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天 | 张沬：初版《灭亡》奉巴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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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正是读书天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匆匆岁月，春色正好，气候适宜，正是适合读书的好时节。

为表示向图书及其作者致以世界范围的敬意，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每年的4月23日定为世界读书日。2020年世界读书日已经到来。

巴金先生曾说：“多读书，多认识人，多了解人会扩大你的眼界，会使你变得善良些，纯洁些，或者对别人有用些。”巴金故居随处可见的藏书就是最好的证明。

4月，巴金故居向您荐书、评书、分享爱书人与书有关的心情和故事，精选朗诵名师为您朗诵书中名篇等。一起读书吧！

小编语

本文讲述了巴金先生获得初版《灭亡》的一段故事，这册《灭亡》如今陈列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展柜中。作者为了保存巴金先生的书想尽办法，经过了各种曲折的变迁，最后《灭亡》回归它的主人，得到了一个最为妥帖的归宿。

初版《灭亡》

奉巴老

张沬

人生在世总会有一些不是岁月之手所能够抹去的快事，我也未能例外。作为一名普通的爱书人，我的快事自然离不开与书的缘分，而其中最有意义的当数初版《灭亡》奉巴老了，事情还得从五十多年前说起。

早在1958年8月至1959年4月短短半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我先后从福州路上海旧书店，得到巴老早期初版著译四种，她们是开明书店的小方型本《灭亡》、《薇娜》、《丹东之死》和美国旧金山平社出版部的《雪》，一本尚未切开过的毛边本。

先说《薇娜》，《薇娜》出版于1928年6月，是与李石曾先生的合集，其中小说《薇娜》就本人当时之所见是巴老译作中最早的单行本，因而其可贵之处也就不仅仅初版本上面的意义了。《丹东之死》出版于1930年7月，是苏联文学家阿·托尔斯泰的著名戏剧作品，由此可见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巴老就已经在向国人介绍进步的苏联文学了。至于那本“1935年1月初版”，在版权页上印有“美国旧金山平社出版部”，由此而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的《雪》，在当时我还真的认为是一本“进口货”呢。直到后来读到唐弢先生《晦庵书话》中“在国外出版的书”以后，才知道原来是巴老不服气当时国民党中央图书审查委员会对他的小说《萌芽》的查禁，决定和它“斗一斗，就买下纸型，改书名曰：《雪》，自费印了一版，委托生活书店秘密发行。”（见《晦庵书话》129页）。从将《萌芽》改名为《雪》到最后的秘密发行这一曲折过程中可以想见，早在青年时代巴老就已经是一名挑战强权，坚持斗争的不屈战士。由此也使得后来的极左思潮强加在他头上的种种污蔑之辞，是何等的难以让我信服。

下面要说的是后来引为自己极大快事之一的初版《灭亡》。《灭亡》出版于1929年10月，作为巴老长篇小说中的成名、处女作，我早就极为向往。所以当一眼望见这本至少具有八成新的方型小本子时，眼睛真的为之一亮。我多次在书友们面前描述这一情景，无不引来一阵共鸣。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将她（还有上述的《薇娜》等书）与鲁迅先生、胡适博士以及许多“五四”先驱们的初版善本排放在一起，视为至宝，成为我精神生活中百用不厌的无上美食。

有一件事情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总是解之不透：为什么如此可贵的版本书会轻易地摆放到上海旧书店的普通书架上？这问题一直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大批判”上才恍然大悟。原来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巴老就已经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在当时，一名作家在政治上一入了另册，其作品之由“香花”变成“毒草”，同步得简直如影随形，而我这个不懂政治的年轻人，却因此有幸而拥有了她们。

接下来是大革文化命的年代。虽然我不是“运动”的对象，但同样面临着一个严峻的考验：那就是自己是否也应该像有些书友那样将被自己奉为至宝的许多封、资、修大毒草上交给造反派的司令部？而这样做的结果将会是什么我是清楚的，所以也是我所做不到的。那么如果说“不”呢？在工作的单位里，我之爱书可以说小有名声！接下来非常可能会有极其可怖一幕的发生！怎么办？“让他们来抄吧”！我横下心决定听天由命。结果呢造反派没有找上门来。是他们高抬贵手吗？当然不是。原来在文化大革命开展前不久，我被分配到另一个工作单位去上班，托当时“归口闹革命”政策的福，我就是这样的成了这场运动中极其少有的漏网之鱼。

虽然躲过第一场风暴，但是与书同处一室的日子总是让人为之不安。终于可怖的一幕发生了。一天晚上就在我们居住的里弄中紧贴着我家的窗批斗了一名医生，地区里的造反队将从他家中抄得来的书刊一捧一捧地投入火中，熊熊的火舌一阵一阵地蹿上我家的窗口……这一情景让我深切地感到自己这个家并不安全，我的书必须转移！但是在造反队一统天下的上海滩哪里才是安全之处呢？就在我心底里划过“造反队”这三个字的时候，一个念头在心底闪亮，这个“闪亮”就是套用一句也许不顶恰当的成语：“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决定将包括《灭亡》在内的初版善本转移到造反队的眼皮底下，就是转移到自己的工作单位去，让她们混迹在陈年的旧帐册之中，这也就是后来自己所戏称的一次战略性的转移。

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我的书终于保存下来了。虽然天空不是一下子就晴朗起来，大地还不时有一些风吹草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总觉得让自己心爱的书重见阳光的日子已经到来。于是我和书友、同事们又重新捡起书的话题。1984年12月的一天，一次偶然的谈话获知同事中周赫雄同志与巴老极为友善，称得上是巴老晚年的一位最好的忘年交。这大概就是所谓“福至心灵”吧，第二天我就捧来《灭亡》等巴老的四种著译，请他代我求巴老在上边签个名，我还给巴老写了一封信以表达自己的敬意。这是一封迄今为止我写得最为艰难的信，因为一想起它将展现在一代文豪的面前，我真不知道自己该怎样下笔才好。

书送去不久，周君带来巴老的回话，巴老问能否将其中的《灭亡》转让给他，因为他正在帮助筹建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好缺少一本初版《灭亡》。他说原来是不缺《灭亡》的，在“文革”中被抄走了，后来没有能寻回来。

巴老的话让我异常激动，能够入藏到中国现代文学馆那真是这本《灭亡》有福了！于是我对周君说：“请转告巴老不要说‘转让’之类的话，如果那另外三本也有这种机缘，他老人家同样可以留下。”

1985年春节过后不久，周赫雄同志给我送来一包书，打开一看，只见在《薇娜》、《丹东之死》和《雪》的扉页上全都签上了“巴金、八五年二月廿二日”。凝视这一挥写自如有棱有角的字迹，我的眼前升起来一个大无畏精神斗士的身影！

我的高兴还没有到此为止。为了“答谢”那本《灭亡》，巴老给了我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两卷本的《巴金选集》，在扉页上他写下了如下一段话：“赠履祥同志 巴金 八五年二月廿二日 谢谢您送给我的初版本《灭亡》，我将转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往事并不如烟”！头一个说出这句话的人是出于沉痛！但是就我而言则是充满快乐和幸运。我曾经说过如果我还能再到北京的话有三个地方我将怀着朝圣的心情前往拜谒，那就是北京鲁迅纪念馆、张伯驹先生故居和中国现代文学馆。拜谒鲁迅纪念馆，那是出于对先生的崇敬。让我常常想起先生来的是因为他思想的深刻，是因为他曾经指出过的国人的某些弊病至今仍在招摇过市！在许多方面我们需要努力的路还很长。张伯驹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收藏家，他的为国家、为民族而收藏的思想在当今商品社会里是所有收藏人的榜样！至于去到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先是想前去一握巴老的大手，曾经听朋友说过文学馆门上的把手，是按照巴老的手型铸成的，我是多么想握一握曾经给我心爱的书签过名字的大手啊！当然我还将看望一下我那本初版《灭亡》，比起其他玻璃柜中的许多典籍来，我会更近前一步，轻轻地送上只有她才听得见的问候：“你好！我心爱的《灭亡》。” 

2012.10.31   

原载于《点滴》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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