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郜元宝：《铸剑》讲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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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种“寻根”鲁迅《故事新编》重读

郜元宝主讲

大隐精舍

5月6日 19:00-21:30

文 | 郜元宝

　　1.历史退化论·“油滑”

　　在创作后来全部收入《呐喊》、《彷徨》的取材于现实的小说的同时，鲁迅即开始以历史材料（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来创作另一种形式的“短篇小说”。最早的《补天》作于1922年冬，原题《不周山》，系《呐喊》最末一篇，1930年《呐喊》第十三次印刷时抽出（鲁迅本人称之为“第二版”【鲁迅《故事新编·序言》，以下引文，如不注明出处，均出自该文。】），与后来陆续创作的七篇同类作品一起编入《故事新编》，1936年1月出版。另七篇及完成时间是：《奔月》（1926年12月），《铸剑》（1927年4月），《非攻》（1934年8月），《理水》（1935年11月），《采薇》、《出关》、《起死》（均写于1935年12月）。《故事新编》创作历时十三年，从《呐喊》时代一直坚持到去世前一年，最后差不多在一个月之内写出四篇，以实现原来“足成八则”的计划，可见鲁迅重视的程度。

　　他并不按写作时间编辑这八篇“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南腔北调集·〈自选集〉序》），而是以作品涉及的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实际发生的先后排列，依次是《补天》、《奔月》、《理水》、《采薇》、《铸剑》、《出关》、《非攻》、《起死》，自上古神话时代迄于战国，俨然一部用文学手法撰写的先秦思想简史。在《故事新编》中鲁迅似乎有意整理自己长期以来对古代思想的研究，唯佛阙如，盖佛教虽融入中国思想而无分内外，但毕竟于两汉之际进来，不属于中国思想的本源。

　　《补天》写女娲炼石补天和抟土造人之事，以奇瑰浓艳的色彩，描绘天地肇始、人类诞生的情形，鲁迅自己说这是取佛洛伊德理论“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以“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为主干，其中隐含着他对中国精神源头的理解和对新文化创造者的期待。他的理想，大概是女娲式的不问目的、不计利害、不惜精力的为创造而创造吧。小说写到一半，见报上有同样是青年的大学生攻击青年诗人汪静之《蕙的风》“堕落轻薄”，“有不道德的嫌疑”，大感震动，立即发表杂文《反对“含泪”的批评家》，对年轻的批评者因为道德神经“过敏而又过敏”而任意指责文艺作品中情感的自然流露提出严厉批评，又于正在写作的《补天》中添上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让他站在超越道德的创造之神女娲的两腿之间，批评她的裸体为“失德蔑礼败度，禽兽行”，这样一来，女娲与人的对立，本能创造与文明延续的对立，就突显出来，原计划就事论事的写法被取消，小说叙述冲破了凝固的历史时间，转而追求古今一体的历史感，其中蕴涵着一种历史退化的忧患：神话时代结束（以女娲之死为标志），人的历史揭幕，这似乎是一种进化，但人的历史一开始就是堕落、退化和衰亡；进化的另一面就是退化：会用衣物蔽体并在竹简上写字但一面也发明了战争的人类，反过来站在可笑的道德立场来批评始祖，而一旦在人与人的战争中落败，又急忙“变了口风”，自封为“女娲的嫡派”，树起“女娲氏之肠”的旗帜。被创造者——“人”——的这些把戏，使创造者感到无可奈何。《补天》的历史退化论不仅针对中国文化精神的传统，也针对鲁迅所参与的新文化运动。也就是说，他不仅认识到中国精神某种退化现象，也痛感“五四”新文化运动起初推开一切大胆创造的精神正在慢慢衰落。

　　谈到《故事新编》的写法，鲁迅自己的解释是：“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至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可见他的方法，既有“博考文献，言必有据”的铺排，也有“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的虚构，是二者的结合。对后者，鲁迅又有一个说法，叫“油滑”。写古人而忽然想到今人，一者让古人讲现代人的话，做现代人的事，二者虚构一些次要和穿插人物，让他们直接代表现实中的某一类人。这样将古人和今人打成一片的写法，鲁迅认为“就是从认真陷入了油滑的开端”。但是，在为时十三年的同类作品的创作中，他并没有放弃这种写法，而是继续“油滑”下去，并不将古人和今人隔绝，始终强调古今人物在精神上的联系，在主要描写古人的小说中不时加入今人的言语、心思和事迹，这种似乎在《补天》时偶尔一试的写法，竟然成了十三年摆脱不掉的东西，就不能不说是他的自觉，所谓“过了十三年，依然并无长进”，实际是一种谦词，有意为之的。他很赞赏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历史的小说”，因为作者“多用旧材料，有时近于故事的翻译。但他的复述古事并不专为好奇，还有他更深的根据：他想从含在这些材料里的古人的生活当中，寻出与自己的心情能够帖切的触著的或物”【鲁迅《〈现代日本小说集〉附录》，见《鲁迅全集》（十），第2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因而能够“取古代的事实，注进新的生命去，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鲁迅《〈罗生门〉译者附记》，见《鲁迅全集》（十），第22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在致萧军、萧红的信中，更将《故事新编》的写作称为“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鲁迅书信集下·850致萧军、萧红》），即揭露今人的堕落的历史来由，而在许多杂文中，鲁迅也都乐于指出古今人物之间因为时间因素而造成的表面的阻隔底下思想观念实际的相通。他自己说，这是“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即并不因为是古人，就不敢用今天的活人的心来体贴，将古人特殊化，神秘化；他偏要揭去古人身上神秘的面纱，设身处地为古人着想，犹如在欣赏古董时，不免在心里刮去古董上面的斑斓锈迹，想到古人造物之初那些器皿实际的样子：

　　记得十多年前，在北京认识了一个土财主，不知怎么一来，他也忽然“雅”起来了，买了一个鼎，据说是周鼎，真是土花斑驳，古色古香。而不料过不几天，他竟叫铜匠把它的土花和铜绿擦得一干二净，这才摆在客厅里，闪闪的发着铜光。这样的擦得精光的古铜器，我一生中还没有见过第二个。一切“雅士”，听到的无不大笑。我在当时，也不禁由吃惊而失笑了，但接着就变成肃然，好像得了一种启示。这启示并非“哲学的意蕴”，是觉得这才看见了近于真相的周鼎。鼎在周朝，恰如碗之在现代，我们的碗，无整年不洗之理，所以鼎在当时，一定是干干净净，金光灿烂的，换了术语来说，就是它并不“静穆”，倒有些“热烈”。这一种俗气至今未脱，变化了我衡量古美术的眼光。例如希腊雕刻罢，我总以为它现在之见得“只剩一味醇朴”者，原因之一，是在曾埋土中，或久经风雨，失去了锋棱和光泽的缘故。雕造的当时，一定是崭新，雪白，而且发闪的，所以我们现在所见的希腊之美，其实并不准是当时希腊人之所谓美，我们应该悬想它是一种新东西。（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

　　“悬想”古董之类古人的遗迹“是一种新东西”，即想像它们“当时”的实际，这种“衡量古美术的眼光”，和《故事新编》将古人想像成“有些‘热烈’”的活人、因而不把他们“写得更死”的“油滑”，道理相通。

　　另一方面，鲁迅又相信中国的事情，往往不仅“古已有之”，“今尚有之”，而且难免“后仍有之”（鲁迅《集外集拾遗·又是“古已有之”》）。他实际上是比较满意“油滑”的，表面自谦，实际却是自得。

　　以上从《补天》讲到《故事新编》的思想基调（历史退化论）与创作方法（油滑）。

　　现在再来看其他几篇的情况。

　　《奔月》述嫦娥偷食后羿仙丹事，以后羿为主角。后羿乃游牧时代射日英雄，进入农耕时代便走到末路，家人蠢笨，学生背叛，自己箭术通神，却一无可射之物，整天要为娇妻饭食奔波，显得滑稽可笑。英雄时代结束，庸人开始跋扈，这也是一种历史退化论。居《故事新编》之冠的《补天》和《奔月》散发的历史退化论思想，乃是全书的基调。

　　《出关》、《起死》讽刺老子、庄子的“无为”和“齐万物，等生死”，旨在批判中国一切以道家哲学鸣高、泯灭是非、自欺欺人而百事不做的空谈家。鲁迅向以老庄为“不撄人心”的中国政治理想的始作俑者，在小说中毫不留情地或者送出关去，或者尽量揭示其矛盾、尴尬，但同时，他也没有忘记揭露那些与绝顶聪明的老庄相对的自得其乐的愚人的傲慢，以及任事者如孔子之流的用心险仄。《采薇》讽刺“孤竹君二公子”伯夷、叔齐的儒术之迂腐、可悲，“通体都是矛盾”，同时也严厉地针砭了“小丙君”那样恬不知耻、善于自我辩护的变节者，油腔滑调理直气壮的华山强盗“小穷奇”，以及“阿金”之流以平庸自炫而又喜欢舌底伤人的流言家。

　　没有特操、自得其乐的一班庸人与小人包围着、作弄着的少数无用的高人，这种构图，作为历史退化论的一种形象阐释，我们在《故事新编》的每一篇中都可以看到。

　　2.“中国的脊梁”

　　打破这构图的，是《理水》、《铸剑》、《非攻》中大禹、眉间尺与黑衣人、墨子形象的塑造。

　　《理水》赞扬摈弃虚文、埋头实干的大禹，同时揭露了“以为文化是一国的命脉，学者是文化的灵魂，只要文化在，华夏也就存在”的“文化山上的学者”以学术文化为“济私助焰之具”，非但不学无术，亦且丧失灵魂。另外，考察水灾的专员是一群欺上瞒下昏庸无能的贪官污吏，竹排上的灾民则奴性十足：这都更加反衬出大禹及其随员的坚苦卓绝。《非攻》中不计荣辱、“一味行义”的墨子，《铸剑》中慷慨复仇的眉间尺、黑衣人，也都是作者所肯定的。

　　在完成《非攻》一个月之后，鲁迅写了著名的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表达他对中国历史上一部分人的景仰：“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所谓“中国的脊梁”，就是大禹、墨子这样不计较个人得失、不尚空谈、不畏艰苦、努力实干的人。

　　这是鲁迅一贯的主张。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他就说过，“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鲁迅《华盖集·青年必读书》），后来又曾告诫左翼青年作家，“坐在客厅里谈谈社会主义，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并不想到实行的。这种社会主义者，毫不足靠”（鲁迅《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这就像他在《非攻》中讽刺曹公子的鼓吹“民气”，表演性地“手在空中一挥”，叫嚷道“我们都去死”，在《理水》中讽刺“文化山上的学者”高谈文化救国一样。在鲁迅的杂文中，那种“空腹高心”、假装豪迈、善于宣传和鼓动而不肯实行的“慷慨党”，是经常被讽刺的对象。

　　但他也委婉指出，“中国的脊梁”有演变为儒家的可能。《理水》中禹登基之后开始讲究仪礼服饰，就透露了其中消息。《朝花夕拾·范爱农》写王金发于辛亥革命胜利后进入绍兴，也有类似变化：“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这大概也是鲁迅对“历史退化”的警惕吧。

　　3.“逃名”

　　《故事新编》于儒道两家贬多于褒，独许墨家的坚卓，笃实。不过，即使在以墨子为主角的《非攻》中，作者的重点也不是宣传墨家理论，而是表彰墨子本人不计荣辱、“一味行义”的精神。同样，禹后来虽然成了儒家景仰的“先王”，但鲁迅并不赞同儒家对禹的解释，而独取其实干、苦干的事迹。

　　警惕一切“名”、还原被一切“名”所掩盖所歪曲所玷污的人类精神的真实内容，这是鲁迅所特有的思想，而在《铸剑》中有更充分的表现。

　　眉间尺和黑衣人的行事为人，表面上和出于墨家的“侠义”者流非常相似，但作者并不将他们归入这一流人物，他强调的是二人朴素的、不能为任何“名”的范围所定义的单纯的复仇意志。这在黑衣人与眉间尺的对话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来：

　　“你么?你肯给我报仇么，义士?”

　　“阿，你不要用这称呼来冤枉我。”

　　“那么，你同情于我们孤儿寡妇?……”

　　“唉，孩子，你再不要提这些受了污辱的名称。”他严冷地说。“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

　　为什么黑衣人要说眉间尺称他为“义士”是“冤枉”他呢?因为在他看来，“仗义，同情”这些好名称，“先前曾经干净过”，也就是说，名实相符，但是后来被一些人“污辱”了，也就是说，“名”与“实”不相符了。当名实不符时，那好听的名，在他看来，就是对他的“冤枉”，所以“我的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他拒绝“这些受了污辱的名称”。

　　就在《铸剑》完成四个多月之后，鲁迅还在杂文和演讲里多次谈到这个问题。鲁迅特别憎恶那些用好听的“名”来伪饰自己和欺骗乃至榨取别人的人，正是这些人，把原本“干净”的“名”糟蹋了。鲁迅对这些人有许多种称呼，其中之一，就是小说《铸剑》里黑衣人所谓的“放鬼债”的人：

　　先前，我总以为做债主的人是一定要有钱的，近来才知道无须。在‘新时代’里，有一种精神的资本家。

　　你倘说中国像沙漠罢，这资本家便乘机而至了，自称是喷泉。你说社会冷酷罢，他便自说是热；你说周围黑暗罢，他便自说是太阳。

　　阿!世界上冠冕堂皇的招牌，都被拿去了。

　　还不但此也哩!他到你那里来的时候，还每回带来一担同情!一百回就是一百担——你如果不知道，那就因为你没有精神的眼睛——经过一年，利上加利，就是二三百担……（鲁迅《而已集·新时代的放债法》）

　　那些好“名”者所喜好的当然不是孤立的“名”，而是和这些名有关的“利”。他们把世界上所有的好“名”全部拿去。为的是得到世界上一切的“利”。“名”在他们手里，于是就被弄得一塌糊涂，再也干净不起来了。这时候，那些真正好“名”的人，即那些好“名”就是好“名”背后的“实”的人，该怎么办呢?他们只有与那些虚伪自私的好名者相反，不得不转过来拼命攻击他们曾经真诚喜好过的“名”了： 

　　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要迂执得多。（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这里所说的魏晋时的“礼教”，就是一种最高最大的“名”。在鲁迅写作的时代，最高最大的“名”，则有许多，如“革命”，如上文所说的“精神”，鲁迅甚至还以“三民主义”为例（这当然也是一个“名”），说许多人假借这个由国民党总理孙中山所树立的“名”而任意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三民主义模样”。（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他后来将这些真好与实际相符的名却因为别人污辱了这名因而故意反对这名的“老实人”的“态度”，概括为“逃名”：

　　有人说中国是“文字国”，有些像，却还不充足，中国倒该说是最不看重文字的“文字游戏国”，一切总爱玩些实际以上花样，把字和词的界说，闹得一团糟……于是比较自爱的人，一听到这些冠冕堂皇的名目就骇怕了，竭力逃避。逃名，其实是爱名的。逃的是这一团糟的名，不愿意酱在那里面。（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逃名》）

　　黑衣人就是这样一个“逃名”者。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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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　饶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