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尧：西方民主化理论存在致命缺陷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股转型浪潮，涌现出100多个所谓的“民主国家”。一些人一度对“民主化”的发展前景欢欣鼓舞，甚至喊出了“自由主义民主全面胜利”的口号。然而，多年之后，曾被视为圭臬的西式民主并没有取得期望中的“胜利”，相反很多转型国家却面临着残酷的现实。自2000年至今，全球至少有22个国家出现了“民主崩溃”。不仅如此，最近发生的美国“民主之春”运动和法国“黑夜站立”运动进一步表明，西式民主在其原产地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西式民主之所以会陷入这样的困境，正是由于指导“民主化”实践的理论本身存在着致命的缺陷。
在主流的西方民主化理论中，“民主化”分为若干步骤：通过转型过程建立选举民主，再由选举民主向自由主义民主转变，即建立以自由、个人主义、法治、多元竞争为核心的西方代议制民主。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1989年撰文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殊途同归，最终均发展为西式自由主义民主这一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但随着中国的发展，福山在2009年不得不承认，“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要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
尽管西方国家不遗余力地宣传西式自由主义民主的所谓普世性，宣传人类政治形式的趋同论，然而事实证明，西式自由主义民主并非后发展国家选择政体形式的一剂良药。从历史来看，西式自由主义民主的产生具有特定的历史条件，是在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在政教分离、法治、多元主义、代议制、个人主义等基础上形成的，这些因素的结合赋予西方国家民主发展道路以独特性。由于脱离历史传统和国情现实，不少后发展国家在简单照搬西式民主模式后，往往会陷入泥潭不可自拔。显然，后发展国家不可能也无法走与西方发达国家同样的民主发展道路。
实际上，即使在西方国家内部也有不同的民主形式，如北欧国家的福利主义民主、西欧国家的民主就不同于美国的多元民主。此外，许多国家中还存在着协商式民主、合作主义民主、共识民主、自治民主等具体形式，这些都绝非自由主义民主所能涵盖的。在西式民主发展道路上，也不能把自由主义民主定于一尊。
更为重要的是，西式自由主义民主实践本身也面临日益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窘境。近年来，伴随国际金融危机，西方国家普遍面临一系列治理难题。一些政党为了争夺执政地位不惜陷入恶性争斗，唯选举是瞻。一些国家政府往往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分权制衡机制也变成了限权掣肘机制；政府功能失调，在社会安全、医疗卫生、公共教育、基础设施等方面越来越难以满足民众需要。日益增长的权力不平等、不负责任的政治精英、严重的政治极化和“否决政治”等现象，使得民众对民主的信任不断下降。很多人不再相信政治精英能够代表自己，西方国家的选举投票率近年来也不断创出新低。越来越多的中低收入阶层认为自己不是生活在民主社会中，而是处于“财阀统治”或“公司统治”之中。
在美国，人们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记忆至今犹存。今年4月，华盛顿又爆发了抗议金钱操控政治的“民主之春”运动，抗议者呼吁“将金钱踢出选举”，“结束政治中的巨额金钱腐败，保证自由公正的选举”，重建“人民心目中真正的民主”。有分析认为，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特朗普在一片质疑声中脱颖而出，就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低收入阶层对精英政治、金钱政治、利益集团操控及其造成的社会不平等的极大不满，对日益两极化和僵化的民主体制的厌倦。今年法国也爆发了一场席卷70多个城市的“黑夜站立”运动。法国民众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自己对社会治理的不满，“尝试创立一种与传统政治不同的新型民主模式”。正是对西式自由主义民主的幻灭感，导致西方社会的中低收入阶层的“思想民粹化”、“行为暴力化”倾向有所蔓延。
显然，西式自由主义民主并非民主的最终形式，更不应是后发展国家盲目仿效的对象。后发展国家需要结合自身条件，依据时代、历史、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政治文化、制度安排等，探索适合本土国情的具体政治制度模式。西方国家也只有摆脱金钱政治和利益集团的操控，真正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才可能走出日益深重的治理困局。
自1974年葡萄牙爆发革命以来，西式民主像“滚雪球”一样蔓延，较早“民主化”国家的成功又进一步刺激了其他国家的政治转型。这些国家均将西式民主作为它们所追求的主要甚至是唯一政治目标。
在对于民主的这种理解基础上，大量后发展国家爆发了史无前例的自由化和“民主化”运动。人们走上街头、组织政党、发动革命，以空前的激情和行动表达对西式民主的渴望。正是在西方国家的推波助澜和对西式民主的渲染下，实行选举民主的国家第一次在数量上占据多数，西式民主似乎取得了全面胜利。然而，多数转型后的国家都在政治发展进程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如选举舞弊、践踏权利、腐败猖獗、社会动荡等。更糟糕的是，在多数国家中，民主并未如大多数人所憧憬的那样，带来经济增长和生活改善。“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即为最近的例证。
在社会生活中，人们追求的目标各种各样，如提高生活水平、改善社会保障、促进社会公正等。民主制度只是影响民众生活的公共制度之一而非全部。将西式民主“万能化”，认为西式民主将带来人们期望的所有公共物品，其结果，很可能只会看到西式民主的失败。推翻萨达姆政权后，伊拉克人曾对西式民主抱有很高的期望。然而，面对随之而来的政治混乱和内战，伊拉克人更加渴望政治稳定，渴望社会安定。近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43%的伊拉克人认为西式民主是适合他们国家的最好政体。
面对20世纪后期大批国家实现政治转型的局面，一些人乐观地认为，“民主化”并不需要任何前提条件，西式民主变革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与之相应的主流西方民主化理论，并未将政治转型放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考察，也不考虑一个社会是否具备相应的宏观结构性条件，而仅仅是考察政治转型事件和过程本身，把“民主化”视为具体环境中各种政治精英为了自己利益而进行竞争、冲突、协调、合作等活动。
然而40年后，当人们审视那些转型国家的现实时，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坚持认为西式民主是所有国家的灵丹妙药。进入21世纪以来，所谓的“民主政权”接二连三地解体，民主状况恶化的局面屡见不鲜，部分西方发达国家也陷入了民众对政府不满加剧、政府效能低下的窘境。《经济学人》杂志于2014年3月发表了封面长文《西方民主病在哪儿？》，承认西式民主“在全球的发展停滞了，甚至可能已经逆流”。根据《经济学人》杂志的调查，在167个国家和地区中，91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主状况出现不同程度的恶化。
回顾近代以来的历史可以发现，西方发达国家在实行选举政治之前就已经建立了现代国家，民主发展的过程经历了两三百年的时间。经历“第三波民主化”的许多后发展国家则缺乏这一前提。这就意味着，对后发展国家来说，必须具备一些基本前提特别是应具备某些关键的结构性条件，才有可能顺利建立符合自己国家条件的民主制度并加以巩固。
20世纪后期全球政治变革浪潮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一些国家向“西式民主国家”转型，由此在比较政治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种乐观的研究范式即转型范式。这一范式的基本假设是:（1）近年来后发展国家的政治变革均朝向西式民主的方向发生转变；（2）“民主化”遵循如下顺序：首先是政权实现了开放，政治自由化推动了政权变革，紧接着是前政权崩溃和西式民主制度建立，最后是民主的巩固；（3）相信选举在民主转型和巩固中具有决定性作用，“民主化”就是实行选举政治；（4）“民主化”不需要前提条件，“第三波民主化”可以在那些最贫穷、最不可能发生的地方发生，是政治精英决定了“民主化”的开始及其结果。这一范式以西方发达国家的自由主义民主作为“民主化”目标，具有明显的目的论特征和西方中心色彩。
然而，“民主化”研究者将民主讨论局限于选举活动，将选举竞争和多党制看作是民主成功的主要标志，这一理解具有极大误导性。选举政治虽然改变了政治行为者控制国家工具和资源的方式，但没有改变他们的行为逻辑。家长制、庇护关系、部族冲突仍然是一些地方政治生活的常景。尽管许多国家开启了所谓的民主道路，但其新建立的政治体制与转型前相差不大。许多国家虽然具有了一些西式民主的特征和要素，但民主前景依然黯淡。事实表明，旧政权的垮台，多党选举的举行，并不意味着民主的到来。后发展国家要经历的，与其说是民主转型，不如说是政治转型。这种政治转型，不能以西式民主为标准，只能以本国人民的自主选择为依归。“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
主流的西方民主化理论在研究后发展国家的政治转型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西方发达国家作为效仿对象，试图将西式自由主义民主作为普世模板进行推销。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方在向其他国家输出民主时，其自身的民主质量却在恶化。更令人不安的是，直到今天，一些西方国家仍然无视后发展国家的历史和民众的现实需要，竭力将西式自由主义民主价值和模式强加给这些国家，把经济社会援助与“民主化”挂钩，为后发展国家培训“民主人士”、指导民主实践，在世界各地制造混乱。许许多多国家出现的民主“乱象”正告诫人们：西方民主化理论到了改弦易辙的时候了。
陈尧：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来源：《求是》 201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