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传》︱李辉：（一）在巴黎感受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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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传》

作者： 李辉

出版时间：2011年2月

出版单位：人民日报出版社

内容简介：

《巴金传》以灵活多变的结构，生动、优美的笔调，多角度、多侧面地解读了巴金的精神与思想、性格与情感，更突出的是巴金的知识分子角色。在人生故事的讲述中，始终贯穿着对中国历史与思想史的观照。在《巴金传》中，巴金既是文学家，更是思想家、道德家。一幅生动的历史肖像，活生生地、立体地凸现在百年历史的背景之中。

（征得李辉先生的授权和同意，从本期开始，我们将陆续摘发李辉先生撰写的《巴金传》的章节。）

李辉：

《人民日报》资深记者，著名作家、学者。1956年出生于湖北， 1978年进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1982年毕业后，任职于北京的报社。主要作品有《巴金传》、《萧乾传》、《沈从文与丁玲》、《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等长篇传记，《沧桑看云》、《陈迹残影》、《封面中国》等随笔集。曾获鲁迅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奖项。

一

在巴黎感受巴金

走在巴黎，便走进了历史长河。不经意间走进一条小巷，一幢老房子，或者一个咖啡馆，也许就能飞溅起几朵浪花，将怀古幽情敲打，行囊和衣衫顿时湿成一片，伴着脚步缓行。

如此这般走在巴黎，我走进了巴金的历史。时在一九九八年。距青年巴金离开巴黎的一九二八年正好七十年。
七十年，留在巴金漫长记忆里；七十年，渐次呈现在我的追寻目光中。
说不完的故事，看不厌的景致，浓得化不开的历史情结。

沿着塞纳河缓行，注目河水流淌。抬起头，巴黎圣母院无言高耸，听不见雨果描写过的钟声。攀上钟楼，俯瞰四周。河南岸，是拉丁区和卢森堡区，小巷弯弯曲曲，网一样蔓延着。我有一种感觉，仿佛时光就是在下面的一个个网眼里闪过。巴金当年初到巴黎时，就在河对岸的一座小旅店里寄寓。拿着地图，望着对岸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建筑，我试图辨认早就通过巴金的叙述而熟悉了的一切：先贤祠（国葬院）、卢森堡公园、河边的旧书摊……

七十年前，巴金也曾这样俯瞰过巴黎。那天，在和朋友吴克刚送别一位波兰姑娘之后，他们登上了巴黎圣母院的钟楼。

我和吴进了圣母院这古建筑，登上了那高耸的钟楼。站在那上面，我俯瞰着巴黎的街市，我看那赛纳河，它们变得很渺小了。我想起了刚才别过的异国女郎，我想起了华沙的白色恐怖，我想起了我们底运动，我想起了这个大城市在近两百年间所经历过的一切，我不觉感动到流下眼泪来。
此刻，当我伫立钟楼俯瞰巴黎时，自然没有巴金那种多愁善感。不过，与以往有过的纯粹的旅游新奇感相比，由于走进了巴金昔日重要的生活场景，我的此次巴黎之行，也就有了更具体、更多的历史缅想。作为一个巴金研究者，这是难得的旅游与感悟相交融的双重体验。

巴金藏《巴黎画册》中巴黎圣母院

我沿着拉丁区及相邻的卢森堡区的大街小巷漫步，我不时在河边的旧书摊前徜徉。一幢又一幢老房子，仍是百年前的模样，但我不知道哪一幢才是巴金当年寄寓的旅店。有些遗憾却不失望。每到一处，只要过去曾在巴金作品中读到过，或者与他的生活和思想有某种关联，我便不由自主地来想象当年这位二十三四岁的中国青年徘徊的身影。卢森堡公园的树丛草地，他在这里穿行，或者久久坐在里面看书；先贤祠前卢梭的雕像，他曾伫立在此，缅怀心目中那位写下《忏悔录》的伟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关押过罗伯斯比尔、丹东、哥代（又译郭黛）小姐等风云人物的监狱里，我想到了巴金在小说中如何描写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悲剧；走进王尔德流亡巴黎最后寄寓而病逝的旅馆，我想到巴金曾翻译过《快乐王子集》,想到他说过的一段话：“我喜欢王尔德的童话，喜欢他那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严正控诉，对贫苦人的深刻同情和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崇高灵魂”；一家名叫“罗马”的咖啡馆，因流亡到巴黎的列宁曾光临过，并和托洛斯基相约在此见面，也让我想到了巴金在还没有来到巴黎之前，曾就俄罗斯革命和列宁等问题而与郭沫若发生的争论……

逗留巴黎半个月的时间里，一次又一次我便以类似的感觉，走在巴金当年居住过的拉丁区及周边地区。

二十年前，开始研究巴金时，我就被他对巴黎生活的描述所感动：

我的生活是很单调的，很呆板的。每天上午到那残留着寥落的枯树的卢森堡公园里散步。……

脚踏着雨湿的寂静的街道，眼望着杏红色的天空，望着两块墓碑似的圣母院底钟楼，那一股不能熄灭的火焰又在我底心里燃烧起来。我底眼睛开始在微雨的点滴中看见了一个幻境。有一次我一个人走过国葬院旁边的一条路，我走到了卢骚底铜像底脚下，不觉伸了手去抚摩那冰冷的石座，就像抚摩一个亲人，然后我抬起头仰望那个拿着书和草帽的屹立着的巨人，那个被托尔斯泰称为“十八世纪的全世界底良心”的思想家。我站立了好一会儿，我忘了一切痛苦，直到警察底沉重的脚步声使我突然明白自己是活在什么一个世界里的时候。

每夜回到旅馆里，我稍微休息了一下这疲倦的身子，就点燃了煤气炉，煮茶来喝。于是圣母院底悲哀的钟声响了，沉重地打在我底心上。

——《写作生活底回顾》

1928年，巴金与同学詹剑锋、桂丹华摄于法国

巴金这段话写于一九三六年的上海。他不会想到，六十年后的一九九八年，他的这段文字重又感动着另一个中国人，让这个人在巴黎想到他的历史。

巴金抵达巴黎是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离开这里回国是在一九二八年底。今年，巴金即将年届百岁，在开始描述巴金的一生时，我自己也感到奇怪，率先出现在电脑显示屏上的地名不是他生于斯、养于斯的成都，也不是他居住时间长达近七十年的上海，却是远在欧洲的巴黎，一个他在此仅逗留了不到两年的异国他乡。

不是因为巴黎越来越成为文化怀旧的时髦首选，来凑这样的热闹，而是在巴金的百年行程中，巴黎实在是最具转折意味的地方，是最值得解读的一个历史环节。对于他，巴黎有着双重意义，它既是以往行程自然而然的延伸，又是未来跋涉的一个有着全新意义的起点。

巴黎——从故乡成都走来的路有多远？巴黎——从这里走回中国之后的路又有多长？对于将改变一生行程的巴金来说，这永远是他无法计算、也难以计算的数字。政治热情、革命信仰、青春苦闷、性格忧郁、文学爆发等，似乎不该一起呈现的诸多元素，却在巴黎这个特殊的世界大都市一下子汇聚到了巴金身上。

这是他的巴黎——

在巴黎，他直接以无政府主义革命青年的身份，投身于世界性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声援即将被美国政府执行死刑的两位意大利同志的活动，从而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一位真正具有国际性的革命者；在巴黎，他开始了小说处女作《灭亡》的写作，一个热心社会革命行动的青年，无意之中又扮演一个被热情燃烧和推动的文学家角色，从此未来的行程彻底改变，一切的苦衷、矛盾、悲哀乃至辉煌也由此而决定；在巴黎，他为自己选择了一个笔名——巴金，一个总是让人想到无政府主义先知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名字，让他烦恼让他忧……
走来时，这个中国青年叫李尧棠（字芾甘）；离开时，他有了一个笔名：巴金。以后的岁月里，“李尧棠”和“李芾甘”将渐渐淡出，为人熟知的是“巴金”。这个名字，一直伴随他从二十世纪走进二十一世纪，然后又走到百岁华诞。

巴黎，巴金生活的转折点。以往的一切河水一般流到这里，未来的一切，又从这里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