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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岁不算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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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日凌晨3点50分，一位60岁的大伯，在浙江宁波中通快递分拣中心工作时，不幸猝死。“凌晨四点”、“60岁老伯”、“在岗猝死”，每一个词单拎出来都让人十分难受。然而更令人寒心的，是事发后宁波中通公司的处理态度。根据老伯侄子孙先生的描述，事发后家属找到快递公司沟通，但快递公司非但迟迟给不出一个解决方法，还彼此推卸责任，不仅否认孙大伯因工死亡的事实，甚至一度认定孙大伯是因为身体疾病而死。直到孙先生出具孙大伯的病例截图，表示孙大伯既没有遗传病也没有基础病，这才把快递公司怼了回去。几轮交涉下来，中通方称愿意赔付意外保险金额，额外补给丧葬费和人道主义费用，但家属并未接受，原因很直接—其实，按照一般的剧情发展，只要公司和家属能够坐下来洽谈，在善后事宜上达成一致，事情就不会激起太大的风浪。但这时候，一纸来自宁波人力社保局的回应，直接将这件事推上了热搜。21日中午，在事情持续发酵几天后，宁波人力社保局站出来表示：“60周岁本身不属于劳动者范畴，如果没缴纳工伤保险，就不能认定为工伤。”这一句“60岁不属于劳动者”，彻底点燃了网友的愤怒。#02
超龄的“制度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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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岁以上算不算劳动者？超龄工作者劳动时发生意外，能不能认定为工伤？参加了工伤保险的，由社保基金作出工伤理赔，企业违反法律规定没有参保的， 由企业按照工伤赔偿的法定标准作出赔偿。
此外，《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工伤保险条例》从来没有规定说，60岁以上不属于劳动者。那么，可能有人会问：既然事实很清楚，为什么张大伯认定个工伤就这么难呢？要认定工伤，就需要家属提出工伤认定的材料，其中就包括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可按照《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我国（达到退休年龄）超过60岁的劳动者无法和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只能签订“劳务关系”。“劳动”和“劳务”一字之差，待遇上却差太多，劳动关系能够享受正常的包括工伤，医疗在内的社会保障，而劳务关系，单位则无需为劳动者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
具体到执行上，各地的人社部门和法院的规定又大不相同，难以达成一致。于是，法律法规上打架，不受法律保护的劳务关系，让张大伯的工伤认定走向一个死结，一环套一环，就是解不开。
2022年，一名某绿化公司的74岁员工，在前往道路防护林带绿化工程工地的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不幸身亡。工伤认定阶段，绿化公司就否认雇佣老人。不过当地人社局经过调查核实后，还是作出了认定工伤的决定书。绿化公司不服，其中一条理由就是老人发生事故时已超过劳动者年龄限制，不构成工伤，并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认定工伤决定书。后经审查，法院判决驳回绿化公司的诉讼请求。法官庭后表示，法定退休年龄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保护劳动者权益，不能成为排除工伤认定的法定理由。其实，在我们逐渐迈向老龄化社会的过程中，超龄劳动者无法被纳入法律保护的劳动者社保范围，已经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这些老人面临的“超龄制度尴尬”，如果不尽快解决，那将来所谓”将退休年龄延迟到65岁“，恐怕也会受影响。
目前社会上的大部分招聘平台，几乎都没有面向老人开辟专区，老人找工作大多通常都是通过线下和朋友介绍。从招聘软件上的求职者信息来看，这些老年求职者不乏本科甚至研究生，甚至都是“985”大学毕业，还有着国外留学或者外企的工作经历。只不过高学历和外企工作经验的双重加持，并不能为这些老人的再就业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北京商报曾报道过低龄老人就业难的问题，一个清华大学毕业的58岁老人，却找不到超过5000元的工作。更不用说那些没怎么上过学的老人了，他们没什么养老金，大多数只能从事建筑，快递或者保洁这类繁复辛苦的体力劳动。本该由社会给予的生活保障，更多地变成了老人自己承担，而完全有能力负担的老人又有多少呢？他们晚年生活的放心与舒适度，只能凭借着“金钱的多少”，至于天伦之乐，就更不敢奢求了。#03
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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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会觉得，是不是这些老人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工作，所以导致退休后没有足够的养老金作为生活的支撑？“那只要我有一份稳定工作、有储蓄习惯、积极缴纳五险一金，没有过分花销、没有高风险投资，不赌博、不虚荣、不碰网贷、不玩P2P，工作积极努力、生活仔细规划，这样的我怎么会破产？”只要我们积极储蓄，积极缴纳社保，就能有一个安心的晚年吗？这方面，已经步入老龄化多年的日本，或许能够提供一个参照。“在晚年生活到来之前，他们是银座某啤酒公司的职员、超市男装的售货员、建筑公司的经营者，以及中产家庭的专职主妇。然而，在晚年生活到来之后，他们则变成了每天只有500日元餐费的清瘦老人、无法承担心脏治疗费用的绝望老人、行动不便的卧床老人，以及做了一辈子饭如今却连吃上热饭都是奢望的寂寞老人。”
日本NHK的一项社会调查中，将这种老人晚年生活惨淡的现象称为“老后破产”。他们年轻时并非不努力工作，只是在社会环境的急剧变革下，这些努力变得微不足道。这种可称之为同归于尽的新式“老后破产”正在不断发生，而其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或许，其中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原因就是，支撑“雇用”社会的基础发生了动摇，没有余力为将来储备的劳动者正在增加。并且，“家庭”的形态也已变化，相互支持的力量（联系）日益薄弱。而火上烧油的或许是社会保障制度追不上“超老龄社会”的此类现实性需要。
当家庭不再是年轻人的重心，当“铁饭碗”已经越来越没有保障，和日本有诸多相似的我们，会不会落入同样的境地？根据《国人养老准备报告》数据显示，为提前做好养老准备，超七成的90后已经开始考虑养老，但是同样也能看到，他们中的大部分都还停留在设想阶段。可以说，这其中的大多数90后，既不了解自己未来可能要面临的状况，也不知道具体该做些什么。这些年轻人，从小就在“只要···就···”的理念灌输中长大：同样，人们会坚信，只要认真工作，晚年生活就会高枕无忧，只要拼命工作，等待自己的，不就应该是悠然而又舒适的晚年吗？但如今看来，很多人已经有所怀疑。而这背后，还有很多问题等待我们解决。“距离退休我还要工作30多年，这么长的时间里，一直在拼命工作，如果我以后还要过这样的生活。那自己这么多年的人生到底算怎么回事呢？”根据《中国人口形势报告2023》调查显示，2022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4.9%，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预计在2030年左右进入占比超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
前不久《半月谈》也发文称，未来10年，我国将迎来史上最大“退休潮”，平均每年有2000万人退休。放眼全球，人口老龄化是各国都急需解决的问题，延迟退休，促进老年人就业、“银发经济”等建议相继被提出。但孙大伯的事情能引起如此大的争议，反应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式，我们做的准备还不够。在提倡老年人就业的同时，关于老年人相关的权益保障必须尽快跟上。这不只是关乎老年人晚年的幸福，更关乎年轻人对未来的信心。
图片来源：《半泽直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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