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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了解巴金的“爱”与“诚”——“好书大家读·文学之旅”带学生重走巴金上海旧居

巴金故居 2021-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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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日下午,参加“好书大家读·探寻巴金的足迹”第二期活动的学生从南洋中学校史馆出发,沿途经过商务印书馆第五印刷所旧址、霞飞坊,最后来到巴金故居。参加本次活动的同学不但有巴金的学弟学妹——南洋中学的学生,还有来自上海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以及徐教院附中的学生。

  “好书大家读·文学之旅”青少年阅读推进活动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学习型社会建设与促进委员会办公室主办,上海教育报刊总社承办,东方教育时报、新读写杂志协办。本次“探寻巴金的足迹”活动由巴金故居联合承办。

对谈

  

  在武康路113号,学生们不但参观了巴金故居,还聆听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业松为大家分享的鲁迅和巴金两位文坛巨匠关于“爱”与“诚”的阐释。  

  张业松介绍说,巴金和鲁迅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作家。鲁迅是五四新文学第一代的作家和领军人物,巴金作为第二代中的杰出人物,直接受到了鲁迅的关心、指导和提携。张业松讲到,鲁迅逝世的时候,巴金是12位抬棺人之一,这在文学史上的象征意义非同一般,体现的是事业和精神上的传承关系。

  “爱”和“诚”是汉语中的常用语汇,这两个词所包含的价值和内涵在鲁迅和巴金的作品中不但有淋漓尽致的体现,还得到了现代意义上的丰富,这对青年学子依然具有深远意义。鲁迅是一个嫉恶如仇、爱憎分明的作家,价值立场十分鲜明,为了捍卫自己的价值观,至死不渝。在作品《伤逝》中,鲁迅集中讨论了关于“爱”的问题。当年轻一代觉醒,打破传统的婚恋秩序,主张自由恋爱的权利,追求自主选择人生命运的时候,爱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什么?张业松告诉大家,爱,不是一句话,爱意味着一种责任。当你对别人说出爱的时候,意味着一个未知的世界被打开了。如何才能在这个世界里获得幸福,取决于彼此对爱的责任的体悟。如何诠释爱,把握幸福,这种价值上的讨论在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而巴金则身体力行诠释了广义上的“爱”。巴金先生的一段语录,非常完美地体现出了他的生命追求:“生命在于付出。我的心里怀有一个愿望,这是没有人知道的:我愿每个人都有住房,每张口都有饱饭,每个心都得到温暖。我想擦干每个人的眼泪,不再让任何人拉掉别人的一根头发。”巴金成为作家,用他自己的看法来说是阴差阳错,写作只是他实践更崇高的价值追求的一种迫不得已的方式,所以他从不以作家自居,不以名人自居,不觉得自己所做的工作有什么了不起,而是总觉得做得还很不够,愧对读者的厚爱。这样一种“把自己烧在里面”、“把心交给读者”的真诚的人生态度和人生追求,是巴金大爱的写照。

  如果说“爱”是用来处理自身和他人以及世界的关系,那么,“诚”就是个人处理和自己的关系。“诚”首先和根本上是指忠实于内心的价值追求,一以贯之,百折不挠。无论鲁迅还是巴金,在这一点上都是严肃的实践者,很少去做违心的事、说违心的话。大家都知道,“讲真话”是巴金晚年留给这个世界的最重要的教导,是总结其毕生经验在《随想录》中提出来的最深切的教训,这句话看起来简单至极,但要在漫长的、复杂的、琐碎的人生历程中贯彻落实下来,实为不易。巴金经历了各种不同的时代,但是他始终忠实于自己内心所坚持的价值,一辈子没有动摇过的,其中的艰辛困苦,他至死还在反思,还在杜鹃啼血般地诉说。应该说,正因为这种“诚”的精神,才哺育和支撑了他漫长而丰富的写作生命力。

  张业松认为,从字面上看,“爱”和“诚”是两个非常简单的汉字,但是这两个字所承载的意义落实在具体的人生实践中却又是最难的。而这两个字在鲁迅和巴金的作品中得到了最深入的体现和阐释,值得同学们不断地去体味和领悟。


张业松教授与学生对谈


南洋中学

第一站

中山南二路225号(已迁至新校区)

  1923年秋至12月初,青年巴金考入法租界斜桥南洋中学,成为二年级插班生。

  “在优越的学习生活环境中求学、巴金如鱼得水。巴金在课上以狄更斯的《双城记》、《雾都孤儿》为英文课本,课余开始读英语小说原著。这期间,他文学创作不辍,又发表了多篇诗作,其中就有来上海途中酝酿的《黑夜行舟》。这其中发表在《妇女杂志》上的《一生》,通过花儿‘未开’‘将开’‘已开’三个阶段,概括了花的‘一生’,抒发了作者胸中淡淡的衰愁和寂寞之情。《寂寞》,为‘一株被扎过的梅花在盆里死了’而惋惜忧郁,表达对自由的渴望、寓意对旧制度的控诉。《黑夜行舟》写远离故乡,憧憬未来,然而又没有找到出路的心境,彷徨、苦闷,但不颓唐、绝望。这几首小诗,是巴金离家到上海求学期间思想感情的真实记录。”

——沈林森《追寻巴金初到上海的足迹》

南洋中学校史馆(资料照片)

宝山路

第二站

宝光里14号(现址已不存)

  1928年底至1932年1月,巴金先生自法国回沪后,先借助在宝山路鸿兴坊75号上海世界语学会,随后迁至宝山路宝光里14号。

  “那是巴金精力最旺盛的时期,许多重要作品都诞生在宝光里14号,如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雾》,短篇小说集《复仇》、《光明》中的作品,同时还译出克鲁泡特金的自传《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后改名《我底自传》)、秋田雨雀的《骷髅的跳舞》、廖·抗夫《夜未央》等众多译作。当然,还有让他后来名满天下的长篇小说《家》。”

——周立民《那些匆匆翻过的上海记忆——巴金与上海三十年》

由于宝光里原址在“一·二八”事变中被炸毁,同学们来到商务印书馆第五印刷所旧址(天通庵路190号)参观。

霞飞坊

第三站

霞飞坊59号(现淮海坊59号)

  1937年7月,巴金先生迁入霞飞路霞飞坊五十九号,与朋友索非一家同住。曾作完《春》、《秋》等作品。1939年秋,三哥尧林抵沪后,同住此处。1945年底,由重庆返沪后,与病中的三哥又同住此处。1946年,萧珊与女儿小林返沪后,遂在此处安家。1955年迁出。

  “霞飞坊,是人生高扬的驿站。……在这之中,霞飞坊的岁月,正值盛年,是人生的满月期。在这里,他写完《春》《秋》《寒夜》等长篇小说;在这里,海上文人聚会客厅,谈笑间翻过了新文学史的又一个章节;在这里,巴金创作、翻译,办出版社,编辑丛书,朴实、稳健的人生中透出的是巨匠的气度;在这里,巴金身边多了妻儿,漂泊多年的他终于找到幸福的港湾。”

——周立民《那些匆匆翻过的上海记忆——巴金与上海三十年》

武康路

第四站

武康路113号

  巴金故居位于武康路113号,主建筑建于1923年,由一栋主楼和两座辅楼及花园组成,主楼为别有特色的假三层花园洋房。1955年9月,巴金一家迁入,并定居于此,《随想录》等诸多重要作品都在此创作。半个多世纪以来,这座小院见证了一代文学巨匠后半生的生命历程和中国文学的风风雨雨。

  巴金夫妇对此处寓所十分有感情,经历了大半生漂泊生涯的巴金也终于在这里找到了幸福、安稳的家。巴金1956年6月23日自北京致妻子萧珊说:“知道你喜欢我们的房子,我很高兴,我很喜欢我们那块草地和葡萄架,我回来葡萄一定结得很多很大了。孩子们高兴,我也高兴。希望书架能够在那个时候弄好。……我希望在上海安静地住一个时候写点东西。”在晚年,巴金曾经深情地回忆:“我想念过去同我一起散步的人,在绿草如茵的时节,她常常弯着身子,或者坐在地上拔除杂草,在午饭前后她有时逗着包弟玩。……”

  在这里巴金写下了《团圆》(后被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等反映抗美援朝的小说,《倾吐不尽的感情》、《赞歌集》等多本散文集,翻译了《往事与随想》等文学名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被誉为“讲真话的大书”的《随想录》也完成与此。巴金的客厅中曾接待过无数中外宾客。

摄影:郑逸洁 张瑞琪

报道:魏小潭

编辑:茹佳


本文图文主要转载自“东方教育时报”微信公众号,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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