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张新颖：“我们有一种共感，心的互通”——穆旦的翻译与平明出版社和萧珊
回想起在上海李家的生活，我在一九四八年有一季是座中常客，那时是多么热闹呵。靳以和蕴珍，经常是互相逗笑，那时屋中很不讲究，厨房是进口，又黑又烟熏，进到客室也是够旧的，可是由于有人们的青春，便觉得充满生命和快乐。汪曾祺，黄裳，王道乾，都到那里去。每天下午好像成了一个沙龙。我还记得巷口卖馄饨，卖到夜晚十二点；下午还有卖油炸臭豆腐，我就曾买上楼，大家一吃。那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可是人呢？想起来不禁惆怅。现在如果黄裳再写出这样一篇文章来，那就更觉亲切了。（《穆旦诗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第一四一页）
”“我们有一种共感，心的互通”
——穆旦的翻译与平明出版社和萧珊
穆旦与萧珊的交往，最重要的时期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一九五三年初，穆旦、周与良夫妇从美国学成归来，途经上海，巴金、萧珊在国际饭店宴请他们。巴金自一九四九年九月辞去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社务后，又于十二月主持了一个小型的出版社，平明出版社，以出版世界文学的翻译作品为主，尤其是俄罗斯和苏联文学。巴金自己翻译的屠格涅夫、高尔基等人的作品，很快就由平明社出版了多种。
穆旦在芝加哥大学期间苦读俄语和俄罗斯文学，正准备翻译俄罗斯及苏联文学，与平明出版社的倾向不谋而合，自然受到了巴金、萧珊的热情鼓励。
穆旦翻译的黄金时代，迅速来临了。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文学概论》、《怎样分析文学作品》出版；随后又在一九五四年二月出版了《文学发展过程》，一九五五年六月出版了《文学原理》。这四种文学理论著作是苏联季摩菲耶夫所著《文学原理》的四部。
一九五四年四月，普希金的《波尔塔瓦》、《青铜骑士》、《高加索的俘虏》出版；十月，《欧根·奥涅金》出版；十二月，《普希金抒情诗集》出版；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加甫利颂》出版。诗人穆旦销声匿迹了，隐形之后化身为诗歌翻译家查良铮；诗歌翻译家查良铮，最初出现的时候，带来的是流传广泛的普希金诗歌。
以上这些文艺理论著作和普希金作品，都是由平明出版社出版的。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平明出版社还出版了穆旦翻译的《拜伦抒情诗选》，署名梁真。后来私营归并公营，成立新文艺出版社，又由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出版了穆旦翻译的《波尔塔瓦》、《欧根·奥涅金》、《普希金抒情诗集》、《普希金抒情诗二集》、《拜伦抒情诗选》，一九五八年出版了《高加索的俘虏》、《加甫利颂》以及《别林斯基论文学》。
穆旦译著
那么，在穆旦的翻译活动和翻译作品的出版过程中，萧珊起到了什么作用？
首先要看看萧珊为平明这个小型的出版社所做的工作。事实上，萧珊是平明的义务编辑；而从萧珊和巴金这一时期的通信里，我们可以看到具体的情形。譬如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的这一封（《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一三三页），这个时期巴金第二次入朝鲜访问，萧珊告诉他：
我已开始为“平明”拉稿，王佐良有信来，他有意搞一点古典作品，我叫他先译狄更司的Martin Chuzzlewit，姜桂侬也愿意为平明搞一点古典作品，杨周翰、王还夫妇有意Swift，我就叫他们搞Gulliver’s Travels，Tale of a Tub两书，你看如何？只是他们都很忙，都得明年交书了。他们说平明可以出“题目”，来些整套什么，但出题目主要得有人，光出题目，没有人来完成也是徒然，所以我还是让他们自己出题目。你的意思如何？我把平明的出版方针给他，谈过一下。我也叫王佐良拉稿了。
……
关于“平明”，你有什么计划，也请告诉我。
萧珊向西南联大出身的王佐良、杨周翰等拉稿，再自然不过了；而王佐良、杨周翰又都是穆旦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同学。对穆旦，萧珊就不仅仅是“拉稿”这样的关系了。
为了给穆旦翻译的作品配图，萧珊写信问巴金：“我们普希金的好本子有没有？查良铮已译好一部，但没有插图。你能告诉我，我们的放在哪个书架吗？”（《家书》，第一三七页）远在朝鲜的巴金仔细地回复说：“普希金集插图本放在留声机改装的书柜内，盖子底下。”（《家书》，第一四三页）为了保证翻译质量，萧珊还特意请卞之琳看稿，“我请他把查译的《波尔塔瓦》看了一遍，他觉得比得过一般译诗，那末就够了，我想再寄回去给查改一下。”（《家书》，第一四〇页）
现在仅存两封穆旦致萧珊信，其中有翻译的讨论。穆旦信里说：
译诗，我或许把握多一点，但能否合乎理性，很难说。我的意思是：自己译完后，再重改抄一遍，然后拿给你先看，不行再交给我改。我对于诗的翻译，有些“偏执”，不愿编辑先生们加以修改。自然，我自己先得郑重其事：这一点我也已意会到。如果我不在这方面“显出本事”，那就完了。你说对我要“苛求”，正可以加重我原有的感觉。我在上信中已和你讨论译什么的问题。我有意把未来一本诗（十月底可以交稿，因为已有一部分早译好的）叫做《波尔塔瓦及其他》，包括《波尔塔瓦》、《青铜骑士》，和其他一两首后期作品，第二本叫做《高加索的囚徒》（也包含别的一些同时期的长诗在内），如果这样，便不先译《高加索的囚徒》这一首。你看怎样？如果名叫《普希金长诗集》分一，二两册，甚至三册四册（这名字单调些），那似乎要分年代顺序才合适，目前则不易办到。
这是一九五三的一封信（《穆旦诗文集》第二卷，第一三〇页），穆旦着手翻译普希金之初，从工作方式到翻译计划，都在与萧珊商量。
但更重要的，是两个老朋友的“共感，心的互通”。这既在译书和出版这样的事业之内，又在这之外，也可以说超乎其上。对于那个时期的穆旦来说，这种“共感，心的互通”的重要性，无论怎么估计都是不过分的。上引那封信的开头，穆旦这样写：
使我感动的是，你居然发牢骚说我的信太冷淡平淡了。可见我们很不错。你应该责备我。我为什么这么无味呢？我自己也在问自己。可是，我的好朋友，你知道不知道，现在唯一和我通信的人，在这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这样，你还觉得我太差吗？我觉得我们有一种共感，心的互通。有些过去的朋友，好像在这条线上切断了。我们虽然表面上这条线也在若有若无，但是你别在意，在心里我却是觉到互通的。尤其是在我感到外界整个很寂寞的时候，但也许是因为我太受到寂寞，于是连对“朋友”，也竟仿佛那么枯索无味。也许是年纪大了，你的上一封信我看了自然心中有些感觉，但不说出也竟然可以，这自然不像年青人。你这么伤心一下，我觉得——请原谅我这么说——很高兴，因为这证明一些东西。现在我也让你知道，你是我心中最好的朋友。（同上，第一二九至一三〇页）
这样的老朋友，自然可以无话不谈。一九五四年的一封信里，穆旦就情绪十分低落地发牢骚道：
我这几天气闷是由于同学乱提意见，开会又要检讨个人主义，一礼拜要开三、四个下午的会。每到学期之末，反倒是特别难受的时候。过得很没有意思，心在想：人生如此，快快结束算了。（同上，第一三二页）
同信谈到平明出版社的前途，以及连在一起的自己的译书的前景，心情更是黯然：
你提到平明要归并到公营里去，也很出我的意外，因为我想也许可以经过公私合营的阶段，这自然不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对你，对我。至少由于你的力量，我得到了不少的帮助和便利，一变为公营，这些就要全没有了，令人惋惜。对于巴先生和你来说，多少可以作为自己事业的依据是不是？但这既然是大势所趋，也只好任由它去了。……
关于《奥涅金》，有你和巴先生在为力，我心中又感谢，又不安。还是让事情自己走它的吧，如果非人力所可挽救，我是不会有什么抱怨的。希望你也抱着这种态度：不必希望太高，免得失望太多。（同上，第一三二页）
下面的事，可能是穆旦不知道的。
一九五五年春天，杨苡从南京到上海来，靳以特意约她到家里谈话，除了说到胡风分子，又提到杨苡和萧珊共同的朋友和同学，谆谆嘱咐杨苡并让杨苡转告萧珊，以后注意点儿。杨苡和萧珊彻夜长谈，却引起争辩，“特别是为了一个我们共同的好友，一个绝顶聪明、勤奋用功的才从美国回来诚心诚意想为祖国做点贡献的诗人”，杨苡劝萧珊不要忙着为他出书，萧珊拒绝了。天快亮时两个人不欢而散。这还没完，送走杨苡后，萧珊立即去找靳以，指责他的多虑。（杨苡《淮海路淮海坊五十九号》，《文汇读书周报》二〇〇二年三月一日）
萧珊要不要为穆旦出书的问题，不久也就不再是问题。首先是平明没有了，自一九五六年起，穆旦译著就分散到其他出版社，他信里提到的萧珊“和巴先生在为力”的《欧根·奥涅金》，重新翻译的，一九五六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一九五八年，他翻译的《济慈诗选》、雪莱诗集《云雀》、《雪莱抒情诗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再接下来，不论是哪里都不可能出穆旦的译著了：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穆旦成为南开大学“反右”运动放出的“一颗卫星”，法院到校宣布查良铮是“历史反革命”，到学校图书馆实施监督劳动。
注
本文节选自张新颖《穆旦与萧珊》，原刊载于《一双美丽的眼睛——巴金研究集刊卷三》，题目为编者加。
力 匕
录入 | 饶悦、茹佳
编辑 | 茹佳
阝 勹
廴 匚
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