憩园讲坛︱李喜卿：从“不足”的一面谈起《随想录》之魅力
时间：2016年11月26日
地点：上海大隐书局
憩园讲坛：纪念《随想录》创作完成三十周年系列讲座第八讲
主讲人：李喜卿
李喜卿，1973年生于韩国光州，曾就读于韩国全南大学中文系，1995年至2002年为复旦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博士。现任韩国全南大学湖南学研究院HK研究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曾发表《在<随想录>里所表现出的作家自我形象恢复过程》、《重建知识分子共同体与寻找其历史根据的过程—对于80年代以来西南联大研究之考察》（韩）、《对1980年代老作家表达愤怒方式之考察—以赵丹、巴金、夏衍为中心》（韩）等多篇学术论文。
首先我要简单地介绍一下自己如何成为巴老的一个粉丝。我第一次看到“巴金”这一名字是1992年秋天。当时我的一个朋友在北京参加了短期语言进修班，她回国时把《家》的精缩本买来送给我了。现在看来，这本小书就等于我进入“巴金的世界”的第一个阶段。这本书虽然只介绍《家》的重要情节而已，但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觉慧对不合理的封建礼教以及其维护者的反抗，正好符合于我对当时韩国社会感到的失望与愤怒。我出生在光州，虽然1980年光州民主化运动爆发时没在场，但是长期住在这座城市里，我的思想与感情自然而然地受到光州市民反抗独裁政权、渴望民主主义的影响。1992年12月，金大中先生第三次参加总统竞选,而当时执政党候选人金泳三先生获胜了。选举结果给光州市民带来了极大的丧失感。光州民主化运动发生的原因和经过一直被独裁政府掩盖、歪曲，没受到正当的评价。当时我觉得觉慧在封建大家庭所感到的厌恶、绝望超越时空传达到我的心里。由于这样的原因，我就决定大学毕业后要到中国去留学研究“巴金”。
喜欢某一个作家并不等于充分了解他。我欣赏巴金作品里主人公的热情与斗争精神，而并不了解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与所追求的理想到底如何。第一次翻开读《随想录》的时候也是一样。那是1996年夏天，按照导师陈思和教授的安排，我把巴金的主要作品一本一本地读下去了。老师推荐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小说，虽然其中的很多背景我并不理解，但是有男女主人公，也有以他们为主的重要事件，所以觉得，不，严格来讲，错觉以为自己对那些作品有所了解。可是刚开始读《随想录》的时候，我连这一错觉也感觉不到，只有一个疑问盘旋在脑子里：“他在说什么？”
我的困惑和疑问
我的困惑不是来自于文字方面。众所周知，巴老的文章一向很通顺，他不爱使用花言巧语。我的阅读所遇到的就是很多社会、历史问题所筑成的一堵墙，有意思的是这却是藏在字里行间的、无形的墙。不知道现当代中国的重要历史事件，尤其不知道19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时期的特殊情况，无法发现《随想录》的真正价值。
准备这次演讲的时候，我很自然地想起20年前的困惑与疑问来了。我想，随着当时的疑问和困惑接近《随想录》也有意义，因为这能够说明我这个老外如何接近巴老晚年创作的绝唱，同时介绍通过它我到底学到了什么。
以前阅读《随想录》的时候，让我感到困惑的问题大概有三个：
一、巴老，您吞吞吐吐到底讲什么？
二、巴老，您怎么漏掉这么重要的人与事?！
三、巴老，您不是提倡“讲自己的话”吗？
这三个问题往往混合在一起，使我头疼。《随想录》给我留下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作家有很重要的话想说，但总是绕圈子，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但是巴老特有的含糊的表达方式，却推动我努力寻找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很多东西。那我们拿几个例子来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吧。
《随想录》里不断出现的关键词
“我的生命要到什么时候才开花？”（16、再访巴黎）
“我在多数作品里，也曾给读者指出崇高的理想，……。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爱祖国、爱人民、爱真理、爱正义；为多数人牺牲自己；人不是单靠吃米活着；人活着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38、再谈探索）
“我不是一个文学家，我也不想做一个艺术家，我只要做一个‘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的人。”（39、探索之三；50、《人到中年》）
“生命的开花”在整个《随想录》里出现过好几次，但是在第一集里出现时相当模糊，使读者琢磨不到其真正意义。其实这词汇与无政府主义哲学家居友（Marie Guyau,1854-1888）有关。巴老在1933年6月写的《谈心会》中曾引用居友的话来解释什么是丰富、满溢的生命：“个人的生命应该为着他人放散，在必要的时候，还应该为着他人放弃……”，“我们的天性要我们这样做，就像植物不得不开花一样，即使开花以后接下去就是死亡，它仍然不得不开花。”巴老从年轻的时候起非常欣赏居友，到了晚年仍然引用他的话。
从1979年4月24日到5月13日巴金访问法国，那时他到巴黎、马赛、里昂、沙多-吉里等地去回忆50年前的旧事。法国留学时期的巴金是一个忠诚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曾对吴稚晖、李石曾等老牌无政府主义者的变节感到失望，通过几篇文章直接批判过；他完成了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上编的翻译，而且撰写、整理和修改完成三部革命家传记：《断头台上》、《俄罗斯十女杰》、《俄国社会运动史话》；同时与戈尔德曼、樊赛蒂等外国无政府主义运动家保持书信来往。但是1979年再访法国时，他没有公开提起过这些重要的事情。只通过引用居友的话（连居友的名字也没提）来暗示自己在法国接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往事而已。
崇高的理想、爱真理、牺牲自己等也是在《随想录》里不断出现的词汇。崇高的理想是暗示无政府主义的较模糊的说法，爱真理、爱人民、牺牲自己、对别人有用些、别把自己的幸福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等都指出无政府主义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巴金以这些词汇来暗示自己是信奉这一思想的人。
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无政府主义长期被认为一种既危险又反动的思想。1978年以来中国进入到改革开放、思想解放时代，但是国家权力对无政府主义的基本观点没有变化。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理论务虚会上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其中他主张：“极少数‘四人帮’的党羽，利用中国共产党发扬民主的机会和十年动乱给党和国家造成的困难，宣扬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张，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巴金出来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公开的辩论是不可能的。因此，在《随想录》第一本里他以消极的态度和委婉的表达方式来非常隐秘地告诉读者他还是坚持年轻时代的理想。
充满比喻和象征的文字
除了无政府主义问题以外，他用很多比喻和象征来描写历史的教训以及自己内心的变化。
“‘文革’期间造反派和红卫兵先后到我住处，多次吵架，破了好些‘四旧’，却不曾碰一下这块玻璃，它给保全下来了。”（35、大镜子）
“这块玻璃”指的是巴金书房里嵌着的一面镜子。按传统的文学理论来看，镜子意味着反映现实的真实的文学。上一句说明，尽管文革摧毁了很多东西，可是对于文学的真实性并没有带来损伤。
1979年他已经是个较虚弱的老人。但他还拥有很高的热情，因此尽力做出了当时社会要求他的很多事情。结果，他生病了。这时，他才感到自己确实老了，就开始认真考虑用剩下的时间来应该做什么。
“说真话，面对镜子我并不感到愉快，因为在镜面上反映出来的‘尊荣’叫人担心：憔悴、衰老、皱纹多、嘴唇干瘪……”
这句话不仅介绍巴金个人的身体状况。《35、大镜子》是在1979年写的最后一篇《随想录》，通过这篇文章他给自己和整个社会留下一个总结性的忠告。他对社会想说的是：当文学坚持真实性的时候，它必然会照出社会里许许多多的毛病，而且这些毛病是人们往往不愿直面的。
从1977年发表的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起，对现实和历史进行批判的大量的文学作品出现于中国文坛上。1978年8月，卢新华在《文汇报》上发表《伤痕》；同年9月，刘克在《十月》杂志上发表《飞天》；1979年，白桦、彭宁在《十月》第3期上发表了电影剧本《苦恋》，同年，王靖在《电影创作》第10期上发表《在社会的档案里》；李克威的《女贼》发表于《电影创作》1979年第11期上；由沙叶新、李守成、姚明德创作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也上演于1979年……。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文坛上出现了后来被称为“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的很多作品。其中有些作品较直率地描写文革给人们的肉体和精神上留下的无法抹去的伤痕；有些作品大胆地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现实生活中的腐败问题。它们都引起了多方面的论争，同时受到了官方的批判。
对于这类作品，巴金在《随想录》里多次表示过既肯定又支持的态度。在这篇《大镜子》里所讲的镜子就等于当时受到批判、反映过去和现实的作品。
“索性打碎镜子，从此不接触这一类的东西也罢。”
巴金把当时政府对现实主义作品的批判和打碎镜子联系在一起讲。他用照镜子、打碎镜子来说明歌功颂德之类的作品对社会的发展毫无益处。
“镜子对我讲的是真话。所以我不得不认真地考虑现实。这样我才订了一个五年计划。”
通过“照镜子”，（直面现实），他决定了往后不参加各种会议而把自己的生命集中花在创作上。在这篇文章里，他公布了自己的五年计划，即写八部书 ― 五部随想录、两部小说和一部创作回忆录。巴金可以直接谈自己的身体情况和五年计划，但他还是要用一种象征的手法来描写当时社会和自己的问题。因而这篇文章就可以拥有更深层的文学意义。
《36、小狗包弟 》也是象征性较强的一篇。文革当中没有不能养狗的规定，但是巴金怕包弟的叫声引起红卫兵的注意而带来麻烦，就决定把它送到医院当实验狗。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牺牲了家里养的一条狗，巴金很后悔这一决定，而且把包弟的处境引申到自己的身上来说明当时他的精神状态。
“在我眼前出现的不是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36、小狗包弟）
“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
巴金把包弟的处境与自己的视为一体。为了他和家人的安全，巴金选择牺牲包弟；这是事实，也是一种比喻，就是说明为了保护家人，巴金选择了牺牲自己。但是包弟的牺牲并没有给巴金带来安全上的保证，同样他的牺牲阻止不了家庭的悲剧。这就是十年浩劫的矛盾所在。巴金的选择与他一直批判的“觉新”性格有关：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可得不到幸福，反而失去爱人、孩子、自己。文革以前，巴金以为自己身上没有觉新性格，但是到了晚年才发现自己却重复了觉新的人生道路。
《81、怀念满涛同志》也是充满比喻与象征的一篇。这是巴金所写的关于胡风分子的第一篇文章，写作时间为1982年3月底。从1981年底开始，中共中央对胡风分子进行平反。（《随想录》里的所有怀念文章的对象都是政治上没有问题或已被官方平反的人）很可能，由于这一原因，巴金就写了这篇文章。在1955年反胡风运动时，巴金曾发表过两篇文章，一篇为《他们的罪行应当得到惩处》，另一篇为《关于胡风的两件事情》。这两篇表态性文章针对的是路翎和胡风。因此，如果他真要回忆反胡风事件而进行忏悔的话，应该写胡风或路翎才对。但是巴老还是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他从与自己关系不太密切、也不太严重的一个胡风分子开始接近这一知识分子的历史悲剧。有关胡风与路翎的回忆，一直推迟到《随想录》的最后一篇了。
“这里的负责人看见满涛态度好，工作积极，想给他摘掉‘胡风分子’的帽子，就打了报告到上级和某某机关去请示，万万想不到会得到那样的答覆。”
张满涛与胡风关系疏远，所以他被认为只是受到胡风的影响而已，并没有做反革命。在“文革”时期，因为他的工作态度很好，当时《新文艺》的领导愿意把他的“胡风分子”帽子摘掉。为了摘帽子，上面查他的档案时，就发现了十年前满涛已经戴过反革命帽子，但是处理的时候，人们却把他处理为一般胡风分子。上面要挽回过去的“错误”，就重新宣布了张满涛是个“反革命”。这件事给张满涛带来了很大的打击。从表面上看，这一篇叙述着满涛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而实际上指出50年代的“反胡风运动”是一件不符合理、极其荒唐的历史事件。同时暗示着几十年来胡风分子受到的政治上的逼迫和心理上的压力是非常冤枉的。
频繁使用官方语言
巴金在《随想录》里提倡的生活、创作态度之一就是“讲自己的话”。但是，《随想录》里我们到处可以发现很多官方语言。如：“没有这样的新的一代的革命青年，谁来实现‘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科技技术）？”（1、谈《望乡》），“但今天不再是‘四害’横行、谣言可以杀人的时候了。”（4、“结婚”）“实践的结果（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证明说空话没有用，某国并未落后。”（31、“豪言壮语”），“有人说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133、再说“创作自由”）等。《随想录》是一本开放性的文本，随着时间的流逝、作家思想的发展，它的水平也不断地提高。在《随想录》里出现的官方语言说明两点：一、自从1969年5月起，巴金虽然渐渐地恢复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但是长期生活在极左思想支配下的他还是需要适应新环境的时间。第一集时期正属于这种适应期；二、巴金故意借用官方话语来给自己的主张提供合法的根据。如，《124、人道主义》里他引用邓朴方在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上的讲话中的一个小标题《我们的事业是人道主义的事业》。这一标题非常自然地使人想起1983年爆发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当时，思想界不准讨论、发表与人道主义有关的任何文章。邓朴方谈的当然不是哲学上的人道主义，而是“不能欺负人”的意思。巴金谈人道主义的时候，“清污”的狂风已经停止了。他却借用官方话语来给自己反对“清污”的立场提供一种合法根据。
《随想录》的很多关键词虽然非常尖锐，但是大部分不是由巴金第一次提出的，而是借用别人的话。比如，“探索”是1980年1月25日白杰明在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上发表的特约稿《异样也是常态》中所提出的词语。作家方之等人在50年代组织的文学团体也是“探索者”。“说真话”是把《新民晚报》的前任社长赵超构的话借来用的，而且最早实践“说真话”精神的不是巴金，而是著名演员赵丹。“奴在身者、奴在心者”也是从林纾的一本翻译书里借来的。这是否违背巴金所提倡的“讲自己的话”精神？如巴金故意借用别人的词汇，其目的到底是什么？
巴金提起这些关键词时虽然显得轻松、偶然，而且把它们的发明权都交给别人，但是实际上它们都是他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要准备、表达的思想。比如，巴金所说的“真话”并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不再为官方说话”的意思。他以“讲真话”来表示一种态度：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听从官方的指令说话。按这样的逻辑来讲，“假话”就等于符合官方的发言。这么严重的话题、严肃的思想，巴金却通过轻松、偶然的方法来介绍给读者，让他们更加容易接近《随想录》的主题思想。
《随想录》是一种标志，这标志意味着巴金决定重新走向独立思考的道路。同时《随想录》又是其实践证据。坚持思想解放、恢复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并不容易，这需要很多人的参与和支持。巴金也不例外。他非常渴望周围的知识分子能够成为自己的同盟军，与他们一起进行写作和战斗。他在《随想录》里处处借用别人的词汇，引用他人的主张也是寻找同盟军的一种努力。含糊、委婉的表达方式、对一些重要人物和事件回避不谈、借用官方话语和别人的话以上的内容好像介绍《随想录》的“不足”。可是与其称它们“不足”，不如叫一种特殊设备。通过它们，读者能够发现作家想回避的很多历史和现实问题，也能欣赏作家所发挥的文学技巧。
《随想录》仍然是一本“活着”的作品
当然《随想录》也有别的缺点，其中一个就是它的思维方式完全属于80年代思想界的思路。最明显的是把文革视为封建主义大复辟的主张。……对平等的追求与封建主义的余毒没什么关系，这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欲望。改革开放、商品经济的发展不能解决平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听取舆论、改善政治体制、保持社会公正等多方面的努力。反过来讲，在一个社会的发展过程当中没有妥当地解决平等问题的话，这个社会仍然包含着随时走向极端路线的危险。
对我来说，《随想录》仍然是一本“活着”的作品。巴老提倡的“独立思考”、“讲真话”、“探索”、“争取”正当权利的精神对我都依然有效。目前韩国的处境极其困难，现在韩国人民对朴槿惠总统感到的失望与愤怒简直无法形容。每天晚上，几百、几千、甚至多达一百万人的群众手里拿着蜡烛向总统和政府表示他们的愤怒，要求总统承认犯罪行为而下台。面对目前祖国的情况，我就想起巴老留给我的教训：“不能把一切都推在‘四人帮’身上。我自己承认过‘四人帮’的权威，低头屈膝，甘心任他们宰割，难道我就没有责任！难道别的许多人就没有责任！”如果，韩国人民当初用冷静、严格的标准来衡量总统候选人的话，朴槿惠会当选为总统吗？2012年总统选举前她在讨论会上已经露出自己的真面目：知识浅薄、眼光狭窄、性格顽固，根本不是当领导的料。但是很多人只看自己想看的东西，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继续支持她。巴老所说的那样，现在韩国面对的悲剧其实我们自己造成的，所以每个韩国人都有责任。“惟有不忘‘过去’，才能作‘未来’的主人”（145、“文革”博物馆）；“‘创作自由’不是天赐的，是争取来的。”（126、“创作自由”）巴老的这些话给我提供如何处理、解决目前问题的办法。为了不再重复现在的错误，一定要记住历史的教训，要关心政治、社会问题，对周围不公正的事情尽量提出自己的意见，总的来说，要积极地争取、保护自己和他人的权利。
以前觉慧的热情超越时空传到我内心的那样，如今，巴老的经历、体验、忏悔以及实践给我继续保持“独立思考”精神的理由。一个人的命运离不开他自己的思想与行动，同样，一个社会的变化也离不开每个成员的觉醒和实践。《随想录》教我如何面对历史和现实，也教我如何“做我自己的人”。我想，它的价值和作用并不局限于我一个人身上。
观众提问
注：本文根据现场速记稿编辑，未经演讲者审阅。全稿待以后集结出书时发布。
编辑 | 茹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