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东林：在实验室迎来他的70岁生日
编者按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市委六届二次全会系统谋划了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的宏伟蓝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场景中谋划和推进新重庆建设，对德才兼备高素质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
高校作为人才的汇聚地与培养地，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肩负着落实科教兴国战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输送优秀人才的重要职责。重庆理工大学争当表率、争做示范，始终把人才工作摆在优先发展的首要位置。2022年，学校党委人才工作会吹响了“建设全市重要人才高地和创新高地”的号角，学校第三次党代会更是擘画了“要强力推进重庆市重要人才高地和创新高地建设”的新图景，把学校建设成为优秀人才向往之地、广大人才安心之地。
“重理工师说”系列报道，深度展现一代代重理工教师努力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为贯彻落实“人才强校”战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重庆贡献的“重理工力量”。
【人物简介】
教授，工学博士。原重庆大学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生导师，合肥工业大学博士生导师，重庆市“两江学者”，重庆市首批学术学科带头人，重庆市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主持的“时栅位移传感器研究”项目获得2005年重庆市技术发明一等奖，中国电子学会科学技术二等奖，2007年获第10届中国专利金奖，2010年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叮咚！”“叮咚！”2022年11月13日，尚处于疫情防控战时状态中的重理工校园，有些寂静。此时，学校机械检测技术与装备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里，一阵阵短信提示声显得格外响亮。
“彭老师，70岁生日快乐！”正在实验室忙碌的彭东林教授，不断收到他曾指导过的博士、硕士以及同事们发来的祝福短信。就在生日前夕，彭东林得知学校要实行封闭式管理后，便主动提交入校申请，因为有一个重要的实验需要抓紧完成。跟其他值守的老师一样，彭东林在办公室搭了一个简易的行军床就住下来了。
这是一个特殊的生日，在师生齐心抗疫的严峻时刻，仍坚守在实验室的彭东林更加凸显一名光荣在党30余年的老党员、一位为国家科研事业奋斗终身的优秀老教师的榜样力量。
身为重庆市首批学术技术带头人和重庆市“两江学者”，彭东林坚守科研岗位40年，毕生从事精密仪器的研究和时栅位移传感器的研发。他率先提出“用时间测量空间”的思想，是“时栅传感技术”的拓荒者，打破了国外对精密测量技术的垄断。如今虽已迈入古稀之年，却依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继续迈向了新的征程。
从国家重点实验室转战重理工
他说“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杨家坪团队照片
（摄于2007年12月23日）
“我人生中有两个18年，第一个18年是在重庆大学，第二个18年就是在重庆理工大学。”这是他在2018年全校大会上的发言。
早在1996年，彭东林就创造性提出“时栅传感理论”，迅速引起强烈反响。有人说这是忽悠，也有人认为这是概念的创新。当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基于保护创新的基本原则，将这一项目作为“非共识项目”批准立项。
2000年，彭东林在同门师弟、时任重庆工学院（重庆理工大学前身）副校长石晓辉的引荐下，从重庆大学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加盟重庆理工大学，这在当时，曾引起学术圈的一阵议论。彭东林则认为“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回首与重理工的缘分，彭东林的话语洋溢着庆幸与感恩。“学校为我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和平台。事实证明我当初的选择没有错，现在看来，如果当初没有来到这里，我的很多想法可能无法实现，工作也可能无法落实。”
国家基金委组织的圆时栅鉴定现场
（摄于2004年9月15日）
2004年，彭东林带领团队夜以继日奋战多年完成的“时空坐标转换方法与时栅位移传感器”项目，经国家法定权威检测机构――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检定，精度达到0.8角秒，超过进口光栅的精度水平。从此，在国外科学家发明的光栅、磁栅、容栅、电栅、球栅等之外，有了一种由中国人发明并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全新原理的位移传感器――时栅。它彻底摒弃了国外各种传感器的精密刻划工艺，而改由时间脉冲构成测量基准。当时它与光栅测量精度相当，成本却只有后者的十分之一。此后，彭东林带着他的学生们，在时栅基础上继续朝着多个方向延伸，创新性成果也不断涌现。
目前，时栅团队已经将时栅的测量精度水平提高到进口光栅的10倍左右。
从小便梦想成为科学家
他说“做科研很苦，但也乐在其中”
彭东林对科研的痴迷，与父母都是科技工作者不无关系。上小学时，他就曾一度“辉煌”。1960年5月8日的《重庆日报》还刊登过他带领同学开展无线电活动的消息，他也曾因此被评为“重庆市优秀少先队员”。彭东林那时的理想是长大了当一名科学家，但是当读到初一的时候，他就因“文革”停止了学业。
初中辍学后，彭东林当了3年知青，6年工人，一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他幸运地考入重庆大学电机系。攻读硕士学位时，他又有幸师从曾获得1979年全国科学大会奖的张光辉教授，导师建议他将精密仪器作为主要研究方向。
“做科研是很苦的。我经常给团队的年轻人说，我们这个团队在学校中属于‘尖刀班’、‘特种兵’、‘敢死队’，到了团队就是要加班，就是要玩命干，即使是寒暑假，也要不停地干，到了这里就要有压力感、紧迫感、使命感。”
彭东林教授和团队
彭东林回忆自己刚毕业留校成为一名青年老师时，科研条件还很艰苦。有一次做实验，他要经过很长一段上坡路把沉重的板车拉到去实验室，他拉了一路，汗水也滴了一路。
在机床上做实验，需要自己去换挂轮，挂轮一个一个地装在机床上面，然后换一个挂轮又要扒下来，要求对得非常准，每一个又拧得非常紧。齿轮的表面像刀刃一样，装卸过程中一不小心就会划伤手。那时是夏天，两个手掌和光着的膀子上全部敷满了机油，即使被蚊子叮咬得奇痒难耐也不能去拍，否则就会蘸得满脸、满身都是油，他只能对着肩臂狠狠吹气，暂时驱赶讨厌的蚊虫。
很多人说做科研就是一场修行，非常孤独和艰苦，对此，彭东林并不否认，但在他看来，苦中也不乏收获的快乐。在彭东林带领下，20多人的团队中，先后有13人获得3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他在重庆理工大学带的第一批研究生、现任重庆理工大学副校长的刘小康教授，主持研究的“纳米式时栅位移传感器”，达到了现有检测仪器水平的极限，被称为精密定位与控制的“天眼”。
古稀之年依然潜心科研
他说“做科研就是要‘顶天立地’”
彭东林教授和学生交流
彭东林教授和学生在实验室
在科研的道路上，彭东林始终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顶天立地。顶天，就是要在理论上进行创新；立地，就是要将成果用于实际，解决工业中的问题。在20多年的研究过程中，彭东林的团队从满足生产实际出发，做出传感器、以及机床、蜗轮等十几个衍生产品，又根据企业的需要研发了不同型号的产品。
2021年，在国家重大科学仪器研制项目的资助下，彭东林教授团队突破了超精密蜗轮母机、蜗轮副制造成套新技术，历时7年，成功研制出高精度蜗轮母机和双面同时达到1级精度的超精密蜗轮副，彻底打破尘封半个多世纪的国内蜗轮副3级精度最高纪录。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组织的成果鉴定会认为，“该项目的研究难度大、技术创新性强，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超高精度蜗轮副、蜗轮母机和嵌入式测量技术居国际前列地位”。
如今，虽已迈入古稀之年，彭东林对于科技攻关的坚定信念，和勇攀科学高峰的初心使命，驱使他即使在疫情期间，科研步伐也不曾停歇。
去年11月以来的那轮疫情复杂而严峻，学校转入了疫情防控战时状态，但这阻挡不了彭东林对科研的执著，他毅然向学校提出进校申请，克服生活上的诸多困难，与团队成员坚守在实验室，推进项目研究。白天，实验室里有他潜心科研、指导学生的忙碌身影，夜晚的台灯下，他仍然在读文献、找思路，珍惜在校的每一分钟。
“以前每到夜晚，实验室都是大门紧锁，我只好翻窗户进出，有一次还崴过脚。”“怎么不叫学校给你留个门？”记者追问道。“学校也是为了精密设备的安全嘛。不过现在已经调整了，我不用再翻窗户了！”彭东林笑着说。
编辑：付筱竹
审核：李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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