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辜也平：文学老人的沉思——《随想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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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想录》是巴金晚年最主要的著作。从1978年12月初写《谈<望乡>》开始，到1986年8月20日写成《怀念胡风》，巴金克服年老体弱，多次患病住院以及其他种种无形压力，用近八年的时间完成了这部48万字的大书。　　《随想录》的发表和出版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曾引起国内外不同阶层人士的广泛关注，大部分评论者都给以很高的评价，但也有一些人持有不同的看法。作为一部贴近现实生活，具有鲜明社会文化批评色彩的“随想”，它带来不同的评价是必然的。而由于历时八年的写作时间恰是中国社会逐步从“文革”的阴影中解脱出来的时期，《随想录》前后的篇目必然也表现出某些的差异。如在70年代末，作者写作时可能较多地倾向于社会的批判和政治的批判，而到了80年代中期则更多地显示出作者自觉的思想批判和文化批判意识。这种差异实际上也恰好与流行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的时代文学风尚相一致。作者后来谈到这本著作时也说：“我写第一本和以后的几本，思想有时也不同，也有变化。它们是个整体，相互联系，有分有合。”所以他主张“应该把每一篇连在一起来看”，“最好能作为整体来看”。

一

面对历史、现实与未来

　　20世纪70年代末，中华民族刚从这“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中解放出来，因而，这时期开始的新时期散文带有沉郁和悲怆的色彩。大部分作家还是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回忆那段时期的种种遭遇，揭示人们身心的种种创伤…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这场散文创作热潮中，巴金的《随想录》无疑是最具有轰动效应的作品。巴金与孙犁、杨绛、陈白尘、柯灵、萧乾等一批文坛宿将，率先在散文领域寻回了显示个性的“五四”文学传统。　　但是，与其他作家有所不同的是，巴金一开始就以直面现实，贴近生活的文化战士的姿态再次崛起于文坛。他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批判现实，反思历史，同时又关注着未来，从而显示了一代资深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显示了高度自觉的现实批判精神和历史责任感。单从《随想录》开头的《谈<望乡>》、《再谈<望乡>》、《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等几篇的题目就可看出，作者最早也是从揭露和批判开始的，它们充分地体现了巴金关注现实，介入现实的创作态度。　　……　　《随想录》中类似这一类的篇目还很多，它的作者总是时时刻刻关注着现实，它的批判锋芒也由此而涉及到现实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如《小人·大人·长官》批判了把解决问题的一切希望寄托于包青天、海青天，进而放弃独立思考，唯上是从的清官意识。《赵丹同志》、《作家》、《“创作自由”》、《谈版权》等篇则就当时人们普遍关注的文艺政策问题、创作问题、版权问题表明自己的看法。…此外，作者有时还对诸如学校教育（《小端端》、《再说端端》、《三说端端》）、汉字改革（《汉字改革》）等方面的问题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　　除了对社会现实表现出独立的批判精神之外，《随想录》还显示了作者严肃认真的历史思考。写于1979年年初的《怀念萧珊》就是一篇较早的，对那段历史进行批判思考的著名散文。这一作品倾注着作者对亡妻深沉的怀念，包藏着作者对给萧珊带来不幸的罪恶势力的无比仇恨。……巴金失去萧珊的痛苦是他个人的，同时又是那一时代整个民族所共有的。巴金在作品中一再为自己连累萧珊而自责，透过这痛苦的自责，人们不难看到巴金自己不也正是那场劫难的受害者。……　　当然，《怀念萧珊》对那场灾难更为深刻的揭露，主要还是通过对萧珊悲剧的描述加以表现的。萧珊是有“才华”的，……萧珊又是善良本分的……更令人痛心的，是她又那样地单纯，单纯得至死也没能识破那场罪恶的种种骗局。……因此，萧珊的不幸连同其他人的遭遇，使得这一作品的悲剧意义远远超越了一般的悼亡散文，作者的哀痛、愤懑、思索实际上已和民族的不幸，人民的苦难紧紧地交织到了一起，它促使人们在痛苦中对那段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　　……　　正如当时整个文学界由“伤痕文学”开始进而对建国以来的许多政治运动进行全面的历史反思一样，巴金的《随想录》在批判、否定“文革”之后，也逐渐把目光投向了更为遥远的过去，从而对60年代初的反修运动（如《“遵命文学”》）、反胡风运动（如《怀念胡风》）进行了更为深刻的反思。　　……　　那么，是什么动力促使巴金到晚年还对这一切耿耿于怀、不息探索呢？是有艺术良知的作家对于祖国的忠诚，对人类那始终如一的爱。他所期望的就是那些曾经发生的历史悲剧不再在中国的大地上重演，就是人类社会不再蒙受那种历史的灾难。……他说：“我们有权利，也有责任写下我们的经验，不仅是为我们自己，也是为了别人，为了下一代，更重要的是不让这种浩劫再一次发生。”（《<随想录>日译本序》）因此，他对于那种一味强调“向前看”，不允许人们谈论“文革”，总结教训的看法不以为然，他说：“难道为了向前进，为了向前看，我们就应当忘记过去的伤痛？就应当让我们的伤口化脓？……我们应当向前看，……然而中华民族绝不是健忘的民族，绝不会忘记那十一年中间发生的事情。”（《绝不会忘记》）　　为了未来正是巴金反思历史、批判现实的着眼点。

二

 深刻而严厉的自省与自责

　　巴金《随想录》的另一重要价值，就是通过严厉的自剖和深刻的自省，表达富有正义精神与艺术良知的知识分子对于已经逝去的那段岁月的反思与忏悔。而这种反思与忏悔，同样也是在对历史进行深沉反思的基础上逐步展开的。　　《随想录》的开首几篇，还是配合当时的形势而写的。但是随着由批判进入反思，作者在对过去历史进行重新审视的同时，也开始对自己经历的人生进行了内省。在《“遵命文学”》中，他开始为曾“遵命”批判柯灵的《不夜城》而歉疚、接着，在《一颗核桃的喜剧》中，他又为林彪、“四人帮”能轻而易举地得逞而反省……　　如果说，巴金这时的自省还处于一种不自觉的阶段，那么随着反思的深入，作者的自省意识也就越来越自觉，他的自我批判也就越来越严厉。在《纪念雪峰》中，他为曾重复别人的话，批判丁玲的“一本书主义”、冯雪峰的“凌驾在党之上”、艾青的“上下串连”，“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而责备自己。在《再论说真话》里，他又为曾跟着浮夸风跑而写下的“豪言壮语”而脸红心跳。到最后的《怀念胡风》中，他更为自己参加过批判胡风和路翎而痛心疾首。　　1979年2月的《“遵命文学”》中，巴金对批判柯灵的《不夜城》的忏悔还只限于“歉意”，他说：“我也暗中埋怨自己太老实，因为另一位被指定写稿的朋友似乎交了白卷，这样他反倒脱身了。”对与这事有关的叶以群的死，作者也仅表示“难过”和“痛惜”……但是，到了1986年9月的《二十年前》，巴金对叶以群死时自己的心态有了更为严厉的自责。　　在其他许多篇章中，巴金也把曾为了保全自己而跟着批判别人称为“向着井口投掷石块”，称自己的行为是“可耻”、“卑鄙”的，后来自己想起来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在《小狗包弟》中，他甚至对自己把小狗送上解剖桌也进行了深刻的自省。……可以说，在《随想录》中，巴金自审的严厉甚至超过了自身对现实的批判和对历史的反思。　　“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在劫难逃地陷入了遭受迫害的厄运之中。“文革”后，许多作家复出并开始重新执笔，他们大都自然地以受害者的身份诉说自己在“文革”中的不幸。……只有真诚的巴金以及孙犁、黄秋耘、荒煤等作家才虔诚地把自己放在灵魂的天平上，自觉而严厉地解剖和拷问自我。因为巴金觉得不应该“事情一过，不论是做过的事，讲过的话，发表过的文章，一概忘得干干净净，什么都不用自觉负责。”他觉得自觉应该“做一个不赖债的人”（《访日归来》）。　　……　　巴金在《随想录》中对自己那几十年间的所思所想的无情而又真诚的袒露，客观上揭示了那些岁月里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共有心态。作者献身说法，揭示了知识分子丧失主体精神，丧失独立思想品格之后的可悲境地，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挖掘出给知识分子造成极大伤害的几次运动得以展开的原因。……他说：“万一在‘早请示、晚汇报’搞得最起劲的时期，我得到了解放和重用，那么我也会做出不少的蠢事，甚至不少的坏事。”（《解剖自己》）　　自省需要勇气，自责更是一种痛苦。巴金说自己写《随想录》时，刚开始拿着笔并不觉得“沉重”，可是当“把笔当作手术刀一下一下地割自己的心”时，“却显得十分笨拙”，“下不了手”，因为觉得“剧痛”（《随想录·合订本新记》）。但是巴金最后还是完成了这震撼人心的自我审判，他把笔锋伸向社会、伸向历史，同时也伸到了自己的心灵深处。他没美化自己，更不指责别人，和他的现实批判和历史反思的目的一样，他的自省也是为了未来，为了拯救几十年来被严重扭曲的知识分子的灵魂。在经历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之后，巴金又重新寻回了自我，他不仅是旧制度、旧势力的无情批判者，同时也成了旧我的无情批判者。

三

寻回属于“自我”的艺术世界

　　从总体上看，《随想录》属于议论性随笔，作者继承了鲁迅杂文紧密贴近现实，大胆针砭时弊的创作传统，写真话，抒真情，不卖弄，无做作，所写的虽大多为“随时随地的感想”，“但它们却不是四平八稳，无病呻吟，不痛不痒，人云亦云，说了等于不说的话，写了等于不写的文章”（《随想录·总序》）。　　在三四十年代，巴金始终以社会的批判者、文化战士的身姿活跃于文坛。五六十年代，他出于对新社会的热爱，把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的“我”逐渐地融入了社会化、政治化的“我们”之中，他也由独立的批判者转为赞歌和颂歌的合唱队队员，直至“文革”开始被剥夺这种歌颂的权利为止。……在《随想录》中，读者终于又看到一个真诚的、独有独立人文品格的巴金的再生，《随想录》也由此而显示了鲜明而锐利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色彩。　　在叙述和议论中潜藏着一种真挚的情感力量是《随想录》最为鲜明的艺术特征。整部《随想录》，处处流露着作者批判、抨击丑恶势力的愤激之情，显示从作者对社会上种种不正常现象的不满，以及对于亲朋好友的真挚的怀念。面对10个“寻找理想的孩子”，巴金用几个星期的时间艰难地写了一封回信，与他们探讨人生、社会与理想。在与这10位小学生的信中，这位81岁的老人仍然保持着青年时代的真诚与热情。他写到：“五十几年来我走了很多的弯路，我写过不少错误的文章，我浪费了多少宝贵的光阴，我经常感受到‘内部干枯’的折磨。但是理想从未在我的眼前隐去……我再一次向读者，向你们掏出我的心：光辉的理想像明净的水一样洗去我心灵上的尘垢，我的心里又燃起了热爱生活、热爱光明的火。火不灭，我也不会感到‘内部干枯’……”（《“寻找理想”》）……作者掏出一颗心来，真诚、炽热。整篇作品行文流畅，有一泻千里之势，字里行间包藏着一个81岁的老人对于人生、对于理想的热爱，充溢着一个著作等身的老作家对于普通读者的眷眷深情，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怀念萧珊》更是一篇充满情感力量的佳作，它倾注着巴金对亡妻真挚而深沉的怀念，饱含着作者对给萧珊带来不幸的罪恶势力的无比仇恨。…巴金满怀深情地诉说着萧珊生前的一切，诉说着他们相濡以沫的最后时光。他们初识于30年代中期，没有隆重的婚礼，也没有任何的物质追求，有的只是两人真诚的爱。在战争的年代里，萧珊与丈夫一起“经历了各种艰苦的生活”；在“浩劫”的岁月中，她又给备受摧残的丈夫以安慰、鼓励与信任。…为了使丈夫的“问题”早日解决，自己病得不能起床也不用电话去打扰丈夫；甚至在病危之际也还念念不忘丈夫的“解放”，还为看不到丈夫的“解放”而遗憾。巴金一方面深情绵邈地诉说着萧珊生前对自己的种种好处，另一方面又痛苦地回忆自己给她带来的种种不幸。……“是我连累了她，是我害了她……”悔深正由于情切。用悔恨和遗憾来反衬哀思，使得巴金对亡妻的怀念之情显得更为真挚与深沉。　　在把自己的情思化作涓涓的细流，渗入到对萧珊生前一言一行的体察、描绘之中的同时，巴金又常常按耐不住地直抒胸臆，用诗一般的语言来表现自己那痛苦的心灵。面对即将永别的妻子，望着她那“很大、很美、很亮”的双眼，巴金的心都快破碎了……在与妻子的遗体告别时，巴金又痛苦地想道：“我想，我比她大十三岁，为什么不让我先死？我想，这是多么不公平！她究竟犯了什么罪？”这里，有失去亲人的哀痛，也有愤懑不平的呼号。而在痛定思痛之时，作者的情思就显得更为绵长，更为深沉。他一次又一次地诉说着：“她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有我的泪和血。”…“等到我永远闭眼睛，就让我的骨灰同她的掺和在一起。”真是柔肠百结，生死与共，时时处处流露出作者对亡妻刻骨铭心的思念。　　正由于《随想录》中的不少篇章仍然充满着作者这种情感的宣泄与倾吐，它自然地体现了巴金作品一以贯之的热烈激昂的风格特征。但是，写作《随想录》时的巴金已经进入晚年，已经经历过十年的“浩劫”，他是把《随想录》当成自己的“遗嘱”来写的，因此，这一著作同时也体现着作者对社会与人生、现实与历史的深沉思考，体现着巴金老人即将告别文坛，告别读者的苍凉，因此，它又是一种激情与理性的形象结晶。　　……　　在其他的回忆性散文中，巴金也常常通过对一两个简单细节的描绘，写出人物心灵的闪光点，写出作者与笔下人物之间的一脉深情。……《怀念马宗融大哥》中曾写到，马宗融从台湾返沪后，“我去看他，他躺在床上，一身浮肿，但仍然满脸笑容。他伸出大手来抓我的手，声音不高地说：‘我看到你了。你不怪我吧，没有听你的话就回来了。’”当时的马宗融已是“在逐渐熄灭”的火，但那笑容，那紧紧抓住朋友的大手，以及那一句“我看到你了”，都无不流露出终于见到老朋友的欣喜。　　……　　写完了五集《随想录》之后，巴金在《后记》中怀着“感激的心”向自己的读者告别：“我这一生不知说过多少假话，但是我希望在这里你们会看到我的真诚的心。这是最后的一次了。为着你们我愿意再到油锅里受一次煎熬。是真是假，我等待你们的判断。同这五本小书一起，我把我的爱和祝福献给你们。”　　巴金是幸运的，他偶然闯入文坛却获得了意外的成功。在三四十年代，巴金以其勤奋、真诚与热情赢得了广大读者的爱戴；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浩劫之后，幸存的他在《随想录》中又为人类举起了爱的大纛，为人民筑下了憎的丰碑。随着时间的推移，晚年的巴金及其《随想录》必将显示出跨时代的意义。

注：本文选自辜也平《多维牵掣下的苦心雕镂》一书，内容有删改。

编辑︱茹佳

录入︱饶悦、茹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