憩园讲坛︱黄昌勇：《随想录》是知识分子在时代动荡中坚持的自我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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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年10月30日

地点：上海大隐书局

憩园讲坛：纪念《随想录》创作完成三十周年系列讲座第七讲

主讲人：黄昌勇

1966年12月生，河南潢川人，现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大都市文化观测研究中心（MCAC）主任，世界城市文化协同创新中心发起人、首席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任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世界城市文化报告》（伦敦）顾问、教育部高等学校艺术学理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全国艺术学会艺术管理委员会副会长、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 研究领域涉及文学、文化理论、文化产业、都市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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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内容精彩集锦

　　今天的讲座为了纪念巴金《随想录》三十周年，所以要围绕《随想录》、围绕知识分子这个命题述说，而我从个人经验说起更加接地气，更加有自己的感受，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点个人体验。我虽然80年代知道《随想录》这个著作，读了一些篇章，但是系统地读《随想录》是90年代，就是在复旦大学读博士的时候系统地读了《随想录》。这次借讲座之际又把《随想录》五部大致读了一遍，跟原来读的时候理解又不同了。尤其特别注意到巴金在最有名的《怀念萧珊》中写道，当年上海戏剧学院狂妄派学生突然袭击，将萧珊抓到作协批斗。我作为现任的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也代替他们说一声抱歉。

每个读书人应该收藏一部《随想录》

　　对于《随想录》中提到的“长官意志”——巴金写道当时上海的一个长官当时提出要大写十三年，比十三年多了三个月的话剧，长官就说不去看了，说明长官意志已经到了非常机械的地步。他在文章中又写到替作家指定和安排去什么地方（深入生活），巴金考虑的是靠组织安排去决定，其实就是长官意志，他觉得这样不太合适，要慎重考虑。　　对于《随想录》中对艺术创作、文学创作的总结——“我不一定看清别人，但是我看清了自己，我是我自己，我回到了我自己身上来”（巴金）巴金在《随想录》中在反思在控诉的同时还在自我评判。他的社会批判、文化批判都像鲁迅一样，首先在解剖自己，反思自己。在80年代，在文革结束不久的一个时期。我觉得巴金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有这种意识非常难得，值得我们非常敬佩，也是值得现在的知识分子汲取的精神。　　对于《随想录》中“讲真话”的精神——“到四人帮下台以后我实在憋不住了，在随想中我大喊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巴金）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要讲真话，但是真话不一定完全都讲，有一些场合可能不宜易讲完全的真话，比如说我批评一个学生就一对一的讲，就是讲真话也要讲场合，讲时机，讲技巧。巴金实际上说过，真话并不等于真理，或者我的真话并不完全正确，如果不是正确的判断这个真话可能会伤害到别人，所以巴金说讲真话就是我要表达真实的思想。我觉得最重要的前提不要讲假话。

一个“知识分子”的个人经验

　　1979年初中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13岁，巴金是1978年开始写《随想录》，那个时候我们还小，我们在偏僻的农村，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信息，所以我系统地读《随想录》已经很晚了，但是对我们的震动还是很大的。　　1989年到90年代的照片中，大家可以发现我永远站在最角落的一个。我父母都不识字，我从一个小山村，到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从一个农民的儿子，到现在也能算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这个变化很大。但是个人的体验也很有意思，我一直到读博士快毕业的时候，一直都是读书，不去想任何的事情，我自己认为这也是一个独立性的表现。1994年博士毕业的时候我才入党，也很晚。博士毕业以后就到了同济大学工作，从一个独立性比较强的学者转变到党的宣传部门工作。　　在博士阶段我做了两本书，一个是《左联五烈士评传》，1995年出版的，一本是《王实味传》1995年已经写好了，一直到2000年才找到家乡的河南出版社出版，创作出版用了十年。我后来还研究了一个翻译家，他是著名的莎士比亚专家，中国第一个提倡用诗来翻译莎士比亚的学者。从我的研究趋向可以看到，其实我还是集中在知识分子（研究）。左联五烈士是国民党杀害的，王实味在体制内献出了生命，翻译家也是九死一生但有善终，平反以后又从事翻译工作。把中间的线索穿起来，从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有独立精神，有自我立场，无论对体制外还是体制内，他们都要说出真话，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结局都差不多的。　　通过对个案知识分子的研究我自己有很多体会，所以我联想到读《随想录》、看巴金、看“文革”，联系当下，所以我对知识分子的存在，或者是在社会中的立场我有自己的体会。

知识分子无法用“专业化”、“批判者”简单分类

　　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认为知识分子分两种，一种是专业化的知识分子，比如说一个科学家或者一个学者，他主要是在自己专业内做研究，不太关注社会问题；第二种知识分子，无论是从事科学、人文、社会、新闻，或者是编辑、记者、人文教授，这种知识分子要关注社会，做社会的代言人，代表社会良心，对社会进行批判，萨义德认为这种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而且他认为这样的知识分子永远是一个流亡者，一个业余者，一个实践者。意思是这种知识分子永远是社会的对立者，永远是一种批判的角色。萨义德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他这种立场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研究和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研究影响非常大。　　但是这毕竟是理论上的总结，我们的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位置以及知识分子如何定位他的使命和价值等问题非常复杂，两种分类无法简单地概括。从五四到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一直到五十年代，我不仅研究了一系列知识分子的个案，还研究了左右两方面的知识分子，所以我觉得这个结论还需要重新思考。　　比如鲁迅是以一个批判者的角色出现的，而且这种批判非常犀利，也非常深刻，按道理可以把鲁迅归为萨义德说的第二种知识分子。但是大量的知识分子存在的同时，他们的选择还是多元的，比如鲁迅一边作为当政的小官员，一边反对当政者。比如萧红和萧军对于写作和抗争的选择分歧，都有自己角色认同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萨义德用两种知识分子非此即彼很难概括以上问题。特别是在当代，在当下怎样看待知识分子和社会的关系，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怎样安身立命，我认为可以有多元的考虑。　　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变动巨大，从晚清的变革以及到五四、抗日、建国、反右到“文革”，社会变化太大，使中国知识分子无法从事安稳的职业，必然卷入社会的浪潮中来，甚至卷入政治浪潮中，这是现代社会的背景。八十到九十年代整个中国的发展更多的和政治联系在一起，政治始终是我们关注的焦点，而九十年代以后政治命题退出了，社会更关注的是市场。这种变化影响和导致知识分子回到学术研究，甚至知识分子不再更多地介入社会，它还是跟整个社会的大背景联系在一起的。

知识分子的定位一直在动摇，在颠覆

　　近代以来知识分子为什么冲到社会的前沿，为什么总是在社会处于领先，启蒙者的位置，因为知识分子总认为自己是社会的先导，价值上他优先于普通百姓，他把自己定位为启蒙的角色。但是后来这种定位产生极大的动摇。　　从四十年代开始一直到五十年代到“文革”，政治的前提下知识分子是被动的，是受外界力量的控制和驱使告诉你，否定自己的知识和价值，强迫接受工农大众的教育和改造，从这个角度看，实际上中国知识分子近代以来确立的像萨义德所讲的第二种知识分子的地位很早就开始在颠覆，在降落，降落的层级不一样因为时代的氛围不一样。九十年代市场化之后，这种动摇也是一致的，彻底的。如何看待这种动摇和变化呢？实际上我觉得不管赞成还是反对，先看看知识分子的自我实践。作为一个社会人，不管言论上、观点上是否支持第二种知识分子的标准，先从行动上给自己判别。　　还有一点，当下是互联网时代，信息时代，我们怎样看待知识分子，怎样看待网络时代的知识分子的选择，又是一个新的挑战。在农耕社会，一个知识分子就会掌握发表的特权，掌握传播的优先权，成为意见领袖。到了网络社会，每个人都有自己传播的空间，每个人都是知识分子，都可以随时随地发表对社会的批判，对社会的看法，每个人都是意见领袖。现在高等教育已经普及了，在这样一个分工更加明确的情况下，萨义德的真正知识分子又有异议了，就是从教育上你是知识分子，但是你不一定是知识分子。　　而且越是社会制度不健全，越是社会动荡，它才有这种知识分子出现。比如说黑暗的30年代鲁迅出现了，“文革”后的80年代巴金出现了。当社会制度相对健全，人性的发展都能得到舒展，萨义德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就没有太多价值了。

知识分子应当承担社会分工的使命

　　从读巴金的《随想录》，到我自己的经历，我觉得知识分子的角色变迁、地位变迁可以从更加复杂的层面上来理解，来看待。社会有分工，知识分子应该确实承担这种使命和价值，只不过在不同的社会阶段有不同的选择，甚至有不同的职责，比如说人文知识分子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的担当就不一样。所以我觉得知识分子不能一同而论，社会还是有分工，还是有不同的变化。

观众提问

注：本文根据现场速记稿编辑，未经演讲者审阅。全稿待以后结集出书时发布。

图文整理、编辑︱茹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