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与思考》 | 郭占恒：全面把握共同富裕的五大基本特性

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理想，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的迫切要求，也是“牵一发动全身”的系统工程和长期任务。

浙大城市学院共同富裕研究院学术委员、研究员郭占恒在《观察与思考》2022年1期刊发《全面把握共同富裕的五大基本特性》署名文章，全文如下：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十四五”及未来发展的重要目标、重要要求和重大举措。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指出：“建议稿在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中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质部分突出强调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出了一些重要要求和重大举措。这样表述，在党的全会文件中还是第一次。”这个“第一次”的提法，意味深长，寓意深刻，承前启后，具有里程碑意义。

目前，党中央“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已部署实施三大战略举措。首先，纳入“十四五”规划。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自觉主动缩小地区、城乡和收入差距，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其二，指导省域示范。202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发布《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2021年7月，浙江制定发布《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2021年8月，杭州制定发布《杭州争当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城市范例的行动计划（2021—2025年）》，全省其他市也制定了相应的行动计划或方案。第三，开展专题研究。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发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讲话。讲话深刻分析了促进共同富裕的背景，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并提出总体目标、四条原则和六大思路举措。这为我们深入研究和践行共同富裕提供了根本遵循。

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理想，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的迫切要求，也是“牵一发动全身”的系统工程和长期任务，必须全面把握好共同富裕主体的全民性、内涵的全面性、路径的共建性、过程的渐进性、制度的根本性等五大基本特性，制定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目标要求和政策举措，防止片面化理解，防止急于求成，防止“运动式”致富。

一、主体的全民性：共同富裕的主体是全体人民，而不是少数人的富裕或平均数的富裕

贫富差距、两极分化问题历来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如果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没有惠及到每一个人，如同阳光没有照耀到每一个角落，那么，这样的发展是没有意义的，至少意义不大。当今世界，人类创造的财富足以让每个人过上富足体面的生活，但由于财富的占有制度和分配方式问题，有近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这是人类需要深刻反思和破解的发展难题。

近现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人对共同富裕进行了开创性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其核心就是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从马克思主义本质看，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在未来社会，“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可以说，实现“所有的人富裕”，是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未来社会的重要特征。

从我们党的初心使命看，坚持人民至上，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唯一宗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就把人民挺在前面，从政府、警察、银行到邮政、铁路等前面都要加上“人民”二字。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首次提出共同富裕概念时，强调的是农民，指出：“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 强调“大家都有份”，实际上就是明确了共同富裕的全民性，是人人创造，人人享有。

从改革开放进程看，我国在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同时，一直探索如何走共同富裕的道路。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我们在实现小康社会过程中，能做到“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没有出现严重两极分化，靠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使改革发展兼顾所有人的利益，使所有人都得益。

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百姓、情系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多次强调：“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2015年10月29日，他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深刻指出：“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 他在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一再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要大力促进农民增加收入，不要平均数掩盖了大多数，要看大多数农民收入水平是否得到提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他每当讲到共同富裕的时候，都要加上“全体人民”这四个字，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因此，“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其着眼点、出发点、落脚点应该也必须是“全体人民”，包括每个人、每个地区、每个民族都要富裕起来。

二、内涵的全面性：共同富裕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是物质和精神都富裕，而不仅是人均收入的多少

共同富裕不完全是经济发展和财富分配问题，本质上是公平与共享问题，是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是发展理念和制度选择问题。共同富裕固然以物质的共同富裕为基础，这是共同富裕最基本的内容。然而，仅有物质生活的富裕，就会与人的需求相背离，也与现代文明相背离。人的需求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精神文明，既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也是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自古以来，我国人民对共同富裕就有着全面性的追求。1979年12月，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第一次用“小康”来说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他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这是一种务实的、创造性的比喻，并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即温饱、小康、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之一。

“小康”出自2500年前《诗经·大雅·民劳》的首章。“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小者稍也，康者安也，其本义是稍安、安宁。《民劳》有五章，先后提出小康、小休、小息、小愒、小安等五个目标。从字义解释，这五个字都是安康的意思。而安康是一种生活状态，不仅是衣食温饱，也包括休闲、读书等。如在老百姓中流传甚广、深入民心的“耕读传家”的祖训，既要耕田，以事稼穑，养家糊口；又要读书，知书达礼，修身养性，实际就是务农和读书并举、物质和精神的全面发展。当然，限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安康的状态很低。

从小康目标发展演进看，我们经历了小康、总体小康、全面建设小康和全面建成小康等阶段，其内涵不断丰富发展。当时，邓小平提出小康的时候，针对的是解决温饱问题，提出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实现了第一步目标。到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经济建设、综合国力等都迈上一个新台阶，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2000年人均GDP达到959美元，基本实现了人均GDP1000美元的目标。随后不久，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正式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提出“六个更加”的要求，指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这“六个更加”，实际上是指明了小康的全面性要求。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到重要议程，明确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并提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要求。后来，又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首要组成部分。可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强调的不仅是“温饱的小康”，重要的也是更难做到的是“全面发展的小康”，包括覆盖领域的全面性，覆盖人口的全面性，覆盖区域的全面性，覆盖民族的全面性，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内容。

从全面小康到共同富裕，迭代递进地提出了更全面、更完整、更系统、更高标准的目标要求。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等，都作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2021年1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更加明确阐述了共同富裕的全面性，深刻指出：“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我们要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逐步地解决好这个问题。要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做好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保、医疗、住房、养老、扶幼等各方面工作，更加注重向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倾斜，向困难群众倾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综上，共同富裕的内涵极为丰富，包括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包括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包括人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尊重需求、社交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包括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更好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保、医疗、住房、养老、扶幼等各方面保障，总之包括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建设是发展层面，富裕是发展成果的共享层面，二者是统一于中国式的现代化，统一于人的全面发展。

三、路径的共建性：共同富裕是共同奋斗、共建共享，是共同“做大蛋糕”和共同“分好蛋糕”共建共享是共同富裕的必然途径和必由之路。

长期以来，古今中外对共同富裕的追求之所以不得，从根本上说，一是制度缺位；二是路径迷失。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解决了根本制度问题，但很长时间尚未找到共同富裕的正确道路，把共同富裕简单理解为同时、同步、同等富裕，搞计划经济和平均分配，结果南辕北辙，适得其反，大家没有生产积极性，越搞越穷。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

生活常识告诉我们，两条腿走路总是一前一后，不可能并着走。结构演变也总是从非均衡到均衡发展，不可能绝对均衡。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找到的一条正确道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正如邓小平多次强调的，“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捷径就是快速达到的路径。接着，邓小平又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就是东部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使之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就是当发展到一定时期，比如全国达到小康水平时，就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这样，就在理论和实践上找到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正确道路。

实行先富帮后富、发达地区帮助欠发达地区，还有一个怎么帮、怎么带的问题。我国在对口帮扶中探索出的开发式扶贫经验非常具有借鉴性（实际上，扶贫本身也是共同富裕）。即不是简单地抽肥补瘦，送钱送物进行“输血”，搞平均主义分配，而是激发内生动力进行“造血”，不断改善共同富裕的环境和政策，帮助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发展交通和通信设施，发展生产、发展科技、发展教育、发展医疗、建立社保、培养致富带头人等，最后引导大家通过辛勤劳动、合法经营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也就是说，共同富裕是以共同奋斗来实现共同富裕，做到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创造、人人享有。社会主义实行共同富裕，但社会主义不养懒汉，也不会搞“高福利社会”。那种主张“同时、同步、同等富裕”的想法，那种“等、靠、要”的想法，那种“劫富济贫、搞平均主义”的想法，那种“佛系、躺平、当咸鱼”的想法，都是与共同富裕的理念格格不入的，也是不可取、行不通的。

四、过程的渐进性：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理想和奋斗目标，不可能“一口气吃个胖子”，要防止急于求成

我国从均贫富到共同富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孔子在《论语》里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距今已逾2500年；马克思提出“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距今已160多年；新中国探索共同富裕道路，也已经历了70多年，从理想到理论到实践不断推进，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目前还在进行时，以后还有将来时。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长远目标只能通过阶段性目标迭代实现。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的重要讲话中，在谈到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时深刻指出：“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不能做超越阶段的事情，但也不是说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就无所作为，而是要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 我们既要清醒认识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又要看到共同富裕的紧迫性、必要性、可及性；既要大张旗鼓宣传，使共同富裕的理念深入人心，又要润物细无声落地，切实改变城乡、地区和不同群体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总体上说，“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出发，从客观条件出发，从需要与可能出发，从问题导向出发，注意把握好以下原则。一是坚持蹄疾步稳，稳中求进。推动共同富裕等不得，也急不得，要循序渐进，从城市到农村，从沿海到内地，从发达地区到欠发达地区，从少数人到多数人，从低水平到高水平等，有序推进。二是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财力水平，提出符合实际的共富目标和民生保障底线，不要吊高胃口，不要指标攀比，不要层层加码，不要急于求成。三是坚持效率和公平并重。效率是公平的前提和物质基础，公平是效率的保障和持续动力。以高效率发展提升社会公平分配，以社会公平分配促进高效率发展，使做大蛋糕的增量和分好蛋糕的存量相互促进。四是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和初次分配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政策引导作用，明确各自的职能和边界，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在高效率发展基础上提高公平分配水平。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渐进性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一是激励创业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大财富的增量，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善于致富的带头人，尤其是鼓励广大民营企业家，把企业做大做强，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带动更多的人就业致富、劳动致富。二是积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三是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产业化，盘活农村资产，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使更多农村居民勤劳致富。

五、制度的根本性：建立完善“权力不腐败、资本不垄断”等“更有效的制度安排”

制度是决定因素，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社会主义开辟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但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尚需一系列制度设计和严格执行。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共同富裕的制度建设，2015年10月29日，他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深刻指出：“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上，无论是实际情况还是制度设计，都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为此，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2021年1月11日，他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进一步强调：“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因此，推进共同富裕，重在政治建设，重在制度建设。

首先，建立完善“权力不腐败、资本不垄断”的制度。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群体之间存在差别是正常现象，社会公众对社会财富的分配有着相当大的宽容度。马克思曾把劳动划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并认为复杂劳动是自乘的或多倍的简单劳动。只要是辛勤劳动、合法经营，各尽所能、多劳多得，社会都能承受，那些科学家、企业家、投资家、艺术家、教师、医生、劳模等凭借复杂劳动获得较多的收入，是正常劳动所得，是合理收入差别，不会造成两极分化，公众也不会有意见。

真正造成两极分化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两条：一是权力寻租，即凭借掌管公共权力谋取个人、家族或小团体的私利，搞特权，搞腐败，强取豪夺大量的社会财富；二是资本垄断，即通过金融资本垄断某种或某些商品的生产和市场，规定商品的垄断价格和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进而垄断大量的社会财富。这两条虽说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但并不是说社会主义天然就具有免疫力，而是要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根本杜绝并与之进行长期的斗争。因此，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制度建设；不断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执行好《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等，及时阻断资本的野蛮生长和无序扩张，大力营造“权力不腐败、资本不垄断”“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法治环境，畅通向上流动通道，让每个人享有公平公正的权利和机会，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方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治本之策。

其次，建立完善有利于高质量发展建设的制度。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共同富裕应该也只能在高质量发展建设中才能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本质是共建共享，是公平正义，是人的全面发展。推动共同富裕要从源头抓起，从发展抓起，从建设抓起。由此，高质量全面推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五大文明协调发展，高质量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高质量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并制定完善相应的制度和政策，是高质量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要求和应有之义。

第三，建立完善三次分配相互协调促进的制度。在初次分配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坚持多劳多得，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再分配上，充分发挥政府公平分配机制的调节作用，建立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重点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相关制度和政策，合理调节城乡、区域、不同群体间分配关系，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在第三次分配上，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捐赠机制的调节作用，大力发展救济、赈灾、助贫、助学、环保等社会慈善公益事业，鼓励物质资源富有人群在自愿基础上拿出部分财富，帮助贫困人群改善生活和接受教育、享受医疗的条件，使之摆脱贫困，过上衣食无忧的好日子。

来源 / 《观察与思考》2022年1期

今日编辑 / 吴志茜 郭润历

责任编辑 / 李冠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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