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人故事︱陆正伟：世纪巴金与《收获》
【原文载于2002年11月26日《文汇报》，作者陆正伟】
几天前，我到《收获》编辑部办事。无意间，看到《收获》副主编肖元敏伏在写字桌前正神情专注地翻看着一本厚厚的相册。我饶有兴趣地凑近去看，原来她在一幅幅老照片中追寻着《收获》过去四十五年中走过的踪影。看看过去，想想未来，这该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
摊在我眼前的那本相册并不是一部直接用文字记载的《收获》大事记、编年史。但这些经年累月积存起来的珍贵照片，生动形象地展示了《收获》这么多年来的成长、发展、变化。《收获》创刊于1957年，在那风云变幻的年代里，曾遭受到两度停刊、两度复刊的艰辛历程。如今，从艰难跋涉中走出的《收获》，正以它纯粹的文学品位、独特的风格展露在读者面前。
正是这个还不到十人的编辑部，上上下下自然而然地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坚持文学格调，“多出人，多出作品。”经过几代编辑的辛勤劳作，把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作品不断送到读者手中。
（上图为《收获》创始人靳以与巴金）
《收获》在“文革”结束复刊后，形成了一个惯例，编辑部无论工作多忙，每年总会挤出时间汇聚到主编巴金身边拍一张“全家福”。随着时间匆匆流逝，一张张合影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大家所熟悉的前辈吴强、萧岱因病去世了；而后，老编辑们也相继退离了工作岗位。同时，接班的年轻编辑，又一茬茬地走向成熟。但是《收获》的主编始终没变，那就是四十五年里与《收获》风雨同舟的巴金先生。
巴老是《收获》的见证人，这些年来看着它呱呱坠地，又目睹着它逐渐长大成人。他看到了当初同靳以在创刊时提出的“多出人，多出作品”的办刊宗旨在一代代编辑身上生根、发芽；看到了复刊后的《收获》仍走着“团结作者，为读者服务的道路”，而且，路越走越平坦，脚步也越走越踏实；看到了编辑部在广大读者和作者之间架起了一座稳固的桥梁；作为创始人之一的巴老，打心眼里感到高兴。
从“文革”炼狱中走出的巴金，早在七十年代末就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种种压力，开始撰写“随时随地的感想”和他“真实思想和真挚感情”的《随想录》。还时时关心着复刊不久的《收获》。他不仅亲自给一些老作家写信约稿，希望他们一如既往地支持《收获》；而且每当编辑部发现有好的来稿，他也都会大加呵护，大力扶植。一大批有才华、有胆识、有勇气的中青年作家们说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熟悉的生活，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给文坛带来了清新的气息和活力，但前行的道路并非总是平坦的，他们在创作上会遇到种种不顺心的事。每当这时，巴老总会向他们伸出温暖之手，支持与鼓励他们。
（上图为巴金与女作家谌容）
女作家谌容每回见到巴老和《收获》编辑部的编辑时，总会提到自己的成名作《人到中年》。当年，谌容以多年的生活积累和心血写成了感人至深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由于该作讲了真话，触痛了一些人的神经，于是，这些人便横加干涉，使她陷入了深深的苦闷和迷惘之中。这时，已八旬高龄的巴老认真地读完了发表在《收获》上的《人到中年》，表示支持这位不相识的女作家。他说：“……我喜欢这部小说。我有一种愿望，想使自己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巴老满腔热情，特意委托女儿小林专程去谌容的家，探望因撰写《人到中年》过度疲劳而病倒，不仅没得到应有的关心甚至还受到无中生有的中伤的谌容。
谌容的遭遇，使巴老感触颇深，他以《人到中年》为题写下了他的第五十篇“随想”：“……文学事业也是这样，一部作品的最好裁判员是大多数的读者，而不是一两位长官。作者在作品里究竟是说真话还是贩卖谎言，读者们最清楚。”
巴老还对当时遭受批评的张辛欣说：“在中国作家中我大概是挨骂最多的一个，我从写作到现在，经常挨骂，我还是活到了现在……不要紧，不要有包袱，你还很年轻，你有才华，有生活，要多写，写自己熟悉的东西。”这语重心长的话语，巴老不知给多少中青年作家说过。
1981年4月，《收获》编辑部在北京召开了部分作家座谈会。巴老亲自参加了这个会，同三十多位老、中、青作家、评论家欢聚一堂，亲切交谈，听取来自各方的意见。巴老看到出席座谈会的竟有半数以上是活跃在文坛的中青年作者，很兴奋，说：“现在文学界的成绩已超过了以往。这两年来，出了很多好作品、好作家，尤其是中青年作家很有成绩。时代的规律就是这样，必定一代胜过一代，我对文学的前景非常乐观……”
同年八月，《收获》编辑部又在浙江的莫干山举办了复刊后的第一次笔会。年近八旬的巴老也参加了这次笔会，在笔会的十多天中，常能看到作者和编者围在巴老身边闲聊，大家都愿意把自己的心里话讲给巴老听。他们在食堂的同一桌上吃饭，有说有笑，俨如一家。《收获》的老编辑孔柔待人随和，平时爱喝点酒，所以，大家也爱与他开个玩笑。进餐时，常有人敲他“竹杠”，要他请客啤酒，巴老听后，总乐呵呵地附和着大家的话说：“孔柔买酒，我来加菜。”经巴老这么一说，饭桌上的气氛就更热烈了。我曾看到一张在莫干山拍摄的照片，巴老身穿圆领汗衫，很随意地坐在藤椅上，身旁围着一群中青年作家，有站有蹲，个个脸上都绽露着发自内心的欢笑，真像是一个和睦大家庭的合影，而巴老便是这个大家庭的慈祥的长辈。
进入九十年代后，巴老被疾病困扰，身体日趋衰弱，但他仍关心着《收获》的发展。在杭州养病期间，每当新一期刊物出版，编辑部就会托人带到杭州。巴老在休息之余总喜欢请身边的工作人员读报、读书给他听，但听得最多的还是发表在《收获》上的文章。
（1987年，巴金与青年作家冯骥才在武康路寓所，摄影者祁鸣）
1995年初，巴老因胸椎压缩性骨折躺在病床上，我在病室的灯下给巴老读着余秋雨发表在《收获》上的《流放者的土地》，当我读到诗人顾贞观因思念被清政府流放边疆的老友吴兆骞而写下的脍炙人口、表达人间至情的《金缕曲》：“……泪痕滴牛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比似红颜命，更不如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时，病床上的巴老也跟着背诵了起来。我不由放下书惊叹：“您的记忆力怎么这么好？”巴老说：“我十七、八岁在成都念书时就熟读了。”他接着又说了一句：“清政府的‘文字狱’太残酷了！”我坐在边上，望着沉思不语的巴老，心想，巴老早在七十多年前读过的词至今还能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那么，发生在二十多年前的那场浩劫又怎能轻易地从他心中抹去呢？这对曾经历厄运的知识分子来说真是刻骨铭心啊，为了让子孙后代、世世代代牢记这惨痛的教训，巴老在《随想录》中首先呼吁：要建立一座永久性的“文革博物馆”。虽然，因种种原因这个愿望至今未能实现，但所幸的是巴老在晚年耗费了整整八年时间完成了一部控诉与反思“文革”的《随想录》。
巴老是一位十分重情谊的人，他从不把《收获》的功绩归于自己，他始终没忘却与他一起创办《收获》的老友靳以。他同靳以彼此信任，长期合作，他们凭着在三十年代共同合编《文季月刊》时的那种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收获》的创办中。经过了两年多的努力，《收获》顺利地走上了轨道，影响也越来越大。此时，谁也没料到主编靳以却因病早逝，离开了他所热爱的事业。但巴老一直把靳以记在心中，他无论是作文还是与人谈起《收获》时，总是首先把已逝世多年的靳以介绍给读者。冰心在为《收获》创刊三十周年的纪念册题词中写道：“因为《收获》是我的好友创办的，我一看到就想起巴金。”巴金见后，马上用颤抖不已的手在自己的名字前两次写上靳以的名字。
近几年，由于疾病加剧，精疲力竭的巴老，已无力过问更多的事情，但他仍然默默地关注、支持着《收获》。因为治疗需要，巴老在杭州常常一住就是半年，女儿小林陪伴在身边。只要听到小林在电话里谈稿子或商量工作时，他都会静静地坐在轮椅上听着。每回小林终审完四十余万字的样稿时，巴老都会充满父爱地对她说：“你也要注意身体啊，不要搞得太疲劳了。”而这时，小林总会依偎在父亲的身边，给巴老讲述着编辑部里发生的故事；说着向作家们组到的好稿子；发表新人新作的经过；也谈在工作上遇到的难题……巴老认真地听着，不时会说上一两句自己的见解和看法，有时也会作一些必要的提醒，话语虽不多，但简扼明了，一语中的。《收获》编辑部的同仁们也十分惦念在杭州疗养的主编，他们抽空赶去探望。巴老就像见到自己的孩子们一样，高兴地看着这些充满活力的年轻人。病中的巴老虽然说话十分吃力，但看到《收获》的年轻人，他还是想对他们说说自己的心里话。我记得，在巴老九十岁生日那天，身穿米黄色茄克衫的巴老接受了上海东方电视台的采访。当他看到《收获》的编辑捧着祝寿的大花篮来到他面前时，巴老微笑着望着他们，对着话筒说：“我要对读者说的话，就是我在《巴金全集》最后，在《收获》上发表的《最后的话》，就是希望读者理解我，我这一生是靠读者养活……我是主张人要有理想，人要有未来，不仅要顾自己，还要顾子孙。读者也需要理想，你要给他，他也会选择的……”这情深意长的话语，这充满希望的嘱托，无不打动着在场的每位编辑的心。
巴老对《收获》这一班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巴老的支持，伴随着《收获》渡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商业经济的大潮冲击着这块热土，纯文学的处境变得十分艰难，不少刊物为了生存，不得不改变办刊宗旨，纷纷转型。此时，自负盈亏的《收获》也陷入了窘境。是逐波而流，还是自找出路？编辑部内部起了波澜。巴老听后说了一句话：“《收获》是大有希望的！”他身体力行，率先捐出一笔刚从海外寄来的稿费，并建议设立《收获》发展基金。此举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响应，萧乾、水运宪、余思牧、黄运基、周颖南等海内外作家及香港作家联谊会纷纷解囊相助，有的作家甚至还提出了不要稿酬的倡议。一些读者也汇款给编辑部，希望能尽自己的一点力，有的竟连姓名也没留下。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收获》就是靠着这种力量走到了今天。他们在老园丁——巴金的带领下，在文艺的百花园中辛勤地培土、修剪、浇灌、耕耘，在人生的道路上奉献、进取、奋发。如今已是收获的季节，我想，此刻躺在病床上的巴老，看到这累累硕果，应该感到很欣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