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金故居缅怀萧珊
文 | 于淑敏
1月20日,我们在上海拜访桂未明先生时,她告诉我们,巴金故居正在举行萧珊百年诞辰纪念展。
巴金故居大门
巴金故居,上海武康路113号,它的大门多少次都是为巴金而打开,但2018年1月,这座花园洋房的大门为作家、翻译家萧珊,为它的女主人而敞开。
故居一如几年前静谧,不同的是,大门内左侧屏幕上循环播放着萧珊与巴金的一张张老照片;多媒体室播放着介绍萧珊与巴金的影像;客厅和二楼各个房间的家具陈设依旧。一楼门厅里,一面墙上是萧珊的生平年表;萧珊的照片前摆放着一束束鲜花,萧珊翻译的书稿手迹,文坛友朋往来书信,家书,还有日用品,都静静地在游人面前展开。室内谢绝拍照,游人都安静地驻足观看,像是屏住呼吸,怕惊醒、打扰了这里的女主人。
萧珊与巴金
萧珊与巴金的爱情故事,构成文学史上的一个传奇。1936年,还是中学生的陈蕴珍因喜爱巴金的小说《家》,由通信讨论作品认识巴金,后来她把自己的照片寄给巴金,二人由通信开始第一次相见。1938年7月,萧珊高中毕业后到广州与巴金见面,10月,在广州沦陷前夕,他们一起先后来到梧州、柳州、桂林。1939年2月,巴金与萧珊由桂林经金华、温州返回上海,住在霞飞路霞飞坊,巴金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部的工作,萧珊于同年7月赴昆明到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学习。1940年7月,巴金经河口抵昆明,与萧珊见面,次年7月第二次赴昆明见萧珊。从1942年到1944年5月,巴金往返于桂林、贵阳、重庆之间。巴金回忆这段生活时说:
“我和萧珊五月上旬从桂林出发,五月八日在贵阳郊外的‘花溪小憩’结婚。我们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不曾办过一桌酒席,只是在离开桂林前委托我的兄弟印发一份‘旅行结婚’的通知。在贵阳我们寂寞,但很安静,没有人来打扰我们。
“我们结婚那天的晚上,在镇上小饭馆里要了一份清炖鸡和两样小菜,我们两个在暗淡的灯光下从容地夹菜、碰杯,吃完晚饭,散着步回到宾馆。宾馆里,我们在一盏清油灯的微光下谈着过去的事情和未来的日子。”(巴金《关于<第四病室>》)
“过去的事情”可以暂时忘却,但“未来的日子”却是可期,第一就是抗战胜利了!第二是他们的爱情结晶孩子来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巴金11月从重庆到上海,开始筹备恢复文化生活出版社。萧珊因为怀孕留在重庆,12月女儿李小林出生,1946年4月底,萧珊带着女儿返回上海,住在霞飞路霞飞坊59号(今淮海中路927弄59号),一家人终于团聚,安顿下来。
萧珊与家人在一起
经历了颠沛流离的战争岁月和聚少离多的日子,萧珊与巴金都十分珍惜相濡以沫的寻常时光,也更期待安稳平和的写作生活。但由于巴金国内外出访活动较多,萧珊面临的多是长长短短的离别。散文家黄裳回忆,1952年2月10日,巴金离开上海启程去朝鲜,定于国庆前后回国。萧珊迫不及待地带着小林到北京去接巴金,9月23日与黄裳结伴一起北上。巴金是10月14日从朝鲜回来,在等待巴金的日子,萧珊和小林在北京玩了半个月,逛了故宫、北海、天坛,看到了许多同学、朋友,但这些都不及与巴金离别八个月后重逢所带来的欢乐。在黄裳看来,巴金叫起萧珊来总是用“蕴珍”的原名,“常常把‘珍’字拖长了来念成‘枝儿’,这就说明他的心情很好,接下去要说什么笑话了”。“萧珊当时虽然已经做了母亲,可实在不像一个操持家务的主妇,好像仍旧处在‘不识愁滋味’的状态。当然她也有皱起眉头作出苦脸的时候,但并非为了自己。她对人没有私心,有的是同情。她愿意帮助随便哪一个陷入困难的人,天真得像一个小女孩一样。”(黄裳《关于巴金的事情》)
萧珊从十八岁写信给巴金时就怀揣着文学梦,她翻译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小说,带有她个人的风格;她做《上海文学》杂志的编辑,热情认真,一丝不苟。但作为巴金的妻子,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属于自己的时间少之又少。巴金视她为生命的一部分,是得力的助手和管家。她爱朋友,爱热闹,喜欢在生活里有更多的光明和欢笑。
巴金故居的草坪
1955年9月,巴金一家从霞飞坊59号搬到武康路113号,这座三层小洋楼始建于1923年,曾为苏联商务代表处,他们搬进来后,便定居于此。
在这幢花园洋房里,巴金创作了小说《团圆》,就是后来改编为电影的《英雄儿女》。
在这里,萧珊热情地接待文坛宾朋,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房前的大花园里回荡着她宁波口音的欢声笑语。
巴金故居的花园(1)
茹志鹃曾经到访,她“一去就看大厅外的阳台,阳台外的草坪,草坪上的秋千。客厅里的光线不很亮,但是阴凉、整洁、简单,只是厅中央摆了一圈沙发,东边整个一面墙好像都是书橱”。(茹志鹃《我心目中的巴金先生》)
但这样平稳的日子仅仅持续了十一年。1966年8月,上海作协出现了批判巴金的大字报,9月中旬被抄家。巴金在《十年一梦》中写道:
“我是六六年八月进‘牛棚’,九月十日被抄家的,那几个月里我受了多大的折磨,听见捶门声就浑身发抖。接着来的是十二月。这可怕的十二月!红卫兵一批一批接连跑到我家里,起初翻墙入内,后来是大摇大摆地敲门进来,凡是不曾贴上封条的东西,他们随意取用。晚上来,白天也来。”
“埋着头给拖进斗场,我头晕眼花,思想混乱,一片‘打倒巴金’的喊声叫人胆战心惊。……要不是为了萧珊,为了孩子们,这一次我恐怕不容易支持下去。”
巴金故居的花园(2)
巴金去松江参加劳动,继续被批斗;她最爱的儿子小棠1969年1月去安徽插队劳动,作为妻子和母亲,萧珊精神上受到的打击和压力难以想象,其惊惶之态可想而知。她给儿子写信,交代他如何把豆酱稀释拌饭吃,怕儿子嫌啰嗦,在信末还自嘲:你的妈妈只是一个最普通的母亲。满纸的母爱,表现了只有母亲才有的忧虑和担心。李小林回忆:”父亲被打倒,母亲成了‘臭婆娘’,人们避而远之,几乎再无人登门。母亲常常瞪着失神的眼睛,望着天花板,一呆就是好几个小时。母亲身心交瘁,结郁成疾。她强打精神支撑了一段时候,躺倒时癌细胞已经扩散。”(李小林《一份迟到的礼物——献给母亲的在天之灵》)
巴金1970年2月到奉贤县五七干校劳动,其间经常被押回上海,在各学校、工厂游斗,无力保护和照顾家人。1972年6月初被允许回家时,看到的却是病重的妻子。他给连部打报告,申请支取100元医药费为萧珊治病,此时的萧珊已经病入膏肓,由于长期处于极度紧张和焦虑中,身体得不到有效治疗,死神正悄悄地向她逼近。8月13日,年仅54岁的萧珊永远地离开了亲人们。守望相助的夫妻阴阳两隔,古稀之年的巴金心就要碎了:“三天后在龙华火葬场举行了告别仪式。她的朋友一个也没有来,因为一则我们没有通知,二则我是一个审查了将近七年的对象。没有悼词,没有吊客,只有一片伤心的哭声。”
巴金故居的花园(3)
萧珊的骨灰盒直到1975年8月巴金返回上海时才接回来,他珍重地放在卧室。此时茹志鹃来巴金寓所看到的是:“楼上的房间都已被封,他就住在原来的客厅里。”“屋外的草坪荒芜了,秋千架没有了,但那一声宁波口音的‘巴先生’,却仿佛还萦回在耳边。”巴金的书房和被封的房间到1977年4月才启封,此时,萧珊离开这个家已经五年。巴金写的《怀念萧珊》打动了无数人的心。戏剧家曹禺致巴金的信中说:
“读了你的《怀念萧珊》的文章,我痛哭不已,再也想不到她是这样凄凉、孤独地死去。她受了这许多罪,她为你受了这许多痛苦,你也为她受尽人世间想不到的痛苦。我想不出你在暮年,会遭受这种不可形容的煎熬、苦难。我也想不出萧珊那样坚强,那样深切地爱疼你。她是个了不起的母亲,又是你真正的好朋友、好妻子。一个女人会那样伟大,她就在我们一闭眼就看得见的地方。”
萧珊的善良和为人的真诚获得了普遍的尊重与爱戴。桂未明在《思念无限——纪念萧珊诞辰100周年》一文中写道,她与李小林是大学同学,常出入萧珊家,称萧珊为蕴珍阿姨。她满怀深情地追忆往事:蕴珍阿姨爱给客人拍照,常常把照片洗好连同底片一起送给客人;院里广玉兰盛开的时节,她会剪下一枝送给到访的客人。而桂未明最难忘的,则是萧珊阿姨带给她的温暖与呵护。“文革”开始后,她的父亲杜宣入狱,母亲叶露茜被隔离。小弟老八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母亲写信叮嘱她给小弟准备一件背心。她想到的唯一可以求助的人就是蕴珍阿姨:
“1968年,正是‘文革’紧锣密鼓阶段。尽管蕴珍阿姨日夜为李伯伯的处境担惊受怕,遭北京来的红卫兵毒打,还背上‘黑老K’臭婆娘的骂名,被‘勒令’挂牌劳动。在这样一个颠倒黑白,落井下石,主张‘划清界限’的年代里,她向无助的我伸出了援助之手,很快就把背心织好了。她丝毫没有考虑到会不会受之牵连,她有着一颗多么晶莹剔透的心!在亲生父母无法顾及自己孩子的日子里,老八穿上了一件崭新的毛背心,他很珍惜。这样的恩情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黄永玉创作的雕像《新世纪不再忧伤》
春风再次吹绿了寓所花园中的草木,劫后的巴金终于踏实地安坐在一楼太阳间,他望着萧珊的照片,望着那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开始写作“说真话的书”《随想录》。他把对妻子的怀念,对生活的热爱,对自己的解剖,对社会的思考,都凝聚在一篇篇文字中。秋千架被移到花园一侧,旁边有黄永玉先生创作的雕像《新世纪不再忧伤》相伴。萧珊是否不再忧伤?巴金于2005年10月17日与她团聚,他们分离了漫长的33年,这一次终于再也不分开。
2018年,百岁的萧珊乘风归来,故园依旧,亲情仍在。萧珊喜欢的草坪依然如茵,鸟不宿叶子碧绿光亮,白玉兰和无花果树枝叶葱茏,她在绿树与鲜花丛中,就那样一直微笑着,微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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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故居照片一组
巴金故居一瞥 (1) 李辉摄
巴金故居一瞥 (2) 李辉摄
巴金故居一瞥 (3) 李辉摄
巴金故居一瞥 (4) 李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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