失去其整体性，“支离破碎”的身体自然也就无法作为传播活动的完整单位被人们所认识、研究。但如今，随着现象学、技术哲学、具身认知等理论资源的启发，以及以互联网、移动设备、可穿戴设备、虚拟/增强/混合现实等为代表的智能媒介的发展，传播中的身体进行了还原、重组、加强、延展。因此，身体成为智能传播活动围绕开展的中心，智能传播发生具身转向。在理论研究上，传统主流传播学这一“弱身体—强精神”取向来源于“离身心智论”。离身心智论的理论构成主要包括意识哲学和认知心理学。哲学上的离身理念则可以追溯到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在笛卡尔看来，认知活动实际上就是人的心智的表征活动，这种表征活动是相对独立于外部世界的，人的全部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都是在表征外部环境中的客观事物的过程中所获得。［1］显然，在笛卡尔的观点中，人的认知活动基本与身体无关，身体被搁置，而心智则被赋予了一种独立的本体性地位。认知心理学则通过借鉴计算机科学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名为“计算机隐喻”的心智模型：人的大脑本质上像是一台复杂的计算机，对于人的心理、认知和思维最为恰当的理解方式，就是将其看作是人的心智之中所存在的表征结构以及在这些表征结构上所进行的数理逻辑计算。［2］（3）在计算机隐喻中，心智被视作是独立的或仅与大脑有关。身心二元论和计算机隐喻成就了离身心智论长久的主导地位，但也终究遭到了挑战与困境。随着尼采的高呼——“一切从身体出发”，“我完完全全是身体，此外无有”，［3］德勒兹、巴塔耶、福柯等学者注视到了身体，身体才从哲学的漫长黑夜中走出。同样，在认知心理学中，以计算机隐喻为象征的第一代认知科学在涉及生活常识、环境背景、社会文化等情境性问题时也陷入了解释力不足的困境。意识哲学和一代认知科学所遭遇的挑战和困境启示人们，心智不仅仅是存在于大脑中独立的精神实体，也绝不是计算机的程序或是人工神经网络那样简单。我们仍然要从身体出发去理解心智，要从身体与世界的互动中去探析心智的形成机制。沿着这一思路，基于具身性、情境性和系统性的具身认知观开始浮现。具身认知的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梅洛-庞蒂在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现象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人是一种暧昧性的存在，人类的存在既非离身的心智也非复杂的机器，其主体性即在于作为活跃的生物以人类身体所特有的生理结构介入世界。［4］对于身体与世界的关系，梅洛-庞蒂认为，身体本身在世界中，就像心脏在肌体中：身体不断地使可见的景象保持活力，内在地赋予它生命和供给它养料，与之形成一个系统。［4］（511-512）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身体处于社会世界之中，而社会世界又处于身体之中。”［5］这些观点表明，身体是存在的主体与前提，也是人与世界交互的充分且必要条件。因此人的认知也并不是发生在大脑中的孤立的事件，而应当被理解成嵌入周围环境和外部世界中的认知主体所进行的实时的适应性活动。［6］在这一核心主张之下，具身认知理论逐渐发展出生成、嵌入、情境、延展四种理论特征。生成观强调心智生成于身体与环境的互动之中，人的心智并不是先验式的存在，而是在漫长且复杂的进化过程中发展生成的。［1］（52）嵌入观则强调，人的认知依赖于身体结构和外部环境，人的身体和外部环境可以极大减轻大脑的认知负荷，［7］提出大脑嵌入于身体、身体嵌入于环境的理论模型。情境观侧重于指出，人的认知活动依赖于特定的情境，情境（包括身体外部环境、社会文化背景等）实际上成为认知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8］延展观则进一步提出，人的心智和认知并不是被简单地限制在皮肤和骨骼之内，也并不存在某种形式的所谓认知的边界，与之相反，认知能够超越大脑本身的限制，并进一步延展到人的身体之外的世界（环境）中去。［9］生成、嵌入、情境、延展四种观念大同小异，均是对具身主张的补充与延伸。传播研究也在丰富而富有前瞻性的具身理论的带动下，将身体纳入了研究的视角，进而进一步关注到了媒介技术与身体的互构关系。可以说，从“离身心智论”到“具身认知观”的转变，为身体在智能传播阶段的回归扫清了观念上的障碍。而智能媒介技术的迭新，则为身体的回归在物质层面提供了条件。在新的媒介环境中，技术具身成为我们进行智能媒介实践的基础，构成人展开“生活世界”的主要方式。但是传播中的具身转向并不意味着身体在智能技术的加持下“全身心”回归，这并非一条一蹴而就的复归之路，身体的回归往往是从感知开始。换言之，在技术具身向度上，媒介与身体的互嵌、互构促发的具身转向所涉及的第一层次便是感官之维。二、从“截除”到“融合”：媒介技术的感官之维尚未被媒介技术介入之前，最初的传播离不开身体在场。而突破面对面传播局限的渴望以及对视觉的推崇推动了文字这一视觉偏向媒介的诞生。至此，视觉脱离了其他感官，媒介开启了延伸人体感官之旅。然而，正如麦克卢汉所表述的那样，媒介在延伸人体部分感知的同时，为了保持身体感知系统的平衡，也相应地截除、冷冻了得到延伸的感知。自文字开启感官分离之旅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电力媒介的出现初步结束了感官部分延伸的过程，进入“意识”初步延伸阶段。其后计算机与网络的出现、手机等智能设备的普及，以及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正式结束了身体感官的部分截除之旅，身体开始与媒介技术融合，身体成为新型信息集成交互终端，并“逆转”为媒介。至此，传播重回身体。在当下这个智能化、数字化的环境之中，感官或主动、或被动地与智能媒介建立了高强度连接。多元化的媒介交互势必会触及多种感官体验，并不断趋近对身体感官的全面激活。如果说以往的媒介技术致力于将单一感官功能无限放大的话，那么如今的智能媒介则侧重于调动更多的感官参与，以营造更为良好的沉浸交互体验。在能够制造多感官具身体验的媒介中，虚拟现实无疑是当下最具有代表性的。因此，下文将以虚拟现实为例，分析多元媒介融合所激活的全面感官体验，以及这种经由技术介入重构的感知系统如何影响人的“在世存在”。虚拟现实（virtual

未来传播期刊 -

2021年3月27日

其他

社交媒体信息流广告回避影响因素研究——负向情感反应的中介作用

·媒介社会·摘要：基于大数据算法推荐的信息流广告，增加了媒体广告库存，给媒体平台带来更大的盈利空间，原生自然的展现形态更有利于品牌传播，但存在广告回避现象。不同于以往研究将广告回避作为单一变量衡量，该研究将广告回避分为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独立变量，并探究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构建信息流广告回避影响因素模型，该模型验证了负向情感反应在形成认知和行为回避中的重要作用，肯定了情感作为“行为倾向”的核心以及对认知和行为回避的中介作用。同时，从信息、媒介和用户三个角度分析影响信息流广告回避的因素，验证了广告信息感知个性化、感知广告杂乱、社交媒体作为广告媒介的态度和隐私担忧对广告回避的显著影响。关键词：信息流广告；广告回避；负向情感反应作者简介：李盛楠，女，讲师。一、研究背景大数据的蓬勃发展和机器学习的逐步推进为实现广告信息的精准化传播提供了技术支持，在掌握海量用户数据的基础上，广告主可以为用户提供高个性化、低干扰性的广告内容。社交媒体的社交性和互动性，不仅能够给媒介平台带来更有黏性的目标用户，而且降低了广告传播的噪音，这种融入用户体验、镶嵌式的广告形态被认为更人性化和个性化。［1］而信息流广告实际效果与预期效果并非一致。虽然暴露在海量广告信息中，但用户能够处理的实际信息量很小，用户对于社交媒体上的广告注意力非常低，广告信息会在社交媒体内容的信息洪流中丢失，从而导致广告无效。［2-4］同时，与传统媒体不同，用户在使用社交媒体时拥有更大控制权，用户有权选择主动回避广告。社交媒体被认为是私人的社交空间，任何形式的广告都不受欢迎。［5］尽管社交媒体中的信息流广告更人性化、个性化、精准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更有效的广告效果，这不仅会给品牌营销传播带来困境，同时也会冲击社交媒体平台的商业模式。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和结构方程模型建立社交媒体信息流广告回避影响因素模型。与之前研究将广告回避作为单一结构进行衡量不同，本研究将广告回避分为情感、认知和行为三个维度进行衡量，并且深入探讨负向情感反应是否对广告行为回避产生中介影响。同时，从信息、媒介、用户三个层面分析影响信息流广告回避的因素。二、文献综述（一）社交媒体中的信息流广告国内学者在探讨社交媒体广告时，多使用“原生广告”“信息流广告”和“精准广告”这三个概念［6-8］，而来自市场营销、信息情报学科的国外学者多使用“行为定向广告”和“个性化广告”［9-10］的概念。国内外学者由于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在研究社交媒体广告时出现了概念混淆和对话错位。本研究采用“信息流广告”，指代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针对不同用户群体属性对用户喜好和特点进行智能推广的广告形式，直观的展现形式是镶嵌在社交媒体的信息流之中，具体形式可以是图文、视频流或者本地推荐。（二）广告回避回避理论起源于人类的基本本能，它表明人们会天然地接近快乐和避免痛苦。［11］信息回避是指任何旨在阻止或延迟获取可用但可能不需要的信息的行为。当信息可能引起不愉快的情绪或减弱愉快的情绪时，人们会选择主动回避信息，信息回避行为倾向的核心是情感。［12］20世纪90年代起，学者开始研究传统媒体中的广告回避现象。Abernethy认为32%的电视观众存在回避广告行为。［13］Speck和Elliott将广告回避定义为“媒体用户为减少接触广告内容而采取的所有行动”，分为认知型（忽略广告）、行为型（翻转或跳过）或机械型（切换频道或消除广告）三种类型。［14］Cho和Cheon研究了网络环境下的广告回避，提出认知、情感和行为三种回避类型。［15］Speck和Elliott、Cho和Cheon尽管都确定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广告回避，但都将广告回避作为一个单一的结构来衡量。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国外学者针对互联网环境中广告回避影响因素做了进一步研究。Cho和Cheon发现，感知目标障碍、感知广告杂乱和之前负面经历会影响广告回避，其中，感知目标障碍影响最大。Kelly认为如果用户对负面体验有预期，广告相关性低，用户对广告信息持怀疑态度，或者对广告媒介持怀疑态度，那么社交媒体中的广告更容易被回避。Dodoo验证了性格特征与广告回避行为之间存在的相关关系。［16］而国内关于广告回避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对国外实证研究模型的综述研究，实证研究自2016年开始出现，但数量不多。总之，学者对广告回避研究呈现以下特点：首先，研究对象多元化，从对网络广告的笼统研究到对信息流广告［17］、基于地理位置的广告［18］、网络视频情景短剧广告中回避现象的具体研究［19］；其次，研究模型逐渐复杂化，中介变量（如广告信任、自我控制［20］）和调节变量（如感知广告内容、社交媒体使用［21］）被添加到模型中；第三，研究视野扩大化，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从各自学科入手研究广告回避，其中传播学、营销学和心理学最多。三、研究假设与研究模型（一）信息流广告回避中的认知、情感和行为Cho和Cheon将广告回避分为认知、情感和行为三种类型，并将三种类型统一为单一结果变量“广告回避”，后来学者也多采用此衡量方式。本研究将三种广告回避类型分为“负向情感反应”“认知回避”和“行为回避”三种类型进行验证。广告认知回避是自动视觉筛选过程，不需要用户有意识地决定或行动，表现为无知觉记忆。网络广告中的横幅盲视是最常见的认知回避，眼球追踪实验证明：在线广告的可预测布局意味着用户对预期区域的横幅广告视而不见。［22］关于情感和认知是独立的还是相互关联的，心理学研究者进行过讨论。Lazarus认为认知的首要假设是认知活动是情绪的必要前提，要体验某种情绪，人们必须先理解。［23］但Zajonc认为情感和认知是独立的系统。情感可以在没有事先认知过程的情况下产生，甚至可能在行为链中先于认知。［24］LeDoux提出情感或认知的决定地位是视角问题。如果把认知定义为最高层次的思维，那么认知就不是情感的必要前提条件。如果把认知定义为感官加工，信息加工要求情感依赖于认知，那么认知就是情感的必要前提条件。［25］神经科学研究表明，情感可能是独立于认知的系统。［26］本研究认为：“负向情感反应”是认知回避和行为回避的影响因素，而不是一种广告回避的类型。当用户对广告产生负面情绪时，会采取行动消除威胁，产生回避行为。基于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H1:负向情感反应对信息流广告行为回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H2:负向情感反应对信息流广告认知回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H3:认知回避会对信息流广告行为回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二）广告回避的影响因素从广告信息本身来看，信息的内容会影响广告回避。感知个性化对于优化符合用户兴趣和偏好的广告信息至关重要。在社交媒体背景下，广告感知个性化与感知相关性密切相关。Xu认为，内容的个性化是防止移动广告被视为侵扰性和刺激性的最有效方式。如果广告对个人有重要意义，则广告回避会有所缓解。［27］信息的外在形式和数量也会影响广告回避。Elliot和Speck认为感知广告杂乱会影响广告回避。感知广告杂乱包括广告过量程度、用户恼怒程度和广告独占性。互联网中的广告杂乱可通过计算单一网页旗帜广告、弹窗广告、文本链接等多种形式广告的总量来衡量；用户恼怒程度是指面对过量广告被激怒的程度；广告独占性是指在多大程度上用户认为某种媒介只是单一广告媒介。［28］如果用户认为有太多的信息指向他们，他们就不太可能回忆起广告。［29］与传统媒体不同，用户的个人社交媒体空间具有私人性，广告被认为是对个人打造的在线社交空间的入侵，用户会对广告产生消极态度和抵触情绪。［30］如果用户感知广告信息杂乱，会影响其信息选择的心理感受，从而产生负面的情绪反应，进而有可能产生广告回避。媒介对用户的广告回避行为也会产生影响。广告媒介的可信度将影响用户对广告信息的感知，以及是否会忽视广告信息。如果用户对社交媒体持怀疑态度，他们更可能回避该媒体上的广告。［31］用户本身对于隐私担忧的程度也会影响广告回避。隐私担忧作为反映用户对社交媒体广告中隐私关注程度的心理特征，不仅表明用户在广告中的隐私体验和感受，也会对后续的广告接受或者回避产生重要影响。Sheehan和Hoy认为随着隐私担忧的增加，用户可能会对在线广告产生消极的行为反应，例如向网站提供不完整的信息。［32］Baek和Morimoto对个性化广告回避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隐私担忧通过广告怀疑的中介作用对广告回避产生正向影响。［33］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H4:信息流广告的感知个性化对负向情感反应产生显著负向影响。H5:信息流广告的感知广告杂乱对负向情感反应产生显著正向影响。H6:社交媒体作为广告媒体的态度对负向情感反应产生显著正向影响。H7-1:隐私担忧对负向情感反应产生显著正向影响。H7-2:隐私担忧对广告行为回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基于以上研究假设，提出如下研究模型图：四、研究方法（一）变量测量与量表问卷中所有变量测量题项均参考国外相关研究中的成熟量表，以确保量表效度，并根据社交媒体信息流广告情境进行适当的修改与调整。本研究量表均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让被调查者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对各项指标予以评分，1代表“非常不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感知个性化是指用户对社交媒体信息流广告个性化程度的感知水平，采用Srinivasan、Anderson和Ponnavolu的4项量表测量。［34］感知广告杂乱是指用户认为媒介中广告数量的过量程度，采用Cho和Cheon的3项量表测量。用户对社交媒体作为广告媒介的态度是指用户对社交媒体作为广告媒介的怀疑程度，采用Kelly的3项量表进行测量。隐私担忧是指用户对其网络个人信息被社交媒体平台控制、收集和使用等情况的关注，采用Xu的6项量表测量。［35］负向情感反应是指用户在面对社交媒体中的信息流广告时所产生的否定性情感，如不开心、烦躁、愤怒等，采用cho和cheon的3项量表测量。信息流广告认知回避是指用户将注意力从信息流广告上转移开的倾向，采用Chinchanachokchai和Gregorio的4项量表测量。［36］信息流广告行为回避是指用户主动采取措施来回避广告，如向下滚动翻页、快速跳过广告、关闭推荐广告等，采用Chinchanachokchai和Gregorio的3项量表测量。（二）样本与数据收集首先采用便利抽样方法选择了95名社交媒体用户进行预调研，设置了一个筛选选项，筛选出能够识别信息流广告的受访者，最终得到89名符合要求的受访者。根据受访者反馈修改不易理解或者有歧义的语句，并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初步验证，量表满足信度效度要求。正式问卷调查期间为2020年6月5日至6月15日，采用网络问卷调查法进行数据收集，通过问卷星调研平台，采用微信、QQ、高校贴吧等社交媒体以传达到受访者。最终共回收356份问卷，根据“填答时间”和“识别信息流广告”两条标准对数据进行筛选，删除填答时间在正负3个标准差以外的数据，并且删除未能正确识别社交媒体中信息流广告的样本，最终获得有效问卷328份，问卷有效率92.1%。其中男性占33.8%（111人），女性占66.2%（217人）；年龄主要集中在19—25岁和26—30岁两个阶段，其占比分别为54.3%（178人）和27.7%（91人），18岁及以下人群占11.6%（38人），而31岁及以上的受访者最少，只占6.4%（21人）。社交媒体主要用户也集中在该年龄层，因此该调查的受访者年龄与性别分布基本符合研究的要求。（三）研究方法本研究使用SPSS25.0进行信效度检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Amos24.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建立结构方程模型验证研究假设，采用bootstrapping进行中介效应的验证分析。五、研究结果（一）信度与因子分析1.广告回避影响因素相关变量的信度与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并对初始矩阵进行方差极大正交旋转，根据前期研究规定抽取4个因子。如表1所示得到4个因子，累计方差比率为81.515%，KMO值为0.891，2值为4104.042（df=105），P＜0.001，因子载荷度都在0.70以上，因此自变量的各题项具有较高的建构效度。本文中因子1命名为“隐私担忧”，因子2命名为“感知个性化”，因子3命名为“对社交媒体作为广告媒介的态度”，因子4命名为“感知广告杂乱”。四个因子的Cronbach's

未来传播期刊 -

2021年3月26日

其他

移动互联网环境下村民的社会参与及主体性建构研究 ——以中国西部L村抖音使用为例

·媒介社会·摘要：伴随着乡村网络基础设施的逐渐完善以及互联网的增速降费政策的逐步落实，乡村中的个体在技术的赋权下重获传播主体权力。以刚接通宽带的西部一村庄中老年用户的抖音使用为例，探讨互联网在乡村下沉与渗透过程中村民的社会参与度以及文化主体性的变化。研究发现：乡村中老年用户利用抖音等应用凸显个性的同时也催生出他们与年轻人建立社交空间的欲望。此外，新的媒介还给予他们为本土文化代言的权力，更能让观看者体会乡土文化中“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真实一面，也为乡土文化的发掘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关键词：短视频；乡村；社会参与；文化主体性作者简介：舒洪磊，男，硕士研究生；陈玥，女，副教授。一、研究背景随着互联网市场的不断下沉与渗透，数字化交往空间在乡村得以延伸与扩展，乡村与现代性之间的文化隔离状态正在被改变。以手机为代表的数字媒体时代的到来，打破了以城市为叙事主体的话语传播模式，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城市与农村的二元区隔状态。由于技术赋权，视频生产与传播的技术门槛降低，原来仅仅由大众媒体单向生产和传输影像世界的单一模式逐渐被打破，短视频已经成为人们日常表达的重要形式。［1］随着城乡网络基础设施的逐渐完善，乡土资源为短视频生产与传播提供了另一片天地，其中一些关于乡村的内容勾起了城市用户对乡土记忆的眷恋，对美好田园生活的向往。这是脱离实体物理空间与现实生活场景的成功美学事件，对乡村真实具体的社会关系有所“隐没”，并且对乡村形象的自我重塑起着重要作用。然而，普通乡民生活那些并无深度美学的视频内容，与个人境遇、自我情感抒发、媒介体验的改变、交往方式的不同以及社会关系的变化等密切相关。年轻人的离去导致乡村社区的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中老年群体已经成为乡村人口的主体部分，他们参与短视频拍摄与观看，一方面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精神文化生活体验，另一方面，他们用短视频建立起了新的线上交往空间，同时互联网也正改变着他们与世界的连接方式。二、关于乡村传播、主体性与文化主体性研究的文献梳理在人们以往的思维定式中，乡村往往与隔绝、慢节奏等“前现代”社会状态相联系，而“数字化”总是和链接、全球流动与快节奏等“后现代”状况相勾连。然而，这两个从传统农耕社会到后现代信息社会线性历史观中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在21世纪的中国奇妙地、历史性地结合在了一起。［2］随着互联网对个体社会关系的逐渐渗透，也让我们重新思考受众主体性的问题，网络受众主体性的发展有利于建立积极健康的媒介生态，同时也对网络道德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对现代民主制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3］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新的传播形式给传统文化重焕生机带来了新的可能。刘楠、周小普认为：在农村互联网普及和农村网民增长的背景下，农民在自我主体表达、新“身体叙事”、商业逻辑“异化”之间博弈和调适，发挥农民的文化主体性，挖掘乡村内生力，有利于乡村文化传播新生态的建构。［4］在媒体融合趋势下，尚处于初级阶段的乡村旅游短视频必须充分发挥各种媒介形态的优势，进行整合传播，通过拓展信息覆盖实现最佳传播效果，一方面要将优质短视频内容借助传统媒体如电视、广播、报纸进行二次宣传，另一方面要集中力量全面拥抱新媒体，建立族群式传播渠道，让乡村旅游品牌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渠道获得集中式的曝光。［5］目前学界对乡村传播的研究都源于两种研究范式——发展传播学和人类学研究的乡村传播学研究范式。其中，发展传播学遵循内在拯救的逻辑，主张让乡村接触和使用现代媒介，从而解决乡村发展问题，使乡村实现现代化；乡村传播学则是在向人类学寻求借鉴的同时，一方面强化了传播学的乡土情怀，另一方面又借鉴了人类学“他者化”这一根深蒂固的弊端，所以乡村传播必须对人类学范式进行超越。［6］主体是一个与文化权力相关的学术术语。福柯认为：“主体有两层意思：屈从于他人的控制和依赖关系，并通过良心和自知之明依赖他自己的身份。”［7］可见，权力和自由是“主体”中的核心意涵。学界最早探讨农民主体性概念的是赵泉民，他认为：农民主体性是农民作为活动体的一种质的规定性，是在与客体相互作用中得到发展的农民的自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特征。［8］黄琳认为传统农民主体性发展到现代主体性经历了近代起点以前的阶段、以传统为主但有发展可能的阶段、以传统为主而转向现实性阶段、现代主体性为主但仍受传统影响阶段以及现代主体性完全确立等五个阶段。［9］主体性按构成要素可以分为经济主体性、政治主体性、社会主体性、文化主体性等，而目前学界探讨最多的是农民的道德主体性与市场主体性。如田瑞华探讨了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农民道德主体性问题，指出应发挥农民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的道德主体作用，推动新农村建设。［10］钱莉探讨了农民市场主体性，认为农民市场主体性的确立是农村改革的必然结果，提高农民个人素质是确立农民市场主体性的有效途径。［11］主体性之于媒介和受众而言，在大众传媒时期的受众主体性已不能和社会化媒体时期同日而语。隋岩、常启云认为，社会化媒体是媒介发展史上最具革命性的变革，它不仅将人们带入一个众声喧哗的群体传播时代，还带来了一种新的社群组织方式，即围绕群体认同所构成的共同体。与传统媒介时代不同，社会化媒体的群体传播促进了个体主体性意识的崛起，导致了话语权力的变迁和传统认同危机，同时也重构了新的以对话代替对抗的群体认同模式。［12］技术赋予个体表达的权力，也让群体在媒介中建构对自己的形象认知，张鸣对互联网女性广告的研究发现，要改变广告中女性形象定位偏颇的问题，必须要从提升媒介的社会道德感、责任感，强化媒介作为信息“把关人”角色的功能作用的同时，还要注重基于媒介与女性发展的互动性，注意提高女性自身的素质。［13］可见，网络不仅促使媒介技术的变迁，也让社会结构和知识观念有重构的可能。吴飞面对互联网发展浪潮，也强调学科建设者的自主性问题，他认为人与技术之间似乎总存在着隐形的较量和张力，面对信息传播技术如此快速地发展，整个新闻传播研究的概念框架、思想观念和知识体系都需要重构，新闻传播学教育和研究的未来方向也应随之调整，而学科教育者应主动反思这些新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14］而文化主体性常常与民族传统文化、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等较为宏大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使用。“文化主体”是生活在社会文化之中的有意识的个体或者个体的自我意识，也可以是社会文化自成其类的社会整体或文化群体，以及在社会文化中文化“权力和话语”的持有者。［15］在乡村中，文化的主体就是村民。对乡村和农民的关注不能只是体制与制度的完善，更要让来自乡村的声音和生活形态以他们自身的方式进行媒介呈现，发挥其主体性意识，使其走上历史的前台。这便是费孝通先生晚年强调的文化自觉，他认为，文化自觉就是文化主体性，即对现代化的“自主的适应”，“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6］人是文化的存在物，苗伟认为在文化发展过程中，人类始终处于主体地位，起着主导性的作用。人之文化主体之所以为主体，就在于人之主体存在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具有能动性、自觉性和创造性。［17］在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学者们意识到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的主体性，文化遗产和文化景观构成其显性记忆与符号表达，而社会结构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其隐性基础与活力象征，综合而成文化生态区。保护和振兴文化主体性，需基于文化自觉，处理好“保人”与“保文化”的关系，避免“见物不见人”。［18］通过这些研究与论述，为我们看待短视频与乡村关系提供了多种视角。但是，目前学界还无人涉足乡村中老年人与短视频相关方面的研究，这也是本文重点探讨的地方。对于乡村中老年人来说，他们接触短视频是否有不同的使用和呈现？短视频对于他们来说被赋予了怎样的功能和意义？新的媒介形态在激发他们的社会参与及文化主体性方面有无更多可能？为此，本文试图对刚接触短视频的乡村中老年人进行探访，对以上问题进行探讨。三、对乡村中老年短视频用户的形象勾勒本文以我国西部地区一个刚接通宽带的L村M组为研究对象。该村现有常住人口4087人，茶叶是其主要的经济来源，201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2350元，下辖8个村民小组。其中M组共有常住人口850人，中老年人635人，占比74.5%，其余多为学龄儿童。笔者选取居住较近的20户村民进行观察与访谈，这样更有利于观察与分析新媒介在这种以人际传播为主的乡村场域中所发挥的作用。笔者了解到该地常住居民年龄集中在45岁至78岁之间，大多是“生于斯，长于斯”，其中6位有过外出务工的经历。2019年春节期间，该组基本实现了宽带户户通，告别了以往通过“锅盖”（电视广播卫星信号接收设备）接收外部世界信息的媒介使用方式。他们当中有3位是文盲，11位接受过小学教育，6位接受过中学教育，其中15位的子女在外务工或求学。17位访谈对象主要的任务除了务农还要照顾孙子，他们的生活节奏和模式基本保持着传统农民的生活样态。自从村里通了宽带，基本人手一部智能手机，手机上除了一些惯常通用的软件外，还有让他们感觉与观看电视完全不同体验的手机应用APP——抖音，抖音带给他们不同的媒介体验。这样的媒介体验不仅正在重构他们的关系结构和形态，还激发起他们对新媒介的接触欲望。在对这20位短视频用户进行观察和访谈后，笔者将用户分为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群体，并从中找到三位代表人物（表1），他们代表了乡村中老年短视频用户的大致的使用习惯和类型。（一）依然年轻的杨昌会杨昌会是村里发抖音比较多的一位，村里人都看过她的舞蹈视频，是村里的抖音“红人”，还是村里文化程度比较高的妇女。35岁时她的家庭遭遇变故，后来与老潘相识重组家庭。谈到拍抖音，她的情绪瞬间高涨起来，她第一个视频是几个简单的舞蹈动作，由于经常在抖音上看到城里人伴乐舞蹈，于是自己也跟着视频扭了起来。刚开始还有些难为情，后来点赞评论她视频的人越来越多，收到的赞美让她逐渐找到了自信，村里人有时见面还会请教她跳舞和拍摄技巧。她谈及一次让她难忘的经历：那天穿着新买的淡粉色长裙，在自家的客厅录制新学的舞蹈动作，录制好后配上文字“岁月无情，几经沧桑，好像变回当年模样”，优美的舞蹈配上文字，让她收获了三百多个赞和六十多条评论。其中一条让她备受鼓舞：“优美曼妙舞姿跳出了女人的韵味，定不输当年风采。”这是来自她小学学习较好的同学的评论，她们已有十几年没有相见。这种夸赞的评论让她在抖音里找到了不一样的乐趣，此后每天茶余饭后她都要花近两个小时来观看别人的舞蹈视频和排练自己的舞蹈。儿子和女儿长大后都不在自己身边，一年只能见一两次，大多数时间都是我和老潘四眼相对的生活。自从村里通了宽带以后，村里人逐渐开始玩抖音了，像我现在算得上是村里的“老玩家”了，偶尔女儿在评论里叫我注意身体，心里还是好过点，儿子不经常主动与我联系，但是前几天还在给我评论，也叫我注意身体，我当时特别感动，我觉得我是对不起他的。杨昌会总给人阳光朝气的感觉，她很少在别人面前谈起自己的过往和辛酸，她玩抖音也不仅仅是为了找回年轻，找点娱乐，更多时候是想在这个新的平台上找到属于她们这个年纪的肯定与赞美。她现在抖音粉丝已接近3000人，大多数与她素不相识，但她珍惜他们的每一个点赞和评论，她还与云南一位年龄相仿的女人成了线上“闺蜜”，两人经常私下交流舞蹈技巧，觉得精彩的视频还会互相转发。虚拟空间里的友谊让杨昌会收获了感动，让她们的社会交往欲望不再因地区的闭塞而被阻隔。（二）名扬村外的张招生张招生是观察和访谈对象中最年轻的一位，刚45岁出头的他是村里最早玩抖音的人，他也是村民小组组长。张招生建了一个村民微信群，平时不管大事小情都在这个群里面通知，没用微信的就在田间地头口头传达一下，偶尔也会在微信群里转发他认为幽默有内涵的抖音短视频。最近有一件让他觉得特别高兴的事：前几天去镇上赶集，集市上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突然叫住他说：“我在抖音上看见过你，你拍的抖音挺不错的，我有关注你哦，没想到你也是这里的人。”这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原来自己的抖音视频还是给自己增加了一些“名气”的。翻看他拍摄的视频内容和点赞喜欢的视频内容发现，他拍摄的91个视频当中，有近60个是记录自己农忙生活的点滴，其余部分或是转发幽默励志视频，或是全家出游时拍摄的自然风景视频；在他喜欢的视频列表中，绝大多数是亲朋同乡拍摄的视频，他认为这也是维持友谊及邻里关系的方式之一。抖音不仅改变了他们平时的娱乐方式，更挑战着他们对外面世界的认知。在谈到抖音推送的内容时，他选择了辩证看待这个“花花世界”，一些短视频确实增长了他们的见闻，但是还有一些视频他对其嗤之以鼻，比如总有一些女人衣着暴露对着屏幕扭动身体，他觉得这是极其低俗的，对社会有不良影响。有一次他的妻子发了一条穿着睡衣唱歌的抖音，他看到后立刻打电话让她删除，他觉得看抖音和拍抖音都要有一定的底线。我比较喜欢看一些有教育意义的视频，但是有时候打开总会出现一些我觉得比较低俗的视频，而且还获得那么多的点赞，不知道那些人怎么想的，这种视频就不应该发出来。看到好看的视频他总会把它分享到朋友圈或微信群里，他觉得好的视频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他拍抖音时不爱虚假做作，而是把生活的有趣点滴用视频的方式记录下来，他觉得这就是他的日记。（三）屏幕前期盼的张朝林张朝林是本次观察访谈对象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与老伴一起生活在木质结构的老房子里，是村里的精准扶贫对象，左邻右舍有时也会帮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张朝林儿子常年在外打工，有一个5岁的孙女，他现在最牵挂的就是随父母外出的孙女。年初村里安装宽带，本不打算安装的张朝林拗不过儿子的劝说，最终花了400元购买了一年期的宽带使用权。刚开始他对数字电视与智能手机的使用极不熟悉，后来在邻居的多次指导下，才学会了电视转台和拨打电话。邻居还帮老张下载了抖音APP，他在抖音上经常看到儿子发的视频，有时还会看到可爱的孙女，看着两年没见面的孙女，老张两眼泛起了泪花。以前我和儿子通电话要去村口的张老师家借用他家的座机，后来买了按键手机，勉强学会了拨打电话，但是根本看不到他们，总觉得少点什么。现在有时在抖音上还能看到他们，只要健健康康的就好。②他的关注列表里只有儿子一人，最期待儿子更新视频，有时在上面看到推送的搞笑视频，还会笑不拢嘴，并将搞笑有趣的内容作为与同乡的谈资。他与老伴也想拍两个视频让儿子看看，但是对智能手机操作的不熟悉导致他们一直是抖音里期待的看客。研究者帮助两位老人拍了第一条抖音，在门前大枇杷树下，老两口表情木讷，面对镜头有些许羞涩，最后还是不好意思地笑了。他们希望这个没有文案、没有背景音乐的15秒视频儿子能看到，这是他们一生中的第一个视频影像，却承载着满满的思念。通过对以上三个较有代表性的抖音用户的观察与访谈，发现他们除了享受新媒体带给他们更有接近性的媒介体验外，还利用这些媒介互动巩固和延伸了自身的社会关系结构。当乡村中的多数个体在抖音中逐渐建立起一个线上社交场域，那么村民就会主动在这一场域中保证自身线上社会关系的“在场”，这也是村民利用新媒体进行社会参与及主体性建构的动因所在。四、短视频使用带来的村民社会参与度的提高以及乡村文化主体性的建构（一）短视频使用激发出更加主动的社会参与及主体性建构社会参与是人参与社会活动的同时提供社会互动关系的介入程度。［19］社会参与也是衡量乡村与现代主流文化契合的程度。随着社会和技术的变迁，乡村社会无法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绝对的真空。［20］乡村中的中老年人在很大程度上仍保持着以地缘与血缘为纽带的社会交往关系，他们并不像年轻人在社会参与中拥有多样的媒介接触欲望。他们通过拍抖音短视频不仅与同乡亲朋建立起线上交往空间，还与有共同兴趣爱好的远方“陌生人”建立起共通的意义空间，视频里点赞和评论就是村民在新的场域里所进行的社会互动，对新的社会关系进行自我调适。访谈对象中，有母亲因为抖音而与多年未联系的儿子进行简单的寒暄，母子关系渐渐缓和，短视频成为他们表达情感的方式，在收获欢乐的同时，也给这对母子建立起新的情感连接方式。在他们的视频中，媒介形象与本真的农民形象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视频内容与都市语境有些许契合，新的媒介也重构着他们新的媒介接触欲望。面对一直以来受都市主流群体凝视的乡村场域，“农民”从淳朴的“伯伯”形象转变为底层群体的代名词，乡村形象引发了乡村的集体焦虑。戴杨认为“被看见的权利”是基本的人权，而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以自己的方式被看见的权利”［21］。乡村里的中老年人通过短视频展现他们的活力，在另一个社会空间中展示自身的价值。改革开放以来，乡村里的青年人一批又一批赶赴沿海地区寻求生存和发展机会，留下父母和儿女守着故乡。随着乡村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各项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村里的中老年人有了更多打发闲暇时光的娱乐方式，他们也开始接触社交媒体以寻求与年轻人新的情感连接方式，他们通过镜头在新的场域中展现着主体性建构。笔者研究的这群乡村中老年村民中，6人有外出务工的经历，其余大部分村民一辈子都生活在村庄里，他们的社会关系很难突破地缘限制，与在外务工的儿女只是偶尔电话联系。他们希望跨越因年龄界限带来的种种交往壁垒，以新的形象与年轻人建立起新的对话空间。一位访谈对象的女儿对笔者说：“母亲有时候穿着我的衣服拍抖音，还让我和她一起拍，拍好后让我转发她的短视频，有时候感觉她比我还年轻。”他们在短视频里抒发着对年轻岁月的追忆与眷念，而不是希望社会将他们放到“固定的、已成成规的角色”［22］中去，他们运用短视频与乡村的闭塞做抗争，用镜头实现自身的主体性建构。一方面，他们利用抖音在相同年龄层用户中通过自身的兴趣爱好凸显自己的个性，讲述自己的故事，使他们线上线下的交往关系得以叠加与融合，抖音为他们提供了展示自我的个体性建构平台。另一方面，中老年人在利用抖音进行群体的主体性建构的同时，也在促进乡村形象的主体性建构，他们挑选具有一定美感的拍摄地点，身着干净整洁的服饰，模仿着城市群体的媒介内容生产，种种场景与人物特点正在消解城市群体对乡村固有的认知结构。总之，比起传统媒体时代的他者叙事模式，数字媒体时代让不同生活空间与不同阶层的个体能自我建构媒介话语，让每个群体的媒介形象更加多元。融合了多元文化的抖音或许在消解社会二元对立关系上拥有更多的可能性。互联网如今正在朝着万物互联的方向发展，然而，最动人的还是那充满温度的关于人的故事。抖音的初衷是“美好”，我想这应该是所有互联网从业者和用户的价值取向——人与技术的结合才能创造人类命运的美好。（二）短视频平台展现的乡村文化主体性交互式的新媒介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予了他们为本土文化代言的权力，这是政治赋权、经济赋权之后的能促进乡村中人的现代化发展的文化赋权，媒介上的乡土文化景观不再是以他者视角叙事与感知的“阳春白雪”。如今乡村村民利用短视频这种新媒介呈现个体对本土文化的实践，更能让观看者体会乡土文化中“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真实一面。笔者在一位研究对象的抖音视频中看到大量关于她81岁母亲采茶、制茶、烘茶等展现本土传统文化的视频内容，视频中的老母亲凭她自身的记忆还原过去手工制茶的工艺步骤。可见，乡土的个人记忆和本土文化在与短视频“相遇”时，技术变成了留存乡村记忆的手段，这些记忆将时代背景、个人境遇与本土文化杂糅在一起，催生出新的文化景观；同时也展现出个体对技术的自我适应与革新。在笔者调查访谈期间，正值该村举办首届农民丰收节，活动期间，村委会管理人员发动村民利用社交软件与短视频应用为活动做宣传，据该村村委会副主任介绍，在为期10天的活动中共吸引游客超10万人次。笔者在现场看到，不少游客会打开抖音对展演的传统技艺进行拍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活动的曝光度。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不仅得益于新媒体对乡村的赋权，还有政府在激发村民对传统文化关注方面的赋能，村民利用抖音将自己平时知而不熟的传统技艺“搬”到线上，既促进了自我与视频观看者对本土传统文化的认知，也使这种线上社会关系释放出新的能量。这需要媒介满足村民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主的社交需求，这也是激发村民接受数字新媒介能动性的重要前提。实现乡村文化主体性的前提是对本土文化的“自知”，之后才能谈适应与革新。诚然，要想让文化走近人心，不仅需要技术的赋权与制度的赋能，还需要让人的线上媒介体验与社交欲望得到双重满足，才能让文化以较为本真的形态走近媒介，走向世界。过去的中国乡土社会，本土传统文化的传承活力主要是靠亲属或熟人的社会关系供养，这样的社会结构是乡土社会文化主体性得以延续的载体，这种社会结构的核心要素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言的“亲属制度”［16］（387-388）。随着现代化浪潮席卷乡村，政府将乡村振兴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在这过程中，乡村面对不同于传统生活观念的现代性元素，也会在亘古不变的传统中形塑着适应时代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传承路径。在笔者探访的研究对象中，有两位研究对象将祖辈流传下来的农事谚语编成顺口的歌谣呈现在抖音上。如遇季节变化时唱起：“五月南风满大水，六月南风河也枯；小暑南风十八朝，晒得南山草也焦。”遇天气变化时便会唱起：“云随风头跑，云跑东，雨落空；云跑西，披雨衣；云跑南，雨成团；云跑北，好晒谷。”配上具有民歌特色的背景音乐，这些农事谚语不仅滋养着他们生活着的这片土地，也同样为数字媒介内容生产提供了另一种文化底色。数字媒介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文化再造的动机与平台，他们将这些原本乡村中口口相传的“文化碎片”，经过自身的“加工”使其以另一种方式传承，充满乡村特色的视频内容也会引起城市群体中拥有乡土文化基因用户的怀念与反馈，村民在这种“线上激励”下也增加了其进行再创造的能动性。联想到乡村一直以来被生产、被改造、被表征、被言说的历史宿命，乡村短视频的出现意味着深刻的空间生产问题。［23］短视频激发了村民进行媒介内容生产的主体意识，让他们成为更为主动的文化实践者。只有让媒介融入他们的生活，利用媒介进行自我发声，才能让他们主动自我记录并参与到文化实践以及文化传承中来，让传统文化不再只是作为传统媒介中存在的历史底片。短视频让传统文化以更加鲜活的姿态示人，让其成为屏幕中与生活里仍在延续的生活切片。费孝通先生主张文化发展的方向应该是“中和位育”［24］，即文化主体应在道德层面上发展自我、减少冲突、增进理解、促进交流，这不仅适用于今天的世界舞台，也适用于快速发展的城乡之间，文化主体性就是“中与西、古与今、城与乡、同化与异化”二元关系中的根脉与灵魂。虽然乡村的“出场”方式仍然会受到主流话语与技术操控的影响，但是浸润着乡村文化的媒介内容仍能在以城市主流群体作为主要消费者的媒介空间中寻得一方天地，逆向“哺育”城市主流群体对乡村文化的需求。抖音总裁张楠对抖音怀揣的期望是让抖音成为未来观察现在这个时代表达的载体，承载时代情绪的全民媒介。笔者认为，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数字媒介或能成为记录乡村记忆的“乡村脑”，人们以主动、本真的态度记录生活，数字媒介便成为文化传承、演变、发掘的重要载体。请上下滑动查看参考文献全文参考文献：［1］王晓红，任垚媞.我国短视频生产的新特征与新问题［J］.新闻战线，2016（17）:72-75.［2］赵月枝.数字传播时代的乡村振兴［J］.新闻与写作，2019（9）：1.［3］夏红辉.网络受众主体性的发展及其意义［J］.甘肃社会科学，2007（4）：252-253.［4］刘楠，周小普.自我、异化与行动者网络：农民自媒体视觉生产的文化主体性［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7）：105-111.［5］王卫华，霍志刚.乡村振兴战略视野下民间文学的传承与传播——基于喇叭沟门满族乡的分析［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163-168.［6］沙垚.乡村传播的范式、内容与方向［J］.新闻爱好者，2020（2）：60-62.［7］［法］福柯.主体与权力［A］.休伯特·德雷福斯，保罗·拉比诺.福柯：超越结构主义与诠释学［M］.钱俊译.台北：桂冠出版社，2005：64.［8］赵泉民.确立农民的主体性地位理念［J］.天府新论，2003（4）：16-19.［9］黄琳.农民主体性发展的五个阶段［J］.改革与战略，2010（9）：104-107+143.［10］田瑞华.农民道德主体性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制约与影响［J］.农业经济，2010（2）:75-77.［11］钱莉.从人的主体性视角看农民市场主体地位的确立［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8）：19-21.［12］隋岩，常启云.社会化媒体传播中的主体性崛起与群体性认同［J］.新闻记者，2016（2）：48-53.［13］张鸣.媒介传播中女性形象主体性的缺失［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4（4）：58-60.［14］吴飞.新闻传播研究的未来面向：人的主体性与技术的自主性［J］.社会科学战线，2017（1）：148-158.［15］赵旭东，张洁.文化主体的适应与嬗变——基于费孝通文化观的一些深度思考［J］.学术界，2018（12）：186-197.［16］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4卷）［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166.［17］苗伟.论人的文化主体性［J］.云南社会科学，2012（4）：55-60.［18］麻国庆.乡村振兴中文化主体性的多重面向［J］.求索，2019（2）：4-12.［19］Levasseur，M.，Richard，L.，Gauvin，L.，&

未来传播期刊 -

2021年3月26日

其他

智媒时代智能信息推荐算法的缺陷及正向重构

·智能传播·摘要：智媒时代智能信息推荐算法虽然极大提升了信息传播的覆盖面和到达率，但仍存在对其缺乏全面客观的认知，无法识别人类情感变化和需求，伦理法律层面空白等诸多缺陷，出现受众易陷入“信息茧房”掉入“过滤器泡泡”陷阱，对受众信息需求存在偏见，对受众信息隐私构成风险，公共性价值缺失等伦理失范现象和问题。智能信息推荐算法正向重构应遵循不伤害原则、以人为本原则、安全可靠原则、公平公正原则、知情同意原则、互惠互利原则、公共社会性原则，从树立科学、辩证的信息伦理观，加强伦理法律建设和监管，促进算法技术优化，算法推荐与人工编辑相结合，提高受众媒介素养等方面入手。关键词：智媒时代；算法技术；正向重构作者简介：潘红霞，女，副教授，硕士。（浙江传媒学院桐乡校区，浙江杭州，310018）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头雁”效应越来越凸显，传统意义上的媒体也正大步迈进智媒时代。智媒时代媒体平台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基于人工智能的算法技术作为其中的主要运行机制，进行着信息的聚合和传播。智能信息推荐算法给人们带来便利快捷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和烦恼。比如你刚上网搜索一个商品，你的本意只是想了解一下该商品，并没有想立即购买，但算法认为你需要，就自动给你推荐该类商品的各种信息，并连续给你推荐，让人们不厌其烦。进入智媒时代，人工智能算法技术、大数据不断得到应用和提高，虽然大大提升了信息传播的覆盖面和到达率，受众对信息的喜好和需求也相应得到加强，但其发展过程中还是存在一定的缺陷，需要进行正向重构。一、智能信息推荐算法发展现状及存在的缺陷人工智能AI概念是在1956年的达特茅斯会议上首次提出的。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谓历经千山万水，近年来随着算法技术快速发展以及大数据的广泛应用，迎来新一轮质的飞跃，令全世界瞩目。时至今日，作为一门新兴的快速发展学科，人工智能风生水起，逐步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劲引擎。应该说我们迎来了最好的时代，但也考验和挑战人类应对人工智能的开发和治理能力，一系列问题和冲突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一）智能信息推荐算法研究溯源及发展现状2018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开展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的伦理问题。他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要整合多学科力量，加强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社会问题研究，建立健全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伦理道德。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要全面提升技术治网能力和水平，规范数据资源利用，防范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风险。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网络强国和智慧社会的建设。人工智能俨然成为当下社会经济发展新的亮点和增长点。伴随人工智能与媒体的深入融合、算法技术的广泛运用推广，很多学者对智能算法技术带来的伦理困境、原因、风险以及技术使用本身特性展开多方位的有针对性的研究。张洪忠、石韦颖、韩晓乔（2018）认为人工智能改变了传播渠道的内涵，智能算法推荐模式改变了传统的传播模式同时也提出需要规制的问题。阮立、朱利安·华勒斯、沈国芳(2018)提出算法可能会创建自己的“过滤器泡泡”。仇筠茜、陈昌凤(2018)提出增进算法透明度方式有三种:I－T－O的逐步拆解、逆向工程学、可理解的透明度。赵双阁、岳梦怡（2018）认为对算法推荐的过度依赖会带来媒介伦理新的风险。蔡梦虹（2019）对人与技术的关系、媒介伦理建构等问题提出从人性层面、技术层面，以及法制层面来解决。姜野（2020）提出有必要以算法技术的迭代更新为背景，将算法的法律规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突出当前算法呈现出的有限自主性特征，建构符合我国算法应用现状的法律规制体系。原有的这些研究很好地为智能信息推荐算法正向重构提供了基础，对以此引发的困境和解决之道带来启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已经对传统媒体的发展造成变革性的巨大影响。［1］人工智能已经与媒体深度融合，人类进入到万物皆媒、人机共生的智媒时代，从发展的历程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层级是拥有开放和共享优势的互联网成为快速传播信息的载体和工具；第二层级是媒体利用互联网，增强与受众的互动交流，满足受众的个性化的信息需求和喜好；第三层级是媒体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算法技术成为新的亮点。人工智能算法技术对信息进行自动化处理并做出相应决策。随着该项技术的日益成熟以及在媒体平台的广泛应用，它的核心就在于把合适的信息推荐给合适的人，媒体平台充当它的流量分发器。算法技术发展至今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基于“受众画像”的算法推荐，也就是按内容进行推荐，这一阶段是根据受众的信息浏览历史记录，概况出受众的喜好和兴趣，也就是受众画像，再利用算法技术计算每个信息与受众画像的相似度，将相似度最高的信息推荐给受众；二是定位与受众具有相似兴趣和喜好的群体和圈子，然后给这个受众推荐这些群体和圈子喜好和偏爱的信息，这是基于协同过滤的算法推荐；三是基于热门的算法推荐，即设置一个时间窗口，统计在过去一段时期信息的点击评论量、浏览量、转发量，把关注高的热点信息推荐给受众。此外，采用加权、并串联等混合的方式融合以上算法技术向受众推荐信息。智能信息推荐算法正在悄然改变我们的生活，它不仅仅为人们的决策和行动提供信息和建议，在很多情况下还在人类的授权下代替人们进行决策和行动。相比原先的人工派发，智能信息推荐算法优势更为突出，但随着算法技术的广泛使用，越来越凸显出很多缺陷和伦理法律空白的地方。正如有学者所言，“大数据技术在彰显一种道德意义时，也面临各种伦理问题。要使大数据的文明指引保持在良性循环的正面效应上，我们就要认真对待大数据技术带来的伦理挑战”。［2］因此，我们必须立足时代和社会的重大发展路径和轨迹，全面理性客观地对智能信息推荐算法进行价值审视，精准把握它的特性，深刻思考可能会引起和导致的困境和后果，提出合理又具有前瞻性、系统性的操作原则，以期构建更加公正公平、更具有人性化、具有公共价值性的新秩序。（二）智能信息推荐算法存在的缺陷1.算法技术认知层面的缺陷智能信息推荐算法是在大数据技术的支持之下对数据、信息进行一系列的聚合、分析、预测、推荐以及传播，而正是这种对于技术的盲目崇拜和过度信任，使得受众容易被信息所奴役、控制，以致过分依赖于技术，缺乏全面客观的认知，逐渐丧失了对技术的漏洞以及技术可能会带来的不良后果的判断，进而会出现信息的异化和技术的异化。目前，对于算法技术还存在认知层面的盲区，如把“流量”作为受众认可此信息重要的关键指标，也把“流量”作为算法技术推荐信息的重要参数，这样做可能会导致其推荐的信息内容过度低俗和娱乐化。算法技术作为人工智能的应用，是一种前景非常广阔、同时又深刻改变世界的颠覆性技术，同时，它也是一种不够成熟完善，带有发展性、革命性的技术。算法技术会不会对未来人类社会秩序造成影响？算法技术有没有不可控的风险？算法技术是造福人类还是祸害人类？这些认知层面的缺陷都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和跟进。2.算法技术情感识别的缺陷在人工智能算法技术蓬勃发展的过程中，算法技术也被称为网络神经，它可以到达各个层面的受众群体和个体，能到达每一个网络神经末梢，但算法技术缺少对人类情感层面的关注和回应的问题也随之凸显。算法技术展现出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但同时无法识别人类的细微情感变化，人工智能算法技术本身是无法自主做出意思表示的，它没有情感和表达能力也无法识别和判断人类的情感变化。比如我们在最开始说的算法技术推荐商品给人们带来的烦恼。人们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应用，受众隐私、情感需求能否得到客观公正公平有效对待和处理，需要在算法技术发展过程中加以攻关和克服。3.算法技术的伦理法律缺陷智能信息推荐算法有关伦理法律的问题也是我国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讨论的热点和焦点。由于算法技术既有本身商业机密所代表的不透明性，又因技术的专业性导致具有黑箱特质。正是由于具有不透明的黑箱特质，使得算法技术的权利和义务很难界定。目前对于算法技术伦理法律的约束仍属于后果型，重视算法技术带来的后果而忽略对其过程的约束，还停留在事后审查处置阶段，一般都是等到发现问题后再采取措施，比如说限流、删帖、下架等。另外，算法技术具有复杂性，受众很难了解算法技术背后推荐信息的依据和规则，因此对算法技术带来的数据滥用、歧视、侵犯隐私、侵犯知识产权等伦理和法律问题就很难解决。现阶段对于算法技术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如算法技术应用所带来的各类数据的保护问题。数据属于新型的财产权，数据的归属和使用，数据的安全尤其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数据如何进行保护等问题还存在一定的缺陷，需要伦理法律层面及时做出界定。再有如媒体平台责任规定不够明晰等问题都急需加以完善。二、智能信息推荐算法伦理失范智能信息推荐算法这一模式被越来越多的媒体平台所运用，这一技术能从海量的信息海洋中挑选出符合受众的兴趣喜好图谱进行推荐，有着它不可比拟的技术优势，但现实使用过程中也存在很多伦理失范的地方。（一）对受众信息需求存在偏见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中列出一条公式来解释个人如何选择信息传播路径：可能的报酬/费力的程度=选择的或然率。按照这个公式，“可能的报酬”最大化、“费力的程度”最小化，“选择的或然率”最大化是最理想的传播路径。进入智媒时代，智能信息算法推荐让这种传播路径实现最优化。根据受众的日常浏览习惯、社交朋友圈等大数据，对受众进行智能信息推荐服务，虽然加速了信息到达率和覆盖面，能够让受众在最短的时间、花费最少的金钱和最小的精力就能获得这些信息，但也很容易出现把受众偶然随意性的行为认为是必然性的行为，这样就有可能造成对受众真正的信息需求进行错误的分类和推荐，在一定程度上反而限制了受众的选择权，形成对受众歧视、偏见性的推荐。算法技术总是会或多或少地受到个人或集体偏见的影响。程序开发人员在设计算法时，或多或少会受到个人主观偏好的影响;受众在使用媒体平台过程中也会根据自己的需求搜索设置算法应用参数。因此，算法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设计者和受众的价值偏好。（二）易使受众深陷“信息茧房”智能信息推荐算法大多是在基于其对受众画像、受众行为的描绘基础上进行的。受众也往往会访问与自己的意见、想法、需求相接近的媒体平台。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在《信息乌托邦》中关于对“个人日报”的论述中提出“信息茧房”，他认为生活在“信息茧房”中的人们逐渐形成“回音室效应”，将自己圈定在固定的圈子里面、只根据个人兴趣爱好进行个性化阅读，从而导致其阅读面、知识面十分狭窄，限制其个人综合全面发展。［3］反观智能信息推荐算法，也是无形中给受众画了一个信息圈，试图创建一个我们每个人独特的全局信息——“过滤器泡泡”，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算法在为人们提供精准化、个性化的推荐服务的同时，由于局限的内容、同质化的信息，也使受众容易陷入“信息茧房”的境地，最终掉入“过滤器泡泡”的陷阱。（三）对受众信息隐私构成风险当下，受众对隐私安全越来越关注。信息隐私主要指个人信息的收集、存储和传播，包括社交信息隐私、医疗信息隐私和工作信息隐私等等。应该说算法技术越智能越先进，它就越需要获取、存储更多的个人数据信息。可以说，海量信息数据是算法技术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这势必会涉及到个人隐私保护这一重要伦理问题。而当下媒体平台大多出于商业利益的驱使，获取更多的受众信息，是很多媒体平台追求的目标。加之我国对个人隐私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一定程度上还留有漏洞，以致受众隐私和风险难以避免。如未经受众的同意和允许，平台自行采集个人浏览和使用信息数据，并在平台之间自行进行信息交换和流转。受众的隐私悄无声息地游走在汹涌的数据泄露与买卖之中，彷佛置身于隐私“裸奔”的尴尬境地，2018年，涉及泄露一亿多名用户个人信息的Facebook隐私门事件震惊世界，引爆了广大网民对个人隐私安全隐患的担忧。另外，对数据失信、失真以及污染的治理和防范,也是智能信息推荐算法在信息保护隐私面临的伦理难题和挑战。（四）公共性价值缺失媒体平台更多关注的是流量而非内容本身，注重商业现实利益而非社会价值层面。媒体平台的价值指标主要以流量、信息的到达率、受众停留时间、转发评论量、活跃度等为主，在智能信息推荐算法越来越精准的当下，社会主流价值正慢慢被消解，公共性价值一定程度上存在缺失，个人的社会化发展也受到一定阻碍。正如有学者所说：“由于受到少数大公司、广告商和亿万富翁的主宰，媒介系统以唯利是图为目的在疯狂地运转，它偏离了公共机构或公共责任这个方向。”［4］受众之间的数字鸿沟也越来越显现，体现在受众对社会信息资源占有、使用、收益、分配过程中的地位、权利和机会存在明显差距；全球各国或各地区贫富之间、男女之间、受教育与未受教育的人群之间，在信息接收、信息应用等方面存在不平等和不公平。伴随算法技术的发展，信息生产端“把关人”的缺失以及算法技术推荐信息过程中监管缺位，更容易导致伦理失范问题。媒体平台和算法技术还是应承担起社会性价值的功能，有责任让受众实现信息共享，有责任让受众了解事物的全貌，有责任引导受众向舆论文明健康方向发展。三、智能信息推荐算法正向重构我们看到智能信息推荐算法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和便利，同时也应更加清晰理性地认识到这一技术的发展带来的伦理失范问题，从原则准则层面、解决举措和路径层面进行正向重构。(一)智能信息推荐算法需遵循的伦理原则我们需要对智能信息推荐算法应用后果进行全方位的伦理反思，来应对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所带来的伦理挑战，有责任将智能信息推荐算法引入健康发展的轨道。伦理原则主要依靠人们已经形成的习惯、信念、文化的沉淀，来调整受众和社会以及受众相互间的关系，从而起到约束和调节的作用。应对智能信息推荐算法深入发展导致的伦理风险应当遵循以下伦理原则：1.不伤害原则。不伤害原则简单地说就是不要伤害。这个不伤害他人的禁令有时也称为伦理底线。即使是不同的国家、民族所选择的不同的伦理原则，首要的就是不伤害原则。无论动机和目的如何，如果行为的结果有害，那就意味着失范和不合理，不伤害原则应该成为判别的基本依据。智能信息推荐算法在媒体平台的应用有没有对受众、对社会造成伤害，是判定它是否造成伦理失范的首要依据。2.以人为本原则。以人为本的原则即坚持科技的发展为人类造福的伦理准则。人工智能本质还是由人类的思维和创新来主导和推动的，终极还是要为人类服务的。强化智能信息推荐算法促进人类自由全面发展、造福人类是人工智能技术存在的意义，从而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以人为本原则还意味着人类拥有自主性，不隶属于人工智能，也不受其胁迫。在人机交互过程中，人类拥有独立的自主性和能动性。3.安全可靠原则。安全、可靠、可控是智能信息推荐算法的伦理要求，要确保国家、社会和受众的安全，以及与此相关的政治、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安全稳定。如果智能信息推荐算法可能会带来安全稳定的问题，那么无论它具有多大的工具性价值，都应果断停止使用。4.公平公正原则。智能信息推荐算法在开发、使用与监管过程中都需遵循公平公正原则。开发设计者和受众需要确保享有不遭受偏见、侮辱和歧视的权利，公平公正地享有人工智能算法技术带来的便利和益处。公平公正原则还意味着算法技术必须提供有效的防范措施和救济举措，以防范数据歧视、意外伤害或者“黑箱”操作，最终造福人类。5.知情同意原则。“同意”是受众做出意见一致的意思表示。因此前提是受众知情，然后还需同意。受众了解准确信息并了解可能会带来的后果。当下媒体平台为了获得更多的流量，对受众主体的信息进行采集和推荐，就要遵循知情同意原则。比如个人隐私保护，采集的信息在没有得到受众知情同意之前，不能擅自使用。6.互惠互利原则。每一名受众既是媒体信息的传播者和使用者，同时也是媒体信息的提供者和生产者，受众享有智媒时代的一切权利的同时，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义务。两者间的关系是双向的，是相互交织的，权利和义务呈现出对等性。互惠互利原则集中体现了权利和义务的统一。7.公共社会性原则。媒体平台和受众应当遵守其所在社会的公共秩序和规定，不违背当下社会的公序良俗，不违反国家的公共秩序和公共价值。随着媒体平台发展日新月异，有些行为表面上看似符合无害原则，也得到受众的许可，没有对受众的利益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的伤害，甚至有可能为行为的双方带来一定的利益，但在该行为与社会公序良俗相违背时就需要用公共社会性原则加以调整和规范。（二）智能信息推荐算法正向重构路径1.培育科学的智能信息推荐算法的认知。智能信息推荐算法在发展过程中的风险防范需要人类对此有科学的认识和意识，以正确的认知指导相应的行为，所以认知观念和意识是先行者。人工智能算法技术无论表现得如何“像人似的”，终归是人类创造的产物，是人类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过程中开发的人类智力和能力的延伸。无论算法技术发展到何种境地，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都不是技术自身的力量，而取决于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取决于人类如何使用技术。因此，对于智能信息推荐算法，我们需要科学、辩证地认知，形成正确的信息伦理观，积极主动防控人工智能算法技术带来的伦理风险，最大限度地造福人类。2.加强制度伦理法律监管。斯皮内洛在《铁笼，还是乌托邦》一书中讲到：“至关重要的是在网络空间中传承卓越的人类的善和道德价值，它们是实现人类繁荣的基础。网络空间的终极管理者是道德价值而不是工程师的代码。”［5］因此，政府应该加强网络传播信息的实时监测和监管，要切实承担起信息监管的职责和使命，强化对信息的监管与伦理失范的整治，明确智能信息推荐算法应用的范围及标准。媒体平台也不能以流量论英雄，不能把单纯流量指标作为平台运营的价值追求，应在行为上保持高度自觉，不断增强责任意识，以实现智能信息推荐算法的正面导向价值。国家应加快制定信息传播、信息安全和信息产权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对信息的存管、采集、交易、传播、开放和再次利用等相关权利和义务作出明确规定。3.建立智能信息推荐算法价值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将社会行动的合理性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的核心是强调效用性和功利性，只考虑成本最小而收益最大，不在乎社会在道德、情感或者文化方面的普遍价值期待。而价值理性的核心是关注行动本身所代表的价值，追求的是更加合理而有意义的实践路径。随着5G的应用，智能信息推荐算法是大势所趋，智媒和人工智能的联合给受众带来更为丰富的媒体信息应用场景。当工具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时，建立智能信息推荐算法价值观显得尤为必要。如何实现智能信息与受众信息需求完美匹配，是算法技术层面需攻克的难关。如何进一步优化，紧密联系受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及时为受众提供准确、客观、真实、有价值的信息，让受众在接收信息时有更好的体验，形成更具有公共社会性、人文关怀的算法技术，把社会的需求、价值、选择、判断和个人的需求、价值、选择、判断有机结合，做到个体性和公共性的统一，让受众有机会获得更多的既符合自身需求同时又体现社会主流价值的信息是当下价值理性回归的诉求。4.算法推荐与人工编辑相结合。在算法推荐下，受众缺乏主动的调整和选择权，即使对智能推荐的信息不满意也缺乏必要的反馈沟通机制，以至于积累到一定程度对智媒平台产生反感直至弃用。因此，算法技术需进一步优化，避免造成同质化信息推荐，防止受众进入茧房状态。算法技术不能忽视受众作为人的复杂性，应从“人的传播”角度进行优化设计，综合考虑人的行为、情感等要素。此时就需要扮演人工编辑来进行适时的调整和干预，从而降低流量对算法推荐的影响，加强对符合社会性价值信息的推荐力度。目前，大多数媒体平台运用“机器”审核，对一些虚假信息、敏感信息、标题党进行拦截，但还是会有漏网之鱼。智媒平台在内容信息核实上要下真功夫，加大事先核查的力度，算法推荐与人工编辑相结合是当前形势下的有效方法。如国内算法资讯公司今日头条也大幅增加了人工审核编辑人员，加强对不良信息和虚假内容的拦截和处理。算法推荐和人工编辑相配合，可以强化人的主体性、能动性，更好地进行智能信息推荐。5.进一步提高受众媒介素养。媒介素养是指人们面对各种媒介信息时的选择、理解、评估、质疑、创造、制作、思辨反应以及判断能力，意味着受众应学会理性客观地辨别信息的真假，要以批判性思辨性思维面对海量信息，在海量信息中坚持伦理操守，不盲目接受，做信息的主人，坚守伦理底线，拥有独立的人格。对媒体平台信息呈现出的泥沙俱下、真假并存难辨的现象，对各类非法、暴力、虚假、垃圾、庸俗信息，受众应认识到危害性，提高对这些负面信息的辨识力、判断力和免疫力。受众应主动将媒介素养视为一种能力，积极通过各个途径不断学习和提高。总之，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广泛应用的时代，应对和解决智能信息推荐算法发展过程中的缺陷以及伦理失范和风险问题，应当进一步规范健全信息伦理法律制度，确立公共的价值准则和底线，提升受众的认知水平和媒介素养。请上下滑动查看参考文献全文参考文献：［1］胡慧敏.智媒时代算法推送新闻对媒介伦理的冲击［J］.东南传播,2019(7).［2］岳瑨.大数据技术的道德意义与伦理挑战［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5).［3］［美］凯斯·桑斯坦.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Ｍ］.毕竞悦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8.［4］［美］罗伯特·Ｗ·麦克切斯尼.富媒体穷民主：不确定时代的传播政治［Ｍ］.谢岳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173.［5］［美］理查德·斯皮内洛.铁笼,还是乌托邦［Ｍ］.李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44.

未来传播期刊 -

2020年11月24日

其他

观看与展演：视觉心理下抖音短视频的身体性隐喻研究

·网络文化·摘要：身体性研究在传播学研究中往往处于被忽视的地位。随着视觉文化传播时代的来临，视觉与身体性的交叉研究变得愈加重要。文章结合现象学理论从视觉心理角度解读抖音短视频中以舞蹈类内容为主的观看者的视觉心理，发现基于视觉快感的愉悦、窥伺欲的满足、形象的幻象图式，成为观众视觉观看的内在驱动力。建立在视觉文化框架中的身体隐喻体现为：身体的结构化倾向、身体图式和身体的意向性，并构成了视觉观看者主体性自我的知觉整体性，其身体主体性表现在内容创作者能够根据自我意识来对自我形象进行修饰与管理，以及主体本身能够对事物的认知形成价值意识。关键词：视觉心理；抖音短视频；身体结构化；身体图式；身体主体性作者简介：李海华，女，硕士研究生。（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江西南昌，330022）袁爱清，女，教授，博士。（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江西南昌，330022）在媒介化社会的现实语境下，媒介以浸润的方式建构起了个体自我的日常实践，媒介与日常性实践的粘连催生出诸多的文化现象，如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在现代社会，不知道或未看过抖音短视频的人可能为数不多，人们在碎片化的时间和流动性的场景中享受着视觉空间带来的感官快慰。抖音短视频以赋权的方式给予普通公众话语表达、传播、参与的空间，使得个体感受到由权力结构分化带来的实际权益。在抖音短视频的内容层面，由于任何客体化对象都可以被视觉化处理，导致其类型呈现出多样化。但在短视频的内容类型层面，以舞蹈类为特征的短视频内容相对普遍。表演者根据音律来舞动身体，使身体姿态与音律节奏产生共振，进而形成一个短视频作品。我们观察到这种类型的短视频往往能够得到大量的关注，并且呈现出高度的互动性。这种高度的互动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观看者会对表演者予以点赞、评论、关注。观看者以这些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偏好；其二，观看者会效仿表演者的姿态、动作、面部表情等，进而形成二次创造与传播。短视频的兴起，再次证实视觉文化传播时代的来临，视觉性的突显在整体社会结构中引发一系列固有价值观念的调整。抖音短视频中以舞蹈类为内容的短视频，涉及身体性的在场参与。传统认知中，身体性是一个被主流价值观念所遮蔽的概念，身体往往不受重视。伴随媒介生态环境的更迭，智能化媒体时代的来临，身体性逐渐被唤醒。视觉性和身体性是解构上述文化现象背后的两个核心关键概念。抖音短视频中的视觉性与身体性是如何交互的，是文章所要聚焦的核心性问题。文章期待揭示文化现象背后的视觉化心理，以及视觉镜映式框架中的身体性隐喻。文章以知觉现象学中的身体性观念作为研究维度，以舞蹈类短视频作为研究对象，尝试剖析抖音文化现象背后存在的身体性隐喻问题，并理清其中蕴含的视觉性与身体性的互动关系。一、视觉与身体性的互动关系视觉与身体性的关系，决定研究中如何将身体性隐喻立于视觉文化的框架之中。视觉文化的创造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符号的创造。因此，从根本上来说，一方面涉及到视觉感官与身体性和被表征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又和特定语境中的交流、传播和诠释密切相关。这么看来，视觉感官同样也是知觉意识形成整体性的重要构成部分，对事物本身的认知是整体性因素作用的结果，视觉感官是促成知觉整体性成形的关键。从技术维度来说，视觉感知体验逐渐与身体性形成一种共在共融的局面，视觉感知的获得离不开主体人自我身体性的参与。基于此，文章尝试在视觉文化传播的背景下来挖掘抖音类型化短视频隐藏的身体性观念。（一）视觉感官是身体知觉先决性的生理机制人的感官机制是主体自我形成知觉意识的前提和基础，而视觉则在这种生理机制中处在一种优势性的位置。视觉经验是最生动、最活泼、最直观的，人的第一认识、直接性经验就是通过视觉获得的，视觉在所有感觉中处于基础性地位。［1］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和《行为的结构》中提出了身体性的观念。笛卡尔将身与心的关系视作是一种身心分离的二元化结构，而梅洛-庞蒂重新构建出身心统一的身体哲学观念。身体性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不仅仅包含身体本身，同样也包含心灵层面，甚至是整个环境本身也可以视作身体性。身体是一种含混的哲学观念，注重整体性，但又注重身体本身的结构性。视觉感官是主体人的生理感官的一种形式，它是作为一种生命有机体的存在。视觉感官，以直观化的形式来认识事物本身，但对事物本身的认知需要人的感官机制保持一种协调性，这样主体人对事物的感知才能形成一种知觉的整体性认知。所以，彼此的感官机制是联系的，互为前提和基础的。视觉性则是将事物本身作视觉化处理，任何事物的物质属性都可以被视觉化，所以现代社会逐渐转向为一种视觉文化的时代。视觉性不是一种单纯感官意义层面的“看”，它受制于多元复杂的社会环境，以及存在多样化的视觉心理。视觉性与身体存在一种互动关系，而不仅仅局限于视觉是知觉意识形成的先决感官。亦如，视觉的权力装置对身体会存在一种权力规训，身体在权力结构的作用下会形塑自我，进而被形塑的主体性自我反过来又对视觉形成一种加持。总体而言，视觉性与身体性是一种互构的关系。（二）视觉感官是身体整体性成形的重要构成现象学还原，是将对事物认知的物质性层面上升到一种纯粹意识，通过悬置的方式割裂事物本身的物质属性和自然属性，进而进行一种纯粹意识的还原。观看的主体形成视觉性体验的前提是将被看的客体化对象予以悬置，意在摒弃客体化对象的物质属性，使视觉本身进入到一种纯粹的意识空间中，进而完成观看主体对被看客体化对象的视觉化过程。视觉观看，实际上并不是一种对事物构成整体性认知的观看，而是建立在侧影层面的视觉化行为。主体人的视框存在着一定的界域，直观的看与从不同的角度看会出现不同形态的物质性。即便是主体人的观看没有看到事物本身全部的面貌与形态，我们依然可以把握事物的物质属性。这种知觉悖论的存在，说明知觉整体性的形成并不是单维从视觉层面予以构建的。只能说视觉是知觉整体性成形的重要构成，知觉整体性的形成首先要使生理感官机制达成协调统一，以及心灵意识的统一和整体性环境的统一，最终才构成事物的整体性面貌。身体性立场强调的是心智、身体以及环境三者的一体化。［2］行为与知觉是身体性研究的两种基本的活动，人的视觉性行为同样也是身体性基本活动的一种外显形式。视觉作为结构性的存在，与身体性作为整体性的存在，体现出身体性和视觉性的结构化趋向。视觉作为主体人的一种知觉感官的生理类型，它是主体人知觉意识形成整体性面貌的关键环节。（三）视觉感知体验与身体性的共在共融虚拟现实中的视觉感知体验与身体性的参与形成一种共在共融的关系。视觉快感的愉悦，是视觉生理感官机制内在体验的形式之一。视觉性通过相应的媒介介质形式予以呈现和展演，伴随媒介生态环境的更迭，媒介形态层出不穷。视觉所依赖的媒介介质，视觉构建中的场景和界面，正与身体本身形成一种共在共融的局面。例如，虚拟现实技术、沉浸式体验，完全可以建构出一种拟态、仿真性环境，使得主体本身的身体沉浸在这种虚拟现实的空间中，进而获得一种和现实实践类似的感官体验，这一切都源于媒介技术的发展。主体人可以从不同的场景、视觉界面中获得视觉感知体验，但这一切都离不开主体人身体性的参与。虚拟现实空间中的视觉感知体验建立在主体人的身体参与性的基础上。主体人的视觉感知体验形式种类较多，现有的一些研究则是对视觉快感予以相应的批判，譬如说性别结构中的视觉快感问题。男性对女性身体本身获得的视觉快感，男性视觉对女性来说逐渐形成一种视觉权力的宰制。男性在视觉观看中，把女性本身当作一种客体化视觉感知的对象，从而获得视觉上的快感愉悦，这显然有违性别结构的平等。但是，从这个事例中，我们发现视觉不只是将一种外在的对象视作是对象，也可以把身体作为视觉观看的对象。视觉感官建立在身体性的基础之上，视觉也可以将身体本身视作一个客体化的视觉对象。身体的双重属性，体现出身心的统一性。二、观看抖音短视频中的视觉心理抖音短视频把传播与文化凝聚成一个动力学过程，将每个人裹挟其中。于是，观看抖音短视频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景观，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现实文化情境，显然，我们对此知之甚少。观看行为的背后不只是娱乐消遣满足个体日常化生活的精神需要。从视觉心理层面来看，基于视觉快感的愉悦满足，以及个体存在的窥伺欲心理，还有对抖音文化中的理想化自我形象的幻想与追逐，都成为抖音短视频视觉行为背后的内在驱动力。这些视觉性心理都建立在主体人的身体性体验之上，从而给予主体性自我相应的视觉性体验。（一）视觉快感的身体愉悦在抖音短视频中，女性舞蹈类的短视频尤为得到关注。通常女性表演者与男性观众之间的互动化程度高，男性观众会对抖音中的短视频予以点赞、关注、评论等互动。在这种现象的背后，蕴含着何种视觉心理，是值得我们去深究的。男性视角下的观看，在劳拉·穆尔维的视觉快感中有所体现，在其理论的概述中，揭示男性对女性的观看，实则是性别结构不平等现象的体现。男性观众痴迷女性的形体，男性有着征服欲和占有欲，而女性在视觉界面中展示的身体，构成了男性观众的想象性空间，进而获得男性对女性的视觉快感愉悦。［3］传统意义上的性别结构认知是男性凌驾于女性之上，所以会导致男性对女性的视觉化观看，这来自于身体结构带给男性的视觉快感愉悦。女性的身体被视作视觉快感来源的客体化对象。抖音短视频有着自身的产品属性——简短、碎片化、场景多元，并且持续切换到下一个视频当中，这使得男性观众的视觉快感体验不是短暂的停留，而是一种连续性的快感享受。在视觉快感冲击下，男性观众从体验中获得想象性空间，并在想象性空间中感受身体愉悦。现实实践中的生存性焦虑在视觉想象性体验的快感愉悦冲击下得到释放。柏拉图洞穴之喻，其实蕴含着一种视觉快感的现实隐喻。社会的视觉化趋势越来越普遍，尤其是一些浅层化的视觉快感愉悦就像过去的“牢笼”，使主体人沉醉在视觉快感的体验中而无法逃离。（二）日常生活的窥伺欲满足戈夫曼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中提出“前场”与“后台”的观念，恰恰贴近当前人们的日常生活。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互联网构建出一种虚拟现实的空间，而人们的日常生活则是一种日常性空间。媒介技术的发展，媒介形态的更迭，使越来越多的人将个体的日常性生活搬到了互联网空间中，构成了戈夫曼所概述的“前场”。在抖音短视频中，我们无法得知表演者本身的日常性生活状况，只看到表演者的前台式文化展演活动。在这种现象的背后，存在一种视觉心理，即弗洛伊德所言的窥伺欲。窥私欲构成了观看行为衍生的内在驱动力。传播的权力结构模式从传统的宰制局面逐渐过渡为分众局面。权力结构模式的分化使得草根在网络空间中崛起。抖音中的表演者和创作者，以草根素人为主。他们获得一定的传播权力之后，将个体化的日常生活状态搬至视觉界面场景中，使得越来越多的观众想要去窥伺他人的日常生活。观众在这种窥伺的状态中逐渐获得相应的情感满足。窥伺欲的情感满足依旧脱离不开身体性的内在感知体验。无论是何种形态的视觉心理都与身体性本身的存在是一种共在共融的关系。窥伺欲与暴露癖本质上是弗洛伊德无意识的一种表现，都是个体欲望生成的内在诱因。尽管，主体本身因理性意识的规制会遮蔽个体欲望，但主体的行为往往会无意识的体现出欲望的残痕。总体而言，窥伺欲成为观众审视抖音短视频内容的一种视觉性驱力。（三）理想化形象的幻象图式抖音短视频中，视觉观看的背后还存在一种心理，即理想化形象的幻象图式。理想化形象的幻象图式表现在：其一，对自我形象的迷恋；其二，表现在对他者化形象的幻想；其三，理想化形象与现实本身存在的落差感。抖音短视频，其实就是一种新媒介形态下的视觉化镜像界面。在这种视觉化镜像界面中，表演者可以通过视觉界面呈现出理想化的自我形象。尽管这种理想化自我形象的背后蕴含着自我形象的修饰行为。同时，作为观众本身，其通过观看的行为从中获得了理想化自我形象的幻象感知。当主体性自我，面对这种理想化的自我形象与现实存在的差异化想象时，往往会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所以，剥夺感会驱使观众去寻求这种精神的慰藉，而视觉的观感则满足了主体观众精神上的内在体验。从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角度来看，主体与客体之间情感能量的交换，实则是一种频繁互动过程中的内在驱动力。特定的短视频内容之所以会吸引观众的观看，主要源于情感意义上的共情。抖音在内容层面提供了针对观众现实落差感的情感满足，实现了主体与抖音短视频内容的情感共情。网络空间中流传一句“颜值即正义”的口号，其实也反映出主体人对美本身的幻想。只要符合主体观众审美需求的事物，其附加性事物同样也是值得被推崇的。而理想化的形象正给予主体性观众一种幻象图式化的空间，激发他们对视觉审美的渴求。理想化形象，是主体人视觉审美的终极追求。理想化形象也可以被视作是一种视觉镜像界面。主体人在这种视觉镜像界面中看到了自身的缺失感，而幻想自身能够持有这种理想化的自我形象。三、抖音展演活动中的身体性隐喻在抖音的视觉性文化展演活动中，短视频的创作者，存在着相应的身体性隐喻。身体性相对而言是结构化的，强调身体本身的整体性，也注重身体本身的系统性。而身体意向性和身体图式化则体现出创作者的身体主体性意识。身体的结构化倾向、身体图式和身体的意向性，共同筑成了视觉观看者主体性自我的知觉整体性，其身体主体性主要表现在主体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对主体自我的有效管理。（一）抖音短视频中的身体结构化身体结构化，其实是知觉的结构化和行为的结构化，知觉和行为是身体性构成的两种基本活动。结构化倾向强调对象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其中整体性面貌的构成离不开系统构成元素的有机组合，并且系统性构成元素又有独特的系统性功能。整体性以系统构成元素互为前提和基础，彼此相互依存。在知觉层面，人的生理感官机制因感官的协同而形成联觉性；在行为层面，行为本身受到自然秩序、生理秩序、社会文化秩序等多种环境因素的规制。视觉观看以悬置对象的物质性而进入到纯粹的现象学当中，最终主体形成对事物本身的认知，观看的方式是纯粹的。但并不意味着知觉和行为本身是纯粹的。知觉和行为并不是一种单维度的因素形成的结果，而是多维因素共振的结果。结构化不仅仅只是一种趋向，身体的结构化同样也是一种维度和方法，尤其是在解构主体人行为背后的内在机理时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在抖音短视频中，尤其舞蹈类短视频创作行为的背后，存在着一些社会化的心理。有学者认为，传播主体实现他者性认同的关键，就在于通过塑造印象、角色赋权、维持情感的交互策略来实现传播的目的。［4］行为衍生的类型、场景、情境都在预示行为背后蕴藏着复杂的社会心理。舞蹈类短视频行为蕴含的社会化心理，包括消遣娱乐、精神满足、情绪感染、利益驱动等等。微观层面的身体结构化，包括身心关系、物质与意识的关系、生理感官的统一等等。身体的构成是系统性构成元素的有机组合而形成的整体性面貌。总而言之，身体是以结构性的整体面貌而存在的。（二）抖音短视频中的身体主体性身体主体性则体现在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主体能够对自我形成有效的自我管理、自我节制等，突显主体性自我的意识是关键。技术赋权，指主体性自我在新的媒介生态环境中获得了传播的权利，技术的发展使得个体化自我的主体意识实现了觉醒。戈夫曼在《公共场所的关系》中提出身体修饰的概念，是指个体用整个身体展演出一种相对具有自我意识的姿势。［5］同样，在抖音短视频中，身体主体性表现为：其一，表演者会使用一些形象修辞的手段使自我形象达到一种理想化的阶段，这其实体现出短视频创作者的主体性，形象修辞是一种主体能动性的表现；其二，短视频创作者会通过情境定义的方式来选择不同的角色框架塑造，因为主体人会在不同的情境中和不同的场景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基于情境框架的主体性角色体现了主体本身的意识能动性；其三，抖音短视频的创作者是跟从性创造。当一个短视频在抖音空间中逐渐流行起来，会引发越来越多的人来模仿，但这种模仿的过程并不是一种单纯意义上复制粘贴的程序化过程，而是夹杂着自身的创作元素，形成独具自身风格化特色的短视频。跟从性创造中夹杂的自我创作元素，体现了表演者本身的主体性自我意识。上述身体主体性的体现主要是建立在行为意识层面，而在知觉意识层面，身体的主体性表现在主体性自我意识的能动性。任何短视频的内容形式都体现出主体性自我的价值意识，价值意识可以形成权力意识对身体的规训，但主体性自我并不是在这种他者性主体意识的规训中保持被动，而是有着自身的思考，并将这种思考融入到自身的短视频创作内容中。（三）抖音短视频中的身体图式身体图式是指在身体空间和外部空间之间形成一个相互蕴含的实践系统。该实践系统能够针对当前实际情境而采取恰当的位置和姿态，而且能够在同一系统里无限变化并应用到其他情境中。［6］一种身体姿势过渡到另外一种身体姿势的连续性运动，其实蕴含着身体中的不变式，这种不变式其实就是主体人的身体图式。舞蹈在原初的意义结构中，是仪式本身，体现出人对自然的神秘感而存在的一种敬畏心理。随着社会的发展，舞蹈逐渐成为人们释放情感体验的一种外化形式，舞蹈与主体自我的情感夹杂在一起。身体图式更多的是从人的身体性出发。抖音中的舞蹈短视频，充分展现了主体性自我的姿势和动作。姿势和动作便是身体图式在身体性上的呈现，简单的身体姿势的过渡与变化其实蕴藏着身体的不变式，因为姿势本身就蕴藏在人的身体中。当一种情境需要运用人的身体动作时，身体中的不变式便会起作用，从而来保持身体姿势的一种连续性。前文所述的幻象化图式，是一种想象空间中的观念意识，而身体图式则是建立在身体基础上的一种蕴藏的观念意识。它起到的作用是衔接主体人姿势行为的连贯性和连续性。最终，我们所看到的姿态与动作是协调和系统的，而非突兀的。抖音短视频中的展演性活动，在视觉界面的呈现中，之所以表现得非常自然顺畅，是因为身体图式不仅构造出身体的整体性，同样也促成了知觉的整体性。视觉观看的对象是以一种整体性面貌存在于我们面前的。所以，身体图式是构成身体整体性的关键环节，也是形成知觉统一的关键。（四）抖音短视频中的身体意向性正如舒红跃所言：梅洛-庞蒂的身体意向性是指意识本身是来源于身体与世界发生关系，身体不仅仅是单纯的理性化存在，也不是指一种纯粹的意识，而是作为物质存在的躯体和作为精神存在的意识且不可分割的统一体。［7］身体意向性是一种指引性关系。人对事物的认知，需要回归到人的身体性中，使主体本身获得对该事物的知觉性体验。当事物出现在其他的情境和场景中时，主体人的知觉意识便被唤醒。在抖音短视频中，创作者是一个有机生命化个体，存在自我意识，并且表现出对事物本身的一种认知能力。显然，创作者具备这样一种有意识认知事物的能力。人的身体意向性同样也可以作用于个体自我的日常生活当中，而非限定的场景与情境。那么，在抖音短视频的空间中，同样包括其过程化行为层面，又如何表现这种身体的意向性呢？首先，短视频创作者本身有能动认知事物思考问题的价值意识；其次，短视频创作者会能动改变事物的物质性属性；最后，短视频创作者有意识地按照自己的认知意识作用于行为实践中。但是，人对事物的认知，身体的意向性只是一种事物属性的价值指认性活动，而非绝对化的对事物的规律形成价值认知。因为，主体人的认知往往是零散性的、碎片化的，需要借助他者来构建主体性自我的价值认知。身体意向性不仅仅表现在主体对他者性事物予以认知的指认性活动，也可以使身体成为视觉客体化的对象。所以，身体的意向结构也通过反身性予以存在。四、结语抖音短视频是文化传播史上的一次空前的革命。它改变了文化传播方向，并以身体在场的方式改变了文化自身的形态，甚至改变了生存于其中的人类生活。抖音短视频之所以会诱发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甚至吸引人们逐渐参与到抖音短视频的拍摄中，与抖音短视频这一文化现象的身体性隐喻有关。视觉与身体性的关系，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视觉感官是身体知觉先决性的生理机制。视觉相较于其他类型的感官处于优势性地位，是知觉意识构成的基础。视觉感官同样也是知觉意识形成整体性的重要构成部分，对事物本身的认知是整体性因素作用的结果，视觉感官是促成知觉整体性成形的关键。以技术维度观之，视觉感知体验逐渐与身体性形成一种共在共融的局面，视觉感知的获得离不开主体人自我身体性的参与。从视觉观看者的维度阐释，即抖音观看行为的背后，不只是娱乐消遣满足个体日常化生活的精神需要。从视觉心理层面来看，基于视觉快感的愉悦满足，以及个体存在的窥伺欲心理，还有对抖音文化中的理想化自我形象的追逐都成为抖音短视频视觉行为的内在驱动力。站在抖音短视频的传播者，即内容创作者的角度来说，以舞蹈类为内容的短视频体现出一定的身体性隐喻。其中包括，其身体性参与是一种作为结构化而存在的行为。内容创作者通过身体图式和身体意向性的方式，来构建知觉的整体性，使展演的文化活动最终以一种整体性面貌存在于众人的眼前。身体图式和身体意向性同样也是驱使观看对象形成知觉感官联觉的关键。身体的主体性，则表现在内容创作者能够根据自我意识来对自我形象进行修饰，以及对自我形象进行有效管理。身体的主体性还表现在主体本身能够对事物的认知形成价值意识。在视觉文化传播时代，身体性研究从过去被遮蔽的现实状态中逐渐转向。身体性研究将会在虚拟现实空间中越来越被重视。请上下滑动查看参考文献全文参考文献：［1］

未来传播期刊 -

2020年10月1日

其他

【网络文化】义乌市“异国风情街”阿拉伯语景观调查研究

·网络文化·摘要：考察浙江义乌市阿拉伯移民主要聚居区“异国风情街”阿拉伯语景观使用现状，并深入探究不同群体对该地阿拉伯语景观的认知。研究结果显示：阿拉伯语作为强势外来语在该地公共空间具有较强的活力，但阿拉伯语景观对不同群体的意义和发挥的功能并不一致。对阿拉伯群体来说，阿拉伯语景观是获取信息、争取语言权利和凸显民族身份的重要工具；对顾客为阿拉伯群体的中国商人来说，阿拉伯语是迎合目标顾客的语言偏好、获得经济利益的重要手段；对于游客群体来说，阿拉伯语景观主要在旅游场景中承担异域文化的象征符号，是增进旅游体验的重要因素；对城市规划部门来说，阿拉伯语景观是打造城市形象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卖点。关键词：语言景观；移民聚集区；语言功能作者简介：许文强，女，硕士研究生。（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杭州，310018）柴改英，女，教授。（浙江外国语学院，浙江杭州，310018）一、引言语言景观（linguistic

未来传播期刊 -

2020年4月17日

其他

景观与消费：“逃离东北”现象的传播学解读

摘自《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摘要：近些年，关于东北经济持续垫底以及东北人口严重外流的报道常常出现在公众视野，而见诸媒体的相关新闻总是一片哀音，通过观看媒体塑造的“东北”景观，“逃离东北”似乎已然成为该地区年轻人的普遍选择，这是否就是东北地区的真实现状、其实质是什么、逃离者为什么逃离、如何客观看待该现象以及当前情况下应当如何解决等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思考的。由于至今鲜有相关论文从传播学角度关注到东北人口逃离现象，文章将重在讨论以上问题。关键词：东北；人口；景观；传播作者简介：刘雪怡，女，硕士。（苏州大学

未来传播期刊 -

2017年12月11日

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