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 | 新时代的文化种子——坂井洋史：五四时期学生运动的一侧面——《陈范予日记》中的“一师风潮”（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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坂井洋史

五四时期学生运动的一侧面

——《陈范予日记》中的“一师风潮”

（节选）

坂井洋史

　　关于“五四运动”性质的定义问题，学界中依然存在着分歧和争论。有的学者对于“运动”下一个较为狭窄的定义，认为它仅指1919年5月至6月之间要求收回山东权益的运动；另外一部分学者对此下一个较为宽广的定义，认为它包含1910年代后半至1920年到前半由孔教批判、社会主义的传播和流行、白话文的提倡和“文学革命”等构成的所谓“新文化运动”。中国大陆学界一般认为，“五四运动”包含俄国十月革命的冲击、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上列诸种“运动”，最后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结果”。在此介绍的“一师风潮”，也一般被视为构成广义“五四运动”的一个环节，如以下概括∶

　　新文化运动在浙江的展开和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传播，无情地冲击着旧的制度、旧的思想、旧的道德、旧的传统习惯，它必然遇到反革命势力和守旧派的反对，因此就形成了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革新派和守旧派的尖锐的对立和斗争。当时，杭州、宁波、温州等地都曾先后出现过激烈的斗争，而一九二〇年二、三月间在杭州爆发的“一师风潮”，则是这一斗争的集中表现。

　　其实，这场“风潮”早在发生的当时就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对于旧思想阵营压迫和摧残的抵抗。如此理解，我们也可以从当时的新闻报道看出来∶

　　浙江第一师范这次受官僚摧残，从正面落眼，果然是件狠可痛的事。但翻过来一看，在官僚肘下的教育，本来是没希望革新的。……新文化运动，现在已经为官僚所深恶痛疾的敌人，我能断定他们，他们已经牢牢地记在帐上，待时机一到，便一一要来收拾的。

　　各处军警蹂躏学界，半年中统计不止十几次了，只有浙江一师的学潮，是为新文化运动而牺牲的。

　　由此可见，上面所引对“一师风潮”的概括，虽然受到所谓“新民主主义历史观”强烈的影响和支配，但是依然不失其公允。

　　那么，将五四时期新旧对立的构图鲜明地凸显出来的“一师风潮”，到底是什么样的事件呢？幸亏近年来民国时期资料的影印出版日见增多，可以令人窥见事件情况的材料也逐渐丰富起来了；尤其是《民国日报》（当时的主编为叶楚伧），大概与浙江文化界、教育界有比较密切的人际联系的缘故，事件发生后，每天登载不少有关报道。今天要再现事件的整个过程时，它无疑是首先要参照的资料。本篇也主要依据《民国日报》的报道，还援用其他回忆材料等，以整理事件的前后经过。但是，确认“一师风潮”具体经过之前，我们还有必要对“一师”这所学校形成基本的印象。

　　一师的前身是1905年废止科举后设立在贡院（科举考场）旧址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1906年决定设立，1909年正式开学）。1910年取消初级师范科，重新编制专门培养中学教师的优级师范，改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至于该校详细的学制等，笔者掌握的资料有限，在此从略。第七届学生（1915年入学）曹聚仁（浙江兰溪人。1900—1972）的回忆多少提供当时一师的具体情况∶

　　……我们不知道“中学”和“师范”的教书有什么不同，只知道师范学生是全部免费的，每年只交半膳费十八元。（其实，我们有着毕业后回本县任小学教师的义务，大家都不曾留意，只有杨贤江兄曾经被余姚县政府正式追寻过。）/杭州一师学生，大部分都是穷小子，穿着一色的布校服，一顶布帽子，仿佛是我们的商标。……/那时的师范学制，虽不是初、优两级，却是预科一年，本科四年，合共五年。预科着重语文学习，英文科每周只有三小时，比中学轻得多……。

经亨颐

　　从1912年起，原两级师范教务长经亨颐就任校长，在“与时俱进”的办校方针下，积极改革学校的经营。关于他采取的改革措施，“一师风潮”中学生所发宣言中有所介绍和评价如下∶

　　本校经校长却就本了平素的主张，明白迎接这新的潮流和思想的应该和必要；就在本校的组织上、教授上、管理训练上，大大地改革了一番，去适合教育革新的趋势，去顺应那世界的潮流。至于所改革地，就是职员专任、学生自治、改授国语，和改组学科制这几种事业；这几种事业，除改组学科制一件事以外，其余都已实行过一个学期了。在我们做学生的眼光观察起来，缺陷固是难免，好处却未尝没有许多；……。

　　经亨颐所采取一系列措施中，尤其在国文课废授文言文，“改授国语”（采用白话文）算是最为激进的改革。浙江省教育厅的视察报告谈及教课内容时，强调其“危险性”说∶

　　其教授实况，查阅各科讲义，尚无大疵。惟国文讲作，全用白话，弃文言而不授，与师范学校教授国文要旨，未尽符合。推其宗旨，注重新思想，及文化运动。然所延教员，以学无本原，一知半解，夹杂凑合，以为教材，不免有思想中毒之弊。长此以往，势必使全校学生，堕入魔障。 

　　师范学校国文教授本有规定要旨。上年本署咨经教育部咨复，亦仅准依照要旨酌授普通白话为语言之练习。何得夹杂凑合任意教授。且所选教材于发表思想、涵养兴趣、启发智德，既均无统系可言，与他科教材并有抵触情事，不能互相联络，违反教育理法。

　　担任如此崭新的国文教育，被视为一师进步性之象征的教员是刘大白（原名刘靖裔。浙江绍兴人。1880—1932）、陈望道（原名陈参一。浙江义乌人。1890—1977）、夏丏尊（原名夏铸。浙江上虞人。1886—1946）、李次九（原名李鹏。浙江吴兴人。1870—1953）等四名，而他们被统称为“四大金刚”。 独特的风俗画“漫画”的创始人、音乐家、散文家丰子恺（原名丰润。浙江桐乡人。1898—1975。一师第六届学生）回忆当年夏丏尊授课的情形如下∶

　　他教国文的时候，正是五四将近。我们做惯了《太王留别父老书》、《黄花主人致无肠公子书》之类的文题之后，他突然叫我们做一篇《自述》。而且说，不准讲空话，要老实写。有一位同学，写他父亲客死他乡，他“星夜匍伏奔丧。”夏先生苦笑着问他∶“你那天晚上真个是在地上爬去的？”引得大家发笑，那位同学脸孔绯红。又有一位同学发牢骚，赞隐遁，说要“乐琴书以消忧，抚孤松而盘桓。”夏先生厉声问他∶“你为什么来考师范学校？”弄得那人无言可对。这样的教法，最初被顽固守旧的青年所反对。他们以为文章不用古典，不发牢骚，就不高雅。

　　对文章要求自我主张，排斥无病呻吟是胡适《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以来文学革命所标榜主导理念之一。一师国文课的革新可以说是对此一趋向的敏感反应。除了曹聚仁、丰子恺以外，一师还辈出了魏金枝、柔石、汪静之、冯雪峰等之后在新文学史上占到一席的优秀作家，也与如此熏陶不无关系吧。

　　由此可见，在一师，不仅是年轻学生拥护新文化，还有一部分进步教员也积极支持它。原来，经亨颐校长提倡“人格教育”，与黄炎培（江苏川沙[今上海]人。1878—1965）所提倡“职业教育”被并称，在教育界享有声望。此事也很有可能影响使一师能够获得“时人谈五四运动的演进，北京大学而外，必以长沙一师与杭州一师并提，这都是新时代的文化种子”如此评价；还有，以五四运动为契机而成立的“浙江学生联合会”、“杭州学生联合会”等学生团体，以及经亨颐、沈仲九（字铭训。浙江绍兴人。1886—1968）等所主持“浙江省教育会”、由邵力子（原名邵景奎，又名夙寿，字仲辉，笔名力子。浙江绍兴人。1882—1967）、沈定一（字剑侯，号玄庐。浙江萧山人。1883—1928）等浙江籍人士而形成、在言论界显示过一定影响力的《民国日报》、《星期评论》“群体”，也在外围有力支持一师的先进办校态势。以全省的最高学府（当时浙江省还没有公立大学）为中心，新文化运动竟然受到广泛支持，而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到社会……我们不难想象到守旧派对此感到威胁而加强警惕，正如上面所引新闻报道说，“待时机一到，便一一要来收拾的”。实际上，新旧阵营尖锐对峙的局面，到了1919年下半年，已经成为一触即发的危险状态。

　　两者的对立终于表面化了∶一师学生也参与发行的刊物所载文章被批评为有悖于道德伦常，省教育厅以此借口罢免经亨颐校长，而学生挽留经校长，发动“留经运动”。所谓“一师风潮”指的是∶从1919年11月的“留经运动”开始，经过1920年2月一师休业令和3月解散令的发布以及3月28日学生的请愿活动所引起流血案，最后发展到警察包围一师的一系列纠纷。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一师、省立第一中学、甲种工业学校的一部分学生于1919年双十节（10月10日。中华民国建国纪念日）开始出版《双十》双月刊，于11月将它改为《浙江新潮》周刊，据此宣传新文化运动。施存统（又名施复亮。浙江金华人。1899—1970）发表于该刊第2期的《非孝》一文，就是上面所述“有悖于道德伦常”的文章（撰写本篇时笔者未能参看该文）。据作者自己后来的解说，他对孝道的反感来自“思想的启发”和“事实的刺激”；前者指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所主张“废绝家庭”一类思想的影响，而后者是对于“牺牲”母亲的封建因袭之抗议。不管其具体内容如何，当时的顽固守旧派，面临对于三纲五常等儒教道德的否定时被激发出来的反应之敏感和激烈，远远超过今天我们所能想象到的程度。难怪，《非孝》发表后不到一个月，浙江省督军卢永祥与齐耀珊省长联名向北京大总统和国务院发出密电，报告查禁《浙江新潮》的经过。可见守旧派非常敏感且迅速采取措施，以对付新思想阵营

　　其实，早在《非孝》发表前，一师的教育改革就是守旧派攻击的对象。1919年12月7日以黄尚傅为首省议会议员65名联名发给大总统、国务院、教育部的密电以耸人听闻的口气说∶

　　浙江省教育会长兼第一师范校长经之[亨]颐提倡非孝废孔，公姓共产主义，于校内发行《浙江新潮》、《校友会十日刊》等报，贻害青年，灭伦伤化，虽经省警厅禁令停刊，省长饬教育厅查办，仍然秘密发行，希图煽惑，应请迅赐严令办法，与民共弃，以杜邪说，而正人心。

　　他们竟然将“非孝”、“废孔”、“公姓”（与当年诬蔑共产主义时被常用的滥调“公妻”同义）、“共产主义”等“灭伦伤化”的“邪说”统统归诸经亨颐所提倡。显而易见，《非孝》不过是一个借口、突破口，而守旧派的真正“敌人”是以经亨颐和一师为代表的整个新文化运动。在他们的眼里，新文化运动无异乎“洪水猛兽”。

　　以此为直接的契机，新旧对立一下子就暴露出来了。以下，对于陈范予日记记事开始的1920年3月24日以前事件之推移，加以简单的整理∶

　　教育厅于2月9日，趁学校放寒假，检阅一师的教育实况（视察报告的一部分，在上面已引用过）后，发令罢免经亨颐校长，让他转任省视学；14日，教育厅任金布（驻教育厅视学）为代理校长，至于原任各教员的去就暂缓决定，等新校长就任后再落实；同时，以各方部署未定为由延长假期，定于3月15日开学。新校长的人选，首先落到王锡镛（字庚三。浙江杭县人）头上，不料王即时辞职；其次是陈成仁（字纯人。浙江嘉善人），但是遭到学生的反对，没有实现。

　　对于如上官厅的动向，学生方面于原来的开学日期发了第一次宣言，同时派代表到教育厅，举行请愿。学生代表有四∶徐麟书（字白民。浙江诸暨人。第六届学生）、石樵（字蕴山。浙江于潜人。第六届学生）、宣钟华（又名宣中华，字广文。浙江诸暨人。1898—1927。第六届学生）、徐仁（字品乾。浙江淳安人。第八届学生）。他们会见夏敬观教育厅长，要求收回命令，说∶本来以个人的资格发表的《非孝》一文之故，罢免教育改革的先驱经亨颐校长，未免不妥；夏敬观拒绝他们的要求，说∶自己也是谅解新文化运动的，但是一师的经营本来有问题。15日学生所发宣言（《浙江第一师范全体同学第一次宣言》）的主旨是∶⑴维持一师的改革精神、⑵巩固浙江文化的基础。宣言还说∶“我们今儿挽留经校长，也并不是‘非经不可’式的挽留，如果有人，在过去对于文化运动教育革新两件事上，切切实实有所表现的，而且我们认他。”此一段语气，乍看似不强硬，但是宣言接着明说∶“但是我们还得继续望[往]下说去，莫有这样的人来做本校未来的校长，除本校经校长以外，我们无论如何是反对的。”实际上，学生很明确地拒绝了金布就职。学生代表于16日到齐耀珊省长那里，提出同样的要求而遭到拒绝。鉴于开学日期已过，教育厅派遣职员训导学生的同时，请求警察厅长夏超的协助和杭州律师公会会长阮荀伯的调解，但都遭到拒绝。学生又于18日举行请愿，但是谈判未能找到契合点。这次请愿，除了上列四名以外，还有孔庆恒（字雪雄。浙江萧山人。第六届学生）、方以矩（字絜甫。浙江诸暨人。第六届二部学生）、商逵（字荫庄。浙江嵊县人。第六届学生）、钟英如（字伯雄。浙江萧山人。第六届学生）等四名参加。

　　一师学生与教育厅当局的对立局面，除了选定蔡谷卿（中国银行杭州分行行长。蔡元培胞弟，又说堂弟）和经亨颐为调解人以外，别无良策，似乎进入了进退维谷的停滞状态。经过商议，上海澄衷中学校长曹慕管一度答应就任校长，后来还是打电来谢绝。但是，由于金布代理校长被学生阻止进校，如此僵局急转直下，朝解散一师的方向发展。3月22日教育厅所发省长公署第2508号指令的执行报告具体描述金布被拒入校的情形，并再次提出一师的休业（事实上的解散）∶

　　[金]布遵于今晨驰赴该校，中途遇该校学生徐麟书。布曾告以此次赴校之意。据云校内现在无人，予等拟再向官厅提出请愿云云。旋布径向学校进行至校门，见仍有童子军站守校门。布仍告以此次来意，据答与徐麟书相同，并云进校亦无人接见云云。布以进校既无人接见，训诫亦无从着手，只得仍行折回。至下午二时又复邀集教职员莅校，甫经入校。学生即大鸣警笛，围聚指名辱骂。布等见如此情形，不独无可理喻，且形势凶凶，几至用武。因偕职教员相继出校。学生又以骂声相追逐。……应否即令暂行休业，并如何办理之处，理合备文呈请仰祈钧鉴核示遵行云。

　　见到学生如此坚决拒绝金布就任，教育厅遵照省长公署第2591号指令的指示，公布了一师休业令。与此同时，金布向教育厅提出辞职。到此，情况愈加混乱起来了。

　　如上所述，恰在“风潮”快要迎接高潮的时刻——3月24日，陈范予的日记开始。

坂井洋史编《情影——陈范予诗文集》书影

　　本文原文系日文，最初发表于一桥大学语学研究室《言语文化》第26卷，现中文版载于坂井洋史编《情影——陈范予诗文集》， 香港文汇出版社2011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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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瑞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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