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翁长松：巴金也是藏书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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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是人民作家巴金先生诞辰110周年。1904年11月25日巴金出生于书香门第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像这样的家庭与书籍似乎有着天然的关系，所以也就养成巴金从小爱阅读、爱购书和藏书的习惯，这也为造就他未来成为大作家奠定了文化和知识的基础。回顾巴金的一生，他不仅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巨匠，还是一位与书结下不解之缘的藏书家。

一

五四读物点燃巴金购书情趣

巴金称自己是“五四运动的儿子”，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巴金正处于十五岁的青少年思想最活跃时期，五四的新思潮和新读物像阳光和雨露滋润着巴金的少年心，也点燃起他阅读和购书的情趣。巴金曾回忆说：“于是大哥找到了本城惟一售卖新书的那家店铺，他在那里买了一本《新青年》和两三份《每周评论》。我们争着读它们。那里面的每个字都像火星一般的点燃了我们的热情。”（《巴金全集》第12卷第402页）在潮水般涌入中国思想界的各种学说中，巴金选择和迷上了无政府主义。少年巴金最初接触到的并不是学说的原理，而是具体的人和书。一个未曾谋面的朋友从上海给巴金寄来一本小册子，那就是李石曾翻译的《告少年》节译本。它是俄罗斯革命家克鲁泡特金（1842—1921）所写的一本宣传社会革命的书，此书给少年巴金带来了思想震动和极大的影响：“我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书！这里面全是我想说而没法说得清楚的话。它们是多么明显，多么合理，多么雄辩。而且那种带煽动性的笔调简直把一个十五岁的孩子的心烧成灰了。我把这本小册字放在床头，每夜都拿出来，读了流泪，流过泪又笑。” （《巴金全集》第13卷第8页）这本小册子是克鲁泡特金著作《一个反抗者的话》中的一章，作者以通俗的笔调、生活中的事例和极具煽动力的热情号召青年起来反抗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寻求民众安乐的社会。巴金从《告少年》中“得到了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让他“相信万人享乐的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同升起来，一切的罪恶都会马上消灭”。（《巴金全集》第12卷第407页）给少年巴金带来精神震撼的第2本书是波兰人廖•抗夫的剧本《夜未央》。巴金说：“在《夜未央》里，我看见了在另一个国度里一代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战争之大悲剧，我第一次找到了我的梦景中的英雄，我找到了我的终身事业，而这事业又是与我在仆人轿夫身上发见的原始的正义的信仰相合的。”（同上）从此，少年巴金找到了“梦景中的英雄”和为寻求民众安乐社会而奋斗的信仰。

巴金从五四新思潮和新读物中不仅找到了奋斗的信仰，还基本形成了他阅读和购书的方向和兴趣。当然，激起巴金阅读和买书情趣的不仅仅是那些理论和有煽动性的字句，还有许多许多英雄豪杰舍生取义的故事。如俄国民意党女杰苏菲亚成功策划和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而英勇牺牲的故事，让少年巴金读得如痴似醉，对苏菲亚敬仰不已，成了巴金“所知道世界中最可敬爱的人”。伴随巴金的成长和发展，他的阅读和购书的视角在逐渐拓宽，并爱看和购买文学研究会主办的《小说月报》、《文学旬刊》和创造社办的《创造》读物。他满脑子装填了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的大量作品。他说：“我没有走上邪路，正是靠了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为首的新文学作品的教育。它们使我懂得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爱文学。”巴金“有见书就读的习惯”，“喜欢翻看杂书”，更“爱读传记和回忆录”；他如饥似渴地寻找着想看的书，竟然几次在梦中读到！他说：“我有这样一个习惯，读了好的作品，我会感到心灵充实，我会充满对生活的热爱；我有一种愿望，想使自己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阅读熏陶和净化了巴金的心灵和提高了他辨别真假和是非的识别能力，也点燃了他的创作热情，所以也就有了他青年时代创作的《激流三部曲》、《爱情的三部曲》、《寒夜》等著名小说，以及晚年闪耀敢于“讲真话”主旋律的《随想录》。

二

巴金是大作家也是个藏书家

至今大家爱称巴金是“人民作家”和著名小说家和编辑家，却很少有人称巴金为藏书家。可在我的心目中，巴金不仅是个有卓越贡献的中国现代大作家，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藏书家。巴金的友人、爱书家姜德明先生也曾在《与巴金闲谈》中称：“巴金是一位真正的藏书家。”那么为什么会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巴金仅仅是个作家，而不是藏书家，我认为除了巴金的文学成就太高外，与巴金自己谦虚和不宣传自己有关。姜先生也认为：“他（巴金）谦虚，自己不愿多谈，也很少写购书、藏书的事。如果他谈自己藏书的经过，以及在当年在成都、上海，甚至在法国、日本买书、看书的故事，一定非常有趣。”（《与巴金闲谈》文汇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19页）

对巴金的藏书，陈丹晨也有过记载，那大约是1946—1954年期间巴金一家还住在上海霞飞路霞飞坊59号（即如今淮海中路927弄59号）内的情况，他说：“59号三楼房间并不大，临窗有一张书桌，后侧放着卧床，此外都是玻璃门的书柜、占着其余空间。这些书柜排列成行，中间留有可侧身走过的或查找书刊活动的空隙。据黄裳回忆说，他们的卧室兼书房，‘就像苏州花园内假山中间的小径似的，书架里绝大部分是外文书，二楼的一间是朋友让出来的，是吃饭、会客的地方’。” （《巴金全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193页）可见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巴金藏书已相当丰富和可观了。

1955年9月，巴金一家迁入徐汇区武康路113号假三层西式独立花园住宅内，居住环境有了较大改善，也为巴金创造了更大的藏书空间。据纪申说：巴金“解放后搬了家，房子住得宽舒了，书架、书橱也随之增多增大。书房四壁皆书，客厅里也顺墙壁一溜立上四只大书橱，连廊上、过道也放有书橱。一句话无处不是书了。……巴金先是耽读国外哲学名家的各类著作和革命者的传记与回忆，文学作品后来居上的。外文版书早期买得多，解放初期除了俄文本外，全偏重于中文书了。他买进的书很杂，各种各类的书都有。特别喜欢有名家插图的精装本。”（《记巴金及其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0页）

与巴金晚年交往甚多的谷苇也曾说：“去年深秋，巴金在杭州小住，又对我谈起了他买书的往事：‘文革以前，我还常常跑书店买书。那时候，到处可以叫到三轮车。买的书太多，拿不动，就放在三轮车上，连人带书一起到家。我家里书，都是自己一本一本挑选着、寻觅着买来的。我对书有特别的感情。’”（《记巴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版，第99-100页）

巴金藏插图版《神曲》

1966年“文革”爆发，巴金遭受迫害和批斗，家中的书被查封，剥夺了他人生和读书的自由。“黑云压城城欲摧”，虽然生存环境恶劣了，却依然没法完全剥夺巴老的阅读情趣，手中没有书，心中却有书，谁也无法剥夺巴老脑海中记住的书。在“文革”浩劫的苦难的日子中，他曾经背过《神曲》。为什么要背《神曲》？他是这样说的：“1966年我开始抄录、背诵但丁的《神曲》，因为我怀疑‘牛棚’就是‘地狱’。这是我摆脱奴隶哲学的开端。没有向导，一个人在摸索，我一步一步艰难地走着，不怕三头怪兽，不怕黑色魔鬼，……我经受了考验，拾回来‘丢开’了的‘希望’。终于走出了‘牛棚’。我不一定看清别人，但我看清了自己。我虽然十分衰老，可是我还能用自己的思想思考。”心中的书，也成了巴金战胜苦难的精神动力。一度他一边被迫低头挨批、一边却默默地默吟但丁《神曲》的诗句，勉励自己，战胜黑暗，迎接光明。“文革”后期，当他从“五七干校”回到上海后，他又旧习不改，尽可能买起书来。像别的商品一样，稍有点热门的书也很难买，他就托朋友帮忙设法买。诸如《艳阳天》、《红楼梦》、《水浒》、《红楼梦新证》、《鲁迅手稿选集》、《唐诗别裁》、《第三帝国兴亡》，以及工具书《英汉文成语辞典》等。

（未完待续）

注:

本文收录在第十一届巴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