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卫东：数字化改革的浙江实践，让营商环境更优化，百姓生活更幸福
2月18日，春节假期后的首个工作日，浙江用一场全省数字化改革大会开启牛年新局。自此，“数字浙江”进入新阶段，浙江也传递出多重关于未来发展的深意。
过去几年，从杭州的城市大脑到浙江的“最多跑一次”改革，从数字化转型到数字化改革，在数字治理中，浙江展现出独有的智慧与特色，数字赋能带来的冲击波正渗透到方方面面。
钱江晚报《同心桥》栏目邀请全国政协委员、浙大城市学院校长、杭州城市大脑研究院院长罗卫东为浙江的数字化改革进行解读。
全国政协委员、浙大城市学院校长、杭州城市大脑研究院院长 罗卫东
浙江数字化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数字化改革是浙江省委、省政府的精准谋略，可以说是浙江的‘一号工程’。”罗卫东说。
今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把“推进数字化改革”列为“十四五”开局之年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浙江省“十四五”规划提出，加快数字化改革，完善数字生态，加快建设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成数字社会建设样板省、数字政府建设先行省，打造全球数字变革高地。
于浙江而言，数字化改革，正是一张蓝图绘到底的生动呈现。“过去，浙江用‘最多跑一次’撬动的改革策略已成效显著，现在是在此基础上，对政府数字化转型再次拓展和升级，通过整体推动，让所有工作加速、提效、增质。”罗卫东说，“现在，总体施工图已经设计好了，接下去就是各方施工的问题了。”
罗卫东认为，就全国而言，在数字治理方面，浙江改革成效已经有所展现，比如，浙江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就和数字治理所提高的行政效率息息相关。
在他看来，依托城市大脑迈向精准化治理的杭州，是政府数字化建设的样板，也是浙江省推进数字化改革的缩影。
数字化改革的先行经验：杭州城市大脑将推出进阶版
3月1日，《杭州城市大脑赋能城市治理促进条例》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第一部数智城市的地方立法。这意味着“一脑治全城”的数智治理体系初步成型，城市大脑赋能城市治理，自此有了法治保障。
罗卫东介绍说，杭州城市大脑的诞生，肇始于解决城市交通和居民出行问题，这是关乎民生、城市运行效率、市民幸福感的重要问题。“近几年，虽然杭州为准备亚运会进行大面积施工建设，导致道路面积压缩，通行效率却提高了很多。这就归功于城市大脑。我相信，等到亚运会召开前，当全部地铁工程完工、地面道路恢复原有规模，杭州的通行效率会更高，城市大脑所发挥的功效会让市民有更多获得感。”罗卫东满怀憧憬地说。
杭州城市大脑推出的惠民应用还有很多，以问题为导向，其先后推出了11大领域48个场景应用，比如，停车“先离场后付费”、“30秒入住”、“亲清在线”等等。
罗卫东进一步解释说，“亲清在线”是一个政商服务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杭州市很多惠民、惠企政策都可以一键直达。“不仅效率提高了，精准度和到达率也提高了，而且极大地减少了人力成本。”他举例道，“以前，一笔补贴发到每个人手上，要经过填表、审查和批准等各种流程；但是现在，比如，今年春节，杭州市鼓励外来务工人员留杭过年，给每人发放1000元红包，就没有那么多繁琐手续，只要审核通过，就一键直达个人账户，非常快。”
在罗卫东看来，城市大脑是杭州推动数字化改革的一个重要平台和抓手，“它为全省数字化改革提供了一个先行经验，也构筑了一个极有特色的综合性工作平台。”罗卫东说，全省数字化改革总体方案也提出了“城市大脑+未来社区”、“产业大脑+未来工厂” 核心业务场景。
“杭州正是在把城市大脑不断扩容，从原来社会治理和民生领域拓宽到经济等各领域，通过赋予城市大脑更强功能，来解决数字化改革的集成性问题。”罗卫东认为，随着数字化改革的推进，杭州城市大脑必将推出进阶版，在功能和内容上做出全新规划和调整， “原来，它主要在48个场景上应用，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具有场景性、行业性和领域性；未来，它必将连点成片，更具整体性，将从问题导向和上下联动、突破中层为主，过渡到上层整体推动、系统谋划、全面实施的新阶段，从而推动每个具体问题更快捷地得到解决，让市民有更大的城市幸福感。”
罗卫东说，杭州正在打造“全国数字治理第一城”的进程中稳步迈进，目前，其数字治理的水平、架构及其在相关领域的应用都已成型，未来可期。
“数字浙江”建设的新阶段：从问题导向到构建统一平台、流程提升
从2016年的“最多跑一次”改革，到如今的数字化改革，罗卫东认为，浙江的治理理念与制度都在不断深化与提升。
“早期，浙江的探索主要是从基层的问题出发，推动行政部门做出回应。换句话说，就是上级压任务，要求相关部门把流程和事务办理时间压到最少；而现在，浙江转换了思路，为了让这些目标达成，先构建一个整体性的数据平台。”罗卫东说，实际上，这变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联动的过程。
过去，浙江的“最多跑一次”改革以行政部门的自我革命为主，通过减少流程、合并功能，让居民和企业少跑路，让数据多跑路。“它就是问题导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后期必须匹配很多技术手段和行政改革的具体措施。”罗卫东分析说，“最多跑一次”改革开展的四年多，成效显著，但同时，也碰到了很大的困难。“困难在于，全省缺乏一个完整又系统的数字化智能平台，部门间的数据不能完全共享。”
他举例说，以前一个人要申领政府的专项补贴，必须填写相关表格，提供各种证明材料，而这些证明材料可能分散在各个部门，他必须亲自跑到这些部门一家一家地盖章。后来，“最多跑一次”改革启动后，他或许不必亲自跑到这些部门去办证明文件，在线上可以一家一家地办理，尽管不必亲自多跑路，也要花费不少时间在线上办理。如果构建了全省统一数据平台，那么理论上，所有关键数据都能在这个平台一键调用，自动匹配政策，一键完成补贴发放。“杭州城市大脑体系中的‘亲情在线’已经在很多具体政策兑现上成功地实施了这一‘壮举’，成为省内率先走出一条路子的城市。”
罗卫东介绍说，目前，全省数字化改革总体方案构建了“1+5+2”的工作体系，其中，“1”就是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涉及到的所有关键、精准的数据，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共享。”在他看来，这个公共数据平台的构建将成为全省数字化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
“只是，这个平台的构建完善还有不少难题。”罗卫东分析说，这不仅涉及到浙江省域内的数据共享，还涉及到更高层面的数据如何有效共享的问题，“我认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在其中都可以尽力发挥一些作用，向国家相关部门提出一些能够支持、促进、鼓励浙江数字化改革工作的建议，比如，给予一定权能和工作空间，让浙江在这项具有全国示范意义的改革中取得预期的进展。”
来源 / 钱江晚报
责任编辑 / 李冠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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