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坂井洋史：《巴金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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坂井洋史《巴金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

作者简介坂井洋史（Sakai Hirobumi）,1959年生，日本东京人。学术博士。现任一桥大学大学院言语社会研究科教授，并担任巴金研究会研究员、上海大学文学院文化研究系校外委员。主要著作有《忏悔与越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日文。东京：汲古书院，2005年/中文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脱轨与启示——中国现代作家研究》（日文。东京：汲古书院，2012年）、《巴金的世界》（与人合著，中文。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陈范予日记》（中文。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现代困境中的文学语言和文化形式》（与人合著、中文。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情影——陈范予诗文集》（中文。香港文汇出版社，2011年）《中国安那其主义运动的回忆》（编译，日文。东京：总和社，1992年）、《原典中国安那其主义史料集成》（与人合编。东京：绿荫书房，1994年），译作有《九月寓言》（张炜著。东京：彩流社，2006年）。

本文作者坂井洋史与巴老在巴金寓所客厅

目录

第一辑“巴金”缺席的文学史读巴金　——“违背夙愿的批判者”的六十年二十年代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与巴金关于《灭亡》　——巴金的“流亡”之含义重读《家》　——略谈读者接受文本的机制及其“关于人的想象”巴金与”平凡人“巴金与福建泉州《憩园》论　——“侵犯”与花园的结构巴金　——丰富生命的追求者《随想录》和历史的记忆　——与周立民君商榷
第二辑关于我的巴金研究人文传统的继承和显现对于今后巴金研究的期待关于“后启蒙”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的思考　——以“巴金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为主题的研究<是否可能/如何可能>？
第三辑贯彻民间性的一生关于巴金写给《陈范予日记》的题字关于巴金与缪崇群的交往　——一个初步的假设美妙乐音中展现出来的“历史”正剧之漩涡　——读《上海交响乐团故事——西洋音乐家的梦》后巴金的“活法”和“遗憾”　——访谈录之一巴金研究的几个问题　——访谈录之二与周立民对谈　——访谈录之三
后记

精读

关于我的巴金研究

　　我过去的巴金研究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巴金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关系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我的主要见解见于《二十年代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与巴金》（一九八三）、《巴金与福建泉州》（一九八六）和《读巴金——“违背夙愿的批判者”的六十年》（一九八九）等论文。我将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巴金定位在近代以来中国无政府主义史上，而认定他属于“第三代”无政府主义者（第一代是清朝末年革命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如刘师培、吴稚晖、李石曾、张继、刘师复等；第二代是五四时期活跃的无政府主义者，如黄凌霜、区声白、朱谦之等人）。我认为，对于“第三代”无政府主义者巴金的思想，应该如此理解才符合历史实况：他严厉批评前面两代无政府主义者思想的“不彻底”和“不纯粹”，主张自己奉为理想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彻底”和“纯粹”；他以更忠于无政府主义“本义”（实际上是西方语境中无政府主义原创思想之谓）、更尖锐化的无政府主义者自居，而且以此为自己的骄傲；但是，他被无政府主义吸引并投身于实际运动行列的二十年代后期，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革命进程上的影响丧失殆尽，运动的现实基础也几乎不存在了；因此，巴金无政府主义思想就增加唯心色彩，在他小说也往往出现为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而苦恼的形象（特别在早期的作品，如《灭亡》、《新生》、《爱情三部曲》等）；三十年代以后，巴金把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理想假托于无政府主义者开展的一些教育事业上，而与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直至四十年代，因为巴金认为他们才是维护理想一点灯火的坚强无政府主义者；实际上，以无政府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武装革命或工人运动（工团主义）的可能性缩小至等于零的年代，只有教育事业才是无政府主义者唯一可以依靠的阵地；与他们交往，巴金竟将自己的理想的内涵也改变，更加内化、伦理化了；只有如此，他才能投身于创作或出版活动，也能够认为这些活动是由无政府主义思想而产生的批判意识维持其生命的现实途径。　　我认为巴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被他所处的时代语境牢牢规定着，所以首先对近代以来中国无政府主义史的前后脉络加以整理，然后将巴金定位在这个历史框架中。至今我还认为，这是研究“巴金和无政府主义”此一专题时绝不能避开的前提性工作。在无政府主义流行的顶峰期已经过去了的年代皈依这个思想的巴金，一句话说，是“来迟一步的无政府主义者”。我认为，这个“来迟一步”就是决定他无政府主义思想实质的重要因素。这是在《二十年代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与巴金》一文提出的创见。而后，巴金对于自己无政府主义的内涵加以变更，将自己的理想假托于教育事业上，同时将无政府主义本身变为内化、伦理化。关于这个过程，我尤其注目于在福建泉州开展的一系列教育活动（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学等）和巴金的关系，从一九八五年以来屡次进行实地调查，这个结果就是《巴金与福建泉州》。在这个调查过程中，我发现了曾经担任过泉州平民中学校长、巴金的畏友陈范予的大量未刊手稿，也对此进行过一番整理和校订，在一九九七年出版其中五四时期的日记，拿到巴金本人的题字。如此不得不改变自己理想内涵的巴金，后来如何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现实批评意识和创作或出版等乍看似与无政府主义无关的文化活动整合起来，如何对此“转变”给予一个合理的解释，关于这个问题，我在读《读巴金——“违背夙愿的批判者”的六十年》一文中提出了基本的见解。　　以上见解中，关于“世代论”，我早在一九八三年的大学毕业论文中提出过见解的基本轮廓，《二十年代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与巴金》一文就是在这篇毕业论文的基础上，稍加整理而成的。注目于“来迟一步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精神道路，而从这个角度来评价巴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这种研究视角是我原创的，至今依然不失为新鲜而且有效的解释。我自认为，这就是我对于巴金研究的最大贡献。　　第二是巴金文本的叙事学解读。　　这方面的论文，直到现在，公开发表过的论文只有一篇，即《<憩园>论——“侵犯”与花园的结构》（一九九二）。该篇注目于《憩园》的叙事结构：多层的“侵犯”在花园上来来去去；随着“侵犯”的深化，故事也进一步发展。一般的读者往往仅注目于巴金文本中的思想性因素，我却认为，他四十年代的文本如《第四病室》、《寒夜》等，从叙事学角度来看，也具备耐人寻味的复杂性，值得研究。我曾有过分析巴金所有四十年代长篇小说的设想，该篇本来是开头起步的第一篇。很遗憾，至今没有完成其他续篇。　　第三是关于巴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定位和历史性评价问题。　　如果说，现在的我还勉强能算是一名巴金研究者，那因为我在这个问题上对于巴金依然感兴趣的缘故。我觉得，近年来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中，巴金等新文学的奠基者一代似乎受不到本该受到的重视。但是，其理由未免太浅薄些，他们“文学史”的编写者似乎认为他们的文本因为没有应用二十世纪先端性叙述或形式而显得有点陈旧。这个问题与上面第二个话题有关。我认为，我们应该更加去贴近巴金的文本，从中挖掘更丰富的内涵。这一点，我觉得以往研究界依然做得不够。原来，文本并不是作者能够完全控制且支配的东西，而是读者也通过多样的解读可以参与其完成的“公开的场所”。如此想来，能够从文本汲出意义和价值与否，其责任的一半就在读者。缺乏这种思路的文学史研究，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基于什么样观念的文学史研究才写出低估巴金的文学史？这些就是我目前最关心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从“排斥巴金的文学史”这个角度加以讨论的论文是《关于话语的“排除”机制和文学史框架的重建》（一九九九）。这篇论文曾经单独发表过，后来我将其中主要的内容写进《“巴金”缺席的文学史》（二〇〇五）中去。　　现在我对严格意义上的巴金研究保持距离，今后我继续以巴金为中心题目的研究与否，很难说。如果继续做下去的话，还是上面第二和第三方向将会成为其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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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饶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