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 | 陈西滢日记，老舍书信，巴金的翻译，黄永玉的叙述——《点滴》新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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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传奇”

——《点滴》2020年第6期看点

陈西滢日记（节选·上）

傅光明整理

　　吃完饭天仍热，不能去公园。打电话与适之，九时余到他那里去谈话，谈到十二时方散。

　　适之谈风很健。说徽州茶叶店是他家里开第一个铺子，徽州馆也是他家开第一家。他的祖父年老时娶了一个苏州姨太太。住在茶叶店中（上海南市）。他们徽州人很省俭，主人与伙计吃一样的饭。这姨太太吃不惯。徽州人很犹太，舍不得为她专雇一厨子。所以在茶叶店分出一小间来卖菜，一举两得。这是徽州馆的开始，以后各地都有了。这原来铺子又分给适之的一位叔父，后来由他卖给他人。

　　适之说中国有许多姓都是由徽州出来。如洪亮吉之洪。苏州潘家是徽州出来的。姓汪的不论在哪里，一定是徽州的，如广东的汪精卫，山东的汪敬熙。他不问汪精卫是否徽州原籍，只问他何时搬出去的。汪说他何代迁绍兴，又何代再迁广东。

　　适之说徽州人一世夫妇只同居三年。所以他常同太太说他们已不止一世夫妇了。

　　适之谈他生病入医院时，起先只是去检查。还预备出来去演讲。医生说他不能再起来了。病情已经非常的严重。他觉得那时候国际局面至紧急，他的任务至重，如何可以久居医院。Hombeck等特别通知他在院中一切事情当照样办理。他在医院中一切听天由命。他说他写了几百万字，都是夜间十二时以后偷来的时间写的。他将精力借来这许多，造化自然要向他取偿。所以死是应当的。不死则是幸运了。他这样看法，很是乐观。医院中看护都爱来帮他私人看护的忙。

　　这是《陈西滢日记（节选·上）》（傅光明整理）中1943年6月25日的一段。陈西滢的这批写于1943—1946年的日记，总篇幅二十余万字，堪称弥足珍贵、价值极高的“新”史料。透过这短短尚不足四整年的日记，不仅有助于了解西滢之真诚为人，了解他当时出任民国政府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代表的前前后后，有助于了解当时的中外文化交流之艰难，有助于寻觅与他交往的同时代那一批文人、学者、作家，更有助于透过个人历史寻觅那个时代的踪影。《点滴》将分三期刊登日记节选。

释老舍的一封佚简

赵国忠

××兄

　　刚刚发了信，就接到你的信。慰甚。手中无存稿，稍暇，当另撰奉耳。我的痔疾见好。胃肠亦有进步，唯心情不佳，总难免郁郁。

　　佩珍随他丈夫离开北培（碚）了，听说很窘。

　　何容台湾之行亦遥遥无期。赴东北的人完全搁浅了，时局演变越来越坏，使人痛心！匆匆祝

　　安！

舍  十一，廿二

　　这是一封老舍的佚信，刊于1945年12月30日上海出版《神州日报》副刊《原野》第47期“作家书简”栏，受信人以“××”替代。据赵国忠《释老舍的一封佚简》一文考证，“书信作于1945年11月22日”，受信者“最有可能就是《神州日报》副刊《原野》编者”赵清阁。“1945年10月下旬，她在方令孺资助下离开山城而重莅申江，旋即接手《神州日报》副刊《原野》的编务。”

巴金翻译的世界语诗歌《与我自己的》

朱银宇

Mi envias birdojn… Povas

Ili flugi de aŭtuno

Al alia land’, al sudo,

Kie ĉiam lumas suno.

　　　　　　　　——

Mi do… devas mi aŭskulti

Fajfon de venteg' terura,

Kaj frapadon de pluvgutoj

Je fenestroj kaj je muroj…

我羡慕飞鸟，

他们能从秋

飞到别的国土，飞到南方，

在那里太阳常照耀。

　　　　　　——

于是我……我只索倾听着

可怖的狂风叫号，

和雨点的敲击

在窗棂和墙壁之上。

　　这是1925年的《学生杂志》第12卷第10期“Esperanta Studento”栏目刊登的一首世界语、汉语对照的诗歌Al Mi Mem.（《与我自己的》），署“Georgo Deŝkin作  芾甘译”。朱银宇在《巴金翻译的世界语诗歌〈与我自己的〉》中认为，“这首译诗应该是目前所见的巴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世界语译作。”原诗歌作者 Georgo Deŝkin系俄国诗人，巴金在《世界语创作文坛概观》一文在介绍二十世纪初期世界语诗歌时曾有论及：“Deŝkin不断地问那幸福的美满的世界何时才来，他只是不能忍耐地梦想着。”

汪曾祺和黄永玉：上海的事情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里的叙述及其他文字

张新颖

　　黄永玉是个小天才，看样子即比他的那些小朋友们高出许多。……他长得漂亮，一副聪明样子。因为他聪明，这是大家都可见的，多有木刻家不免自惭形秽，于是都不给他帮忙，且尽力压挠其发展。他参与全国木刻展览，出品多至十余幅，皆有可看处，至引人注意。于是，来了，有人批评说这是个不好的方向，太艺术了。（我相信他们真会用“太艺术了”作为一种罪名的。）他那幅很大的《苗家酬神舞》为苏联单独购去，又引起大家嫉妒。他还说了许多木刻家们的可笑事情，谈话时可说来笑笑，写出来却无甚意思了。——您怎么会把他那张《饥饿的银河》标为李白凤的诗集插画？李白凤根本就没有那么一本诗。不过看到了那张图，李很高兴，说：“我一定写一首，一定写一首。”我不知道诗还可以“赋得”的。不过这也并不坏。我跟黄永玉说：“你就让他写得了，可以作为木刻的‘插诗’。要是不合用，就算了。”那张《饥饿的银河》作风与他其他作品不类，是个值得发展的路子。他近来刻了许多童谣，（因为陈鹤琴的建议。我想陈不是个懂艺术的人）构图都极单纯，对称，重特点，幼稚，这个方向大概难于求惊人，他已自动停止了。他想找一个民间不太流行的传说，刻一套大的，有连环性而又可单独成篇章。一时还找不到。我认为如英国法国木刻可作他参考，太在中国旧有东西中掏汲恐怕很费力气，这个时候要搜集门神、欢乐、钱马、佛像、神俑、纸花、古陶、铜器也不容易。你遇见这些东西机会比较多，请随时为他留心。萧乾编有英国木刻集，是否可以让他送一本给黄永玉？他可以为他刻几张东西作交换的。我想他应当常跟几个真懂的前辈多谈谈，他年纪轻（方二十三），充满任何可以想象的辉煌希望。真有眼光的应当对他投资，我想绝不蚀本。若不相信，我可以身家作保！我从来没有对同辈人有一种想跟他有长时期关系的愿望，他是第一个。”（《汪曾祺全集》第十二卷，29—30页）

　　这是1947年7月15日，汪曾祺向沈从文汇报与黄永玉初次见面的一封信。张新颖教授通过黄永玉《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中零散的片断和汪曾祺同时期的书信、散文，相互对照，“生动新鲜”地还原了黄永玉和汪曾祺的那段 “上海光景”。

关于《团圆》

周立民

　　小时候，没有书看，可看的电影也不多，有一些电影三天两头地重复放，其中就有《英雄儿女》。于是，这片子就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记忆中占据着一个很显要的位置。再加上，男孩子，打打杀杀，乃是先天喜好，少不得也在我们家房东头的地瓜地里，学着电影里王成的样子高喊：“向我开炮！”我完全不知道，这个电影是根据巴金先生的小说《团圆》改编的，就是知道这些，我也根本不清楚“巴金”是谁。后来，学习巴金先生的作品，《团圆》虽然也读过好几遍，但是，也没有特别注意它——巴金先生一生写的作品太多了，重要作品也很多，相比之下，《团圆》并不光芒万丈。然而，今年接二连三有媒体的朋友来采访，围绕着《团圆》谈论不休，甚至还想探听到某些传奇故事。作家写作，是坐在书房中的寂寞又辛苦的劳动，哪来那么多传奇故事呢？娱乐化的思维渗透到对历史的叙述中，仿佛一切都成了宫斗剧，这未免令人感到可笑又可悲。关于《团圆》，倒是有故事可说，不过，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传奇”。

　　周立民《关于〈团圆〉》一文，通过丰富的史料和详细的考证，回答了读者历来比较关心的如“《团圆》何处寻”、“《团圆》写在哪里”、小说中的志愿军英雄有没有原型，以及巴金自己对《团圆》的评价等问题。周立民认为：

　　小说中的战士、部队生活等等，也不可避免地带着作者的经历、体验和观察，肯定也是得益于巴金两次入朝的具体生活和采访见闻，这又不能说是“虚构”。比如，《团圆》开头写到雪夜在山坡上行走差一点滑到的细节，在巴金3月刚入朝不久的日记中就曾有记录：“十一时半坐卓部长小吉普车回宿舍，卓部长和王部长陪我在黑暗中上山。通讯员在半山接我，我几乎跌下山去，幸而他把我扶住。”“赵国忠下山来接我，在半山遇着，几乎又跌跤，靠他帮助，回到洞里。”“卓部长并把手电借给我。雪尚未止，满山满地一片白色。我和白朗在山下叫赵国忠来接我们。山下积雪甚厚，胶鞋底很滑，全靠赵分段拉我们上山。刚到山上，看见山下灯光，知道别的同志们回来。”（巴金1952年3月20、21、22日日记，《巴金全集》第25卷第5—7页）这些难忘的体验后来都自然融化到小说创作的情节中去了。《团圆》，如同孙犁的《荷花淀》一样，并不是直接写战争，却从侧面写出了“新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同的精神境界，这是作者扬己所长、避己所短的写法，也渗透了他对新时代的理解和体会。

本期目录

精彩文摘

给巴老办场“事情”

文 | 王雪

　　在我的东北老家，婚丧嫁娶这样的仪式，大家都称为“办事情”，当一户人家有了办事情的需要，便邀请一位“知客”，北京地区则称之“大了”，邀请亲朋好友，置办酒席，安排仪式，走过这一场，“事情”就办完了。有事情，就必须办，大家也都这么办，约定成俗，没什么太难的，就是操持人会累一点，谁让这是个事情呢，一辈子自己要操办的事情也没多少，是高光时刻，自然要累，累也是过渡礼仪的应有部分嘛。

　　事情办完后，参加的“观众”们一般还都有自己的品评，不管我自己是穷得叮当响还是富得流油，也拦不住我心里寻思嘴上唠唠。口碑嘛，就是这么来的。这不，最近我参加了一场事情，跟老家的婶子大姨一样，这就忍不住开始叨咕叨咕。

大场面

　　2020年10月17日是巴金先生逝世15周年的日子，上海的巴金故居主创了一个“巴金与友朋来往手札展”，回到巴金先生的祖籍地嘉兴巡展。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放眼全国，要说文学展览每天都有千八百个，那是吹牛，毕竟这不是八十年代，文学早就边缘化了，但作为甘守清贫（shi zai mei zhe）的从事文学展览十余年的鄙人来说，过眼的也不算少数，套路一般是弄个开幕式，然后哗啦散了，重量主要体现在由什么媒体发出来，这就看领导的级别或操心人的本事了。

　　嘉兴不是北上广，嘉宾里虽有长江学者，但领导最高阶止步局级，这次活动也能称为“大”场面吗？我觉得可以——架不住人家活动多，战线长。首先是16号晚上，一干教授、领导（学名“京沪文艺名家”）下来高铁，饱餐战饭（可能有些人还没太饱）后，就被拉走了，随即和嘉兴本地二十多位作家加上了微信，并尽力以自己毕生所学回答了这些轮番上阵的“刀斧手”们精心琢磨过的问题。这就到了晚上10点。

　　17号是正日子了，早晨9点，大巴浙F37211准时出发前往图书馆界的明星——嘉兴图书馆。开幕式上，主持人是嘉兴日报集团的总编（兼作协主席），欢迎的是嘉兴市文广旅局局长，致辞的是和巴金先生深有关系的两家单位——中国现代文学馆和巴金故居——的副馆长和常务副馆长。之后有点出奇制胜的事儿发生了，巴金故居除了给图书馆捐赠图书外，还与嘉兴经济开发区的塘汇街道签订了共建协议，有点要开始你侬我侬过日子的意思。最后，还发行了一个纪念封，上面是巴老爱吃的一道嘉兴名菜冰糖肘子，啊不，因为肘子名为烟雨楼，画面其实是南湖风景。

　　还没喘息，一个“四个半人”的集体讲座开幕了，图书馆二楼报告厅可不小，座无虚席。为啥说还有半个，因为知名作家孙甘露先生（上海市文联、作协副主席）身在上海，心系嘉兴，通过视频跟大家见面了。这个举动让主持人薛荣（作家，嘉兴市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前夜半宿没睡着觉，害怕孙主席出不来影儿或者没声儿……

作家孙甘露通过视频连线

　　当我竟然听到旁边听众的肚子里传出咕咕叫的声音后，讲座结束了，吃了点东西，一干人等有的坐大巴有的步行（大巴坐不下了）来到了塘汇街道的塘西街，寻访巴金祖籍的祠堂。一块明媚的足球场赫然眼前，午后的暖阳里，男孩子和女孩子们在里面猛劲地追着球跑，河畔的微风吹来阵阵叫喊声。讲解员是一位漂亮的姐姐，她说街坊里有一位百岁老人还保存着十五年前来此寻访过的一位学者的签名字条，名为周立民。这让周馆长大吃一惊！临走前，他请当年陪他一起寻踪的子仪姐姐给他跟足球场合了张影。他说，我想起巴老的一句话。巴老说“我唯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

　　多么抒情的一刻，活动到此结束了吗？并没有！！！大队人马又杀向塘汇街道的长纤塘文化展馆，这里有专门的“巴金与塘汇李家祠堂”展区。观赏结束，手札朗读会登场了。朗读的人不是主持人也不是专业的演员，而是各行各业的巴金读者，她们准备得相当认真，对书信的来龙去脉深有了解，引得还在场的教授、馆长们也参加进来。最后中学生们集体诵读了巴金的作品《塘汇李家祠堂》，里面谈到他的“斐卿哥”把他们费力修好的祠堂里的两扇大门卸下来给当了，听起来相当搞笑，对此，巴金义愤填膺地谴责到：“若塘汇的当铺不要门和窗子等物，便好了。”

　　你们是不是以为活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绝不！嘉图的副馆长许大文先生竟然给祠堂所在地的学校赠送了100个贴好邮票的信封，让100名同学手写一封信，然后寄出去。可以想见这些同学们冥思苦想、上下求索的样子，我默默祝福了他们，并想像自己变身为那些同学中一个，先翻出一篇巴金的散文，看准节奏，再翻成自己的话！大功告成！

　　综上，我觉得这次活动是个大场面，作为在东北边疆农村度过童年和少年的我来说，对文化和精神资源匮乏的痛苦有切身体会，那是彻底的贫穷。这次活动中，无论座上宾、主人家、办事的还是帮忙的，他们的致辞、发言和朗诵，没有应付和厌烦，都是认真准备、诚实回答。读书和写作，里面的快乐和痛苦，都是一种高级的精神活动，每一个人都把自己品味后认为好的东西拿出来分享，有知识，更有对人性和道德合理性的探寻。在好多瞬间，我被那些单纯与丰饶打动，体会到一点美美与共的意思。在这样真诚的活动中，哪怕消灭掉一个毫无文化思想简单的脑残，也就为高原与高峰的出现增加了一点可能性吧。

“温暖的友情——巴金与友朋往来手札展”开幕式

挺用心

　　这是一个热闹的活动，不过很多人游离在热闹之外，他（她）们是尽心尽力的张罗者。就拿《嘉兴日报》副刊“江南周末”的主编沈秀红来说，着一袭浆果色长衫的她的身影，无论哪里都能看到，却总是不言不语。我看她日夜处理会务，已经累得说不出话了，睡眠严重不足让她双眼肿胀，眼神迷离，在半夜离开宾馆的时候一一叮嘱好司机第二天的行程。嘉兴日报客户端的报道简直快到变态，晚上10点结束的活动，12点血肉丰满的报道就出来了，我看责任编辑的后面，署着她的名字。无耻地上前聊了几句，她只淡淡地说“用心做，哪有做不好的。”如果说内容生产是她这名责编的责任，那么上下左右联络，丰富活动的内容又是谁的责任呢？秀红说，都是我去跑各地方要钱，太累了，不过嘉兴对巴金纪念不够，应该办这个活动。我所有的时间都给了工作，好在孩子大了。

　　默默地还有很多没见面的人。活动刚一结束，巴金故居“信息量巨大”的微信公众号立即面世了，图文编辑忻世超和速记整理、视频编辑张瑞琪都在上海严阵以待。读着推送，眼前飘过世超欢快呼出一口气的样子：“前方小伙伴太给力，终于不用搞到12点以后啦”。然而搞到12点以后的还是有人的，她连署名都没有。现代文学馆的公众号在00:09分转发了巴金故居的公号文章，对比原文，发现修改了标题、领导讲话并增添了照片。可以想见这个发公众号的人经历了什么：修改、追着领导三审、反复修改……她叫辛昭瑞，是网络信息部的主任，母亲刚出院在家由她照顾，父亲又由她亲手送进医院。

　　我还看到嘉兴的作协主席杨自强，家里等着他主持晚辈的婚礼，他还是坚持到晚上才回去喝喜酒；看到嘉兴文学院院长陈双虎拖着中风后遗症的病腿，跑前跑后协调；看到巴金故居的周立民馆长对巴金所有资料的熟稔和深情的发言以及18号清晨5点多就挥一挥衣袖踏上了去天津的高铁，只留下一个宽阔的背影；听到嘉兴图书馆许大文副馆长恳切的发言，想见了这位致力于嘉兴民众爱上书香、一年举办5000场活动的当家人的付出；从嘉善赶来的子仪是民间读书会的核心成员，朗诵会的朗读者们基本由她组织，她的工作是当地国税局……

　　除了责任感、热情，他们从事如此高度耗能的工作的动力或者说压力来自何处？这后面的文化机构管理体制与社会上文学的生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孤陋寡闻的我现在回答不上来。我只看到，文化官员、学术精英、媒体、民间的链条因为这些默默者的努力打通了，高堂讲章与民间活动其乐融融。拿工资的人在做服务，除了为领导和自己服务，更多在为“社会”服务。中国作家协会大楼的内墙上镌刻着毛泽东主席的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也说，“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公众文化服务的作品是什么呢？是深入的研究吗？是形式多样的传播吗？是读者和观众的沉浸式体验吗？是不是背靠专门的研究机构、学会，再面向公众踏实做好活动，就可以解决“普及和提高结合”的问题？这样做的乐趣和创造性在哪里？怎样才能把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艺术按照艺术生产和传播的规律反馈给生活？我似乎更无法回答了。

嘉兴市民在展厅驻足观看

好人家

　　现代文学大师云集，巴金先生以人格魅力和“事功”团结和凝聚了一众愿意为他奔走的人。他不懈追求真理，在中国传统的感伤颓废与革命的激情中间找到道路；他热切关注时代重大文化和精神问题，在“文革”后奋力探索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理结构，回答时代进程中国人最关心的一系列问题；他始终将自己放在普通人的位置上，在岗位上，只求付出，默默努力，追求人性和道德的完善。

　　巴金教导我们向内寻求，认识自己。现在有一个热词叫“内卷”，大家都进入一个高度耗能的死胡同和死循环，而巴金号召我们“做一个人，做一个独立的人”。他的思考扎根在中国人的思维结构里，联通古典与现代。先生除了以作品感染人，更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感召人。一个人若以追求人格完善而不是功成名就为理想，就会重视人的尊严、自由、平等以及自我实现，一个社会若以追求人格完善为价值导向之重要内容，就有可能塑造出有理想、有责任感、有同情心和重视给予奉献的人。我想这也是巴老的活动能做得长久、做得深入的一个原因吧。

塘汇李家祠堂旧址

（现为笼式足球场）

载于《点滴》2020年第6期

　　《点滴》是巴金故居内刊，每年出版六期，内容与巴金及其著作有关，也旁及巴金同时代的人和事。欢迎读者投稿，诸如书评书话，读书札记，忆人论事，行旅所见等，惟求文章有点史料有点故事有点趣味；要朴素，不要流俗、滥调，更不要庸俗；那些短小精悍、大刊物上不发的文章，只要是率性之作，也欢迎来稿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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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瑞琪

图文：朱银宇