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胡景敏：《随想录》：回到自我具体性
《随想录》：回到自我具体性
巴金人格结构中的自我具体性一直受到目标自我的压抑，表现在创作上是以抽象宏大主题简化或者剪裁生活；表现在人格发展上，一方面总有一个高悬的目标自我指引人生，这是积极的一面，另一方面，由于他的目标自我具有较强的抽象性文本性，首先，容易遮蔽对自我具体性的体认，其次，离开自我具体性同意使主体丧失对社会意识形态的质疑进而为其裹挟，甚至随其俯仰而不自知，这是消极的一面。一九四九年之后，巴金人格结构中消极的一面表现得非常明显，我认为，这是导致他，当然也是我们现在解释他在新中国“转向”的主要原因。
一九四九年后，巴金的根本信仰并没有改变，只是在新中国顾家意识形态渗透下转换了形式而已。这种转化的原因一方面是无政府主义在政治上失去了合法性，其存在形式必须由显在向潜在转变，这是外因；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宣传的人人平等、万人享乐、共沾福祉的美丽图景与他的信仰正相契合，同时，来自抽象自我的信心压抑了基于自我具体性的质疑，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新兴意识形态已悄然置换了他的旧有目标自我，这是转化的内因，也是主因。因此，十七年中巴金衷心地高唱赞歌、炮制“豪言壮语”也就不难解释了，巴金晚年回忆说：“我并不是在吹牛，我当时的感情是真挚的，我确实生活在那样的气氛中。……我当初的确认为‘歌德’可以鼓舞人们前进，多讲成绩可以振奋人心。”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赞歌发自内心的要求，而自我结构正是决定主体内心要求的根本原因。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建国后的巴金并没有“转向”，看得见的转化只不过是他一贯的自我结构的表现而已，只不过是由对他所憎恨的旧制度、旧礼教、旧社会的反抗、控诉转化为对他所认可的新事物的欢呼、颂扬，但恨和爱的依据与方式却是一致的。
但是，经历了反胡风运动、反右运动，以及文革初期的冲击之后，巴金意识自我和抽象自我的矛盾开始困扰他。现实的虚妄培植了他对自我具体性的感觉，个人的意识逐渐和意识形态宣传不甚相合甚至矛盾，是否继续做一个意识形态的信仰者，做一个抽象的目标自我成了问题。巴金解决这种自我焦虑的方式是从外在寻求新的文本的支持，这个新文本就是“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他把外在的个人权威作为缓解资金内心意识形态信仰危机的理由。巴金把这一心路历程称为“改造”，他说：“我的‘改造’可以说是从‘反胡风’运动开始，在反右运动中有大的发展，到了‘文革’，我的确‘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给改造成了另一个人。”这里的改造主要是指思想（精神）改造，它要完成的是以意识形态对人的精神占领，或实现对领袖权威的无保留崇拜。巴金在《随想录》中多次谈到他的个人崇拜心态，例如在《十年一梦》中他说：“我自己后来分析说，我入了迷，中了催眠术。其实我还挖得不深。在那两年中间我虔诚地膜拜神明的时候，我的耳边时时都有一种仁慈的声音：你信神你一家人就有救了。”如果抛开作者反复自责的自己的“活命思想（哲学）”，仅从心理特征上看，这是典型的宗教信徒心态，此外，在《说梦》、《“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从心所欲”》等篇中作者都直接谈到了个人崇拜问题。但是日益激进化的意识形态宣传和现实斗争使个人崇拜失去了准的，一日三变、不断换脸的革命信条把崇拜者推入了万劫难复的深渊，看不到彼岸的丝毫光明，那么个人崇拜解决不了人的信仰危机，结果只能是破产，就好像人们塑在庙里的偶像，崇拜它时是神明，识破真相后只是泥胎。
巴金识破文化大革命真相是在一九六九年，认识到意识形态骗局之后，他所做的仍然有异于常人。他又一次向文本寻求精神支持，这次的文本是但丁的《神曲》。在《十年一梦》中他谈到：“一九六九年我开始抄录、背诵但丁的《神曲》，因为我怀疑‘牛棚’就是‘地狱’。这是我摆脱奴隶哲学的开端。”此外，巴金在《重来马赛》、《中岛建藏先生》、《探索》、《探索之四》、《写真话》、《说真话之四》，《答井上靖先生》（《病中集》附录）、《“紧箍咒”》、《我和日本》等篇中多次涉及文革中抄写默诵《神曲》的情况，并且引用其中的诗句，如“经过我这里走进苦痛是城，经过我这里走进永恒的痛苦——”、“我来引你们到对岸，到永恒的黑暗……”、“你们进来的人，丢开一切的希望吧”等，这些诗句表明巴金当时希望寻求力量度过精神危机的心情，他说：“但丁的诗给了我很大的勇气。”“我相信会有新的但丁写出新的《神曲》来。”巴金抄写《神曲》至一九七二年萧珊病危离开“牛棚”止，这一年萧珊去世。在《怀念萧珊》一文中，作者回想当年情景说：“可是一九七二年八月那几天，我每天坐三四个小时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却写不出一句话。……思想好像冻结了一样。”要回忆萧珊就必须清理自己的生活和思想，尤其是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人生经历和精神历程，但在当时对于还没有找到思想资源的作者来说，这毫无疑问是个难题，所以无法动笔。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年，记录了巴金一九四九年后从地狱到炼狱再到新生精神历程的“神曲”——《随想录》已在孕育当中了。
巴金1981年5月26日下午摄于家中，其时正是写作《真话集》之时
文化大革命爆发不久，巴金在致萧珊的一封信中说：“棠棠给我提出警告，要我站稳立场。谢谢他，孩子们都走在我们前头了。这是很可喜的事。我们也要迎头赶上去。我们这里几个熟人都说，孩子们来信鼓励他们过好文化大革命这个关。我看，只要能把‘我’字去掉，这个关是能够过的。”这段话首先表明了巴金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迎头赶上”革命形势，争取过关；其次在如何过关的问题上，他认为去除“自我具体性”是过关的充分必要条件。其实，建国以来巴金一直努力把“我”字去掉，一是去掉“旧我”，一是去掉自己身上的个人性。他把做一个符合新型意识形态要求的、一个他本人也不太清楚本质的抽象个体作为自己目标自我。他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发言题为《我是来学习的》，分明表现出这一心态：诚恳地要求“进步”，但目标在哪儿又模糊得很，只能讲一点看似充满感情却又不着边际的空话。
我们说，五四宣传的个性解放不是解放个人的具体性（个人殊特之性），而是从封建家庭和意识形态中把青年争取过来，使之成为具有强大的自我感觉，投身社会变革洪流的抽象个体，一个齿轮或者螺丝钉。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内忧外患现实的需求，这种社会思潮一直占据主流，其势头有增无减。一九四九年后的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延续并加强了这一思路，个人只是在抽象的意义上被强调，“我”首先是工人、农民、党团等群体中的个体，如“我是工人阶级（的一员）”，进而这些抽象个体在意识形态宣传中被赋予各种理论上的权力和权利，从而使每个人产生强大的自我幻像，比如“我们工人有力量”中的豪气，最能说明这种情况。但是，诸如“我们”、“人民”、“阶级”这些语汇似乎包含着每一个个体，可本质上却不包含任何个体，所以，这是与五四自我神话同构的意识形态话语，是一种“红色自我神话”。巴金所谓去掉“我”字，就是要消除个体的自我具体性对抽象自我的质疑，从这一点而言，他无疑看清了文化大革命的实质。但事实上，“我”可以被压抑也可以被暂时遮蔽，可终究无法彻底去掉，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也终有戳破的一天，这一天是从个人具体性的恢复开始的。
鲁迅从自我具体性出发质疑五四时期的自我神话，巴金的文革后写作，特别是《随想录》写作，同样是从曾经试图去掉的“我”的具体性起步。巴金文革后的第一次“亮相”是一九七七年五月十八日《一封信》在《文化报》的发表，巴金在给李小林信中谈到这篇文章说：“我写文章并非为了‘亮相’，更不是做检查，唯一的目的是冲一下‘四人帮’的文风。”这篇文章一方面向世人发出作者作为一个文革受难者获得“第二次的解放”，已然“归来”的信息，此为“亮相”；另一方面，从写作动机看，作者试图以一己之文冲击积弊已久的空话套话充斥的文风，以“我”的“真话”冲击文革的八股腔，这是建国后巴金第一次有意识地把自己放在时代风气的对立面，取一种“对抗”姿态，这表明巴金已经告别“学习”心态，自我具体性开始成为他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此为“目的”。《随想录》就是这种思考方式的结晶。
山口守先生在论及《随想录》时说：“‘文革’后的《随想录》可以说是由‘个体’的解放向自我具体性回归，而作为接受方的我们读者自身也许应当探索一个差异不与价值观联为一体，自我具体性多样共存的社会状态，以取代意在消灭差异，获得等质‘个人’的近代Episteme（存在于从来呗视为知识模式的后面，一种历史性的认识、基本结构）。”这段稍嫌生涩的话实际表达了两个意思：（一）《随想录》是向作者自我具体性的回归；（二）在《随想录》的接受中，应该打破近代以价值论为前提的认知结构，重视文本中主体表现出的自我具体性，即与其他个体的差异性。山口提出的两点很有价值，尤其是后一点所质疑的“消灭差异，获得等质‘个人’的近代Episteme”，正是鲁迅所抨击的现代社会假民主之名抹杀个性的弊端。山口守的“近代Episteme”和鲁迅的现代“社会民主之倾向”虽然一个属于认识论，一个属于政治社会学，但二者触及的问题却是一致的，都是近代以来个性解放思潮中重抽象的个体性而轻具体的个人性的倾向。实际上，五四时期的“自我神话”就是这一倾向的反映，以“价值观”论，它曾经起过巨大的历史作用，但从尊重“个人性”看，它强调群体而不是个人，强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影响效果而忽视对个体生命的观照，存在一定缺陷。
和作者一生的大部分作品不同，《随想录》确实是“向自我具体性回归”，但如果要求读者如山口先生所说不联系价值观而去理解主体的自我具体性，这似乎是难以完成的人物，因为事实上读者不可能去除价值观而进入阅读，而且对“自我具体性多样共存的社会状态”的“探索”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追求。更为重要的是，巴金在写作中回归自我具体性是抱有他的价值目的的，也就是说，回归自我具体性对巴金而言只是手段。他在《随想录》“合订本新记”中说：“我在写作中不断探索，在探索中逐渐认识自己。为了认识自己才不得不解剖自己。……分是非、辨真假，都必须先从自己做起，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别人，免得将来重犯错误。”从作者自述我们可以看出，他希望从自我具体性“开始”，而不单纯是“回归”，由此来“分是非、辨真假”，避免文革悲剧的再次发生。因此，“不与价值观联为一体”的视角实际上并不存在，也没有存在的可能性。
本文选自：胡景敏著《巴金<随想录>研究》第二章第三节
编辑 |忻世超
录入 |茹佳、饶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